民主中国首发文章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令计划拍马文章怎么回事?峰回路转还是回光返照?
长期以来,海外媒体沸沸扬扬话说令计划。“新四人帮”和“政变”的传闻以及令氏家族腐败的指控,尤其是官方媒体甚至差不多要点名了。令计划能够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显然是中共高层放出一个信号,那就是令计划还安全,令氏家族问题与令计划无关联。问题在于,这是权力斗争妥协的结果还是其他原因?中国的政治都是暗箱操作,外界只能根据一些现象或小道消息进行分析,当然专制权力的内幕斗争在中国已经数千年了,很多猜测往往八九不离十,这说明了老一套的东西是有迹可寻的,也是有一定规律的。
秦永敏:周永康案和中国民主转型(上)
周永康案再大,对中国历史来说也不过是一个小事,和民主进程更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就当今中国的现实来说,这个案件又确实对中国的民主转型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为什么?道理并不复杂。可以说,周永康案是一个催化剂,它是当今中国各种矛盾的焦点,社会上下和统治者内部的种种问题都在这里交织,它的出现使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局面悄然改观,从此进入风云激荡瞬息万变的狂飙突进时期。本文从多种角度审视周永康案带来的各种社会反映和社会效应,最后剖析一下其对中国民主转型的催化作用。
孔布:周永康核心罪行包括双手沾满战友的鲜血
周永康的核心罪行是什么?作为中国的“维稳沙皇”和“政法王”,他主导下的“维稳压倒一切”,使司法机关承担了其不应也无力承担的非司法活动,其结果是扭曲了制定法的既定规则,把中国变成了古拉格集中营,遍地访民,遍地精神病院、遍地上访学习班和训诫中心。同时,司法机关变成各级“一把手”的看家狗,其中各级检察院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各级纪委行使“双规”的打手,党指在谁身上,他们就打到谁身上,被打死和难以忍受肉体及精神折磨而自杀的官员无计其数,在媒体上公开报道的案例也早已经不是新闻。在周永康制造的人权灾难中,不仅普通百姓是难民,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同样是难民。周永康的双手不仅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也沾满了战友和同事的鲜血。


野火:刘将军,该解决的是你自己的思路问题!
据官方媒体报道,原中国军事科学院院长刘精松上将在2015在《环球时报》年会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赫然声称,必要时依法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他并宣称,作为军人,我们为统一祖国而战而感到无上光荣。笔者不怀疑解放军以现有的军事实力可以把台湾岛打个稀巴烂。但对一个已经民主过的地方,打下来又能怎样呢?难道到时还想如网民们所调侃的——“谷俊山保证后勤供应,王立军负责维稳,司马南挑起宣传,赵本山主管文工团慰问”的方式实施殖民统治?刘将军难道对今天的国际形势和台湾民意一无所知吗?今天的国际形势,已经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完全不同了。台湾已经不是需要解放的问题,而是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协商统一。人家那边厢的老百姓已安居乐业,文明转型,自由民主,世人共睹,而这边厢的你们,却几十年来不停地对人家喊打喊杀。可见这位刘将军的思维仍然停留在冷战时期的毛式阴影里。

付勇:争取人权与公民权是实现民主的关键
文革结束以来,伴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普世价值的启蒙弘扬,中国公民的人权意识得到普遍增强,公民维权运动日益扩展,中国人对人权的渴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但是,中共当局出于维护自身垄断地位的需要,只有限放开了部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自由,而在政治上依然采取高压维稳政策,不但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还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随意篡改联合国制订的普世人权标准;中共当局奉行“党权至上”,把自己凌驾于国家和宪法之上,致使中国依然是“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党主而无民主”,进而导致“党权”不受任何制约,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不断遭到肆意践踏。因此,废除一党专制,争取人权与公民权,争取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乃是实现中国民主转型的关键。
刘逸明:唯有实行宪政民主制度才能堵住官员失踪与外逃路径
中国有党主无民主,有宪法无宪政,官员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民众的选票,而是来自于上级官员的任命,即使是宪法明文规定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村干部,也带有指定和任命的色彩。这种权力产生方式注定了官员不会真心诚意、全力以赴地为人民服务,而只会为自己和上级服务。中共太原市委组织部长李志江显然就是这样的官员,否则就不会如此不负责任地离开自己的官位。李志江对民众不负责,但他对上级负责,对家人负责,他这一走,和他有牵涉的上级官员自然就安稳了,家人也就放心了。要彻底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既要加大反腐力度,重拳打击国内的贪官和竭力追回外逃的贪官,还要启动政治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真正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否则,官员失踪和外逃的现象决无可能从根本上杜绝。
余杰:共产党是一只会变色的恐龙——罗旺?卡立克《我是世界最大党:谁在统治及如何统治中国》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普利策奖得主纪思道日前撰文指出,当习近平刚上台时,他以为习近平会开放一些事情。“天啊,我真是大错特错了!不仅没有开放,而且似乎日益清楚的是,虽然习近平可能会深化某些方面的改革,但总体而言,他是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迄今已在多个方面采取强硬立场。”这位观察中国多年、会讲中文的学者感叹说:“对我们这些热爱中国的人来说,看着这个国家在习近平领导下朝着民族主义和专制的方向发展,很令人痛心。”那么,美丽的误会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在我看来,那是因为西方观察家——也包括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常常夸大中共统治者在个性、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方面的差异,进而一厢情愿地将民主意愿投射到他们身上。实际上,中共历届党魁之所以从中共特殊的人才选拔机制中脱颖而出,乃是因为他们对党忠心耿耿,矢志捍卫党的地位和利益。

王德邦:一个值得时代铭记的人——纪念曹思源先生
知道曹思源其名是1985年,当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企业改革与破产问题是社会舆论探讨的热点,而曹思源先生则正在中南海领衔起草《破产法》,自然是高校关注时政学生们议论的焦点人物,当然也具有许多神秘而传奇的色彩。深为曹思源先生的勇敢担当而感动的是1989年,当年春夏反腐爱国民主运动后期,为了在和平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那场运动,也为了阻止暴力戒严可能带来的流血,曹思源先生挺身而出,联合一批全国人大常委签名动议召开人大特别会议,争取取消戒严,一度给运动带来转机,也寄予了善良的人们对社会良性转型的希望。然而,当年6月1日曹思源先生却遭到当局秘密抓捕。三日后,北京出现大屠杀,中国当代一场民族悲剧终未避免地上演了。曹思源冒死推动的议会化解社会危机之路戛然而止,他自己也因此陷狱一年。此后二十余年,曹思源一直致力于宪政研究和修宪建议,著述颇丰,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资源。
章小舟:《零八宪章》与《大宪章》外因条件之异同(上)
备受瞩目、广受赞誉的《零八宪章》已历时六个春秋。《零八宪章》成长的岁月,发生了不少与之相关的重大事件,如,《零八宪章》运动主要发起者之一刘晓波先生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零八宪章》签名总数已达13288人。同时,《零八宪章》也饱受中共文痞们大肆攻击,如臭名昭著的《环球时报》近日便发文《刘晓波等搞的“零八宪章”是违宪行为》,以所谓“违宪”等荒谬逻辑和陈词滥调攻击刘晓波先生和《零八宪章》。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任何专制势力也阻挡不了浩浩而前的历史潮流。《零八宪章》已如春风化雨般源源不断地滋润着一个个盼民主自由如盼甘霖的焦灼心灵,润物细无声地改善着极权中国的政治生态,以简洁概括的理念表达一刻不停地发挥着启蒙作用,以由心到心的传播方式须臾不止地扩大着受众数量,在相当数量的觉醒群体和民主群体中引发了共鸣,最大限度凝聚了共识。谨以此文献给为推动《零八宪章》运动而不懈努力、持续付出的民主群体、公民群体和尚在狱中的、身为《零八宪章》运动主要发起者之一的刘晓波先生!
李金芳:勇为农民争权益,志在合众建农协——记因“煽颠罪”获刑的赵枫生
赵枫生,湖南省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氏,1977年出生,著名农民维权活动家,《零八宪章》联署人。赵枫生一直致力于筹组“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并为此付出极大的努力,开展了大量实际工作。对于农民如何组织起来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又繁复的工作,如何依法争取农民的最大权益,寻求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诉求平台,必须要让农民们放弃奴隶式的小农意识,懂得什么是普世价值,什么叫独裁,什么叫宪政,什么叫结社自由等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希望在于公民社会中千千万万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勇于为争取个人自由和权利而不懈努力的公民们。赵枫生——你为争取广大农民的平等权利和自由而失去了自由,但和你持有相同理念的中国公民也会和你一样,前赴后继,自强不息,团结互助,坚忍不拔,为把中国建成一个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的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而努力!
华逸士:周永康案折射出中国的索多玛困境
中共治下的红朝已经沦为索多玛与蛾摩拉。红朝的贪婪、愚昧、自私、短视,红朝的暴力与谎言,信仰自由的缺失,与道德的精神分裂,不仅将中国人民推入了绝望和苦难的深渊与困境,也使索多玛之城淫乐的特权阶层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自习、王执掌国柄,厂卫四出,缇骑夜行,一方面如许志永、郭飞雄、孙德胜、赵常青、丁家喜、张林、李化平、周维林、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于世文、唐荆陵、王清营、袁新亭、姜力钧、吕耿松、陈树庆、高瑜、浦志强、徐志强、姚文田、铁流、郭玉闪、黄凯平、寇延丁、徐晓、薛野、沈勇平(其中大多是《零八宪章》签署人)等一大批温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律师、作家、记者、维权人士纷纷陷入囹圄;一方面极权的铁手为收取民心,对草根出身的贪腐官员大规模清洗和打击,唯独红二代、血二代的权力家族毫毛未触,邓、江、胡、李、朱、曾、温、习等家族,尽管彭博新闻社、纽约时报及维基百科对这些家族的财产,以及海外离岸金融公司进行了大量披露。这种极权的有选择的“定点清除”,正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固权术,透露出红朝的心虚气短和道德上的捉襟见肘。

紫电:自由的力量——贵州民间第十届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
联合国在1948年12月10日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已经在这个世界传唱了半个多世纪,却不允许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丝毫声响。贵州民间人权研讨会为了让人权的声音传到中国,历经十年,在每一个世界人权日到来之际,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号召,向我们身边的人们介绍《世界人权宣言》,把复印的《人权宣言》和联合国框架下颁布的人权文件散发给大家,并组织召开人权研讨会。我们的活动遭到了警方的疯狂镇压,但我们不会屈服。我们不能在失去自由下永远爬行在世界文明的黑暗边缘。中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为了夺取政权承诺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在他们得到政权后就立即加以剥夺。这一历史事实证明,自由不能靠统治者许愿和恩赐来获得。中共统治者在半个多世纪漫长的时光中,只是在党制订的宪法里面摆放着自由、民主、人民权利的画饼,但这一纸面上的画饼是不能填充我们民族自由的饥渴的,真自由只能靠我们从专制统治者手中夺回。我坚信,中国人民一定会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抗争建立宪政民主政体,实现自由。
一周新闻聚焦:国际人权日:各界呼吁释放刘晓波等良心犯
也许会有人注意到,国际人权日到来之际,西方民主国家政府和政要直接发声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似乎只有美国。中国的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化,而西方民主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已经发展到恐惧中国政府的地步,尤其是避免批评中国政治制度和人权状况;而中国政府不再韬光养晦,咄咄逼人向西方国家示威。例如在香港“占中运动”上,英国议员的批评招来中国当局的签证“制裁”,英国政府更是唯唯诺诺,害怕中国在经贸上给小鞋穿。欧洲其他大国也是如此,为了本国经济利益,大都不再发声关注中国人权状况。
向宪诤:防不胜防的“关键时候掉链子”——论专制国家民主转型前的最后环节
当今世界上最庞大而又号称“无所不能”的共产党政权就是中共了,它还在执政,还没有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但按照如今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以及维稳力量、经费居高不下,其实是告诉人们“执政党在关键时刻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无论是中共内部的权贵统治集团,还是军警特保,任何维稳力量也防不住未知的突发事件,中共随时都可能发生“关键时候掉链子”,这也是民心所向、或早或迟终会发生的事情。我们通过世界各国曾经存在过的共产党政权的兴衰规律看,兴有时,衰有时,时代潮流不可逆转,或许新一波民主化运动来临之时,就在某一时刻的一瞬间,或许一夜之间发生,局势很快就改变了,就像东欧很多共产党国家倒台一样,比多米诺骨牌倒下的速度还快。当然,最大的可能是和平演变,少一些动荡,就像东欧国家“天鹅绒革命”一样悄无声息地发生,这样有利于未来民主中国的快速转型——期待这样的中国梦早日成真。
陈永苗:民间主体性在民国当归中重建
过去,公共知识分子试图标榜独立性,独立于体制和民众之外,来塑造一个似乎高于体制与民众的道统性位格。其实在外界看来那是猫手中老鼠的自大。试图超越公知的局限,然后现实情形没有重大变更,民间政治还是没有自己的地盘,还必须在体制内和边缘客场作战,其位格还是有可能被体制化吞没。民众自己有了自觉之心,不需要来自精英的代表,也就意味着这种政治,是建立在公民社会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代表权之上。民国与人民的一致性在政治中在场,以人民的革命权作为政权的根基,而不是以知识分子的代表权作为根基。大陆民国派,应该找到自己的民国,认清自己是大陆沦陷区的主体性,以公民维权为支点展开超政党政治,以积极行动争取民主宪政。
孟泳新:发动“解放战争”的毛泽东与发动“靖难之役”的朱棣
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基本的认识,可分为二分法与三分法,即把它仅仅看作为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蒋介石与毛泽东双峰对峙的斗争史,此为二分法,或把它视为是,孙中山蒋介石,陈独秀毛泽东与梁启超张君劢三峰既对峙又相互之间分分合合的斗争史, 此为三分法。笔者认为,唯有采用中国近代史主线的三分法,才能清楚地明白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本文通过朱棣由于方孝孺揭穿“燕贼篡位”而灭方孝孺十族 ,毛泽东为了发动“解放战争”夺取政权而大肆地篡改与伪造历史,说明由发动非正义的“解放战争”而建立中共专制政权的毛泽东,与发动“靖难之役”篡位篡来帝王权力的朱棣一样 ,非常注重虚构自己的政权的“合法性”。不过,这只是朱棣和毛泽东的一厢情愿罢了。
沙果平:炮制低俗“神曲”,掀起新造神运动
习近平登基后向世界宣示,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坚定不移地摸着石头走河里的特色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他既没有“打左灯向右拐”,也没有走所谓的“第三条道路”,而是按照薄熙来的既定方针办,重走那条铺满尸体的老路。他把毛泽东时代的“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等政治帽子,翻版成“寻衅滋事”、“颠覆国家政权”等政治罪名,使中国的思想专制更加严酷;他把毛泽东“解放全人类”的反人类梦,伪装成复兴帝国的“中国梦”,使民粹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他把毛泽东的运动式打走资派仿制成运动式打老虎,使中国与宪政的距离越来越远;他复制了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抄袭了毛泽东的古田会议,又把《毛主席语录》的形式嫁接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句读》,还出版了新的“红宝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越来越像“毛泽东第二”。党的理论家们正在重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毛泽东第二”的出场做铺垫。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一首“中国最牛神曲”。
闵良臣:就是要把公民教育喊到“甚嚣尘上”
说到公民教育。在中国大陆,提倡最力,近乎大声疾呼的莫过于已经去世十一年之多的李慎之先生。1949年后,特别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从没看到有人会像李慎之先生这样一连三年(九七、九八、九九)一次又一次呼吁国家要重视公民教育,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章中表白自己如果还有来生,最想做的就是一名中学公民教员。但是,如果李先生地下有知,听说他离开这个世界十余年后,这个国家非但没能如他希望地广泛宣传公民教育,很多身体力行者反而为此犯下了“寻衅滋事”罪,去了他们绝不应该去的地方,该是怎样地揪心痛苦!!!要想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首先就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可以公开集会、结社、罢工、游行,同样可以自由组党。没有这些实际内容,什么“和而不同”,什么“核心价值观”,乃至需要两百年才能实现的“中国梦”,都不过是由于政治需要而与国家与世界所做的一场游戏罢了。


李大立:天上掉下一塊大餡餅
30年后的今天,中共的“改革开放”己经走到了尽头,僵化的政治体制己窒息了半自由经济的进一步改革,生产力的释放已后继无力,竭泽而渔的掠夺式开发己令资源枯竭,贪腐权贵官僚资本主义造成国富民穷,内需不振,生产过剩人民却消费不起,不得不大量亷价倾销国外,将中国变成被外国层层盘剥的劳动力密集型世界工厂,中国人创造的劳动成果,中国人自己却无权享受,中国人民辛苦得来的血汗钱却被国家变成外国的债券,让外国人借中国的钱来购买和享受中国人的劳动成果,如此的延命经济危如累卵,到了“外汇储备”爆满,外国再不继续向中国借贷,或者任何风吹草动,外债偿还失灵之日,就是中国畸型经济泡沫爆破之时,现在连中共统治集团都意识到了这危险,不得不惊呼要“可持续发展”。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天上掉下的馅饼也吃不了多久。中国当权的“红后代”是在闭关锁国贫穷愚昧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红卫兵,缺乏现代文明教育,根本不具备管理现代国家的知识,更没有国际视野,坚持反自由、反民主、反宪政的一党专政只能使自己走上一条万劫不复的绝路。

冷万宝:是谁让一个民营企业家沦为乞丐
“你一个人身上背着78件案子,给你解决了,要牵涉到多少人,考虑到社会的稳定,知道你冤,但也没有办法,只能可你一个人来了。”这是在司法部门工作的一位官员对遭到不公正待遇的一个民营企业家如是说。这个身背78件案子的曾经辉煌过的民营企业家名字叫李春日。……笔者想说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但是如果这个社会的稳定是建立在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那么这样的社会稳定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这样的稳定无论是靠多么强大的暴力和天花乱坠的宣传来维持也是脆弱的和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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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
罗茜:挑战制度已成为中国权利冲突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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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中国编辑部
《民主中国》征文启事

中国民主转型是一个长时段、超巨型的系统工程,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建设是这一系统工程最重要的基石。宪政民主政体的创设,有赖于发育成熟、功能健全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建立。诚如英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所言:“自由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亦即立宪国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因此,本刊决定在2014年开展“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征文活动,时间自201411日起至20141231日止。

应征文稿可从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民主转型的关系、中国民主转型的社会基础、来自民间的转型动力、中国公民社会与公民运动近年来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互联网和科技革命对公民社会发育的影响、怎样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民主实践和公民维权与公民社会建设的互动关系、如何争取公民结社组党的自由权利以及世界各国各地公民社会成长发育的理论与实践等各个方面进行论述,提出意见和建议。本刊愿意为大家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交流平台,乐见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争鸣与切磋,盼望各方贤明不吝赐稿!对您的支持与参与,本刊谨致以诚挚地感谢!

 来稿请在题头加注“征文”字样,以便与其他稿件区分。每篇征文字数不得少于2000字。来稿一经选用将在本刊首发,并按本刊规定给付稿酬。

 来稿请寄编辑部信箱:

minzhuzhongguo@yahoo.com

 特致谢忱!

 《民主中国》编辑部 2013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