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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立:如何做负责任的大国——评中国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叙利亚局势提案
中国政府既然明知坚持“主权大于人权”的过时观念没有国际市场,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支持那些即将被历史抛弃的独裁者呢?中国已经伤害过塞尔维亚、伊拉克、利比亚人民,今天为了巴沙尔一人又得罪了常年进行感情投资的阿拉伯诸国,当巴沙尔下台后,岂不是连一个中东朋友都没有了?中国政府在国际上需要做的是反对独裁暴君,保护平民权益,除暴安良,这才是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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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胜利:王立军之中国死穴?——“法治国家”匮乏的必然结果
中国至今仍是一个人治国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变道,同车夭亡!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形同虚设,无法保障任何公民包括党政领导人的基本人权;而且13亿多公民没有任何管道对这个国家的中央和各级地方领导人行使自己的“投票权”,来决定这些领导人的命运。王立军的悲剧乃是“法治国家”匮乏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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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月:中国民主转型的民间思考——推介王天成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
许多国家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并没有发生什么天塌下来的大劫难,相反,人们收获的是解放和自由。如果没有冲破言禁和党禁的勇气,怎么会有自由化与民主化的开端呢?幻想着在当局主导下慢慢改良而不承担任何一点风险,怎么会有民主转型的实际启动呢?传播民主转型的知识,不仅有助于增强人们面向未来的勇气,激励更多的人为未来采取行动,也有助于在未来更好地管理民主转型的过程、争取民主转型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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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关于革命与民主
革命原本就不是用来实现民主的,它一直是、甚至仅仅是人民反抗暴政的最后手段,是人民面对恶政府坏政府万般无奈之后的痛苦选择;就算革命可以实现民主,那又如何呢?民主政治终究要在持续和平、公正、自由、诚信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良好实施,烈火硝烟、你死我活,对革命者是常态,对公民和选民来说,则是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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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福祯:突破既得利益瓶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
迄今为止,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长期缺位,一直没有真正启动,所以根本不存在渐进政改还是激进政改的问题。存在的只是如何突破既得利益瓶颈,开启现代民主政治的进程,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问题;存在的只是是否放弃一党专制,尽快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良性转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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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怎么办与做什么——乌坎事件思考
权力就是一切、枪杆子就是一切,害了刘少奇、彭德怀,害了毛泽东的家人,更害了中国,害了数亿百姓。看来还会再害一遍。我们倒是要想想,如果崩溃来临,中国将怎么办?我们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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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破解毛共军事神话——读芦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六十多年来,史德的败坏更导致了民德的衰微。就今日治史者拨乱反正的方向而言,我们从俯视角度破解毛共神话的出发点就成了一种必需强力驱动的矫枉性趋势,这样的“主观”或“成见”正是返回客观真实的一个强势的动力,就像火箭要飞向太空必须增之以摆脱地球引力的加速度不可。所以,余英时牢不可破的成见和芦笛对此成见的大力坚持,以及芦笛在他的这本大书中力求客观而做的实证工作,都是值得赞赏的,也是笔者撰写此文,急起直追,努力去推进和扩展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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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庆海:法律与道德的定义——与张辉先生商榷
基于每个人的自我感受而言:所谓法律,就是外在的、来自他人的约束;所谓道德,就是内在的、自我的约束。基于社会文化而言:所谓法律,是世俗权力机构的意志,是王权或曰政权的象征;所谓道德,是信仰的意志,是神权或曰宗教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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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英:一周新闻聚焦:乌坎村海选“选委会”,“乌坎模式”形成?
经过充分酝酿准备工作,备受关注的广东乌坎村2月1日举行了一人一票的村委会前期工程,选出11人组成的选委会,“乌坎模式”或许正在形成中。对于乌坎村开始的民主选举进程,许多外媒给予了高度评价,甚至中国媒体也进行了正面报道和评论。海外舆论普遍认为,温家宝谈话时力挺汪洋进入十八大中央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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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于密:吴英案,希望最高法院能针下留人!
康德说,人不可以作为工具,人就是目的。金钱,不论什么形式的金钱,都只是工具,其价值不应该高出于人的生命。以经济问题判人死刑,不过是把人视为工具,是过去“为了集体一捆稻草,可以不惜牺牲生命”的错误思维的延伸。再说,同是经济犯罪,赖昌星案涉案金额和危害程度远在吴英之上,为什么赖昌星可以免死,吴英就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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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色:那时康的事儿
莫须有的罪名让村民们瞠目结舌,“3•14”的阴影浮现眼前,只得忍气吞声地回去了。没过多久,他们中的一位,名叫斯朗巴觉,果然被抓走给判了三年的刑,理由是工作组下乡的时候,他冲着他们吼了“嘎嗨嗨”。而“嘎嗨嗨”早就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被定性为“藏独分子”发出的狼嚎。相信吗?在斯朗巴觉的判决书上,还真的写着这几个字:“他吼了‘嘎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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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爱宗:严重侵犯公民生育权的计划生育制度当尽早终结
生育权神圣不可侵犯,是天赋人权,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恩典,“生养众多”就是人权优先,要生养,自然生养,同时保障优生优育。世俗政权只能宣传计划生育的观念,引导人们优生优育,但不能强制命令只生“一个好”,更不应使用暴力强制推行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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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茜:评《人民日报》“中国的人权进步”的社论
《人民日报》针对“人权观察”组织发布的《全球年度报告(2012》发表了“中国的人权进步”的社论。该社论刻意美化中国政府对人权的粗暴践踏行为,把对人权的侵犯美言为“正常的”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乃至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常”的投票行为。并自欺欺人地向世人展示皇帝的新装——中国人权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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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声:朱虞夫会无罪释放吗?
朱虞夫等人的遭遇告诉我们,在一个没有民主、法治的社会,民众的人权是得不得尊重和保障的,如果谁敢于参加民主、维权活动,发表反对意见,谁就可能成为囚徒。要改变这种状态,只有社会各界一道齐心协力地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实现宪政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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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行健:革命与革命的中国问题
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证明,没有为了民主的政治革命就不会有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民主。你也许可以例举出很多政治革命以后依然不民主的例子,但你一定例举不出一个不经政治革命而实现民主的例子。这就是说,没有政治革命所带来的制度转型,民主就无从实现,而没有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则民主的目标就无法完全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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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武:中国民主化应从改革走向改制
在这种日益刚性化的政治结构下,指望出现个别开明领导人启动政治改革,开放党禁,实行宪政民主,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刘军宁先生说得好:“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改革已经没有空间了。……中国的下一步应该是从改革走向改制。改革的春天已经过去了,再来的应该是改制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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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永敏:中国民主化的路径探讨
暴力革命从来是双刃剑,它并不绝对带来民主,也可能带来新的专制,带来军人统治,还可能带来大动荡,以及带来大混乱从而使中国成为索马里式的失败国家。中国民主力量应尽力争取走“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的民主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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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常青:驳李泽厚论“改良”
李泽厚说:“今天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慢慢改良,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我认为他恰恰没有看清中国的国情,恰恰没有弄清改良的主动权掌握在执政当局手上,而不是掌握在民间手上。他基于错误的经验认知一味地倡导改良,断然地否定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一切革命,这对于他所寻求的“现代化”来说只能起到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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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克复:辛亥百年祭(之四)
我在编辑《告别神话》文集时,正逢辛亥革命百年(1911—2011)纪念。百年中国,经历了革命与战争,经历了动乱与挫折,人民是在血与火中走过来的。其间,中华民族经受了内祸外患的无尽灾难,付出了无比惨重的巨大代价。她是带着满身的伤痕跨入二十一世纪的。这个百年史,积累着许多经验教训,有待我们客观、科学地加以清理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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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茜:中共政权为何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软骨病
中共是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极不负责任的政治集团,向来只看重其统治地位和手中掌握的权力,只要能够掌握政权,可以完全置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哪怕出卖国家主权都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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