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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琳:没有改变的专制思维——稳定压倒一切
专制思维有一个显著地特征:固化秩序。固化语言、逻辑、道德、法律、价值的秩序,从而实现统治权力的稳定运行——稳定作为固化的成果是至关重要的指标。于是,专制思维的表现形式就是以稳定为借口铲除一切“不稳定因素”,哪怕这种不稳定因素是潜在的或仅仅是意识上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专制思维者总会草木皆兵,因为他们把一切正常的行为,正常的表达都看作是对秩序的挑战——他们无法忍受这种挑战,誓死捍卫。专制思维自始至终没有任何改变,改变的仅仅是手段。看到大棒,我们无比愤怒,看到橄榄枝也需要格外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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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改革已死,民国当归
“改革已死,民国当归”已成为超越“告别革命”历史高度的口号。民国派的高度在于其彰显的民国宪政价值的绝对海拔,四两拨千斤,而改革派的阴沟臭气就在于其彰显改革的腐臭。在今天我宣布,改革就是宪政的敌人。民国以后至今,政治上是退步的,改革则是更大的退步。共产国是大陆的荒漠化,民主的沦陷。在荒漠中长出一棵白杨,还是春风永不度玉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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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千卒:“六四”前后一周外媒直击八九学潮及镇压真相——六四记事之二
“六四”悲剧,令人久久不能忘怀。今天,我们回顾那个年月发生的悲剧,也是为了警戒今后的政府当局,因为任何时候针对平民和弱者的暴力流血,任何时候针对同胞的暴力犯罪,都会受到追究和惩罚,无论时间是早是晚,都会有被追究、被审判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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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克复:“民主集中制”的本质之思考(中)
“民主集中制” 是中共立党和党内的生活准则。中共立国后又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组织原则。但是,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民主还是集中,对此,许多人的认识是模糊的。至于新生代的中国人,也大都弄不清民主集中制的本质,弄不清这一制度是有利于中国的民主化还是相反;在向现代民主国家转轨过程中,是应当坚持还是修正这一制度?本文通过历史与理论层面的分析回答这一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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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永敏:论权利体系的成长(二)
由于政治权利就是对垄断政权的统治权的剥夺,所以,统治者总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放开政治权利,就是放开政治权利,也会千方百计的拉长兑现过程,拉长从少数人到全民、或者从基层选举到全民普选的过程。另一方面,买卖公平、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全民普选的民主政治及其前提公民权利,这样,无论统治者怎么得逞于一时,无论拖延多长时间,政治权利的立法和实施总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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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良庆:素质论和多数的暴政是反民主的伪命题(五)
亚里士多德强调为政应尚中庸。因为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共和政体是能够兼顾富人和平民两大阶级利益和情感的最稳定的政体: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现在,大家既然已公认节制和中庸常常是最好的品德,那么人生所赋有的善德就完全应当以中间境界为最佳。处在这种境界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僭主政体常常出于两种极端政体,而中产阶级所执掌而行于中道的政权就很少发生这样的演变。总之,政体及其最高治权关系到各阶级利益、情感和价值观,与素质论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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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英:一周新闻聚焦:各种传闻网上疯传,十八大前权斗激烈?
中共十八大举世瞩目。暗箱操作历来是中共专制政权领导人更迭的方式,8000万中共党员无权参与,十三亿中国民众也完全排除在权力游戏之外。权力斗争早已淹没了政治改革的呼声,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在进行争权夺利。薄熙来事件搅了浑水,离奇的剧情还在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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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从汪洋新表演看“十八大”幻想——南方报业全力抵制汪洋“斩首”
汪洋虽然会继续虚张改革旗号“入常”,甚至坐上“十八大”后的三号交椅,却不可能真正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是一个空谈误国、画饼欺民的政客而已。这只要看看近日南方报业全力抵制汪洋整肃,岭南百姓共愤汪洋在党代会望梅止渴,空谈幸福,即可管中窥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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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孤岛中的“自由公民”之梦
透过陈光诚的孤岛现象和民智渐开的苏醒变局,我们隐隐会看到某种希望的曙光正在临近。“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团已丢尽了它的脸”。那么,什么是独裁统治崩溃的临界点呢?当人民不再恐惧,也不再相信谎言,那就是独裁统治行将崩溃的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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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明:圈养活人卖肾,人性之恶还是制度之恶?
近日,江苏省公安厅对外公布了一批重大网络违法犯罪案件。其中一起是常州市公安机关破获魏某等人组织的出卖人体器官案。警方破获了圈养活人卖肾案虽然大快人心,但同样应该被追责的还有那些涉案的医院和医生。当然,公众对于此案的关注决不能止于涉案者被法律惩处和道德谴责,还需要对此案背后的深层次社会和体制原因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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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伟:陈光诚事件是“维稳政治”和“维稳经济”生育出的怪胎
陈光诚事件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除了政治目的之外还有经济利益在驱动,姑且将其称为“维稳经济”吧。本来世界上任何—个国家,都希望国内清静无事,麻烦越少越好。但吃“维稳经济”饭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须要有“麻烦”,才显得出他们所处的位置的重要,才有他们的“市场”和用武之地。他们才可以借此拿到大笔的“资源”进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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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秀辉:美国驻华使领馆成为“正常上访渠道”?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没有一块净土,只有一块租界是唯一安全的地方,是唯一说理的地方,是唯一申冤的地方,是唯一阳光打在脸上的地方。难道美国使领馆已经成为中国民众的“正常上访渠道”和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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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昶玮:官派和民派对峙三阶段和中国民主大转型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认为中国的民主转型是由于中国民间力量的成长壮大,并逼迫官方不得不与之分庭抗礼的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笔者观察研究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直到89年的六四事件,以及后来的民间力量的萌芽、初步形成,和最终成长壮大的一系列过程和阶段;并分析了为什么中国的民主化已经不可避免?从而给无论是中国今天的当权者还是民间知识分子,都向他们展示了一种清晰可见的社会发展演化轨迹,并且这一轨迹的下一点就将是中国走向民主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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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欣欣:权力的褒奖与褒奖的权利
专制者在以暴力做统治后盾的同时,软硬兼施,独霸或操控褒奖的权力,当作伪造其统治“合法性”的手段之一,按自己的意志确定褒奖标准,打造和宣传典型人物,用来粉饰现实,引导人们的言行,欺骗和操控社会,旨在利用人性的弱点,驯化现代奴隶和奴才,为其专制统治服务。这种虚假的褒奖光环不过是浮云而已。一个连人的权利都没有的奴隶,不可能有真正的尊严和荣誉。最高的荣誉来自真理的公义,来自民意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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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突破“非战时战争生态”困境
面对这种非战时的战争生态,一个社会不可能正常持久地发展,甚至根本无法持续下去,而在这种生态中,事实上也不会有任何个体或团体可以超然于外而成为幸免者。那么留给这个国家国民的选择就是要么逃离战争生态而奔向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度,要么忍受战争生态成为被侵害、蹂躏、欺凌的对象。而要想既不逃离,又不忍受,那么奋起抗争,努力改变现实就成为大家的使命。这就是“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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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中共高层是个“毛邓社会”
“毛邓社会”是毛、邓失败的产物,是中共政体失败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毛邓社会”是没有前途的:连毛泽东本人都干不下去的事情,“五不搞”辈、“薄泽东”流又岂能侥幸成功?连邓小平本人都难以奢望的“深化改革”,后邓时代的庸常政客又岂能轻易得手?关于“毛邓社会”,结论是:毛邓江胡之后,中共新一代领袖若要走新路、开新局,必须痛下决心,走出愈益僵化的“毛邓社会”,因为困于毛邓,则进退两难,抛开毛邓,或地阔天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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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克复:“民主集中制”的本质之思考(上)
“民主集中制” 是中共立党和党内的生活准则。中共立国后又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组织原则。但是,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民主还是集中,对此,许多人的认识是模糊的。至于新生代的中国人,也大都弄不清民主集中制的本质,弄不清这一制度是有利于中国的民主化还是相反;在向现代民主国家转轨过程中,是应当坚持还是修正这一制度?本文通过历史与理论层面的分析回答这一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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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英:一周新闻聚焦:陈光诚事件让中国当局脸面尽失,事态仍在发展中
陈光诚事件的确让中国当局头疼,不过,中共毕竟不在乎什么脸面尽失,丢人现眼的国际笑话也不是第一次。此次尴尬,中共当局也开动一贯的宣传机器,以文革大批判手法。用“内外交困”来形容中国政局不完全准确。因为危机主要来自党内和国内,来自于深刻的党内矛盾和社会制度矛盾,不管多少年来如何高喊和谐社会,其实社会危机却越来越严重,政治制度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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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良庆:素质论和多数的暴政是反民主的伪命题(四)
促使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是丰富、复杂的,很难用单一模式加以解释和预测,无论是抽象政原则、道德情感和神圣价值观,还是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或者其他什么决定论。人类理解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任何基于特定立场、方法和价值观做出的描述、判断和理解,都是一种意见而非真理,更不是客观真理。人们参与政治活动主要是利益、情感和价值观的需要,与素质高低关系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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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丰:抗拒民主化潮流令中共合法性动摇
为了社会良性进步与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民主自由充分实现,中国从来不乏为之奋斗的志士仁人。一旦时机来临,整个社会环境好转时,这类人士就会以加速度的方式迅速走向集中,并且联合起来。当下的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日趋活跃、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中。民主变革在中国已经不是很遥远事情了,而是迫在眉睫,近在迟尺。这需要广大同仁行动起来,并做好迎接的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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