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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勇：中国应实行联邦制
中央集权型的单一制国家结构给国家和人民往往带来更多的是祸而不是福，而联邦制则能有效地克服单一制的诸种弊端，有利于国情十分复杂的大国的优良治理。因此废除单一制而实行联邦制，不但是大国的最佳选择，也是一般国家理性的选择。尽管中国如今不仅综合国力在持续上升，并且因为财大气粗而拥有一定的国际地位，但因为没有造就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没有实行联邦制，没有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所以正在崛起的中国难免会重蹈历史上王朝兴亡的覆辙。而为了防止重蹈覆辙，那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既从观念上突破传统的框框，抛弃集权主义的思维模式：既造就宪政民主，又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既在理论上放手重构新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也在实践上建立中国的联邦制，最终彻底废除中央集权型的单一制，而让联邦制在中国开花结果。 |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大老虎”周永康被立案审查，振奋之中还有更大的忧虑
宣布周永康倒台决不是什么爆炸性新闻，没有惊讶，没有意外，中国无论是官场还是百姓，都知道这一天会到来。不管如何反腐，腐败还是照样丛生。还是西方人的话，权力带来腐败，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败。反腐当然会赢得民心，但能够敢于打“大老虎”并能控制社会的必然要带来集权，这也很糟糕。因为这使得权力更加得不到监督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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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瑶：大国之道和红卫兵思维
红卫兵有他们的思维惯性，他们没有任何道德束缚，没有底线，数其大者：无父无母，文革中薄熙来一脚踢断了他老爸的三根肋骨；无法无天，只要造反有理，藐视一切法律，打砸抢烧杀任所欲为；数典忘祖，无视传统，无数的祖坟被掘开，无数的文物被破坏；流氓行为，低级下流，明明濒临崩溃，却说形势大好，越来越好，自己连饭都吃不饱，却说要解放全人类；明明是打了老人，却美其名曰说是“搀扶”；编造罪名，随心所欲，只要说谁一句不满意的话，就可以定为反革命罪；到后来，“反革命”的名声太臭了，就取消了反革命罪，新设立了“颠覆国家政权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待到这两个罪名太臭了，又制造出“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和“寻衅滋事罪”，这两个罪名像一个大口袋，什么事都可以往里面装，朋友们在家里聚个会，在餐馆一起吃个饭，也可以说成是“寻衅滋事”而入罪，党国试图把所有异议之士都一网打尽。这样的“大国”，德不足以感人，威不足以服众，还好意思满世界自吹要做“文明大国”吗？ |
欧阳小戎：北漂逸闻录：同案犯之张林
要为中国民主运动找一个见证人的话，恐怕很难找到有比张林更典型者：他十六岁便从民主墙时代投身其中，以中学生的身份主持蚌埠民间思想沙龙——云梦沙龙；八十年代就读清华大学，积极参加当时堪称“民主试验田”的高校选举；一九八九年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其后又涉身海外，而后回国。两番遭“劳动教养”各三年、一度以“煽动颠覆”获刑五年、两次被“收容审查”共两年有余，五次牢狱之灾超过十三年（九十年代初，收容站的严酷程度丝毫不亚于监狱，甚至劳教队也不能相比）。除了民主墙时代因尚在年幼，没去贴过大字报，他几乎经历了这个运动的所有章节，并且在每一章里，都挺身在受迫害的最前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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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小舟：秋瑾精神在当代中国熠熠闪光
笔者所知道的当代反专制女杰们定然极其有限，虽将所知者尽数列出，仍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嫌。我坚信，当代已经觉醒了的、自觉踏上反专制之路的女杰们，是一个愈发庞大的群体。她们中有的坚守良知，独自为战，愈挫愈勇；有的积极出击，联络同道，声名在外；她们集中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真、善、美，普遍拥有基于普世价值观的女权意识，有力对抗着崇拜金钱攀附权贵的女人们所带来的恶劣风习，她们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人，打消了很多人对专制的恐惧，不少人周围都有一定数量的支持者，她们是民主宪政观念已深入人心的风向标，是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强大力量，她们使得以秋瑾精神为代表的清末女子民主革命精神逐渐复苏，愈发光华熠熠，深入人心，她们正在大步迈向基于普世价值的真正女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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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丰：建立什么样的政党才能有助于中国的民主转型
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在民主转型中，政党是关键性的力量。不管是作为民主化的推动力，还是在作为民主化标志的选举活动中，政党均不可或缺。要使中国的民主转型获得成功，就必须建立现代民主政党。可能的路径有三条：第一，中共体制内保守派与改革派发生分裂演变为两大政党（如真理党和社民党），这是最好不过的；第二，走中国公民监政会模式，让公民监政会和类似的民间政治组织合法化，然后逐步将公民监政会等民间参政组织培育成有能力执政的政党；第三，开放党禁和社禁，使民间社会可以通过竞争的方式和联盟的方式产生出若干个有执政能力的民主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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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丹鸿：西藏问题：帝国三部曲之三：转型帝国的西藏最终解决方案
图伯特历史中的吐蕃政权、萨迦政权、帕竹政权、甘丹颇章政权，尽管具体的施政者不同，但都是藏人：同一血缘种族、同一文化背景、使用同一语言文字、信仰同一宗教，可贯穿统称为西藏政权，藏人也认同是同一性的国家政治实体，因此可以说存在图伯特（西藏）政权的史实，能得到藏、中以及国际学界的共同认同。中国学者们从来没告诉过人们，1913年达赖喇嘛申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时，“全国90%以上的汉族公众”受到了什么“冲击”？图伯特还没有被“统一”之前，汉人这“最大人口群体的现实感受”是什么？1949年以前，中国人对那陌生的高原、对那里的历史、文化和人民有多少认知？“统一”六十多年了，除了狂热地坚持“自古以来的领土”，除了开发不尽的资源、除了对“藏独”、“分裂份子”的仇恨，今天的中国人对那片土地、那里的历史、文化和人民，不是仍然一无所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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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中国究竟在进行一场什么样的反腐？
一个社会被腐败蛀蚀了健康机体固然可怕，而一个社会被腐败侵袭得无法产生任何健康机制时，那就已经濒临灭亡、不可救药。诚如一个病人，当病初生时，健康受到侵袭，但体内尚能产生与病抗衡的机制，这时好坏处于相持阶段，倘若病毒已经摧残得人体都无法生长健康机体，那人的生命就彻底无望了。所以，中国社会如果不对腐败宣战，事实上根本无法前行，那些民主、法治、自由、公平、正义、权利等等都无从谈起，一切的改革与进步都会成空，一切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东西都无法产生出来，就算偶尔出台，也无法落实下去，社会的健康机制被摧毁殆尽，以至中国社会的绝望末世情绪弥漫。在此情况下，以反腐败为突破口启动政治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可以说是当今中国体制内外政治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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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明：企图为官员正三观，中组部自不量力
中共中组部近日发出通知说，要开展道德品行教育，要引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毛泽东所著的老三篇之一《为人民服务》中一段话。毛泽东的这段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是，他自己能做到吗？毛泽东在饿殍遍野的情况下，每天要吃红烧肉和山珍海味，在中南海声色犬马，造成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充满了低级趣味的小人，遗臭万年的暴君。都什么年代了，还拿毛泽东的话来教育干部，实在是贻笑大方。中组部的通知重弹“防止在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言论的鼓噪下迷失方向”的老调，更是充分暴露了中共统治集团反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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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伯炎：党国坐收“一国两制”钓饵引发港人强烈抗争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正在被“白皮书”铨改，港人的自治权利，被“白皮书”称为是北京赐予的，北京想给多少，港人才能享有多少，不要妄想过多的民主权利；这口吻，太像奴隶主对奴隶的口吻了。“香港，50年不变”——这句邓小平拍胸口的话，只是拍给撒切尔夫人看的，装的样子么？才17年，不就变了吗，中共政府当年承诺的“港人治港”已变为党人治港了。从董建华变到梁振英，也是党的色彩由淡转浓，岂不显示自治在淡化，党治在强化吗？现在，党索性把假面具摘下，玩摊牌了，露出一副要像管控大陆粤闽等沿海省份，加速香港大陆化的真实凶恶的可憎面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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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艾：论邪恶轴心对文明世界的危害
纵观一系列的事实，不难看出以俄罗斯、中国、朝鲜等为代表的邪恶轴心国对文明世界的冲击和危害有多么大。而这种温水煮青蛙般地危害却长期以来被文明世界所忽视或有意规避，长此以往，对全球文明社会的人们来讲真的是一种莫大的灾难。国际主流社会的舆论向来喜欢用恐怖组织一词来称呼像乌克兰亲俄叛军、哈马斯、基地组织等这些没有体面的正式合法“身份”的极端组织，殊不知，它们跟俄罗斯、中国、朝鲜等拥有光鲜的正式合法“身份”和以“国家”为单位的邪恶政权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这些名正言顺的国家政权才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也是对文明世界正常人类的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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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沧洲：死神也挡不住“上访”制度裸奔
上访制度的荒谬在于：从最初设置一根虚幻的救命稻草开始，这根稻草就注定最后要压垮这头骆驼。当奔波在上访路上的老访民年年劳而无功，新访民又有增无减，体制的怪兽培养出更多的小怪兽，小怪兽需要食物，小吸血鬼也需要吸血，从而形成了庞大的上访、截访生物链，在这个生物链上谋利觅食的群体，不能坐看着上访制度的消亡。令当局坐卧不安的是：上访群体的变异，上访者中一些人在网络的影响下开始维权，另一些人思考社会和制度的深层问题，还有一些人投身公民社会建设，为其他受害者和被逼迫者呼吁。越来越多的上访群体事件，无论是军转维权，还是拆迁维权，还是信仰维权，一层层把上访制度最后的遮羞布撕掉，频频倒毙的民众，爆炸声，血光，刀光，火光的映照下，你不难看清一个老掉牙的上访制度在裸奔，他老化的骨骼，衰朽的目光，踉跄的姿势，为一个时代留下了一地血腥和烂污，让新闻工作者目击一场新闻的盛宴，为未来历史学家留下古董和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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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不特定合作理论——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公民社会
个体的知识积累与社会道德修养是决定公民社会质量的关键，尽管主张公民社会生成可能的人们不会认可“人口素质差导致中国无法实行民主政治”之类的谬论。不过，这里面还是没法回避民主进程的速度与质量之关系。因此，可以说，公民社会生成过程中的知识价值供给并非仅为“书生事业”，而是重要的资源积累。尤其应当注意的是，知识价值供给存在两个非经典的路径：其一，基于宗教活动而来的完全个体化的自我认知体验与积累；其二，体制外民主政治群体不断扩展知识界面、提升知识层次。前一项意味着：在今天中国，宗教自由比言论自由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后一项意味着：在今天中国，储备公民社会知识价值比普及民主观念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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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一民：中国“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并停止其一切活动”的前景分析
未来中国必然是民主中国、自由中国，只是到来之前会经历一番艰难和曲折，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该付出的代价一定会付出，该到来的剧变一定要承受，比如“去共产党化”。停止共产党活动之前必然要定性其非法，这应是第一个要宣布的，也应是全民达成的共识。就好比一艘帆船必须更换那块破旧的帆布，修修补补无济于事，只能拿剪子一刀剪掉了事。共产党就是那块破烂的帆布，必须剪掉，才能换成新的。从其它共产党国家民主转型的历程来看，凡是剪掉共产党那块破烂帆布的，都不会再装上。这乃是说共产党不可能有翻身的可能了，如果人类花一百多年的时间来证明它是彻底失败的，就不会再度让其迷惑世人。再说，共运史上杀戮和灾祸的事情已经数不胜数，人们不会淡忘真实惨痛的历史。 |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网友和海外媒体嘲笑中组部《通知》自欺欺人
难道包二奶，耍裸官，贪污受贿，买官卖官，指鹿为马，栽赃邀功，拉帮结派，等等，都是西方道德？“为什么公仆烧香拜佛、算命信风水、找情妇包二奶玩通奸、贪污受贿、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原来这一系列违法犯罪、违纪违规的行为，都是受西方道德价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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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笼子里的总统与大道上的公民
台湾的公民运动，已经不是当年的党外运动那样充满了悲情与决绝的情绪，而是渗透了一种嘉年华式的轻松自在的雰围。一路上，卖臭豆腐、烤香肠、杏仁茶的小吃摊次第摆开，香气扑鼻——台湾的摊贩们不必像中国的同行那样，受到城管的打压和凌辱。人们在抗议政府的同时，居然还可以获得如同逛夜市一般的惬意。而总统府却被闪着寒光的拒马团团围住。拒马周围站满了全副武装、神情紧张的镇暴警察。这段时期超负荷的工作，已经让首都的警察难以为继了。马英九躲藏在总统府内，假装外边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偏偏就是不敢出来到凯道上跟抗议民众打一个照面。在抗议民众中，我听见有人嘲笑说，“我们的马总统才是真正的宅神呢”。是啊，一个政治人物，当总统当到了不得不“自我囚禁”的地步，也算是打破世界纪录了。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经说过，民主制度最了不起的成就，就是把掌权者关进笼子里。那么，马英九总统是不是实行了这句告诫，主动将自己关进了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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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柏涛：台湾公民社会成长和民主转型
上世纪70-80 年代台湾社会凸显威权体制与社会政治参与之间的严重冲突和矛盾，其制度结构和治理方式无法满足社会对政治参与需求的增长，于是促使民间采取制度外的行动来达成目的。一方面是社会精英试图通过组建社会组织及发动社会运动的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达到其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则是民间争取自身社会、经济权益的过程，它们也通过组织自主性社团等方式争取其特定利益，由此造成广泛的社会参与局面。这一发展过程不仅意味着公民试图建立其认为公平正义的社会，进而开拓属于公民领域的公共空间，促进公民社会成长壮大，而且直接促使台湾威权统治走向瓦解，民主转型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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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作为抗争的民国立场身份
自由只能外在共党，靠死要脸的他们自己投射于屏幕上。文化政治的，进不了政治中。理想目标之美好，只用来欺骗，手段之恶果，全转嫁民众。民生，那完全是掠夺集团的分赃。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小撮强盗点火，温饱了自己，把中国烧了。要命的是，这一小撮人自己爽了，还要代表所有人都爽。如果没有回到民国与民间一致的立场，还真没办法把这样的死要脸的面目看清楚。国民的出路并不在于接受招安成为“我党的人”，而是应该沉在下心来参与维权运动，建设公民社会，争取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守护民国或民间，进一步融入文明世界，像香港台湾一样。改革是土共笼子里的老母鸡，就算革命也是他们并不陌生的食物链最高端的野猪野味，唯有民国才是他们肮脏的无所不能消化的胃口目前所不能消化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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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立：1946年的内战责任
1946年宪法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法理上都无可挑剔。中共及民盟不参加制宪国大完全是自身责任，更不应该以此指责制宪。至于一些扩大总统权力的临时法条，那是在国共全面内战开始后，为应对战争的临时性法规，不能因此指责宪法本身。根据1946年宪法，1947年中国大陆人民进行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普选，选举出的代表在1948年召开了第一届行宪国大，这是中国宪政史上最了不起的进步，可惜当时已经开始的民主宪政历程夭折于随即而来的炮火。究其1946年中国与宪政擦肩而过的真正历史原因，在于毛泽东和中共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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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看李慎之批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的价值”
专制，是戗害人类自由思想精神的魔鬼，独裁者正是这个魔鬼的指挥官。正因为中国是这样一种专制国家，中国最最需要的恰恰是公民教育，让中国所有的人或99.99%的人都能成为合格公民。在李慎之看来，一个国家，没有合格的公民，不能建立起来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什么民主、自由都不可能成功——而这一切的前提，第一要做的就是要彻底改变中国的专制，直到彻底铲除。一个合格的公民，绝不需要在别人引导甚至是指导下才会思考才会作出判断，而且总是“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中国社会弄到今天这样一种情形，很大程度上，不仅普通国民，就是国家高层实际上也没有学会用自己的知性思考中国，思考世界，而是让主义让旗帜让所谓的“指导思想”在引导或指导自己，与其说是“向前走”，不如说是徘徊甚至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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