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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建军：1919年南北和谈的破裂——民国尽头是党国之二
南北和谈破裂后，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北洋派对南方政权的态度分歧最终导致北洋派系的不断分裂，1920年7月，北洋系内的直、皖两派发生武装冲突，此后不到5年时间，北洋势力迅速衰落。而对于1920年代的中华民国来说，北洋系势力的消亡无异于国之长城的倒塌。总体来说，北洋派对内坚持用武力统一国家，对外则维护国家主权，而且北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对思想言论钳制最为宽松的时代，连中共御用的历史文人都不得不说北洋政权在政治上进入了一个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方面，却出现了一个绚丽多彩、群星灿烂、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说法虽然印证了这些御用文人的无知，但也恰恰说明民国短暂的十几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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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乃修：中国当代第一黑案内幕：关于毛泽东绑架、监禁、亲见、胁迫、杀害林昭诸问题（四）
林昭冤案有两大问题最令人们困惑生疑：一、关于毛泽东亲见林昭问题；二、关于林昭冥婚问题。事实上，此案内情远远超越人们思维所止步的面见或亲审问题，那只是无数事实之一，即冰山一角。林昭案件是毛泽东亲自操纵、亲手制造的大冤案、大血案、大悲剧。这两大问题关涉此案真相，关系双方性格质量。这两大问题内情幽深、扑朔迷离，令人为之悚然、似难置信。人们关注此案、敬佩林昭，感慨系之、悲愤不已，但若不知这两大问题，就难以真实了解、深刻进入此案内情和实质。这两大问题密切相关，成为案中之案、迷中之迷，使林昭案件成为当代中国第一黑案、第一冤案、第一奇案。判处林昭死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这是有关林昭案件最重要的事实。这一事实对破解林昭血案具有重大意义。在我看来，林昭血案的核心问题，是毛泽东对此案自始至终插手、操纵直至最后发出指令、判处死刑、杀害林昭。毛泽东正是这个大血案的亲手制造者和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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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新生：中国决策制度的历史反思——“决策责任终身制”的哲学思辨
所有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都是通过宪法来确定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和根本规制。各国宪法都明确规定必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宪法和法律都赋予公众充分的话语权，公众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决策者必须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并且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正式的渠道回答公众提出的问题。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相互呼应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民主决策的最基本特征。当人们实施民主决策的时候，有些问题是不需要重新展开辩论的，因为法律早已做出明确规定。公众是民主决策的主体，因为公众不仅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修改国家的法律规则，而且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选择政府官员。对于政府官员提出的各项决议案，公众不仅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加以表决，而且可以对决策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监督意见。专制国家则反其道而行之，完全剥夺公民参与决策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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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国标：焦庄保护计划方案——中国乡村历史性转型的一个摹本
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的历史性转型，从根本上讲是中国乡村面临这样一个转型。实现这个历史性转型，需要有文化、有阅历、有情怀、有情趣的人士投入心力。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是失血的。农村长大的孩子，有点儿出息的都飞走了，不管不顾她了。现在到了一个文化上反馈和反哺乡村的历史转折点！焦庄是我生于斯张于斯的故乡，我对那里的一草一木充满深情。在这个历史性转型中，我希望我的故乡，乃至其他更多人的故乡，都能够逃过这场乡村灭绝潮，不仅存续下去，而且能够获得品味上的跃升。这个《焦庄存续计划方案》即出于我一片鹦鹉救火般的赤诚。几千年来，如果说凝结犹太人的是一本旧约圣经，那么凝结中国人的就是故乡和祖坟。中国诗文里，从诗经到今天，乡愁是一个常青的话题。中国人决不能成为没有故乡和祖坟，不复知乡愁为何物的一个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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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没有文革就没有后来的邓小平——揭露邓小平极左的一面
大量历史事实表明邓小平在文革前很左，是文革或者说是毛泽东把他一再打倒，才有了后来的邓小平和老邓支持改革开放。大家不要以为邓小平后来搞了改革开放，搞了深圳特区，1992年南巡时还说了不要争论姓资姓社的话，甚至肯定了深圳的资本主义试验，就说明他“右”，说明他喜欢市场经济，喜欢资本主义，喜欢西方“那一套”。你错了！真是那样，他后来也不会那么起劲地、甚至是凶神恶煞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顽固不化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死命地维护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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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明：新“净网”行动，又是挂羊头卖狗肉
当局的“净网”行动隔三差五就来一次，但在民间和国际社会，这种行动的口碑却一直都很差，因为没有多少人相信这是真正为了“净网”。每一次“净网”行动都会导致一大批敢言的网站被封杀，这坐实了当局的“净网”只是为了打击新闻和言论自由，所谓的“扫黄打非”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净网”行动如火如荼，不少敢言网站和敢言人士都会应声倒地，可是，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文明潮流冲击下，再严厉的管制也锁不住民众已经日益自由放飞的灵魂。挂羊头卖狗肉的“净网”行动或许真能让敢言网站销声敛迹，让敢言人士失去自由，但是，却无法保证专制制度的长期延续，终有一日，宪政民主制度还是会在中国落地生根，让民众实现网上网下畅所欲言、自由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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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伟：特别的法律适用于特别的你——从“秦火火案”审视中国的人权与法治
4月11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开庭审理了秦火火（本名秦志晖）涉嫌诽谤、寻衅滋事一案，该院指控秦制造了诸多“网络谣言”，散布了杨澜、张海迪、罗援等名人的“负面信息”，因而认定秦火火已构成诽谤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然而稍具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根据中国《刑法》246条，诽谤罪属于自诉案件，即当事人告诉的才处理，当事人不告的则不理。但截止开庭，杨、张、罗等当事人并未提告，司法当局为何硬要越俎代庖来“提起公诉”呢？这不是对法律的随意适用，用“特别的法律”来对待“特别的你”又是什么？俗话说“有比较才好鉴别”人，年已八十多岁的茅于轼老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曾多次获得国际奖项，要说“名人”，什么杨澜、张海迪、罗援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然而茅老先生多次受到毛左份子造谣诽谤，官方却从不对造谣者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中国司法的党性和选择性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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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小舟：兰州自来水苯污染事件与维护国民生命健康权
生命健康权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人权，是一切人权的基础，这乃是世界共识。任何因宗教种族、政治信仰、经济环境或社会制度而造成的差异与对立，均不足以作为侵害生命健康权的理由。生命健康权之重要，毋庸置疑，从某种角度说，摧毁人的健康，使人生不如死，比杀人更恶毒。然而，很多事实却证明了中共政权对于被其称为“公民”的民众群体的生命健康权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兰州自来水苯污染事件，就是习李政权漠视国人基本人权的有力证明，是割裂民意、拒绝民主、缺失民意支持的合法性等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具有标志性的大范围人权伤害事件之一。中共政权所顽固坚持的专制制度是中国最大的灾难之源。若不实现民主宪政，中国国民还会遭受到更加严重的、几乎是无法逆转的污染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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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镜与灯——从中国“公知”否定台湾“太阳花学运”看“他者的误读”和“自由的退化”
以反对两岸服贸协议为近期目标，以改革台湾现有的宪政体系为远期目标的“太阳花学运”发生之后，国民党以打压与拖延两手并用来应对，彼岸的共产党更恼羞成怒、磨刀霍霍，官媒竭尽抹黑之能事。中国官方的反应自在意料之中，所谓“狗嘴吐不出象牙”；我关注的是另一个吊诡的现象：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很多以敢言著称的人物，站出来唾沫横飞地批判“太阳花学运”，甚至使用“义和团”和“红卫兵”这类侮辱性的词汇全盘否定之。本文总结了中国“公知”群体否定“太阳花学运”的八个原因，并列举若干代表性人物和观点进行剖析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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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茜：民主——人类殊途同归的目标
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民主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特产和专利，它是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果，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形式来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虽然在极权主义国家一直在回避民主价值的普适性，但是民主已不存在强大的敌人，即使在专制极权国家也无法摧毁民主的价值。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难以成为一个孤立的现象，极权主义对思想的禁锢已经失灵，民主作为一种普适的光芒正在穿过各种雾霾照亮政治理想。民主价值的广泛传播，也无法禁止人民对民主的热爱和追求。虽然在极权主义国家和后极权主义政治中依然垄断着真理和历史，但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强大力量会冲破铁幕和樊篱，向每一个人传送真理和光芒。民主在今天已不单单是一种政治哲学或价值目标的问题，千百年来人类不懈奋斗和努力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民主肯定不会有自由和平等，所以，民主已成为全人类的价值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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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军：中国民主化过程：观念误区与战略选择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诸如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这样的观念对个人层面上的自我抉择、社会层面上的行动选择、国家层面上的政策组合，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中国民间社会目前可以说还非常弱小，观念上的无力和谬误既是其原因，可能也是其结果。由于长期在中国的极权体制下生活，加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无所不在的遗存影响，很多朋友往往不知不觉中以一些错误的观念指导和规划自己的行动，使得本来力量就很微弱的民间行动常常只能具有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现在最需要澄清最基本的政治观念和信念，从而讨论可行的道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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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英：一周新闻聚焦：胡耀邦逝世纪念日引发平反“六四”呼吁
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病故，引发数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进而演变成震惊全球的八九民运，直到六四屠城事件爆发。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受访时质问，当年的学生究竟犯了什么罪？又指掩盖六四真相是对死难者生命不敬。今年胡耀邦逝世纪念日到来之前，前总书记胡锦涛4月11日参观了胡耀邦故居，西方媒体分析这是具有政治含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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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京生：自由与强制之我见
当今世界多元化趋势不可逆转，但是顽固势力并没有鸣金收兵，他们还在竭尽全力的拼死反抗，利用权力、法律、道德鼓噪和维护所谓的“合理的同质性”来统一人们的思维、观念，秩序，只要公民不服从就动用强权和法律来制裁。这种“同质化”的思维惯性很多人都保留着，用它来节制自己的“放纵”，节制他人对权威的无理——权力者甚是喜欢。个人自由与权利不断地在受到侵害，而社会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妥善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反而愈演愈烈，这不得不让人思考：我们真的那么如饥似渴地需要名目繁多的法条和规则制来束缚自己吗？我们为何总在习惯性地捡拾一大堆由权力者留下的、无用而有害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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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丰：公民监政是培育公民社会的有效方式
习近平搞的反腐败依赖的是腐败的执政党和腐败的官僚集团，采用的是纪检、双规、酷刑、黑打、政治斗争的非法制手段，利用腐败分子反腐败，让腐败势力和腐败集团做斗争，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极为荒唐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真正的反腐败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公民社会，依靠执政党内和全社会的健康力量。把公民组织起来监督政府，还权于民，既是培育公民社会的有效方式，更是反腐败的有效方法。公民社会应联合起来，尽力支持和帮助典型案例维权，坚决果敢地揭露一切政法黑幕（如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打压异见、践踏人权、黑监狱、洗脑班等），以实际行动和公民社会运动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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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伯炎：毛泽东的红卫兵习近平能盘活改革的死局吗
习近平在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就曾写文章鼓吹毛泽东建立的“丰功伟业”。上台后还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否则，就丢了根本”。他还反复强调毛泽东治下的前30年是后30年改革开放的基础，绝不能否定。活脱脱一个毛泽东的忠实红卫兵的面孔。习近平当政不到两年，几乎把毛泽东武库里的陈货破货，都搬弄出来了：什么群众路线教育啦，什么联系群众、访贫问苦啦，什么西柏坡精神啦，什么统一战线啦等等等等，却把主张宪政民主、公民运动、官员公示财产、教育平权的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和赵常青、郭飞熊等一大批优秀公民抓捕审判，足以证明他鼓吹的改革不过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和一党独裁的沿续。时至今日，习近平还在翻毛经、说毛话、走毛路，乃至为毛泽东招魂，企图招回失落的共产理想，不是太无知，就是他还沉浸在毛泽东那专制的鬼打墙里活见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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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乃修：中国当代第一黑案内幕：关于毛泽东绑架、监禁、亲见、胁迫、杀害林昭诸问题（三）
林昭冤案有两大问题最令人们困惑生疑：一、关于毛泽东亲见林昭问题；二、关于林昭冥婚问题。事实上，此案内情远远超越人们思维所止步的面见或亲审问题，那只是无数事实之一，即冰山一角。林昭案件是毛泽东亲自操纵、亲手制造的大冤案、大血案、大悲剧。这两大问题关涉此案真相，关系双方性格质量。这两大问题内情幽深、扑朔迷离，令人为之悚然、似难置信。人们关注此案、敬佩林昭，感慨系之、悲愤不已，但若不知这两大问题，就难以真实了解、深刻进入此案内情和实质。这两大问题密切相关，成为案中之案、迷中之迷，使林昭案件成为当代中国第一黑案、第一冤案、第一奇案。判处林昭死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这是有关林昭案件最重要的事实。这一事实对破解林昭血案具有重大意义。在我看来，林昭血案的核心问题，是毛泽东对此案自始至终插手、操纵直至最后发出指令、判处死刑、杀害林昭。毛泽东正是这个大血案的亲手制造者和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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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群：中共执政阵营的最后一张拼图
有人说中共现政权在下一盘“大棋”，目的就把执政大权牢牢把握在自己忠实的党徒手里。又有人说，中共是一张不断变化的拼图，他们集举国之力试图拼出一个新中国，结果却拼出了一个“国在山河破”的“雾霾中国”。这是因为中共拼图之复杂程度，就像色盲拼图谱一样，问题不在于高难度，而在于色盲本身。中共正是这样的色盲，结果只能是频频拼错图。中共建政的创始人毛泽东正是这样的“拼图高手”，从延安到北京，他借助日本、苏联来帮助中共拼图，结果虽然推翻了国民党政权，但却把中国折腾得濒临崩溃。之后，邓小平实行“改开搞”，经济虽然增长了三十年，但中国社会却呈现溃败之势，政局越维越不稳，下棋的依然是一党专制的中共，拼图的仍然是色盲的中共，结局仍然不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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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茨拉夫．哈维尔：论反对派
《论反对派》（谈反对党的问题）一文首次发表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的《文学清单》（Literární listy）。《文学清单》是继《文学报》（Literární noviny）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最有影响力的周刊。布拉格之春时，哈维尔倾力投入辩论捷克斯洛伐克未来政局的走向，而审查制度于此时期的放宽也促成了大众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刊登了一篇约翰．基恩（John Keane）的专访，他在此用了一个“埃里卡．布莱尔”（Erica Blair）的巧妙化名。哈维尔对此表示：如我没理解错误，这篇文章受到大众瞩目是因为这是头一次有声音公开要求一个“新的民主反对党”出现。我曾对这件事情有所保留，我对群众性政党的基本原则相当存疑。我认为一旦它涉入政府，就难免让政党走向官僚化、腐败、远离民主。我并不反对将各种利益团体中志同道合的人士团结起来、寻求凝聚力的作法。我只是反对任何遮蔽个人责任，或是为了酬庸某人对特定权力导向政党的贡献，而给予特权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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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所谓西方颠覆只是一个传说
孟德斯鸠两百多年前就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中国商人在与西方人做生意时喜欢搞欺诈，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把别人当傻子，欺骗人家。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人家不跟你玩，甚至不仅不跟你玩，还要监督你，制裁你，甚至挤兑你。我们受不了这样的“待遇”或叫“歧视”，于是，就炮制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敌对势力”总是想要颠覆中国的神话，来掩盖有些人的愚蠢以及瞒和骗。当真把所谓西方颠覆中国的真相说出来，你就会觉得原来不过是一个笑话，一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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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坚：政治精英和社会运动
政治精英和社会运动的结合，其实质是巩固精英群体和大众的一种精神纽带，简单的说，就是要把一个分散的群体转变为一群有着明确身份认同的内群体，要让群体共享愿景，感受群体亲密和温情，形成一种归属感。而就社会后果来说，一个成功的运动是社会运动最好的广告，而一个失败的运动将撒下长期的阴影，甚至清空多年的社会积累，新的精英和新的运动必须重新从零起步。因此精英群体的参与和角色自觉是十分关键的。在大转型时代，只有政治精英群体把握好这种角色自觉，并持续扮演好这个角色，这才是民主化过程中的不变的模式，才会最终导出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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