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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茜：民主——人类殊途同归的目标
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民主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特产和专利，它是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果，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形式来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虽然在极权主义国家一直在回避民主价值的普适性，但是民主已不存在强大的敌人，即使在专制极权国家也无法摧毁民主的价值。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难以成为一个孤立的现象，极权主义对思想的禁锢已经失灵，民主作为一种普适的光芒正在穿过各种雾霾照亮政治理想。民主价值的广泛传播，也无法禁止人民对民主的热爱和追求。虽然在极权主义国家和后极权主义政治中依然垄断着真理和历史，但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强大力量会冲破铁幕和樊篱，向每一个人传送真理和光芒。民主在今天已不单单是一种政治哲学或价值目标的问题，千百年来人类不懈奋斗和努力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民主肯定不会有自由和平等，所以，民主已成为全人类的价值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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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军：中国民主化过程：观念误区与战略选择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诸如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这样的观念对个人层面上的自我抉择、社会层面上的行动选择、国家层面上的政策组合，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中国民间社会目前可以说还非常弱小，观念上的无力和谬误既是其原因，可能也是其结果。由于长期在中国的极权体制下生活，加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无所不在的遗存影响，很多朋友往往不知不觉中以一些错误的观念指导和规划自己的行动，使得本来力量就很微弱的民间行动常常只能具有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现在最需要澄清最基本的政治观念和信念，从而讨论可行的道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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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英：一周新闻聚焦：胡耀邦逝世纪念日引发平反“六四”呼吁
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病故，引发数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进而演变成震惊全球的八九民运，直到六四屠城事件爆发。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受访时质问，当年的学生究竟犯了什么罪？又指掩盖六四真相是对死难者生命不敬。今年胡耀邦逝世纪念日到来之前，前总书记胡锦涛4月11日参观了胡耀邦故居，西方媒体分析这是具有政治含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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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京生：自由与强制之我见
当今世界多元化趋势不可逆转，但是顽固势力并没有鸣金收兵，他们还在竭尽全力的拼死反抗，利用权力、法律、道德鼓噪和维护所谓的“合理的同质性”来统一人们的思维、观念，秩序，只要公民不服从就动用强权和法律来制裁。这种“同质化”的思维惯性很多人都保留着，用它来节制自己的“放纵”，节制他人对权威的无理——权力者甚是喜欢。个人自由与权利不断地在受到侵害，而社会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妥善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反而愈演愈烈，这不得不让人思考：我们真的那么如饥似渴地需要名目繁多的法条和规则制来束缚自己吗？我们为何总在习惯性地捡拾一大堆由权力者留下的、无用而有害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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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丰：公民监政是培育公民社会的有效方式
习近平搞的反腐败依赖的是腐败的执政党和腐败的官僚集团，采用的是纪检、双规、酷刑、黑打、政治斗争的非法制手段，利用腐败分子反腐败，让腐败势力和腐败集团做斗争，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极为荒唐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真正的反腐败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公民社会，依靠执政党内和全社会的健康力量。把公民组织起来监督政府，还权于民，既是培育公民社会的有效方式，更是反腐败的有效方法。公民社会应联合起来，尽力支持和帮助典型案例维权，坚决果敢地揭露一切政法黑幕（如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打压异见、践踏人权、黑监狱、洗脑班等），以实际行动和公民社会运动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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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伯炎：毛泽东的红卫兵习近平能盘活改革的死局吗
习近平在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就曾写文章鼓吹毛泽东建立的“丰功伟业”。上台后还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否则，就丢了根本”。他还反复强调毛泽东治下的前30年是后30年改革开放的基础，绝不能否定。活脱脱一个毛泽东的忠实红卫兵的面孔。习近平当政不到两年，几乎把毛泽东武库里的陈货破货，都搬弄出来了：什么群众路线教育啦，什么联系群众、访贫问苦啦，什么西柏坡精神啦，什么统一战线啦等等等等，却把主张宪政民主、公民运动、官员公示财产、教育平权的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和赵常青、郭飞熊等一大批优秀公民抓捕审判，足以证明他鼓吹的改革不过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和一党独裁的沿续。时至今日，习近平还在翻毛经、说毛话、走毛路，乃至为毛泽东招魂，企图招回失落的共产理想，不是太无知，就是他还沉浸在毛泽东那专制的鬼打墙里活见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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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乃修：中国当代第一黑案内幕：关于毛泽东绑架、监禁、亲见、胁迫、杀害林昭诸问题（三）
林昭冤案有两大问题最令人们困惑生疑：一、关于毛泽东亲见林昭问题；二、关于林昭冥婚问题。事实上，此案内情远远超越人们思维所止步的面见或亲审问题，那只是无数事实之一，即冰山一角。林昭案件是毛泽东亲自操纵、亲手制造的大冤案、大血案、大悲剧。这两大问题关涉此案真相，关系双方性格质量。这两大问题内情幽深、扑朔迷离，令人为之悚然、似难置信。人们关注此案、敬佩林昭，感慨系之、悲愤不已，但若不知这两大问题，就难以真实了解、深刻进入此案内情和实质。这两大问题密切相关，成为案中之案、迷中之迷，使林昭案件成为当代中国第一黑案、第一冤案、第一奇案。判处林昭死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这是有关林昭案件最重要的事实。这一事实对破解林昭血案具有重大意义。在我看来，林昭血案的核心问题，是毛泽东对此案自始至终插手、操纵直至最后发出指令、判处死刑、杀害林昭。毛泽东正是这个大血案的亲手制造者和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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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小群：中共执政阵营的最后一张拼图
有人说中共现政权在下一盘“大棋”，目的就把执政大权牢牢把握在自己忠实的党徒手里。又有人说，中共是一张不断变化的拼图，他们集举国之力试图拼出一个新中国，结果却拼出了一个“国在山河破”的“雾霾中国”。这是因为中共拼图之复杂程度，就像色盲拼图谱一样，问题不在于高难度，而在于色盲本身。中共正是这样的色盲，结果只能是频频拼错图。中共建政的创始人毛泽东正是这样的“拼图高手”，从延安到北京，他借助日本、苏联来帮助中共拼图，结果虽然推翻了国民党政权，但却把中国折腾得濒临崩溃。之后，邓小平实行“改开搞”，经济虽然增长了三十年，但中国社会却呈现溃败之势，政局越维越不稳，下棋的依然是一党专制的中共，拼图的仍然是色盲的中共，结局仍然不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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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茨拉夫．哈维尔：论反对派
《论反对派》（谈反对党的问题）一文首次发表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的《文学清单》（Literární listy）。《文学清单》是继《文学报》（Literární noviny）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最有影响力的周刊。布拉格之春时，哈维尔倾力投入辩论捷克斯洛伐克未来政局的走向，而审查制度于此时期的放宽也促成了大众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刊登了一篇约翰．基恩（John Keane）的专访，他在此用了一个“埃里卡．布莱尔”（Erica Blair）的巧妙化名。哈维尔对此表示：如我没理解错误，这篇文章受到大众瞩目是因为这是头一次有声音公开要求一个“新的民主反对党”出现。我曾对这件事情有所保留，我对群众性政党的基本原则相当存疑。我认为一旦它涉入政府，就难免让政党走向官僚化、腐败、远离民主。我并不反对将各种利益团体中志同道合的人士团结起来、寻求凝聚力的作法。我只是反对任何遮蔽个人责任，或是为了酬庸某人对特定权力导向政党的贡献，而给予特权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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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所谓西方颠覆只是一个传说
孟德斯鸠两百多年前就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中国商人在与西方人做生意时喜欢搞欺诈，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把别人当傻子，欺骗人家。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人家不跟你玩，甚至不仅不跟你玩，还要监督你，制裁你，甚至挤兑你。我们受不了这样的“待遇”或叫“歧视”，于是，就炮制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敌对势力”总是想要颠覆中国的神话，来掩盖有些人的愚蠢以及瞒和骗。当真把所谓西方颠覆中国的真相说出来，你就会觉得原来不过是一个笑话，一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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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坚：政治精英和社会运动
政治精英和社会运动的结合，其实质是巩固精英群体和大众的一种精神纽带，简单的说，就是要把一个分散的群体转变为一群有着明确身份认同的内群体，要让群体共享愿景，感受群体亲密和温情，形成一种归属感。而就社会后果来说，一个成功的运动是社会运动最好的广告，而一个失败的运动将撒下长期的阴影，甚至清空多年的社会积累，新的精英和新的运动必须重新从零起步。因此精英群体的参与和角色自觉是十分关键的。在大转型时代，只有政治精英群体把握好这种角色自觉，并持续扮演好这个角色，这才是民主化过程中的不变的模式，才会最终导出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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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为公共知识分子正名
公共知识分子是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社会群体。八九大镇压摧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民主力量。经过十年反思，十年酝酿，进入新世纪后，在体制内外，逐渐出现了一批觉醒的知识分子。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日益频繁的社会冲突，促使他们重新观察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并且积极地投入改革、维权和启蒙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活动。在知识分子普遍犬儒化、庸俗化的大环境里，他们勇敢地挺身而出，承担起知识分子的传承民族精神和批判社会弊病的历史责任。十多年来，他们在网络上发表大量文章，强烈呼吁改革政治体制、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在争取宪政民主的时代大潮里，他们扮演着引领者和宣导者的角色，成为在专制主义、拜金主义和奴隶主义混成的政治雾霾笼罩下的清醒而理智的思想者和呐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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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勇：只有通过公民不懈争取才能实现中国民主转型
当中国的家，做中国的主，虽是中国公民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必须要靠自身坚持不懈地努力争取与捍卫，不能指望别人，只能指望自己！纵观世界历史，不论哪个国家实现民主宪政，都是该国公民用血用汗用命换来的，都是广大公民从奋勇斗争中获取的，都是靠公民齐心协力争来的，而不是盼来的，也不是等来的，更不是靠明君和上天恩赐的！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建立宪政体制，同样要靠广大觉悟的公民坚持不懈地努力抗争与争取，舍此别无他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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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京生：与秦永敏先生商榷——也谈民主、团队、领袖
秦先生一方面强调了政治民主的必要性，一方面又认为民主不是唯一价值。“唯一”的提法我的确不赞同，但是民主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最重要条件则是勿容置疑的。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更反映在人们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中，如果在思维习惯中总是首先强调什么所谓的“团队意识”、“团结”、“大局”则根本产生不出什么“精英”、“异己”、“先知”，都顺着已有的一切价值、义务、责任走就是了。请问：谁有权确定个人在团体中的领导地位？有组织化的规章制度吗？当您指责别人时您是否想到别人也与您有相同的权利来发表意见与看法？您的这些指责完全是个人的看法，个人的感觉，依赖一个人的看法、感觉引申出“阻碍民主”的结论实在站不住脚，且这个习惯很容易给人一种专制权威的印象，不自觉的让人联想到：与中共统治者有何区别？民主之路的确艰难，最难的是要首先彻底的清除掉那些自以为是的“精英意识”，民主价值的核心就是主权在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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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伟：以傲慢对待宽恕，把耻辱说成光荣——从韩国送还“志愿军”遗骸想到的
此次韩国政府以宽恕的胸怀，送还当年韩战中数百具中共军人遗骸的文明举措，与张高丽对此而发表的既傲慢浮躁又极不得体的假、大、空话的对比中，再一次让人们看到民主社会与专制政权根本不同的文明准则与价值取向。简言之，专制体制下对待活着的人，也不如民主社会对于已死去人的同情、悲悯与尊重。而且民主社会是用实际的善良行动来证明他们的文明精神与价值取向，展现人性的光辉。而专制体制则是以美丽的谎言与无耻的空话来为自己文过饰非自我壮胆。结果在N个“自信”的背后只不过是欺人自欺与欺世盗名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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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杰嘉：中共御用的“藏学家”无法掩盖的事实
中共御用“藏学家”们仿佛集体失去记忆，他们的“年历里面没有1959年”，没有中共武力镇压西藏抗暴运动迫使大批藏人流亡从而使西藏文化——西藏佛教走向世界的事实，而且有意识地不提西藏佛教在世界文化和科学发展中作出伟大贡献的达赖喇嘛尊者等各位高僧大德；而且还无耻地说：“——半个世纪后藏传佛教的僧侣们已全然没有了他们前辈的样‘誓愿’，反而走出国门，面向西方，以开拓他们新的领地。”但无论他们怎样遮掩、隐瞒与回避，也无法掩盖举世公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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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远看是暴君，近看是小丑
毛泽东自诩身上兼有“虎气”与“猴气”，即霸气与痞气。与毛相比，习近平的身上少了一分虎气，多了一分猴气。习近平上台之后，一方面重判薄熙来，高调反腐败，拉拢各方军头，恐吓周边国家，与美国“无声较量”，命令空壳航母“辽宁号”巡航南海；另一方面严控媒体，伪造历史，扫荡网络，抓捕公民社会的活跃人士，发动意识形态的“保卫战”。这些举动就是向毛太祖看齐。在习近平眼里，邓小平不是名正言顺的“毛二世”，江泽民和胡锦涛更是不入流的“过渡者”，惟有他才具备做“毛二世”的愿景和决心。没有哪个暴君会承认自己是小丑，但当权力的面具被摘下之时，也就是小丑的面目最终暴露之时。那个时刻，离习近平还有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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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乃修：中国当代第一黑案内幕：关于毛泽东绑架、监禁、亲见、胁迫、杀害林昭诸问题（二）
林昭冤案有两大问题最令人们困惑生疑：一、关于毛泽东亲见林昭问题；二、关于林昭冥婚问题。事实上，此案内情远远超越人们思维所止步的面见或亲审问题，那只是无数事实之一，即冰山一角。林昭案件是毛泽东亲自操纵、亲手制造的大冤案、大血案、大悲剧。这两大问题关涉此案真相，关系双方性格质量。这两大问题内情幽深、扑朔迷离，令人为之悚然、似难置信。人们关注此案、敬佩林昭，感慨系之、悲愤不已，但若不知这两大问题，就难以真实了解、深刻进入此案内情和实质。这两大问题密切相关，成为案中之案、迷中之迷，使林昭案件成为当代中国第一黑案、第一冤案、第一奇案。判处林昭死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这是有关林昭案件最重要的事实。这一事实对破解林昭血案具有重大意义。在我看来，林昭血案的核心问题，是毛泽东对此案自始至终插手、操纵直至最后发出指令、判处死刑、杀害林昭。毛泽东正是这个大血案的亲手制造者和罪魁祸首。 |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谷俊山案细节披露，解放军将领集体向习效忠
一场从党内到军队的以“反腐”名义的政治运动已经爆发。还是那句老话，“积重难返”。彻底清理腐败官员尤其是军队高官，是不可能的。腐败已经使中国军队成为地地道道的“豆腐渣长城”，毫无战斗力的军队不仅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成为摆设，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迅速瘫痪军队乃至瘫痪共产党的执政权力，利益之争必将成为权力斗争，残酷的权力斗争必将使中国民众处于更深重的压迫之中。习近平打老虎、拍苍蝇，意在尽可能延长专制统治时间，而不是真正能把权力关紧笼子里，最终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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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欣欣：教育权力的主体应该是谁？——驳摩罗的“国家主义”教育观
现代意义的国家是人民、领土、政府和历史文化的统一体，政府是通过公民选举治理国家的委托人，所以，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政府只是国家主权的代表；国家权力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政府。同样，教育作为公共事业，教育权力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国家和政府，人民对教育有决定权和参与权，社会各阶层的代表，通过立法机构按民主程序制定教育法规，政府作为执行者，依法公平地提供教育服务。而办学主体应多样化，除了官办，其它组织、团体、个人均可办学。同时，教学内容虽“绝非他国他政决定”，也不能受本国政府或党派的干涉，办学机构应是独立的，只要不违法，可以自主决定教学内容。而摩罗的“国家主义”教育观却把教育当作国家和政府的附属品，是为权而不是为人，把人当作权力和金钱的工具，而不是以培养独立自由的人格为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