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英：一周新闻聚焦：“四个全面”登场，中共统治模式从忽悠走向忽悠再走向更忽悠……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现在又来到习近平，当政者总是用数字口号忽悠民众，其实在忽悠自己，确切说是自欺欺人。人民日报等党的主要媒体，开始大张旗鼓宣传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思想。据说，这个论述要写进中共十九大党章。分析人士指出，习旨在以此解读“中国梦”，继续控制政治话语权。毛时代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邓、江时代的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胡时代的目标是实现全面小康，习时代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折腾几十年，就没有一个提出来啥时候实现中国人的人权、话语权、选举权。这就说明了他们要永远掌握权力，人民永远被他们的权力操控，这就是他们的真实内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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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最古典的颜色革命“作共和”——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的学术思考（三）
晚于孔编《春秋》成书的《国语》记载了发生在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的那起中国历史上最古典的“颜色革命”。以史实来解析，由利益冲突引发言论指责更致言论事件导致的国都规模性街头政治，其并非周厉王及王室成员的过度消费，也不是佐政大臣贪婪，而是长期对外战争导致了城邦财政困难。因此，姬胡集团采取了国有（王有）化政策，把开放数百年的山川林泽收归王室所有。这无疑大大损害了自由民阶层的利益，他们爆发怨言也是正常反应。大规模街头政治的结果是姬胡被赶走，在周王朝治域内流亡到一个叫“彘”的地方，又经过十四年的时间，姬胡死在了流亡地。该次颜色革命在中国政治史上产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词汇，是为“共和”。至二十世纪初期，该词由于孙中山革命而再度被中国人所关注，其影响以至今日。统观世界文明史，发生在公元前九世纪中叶的中国最古典颜色革命，与发生在公元十三世纪的英国最古典权利运动，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也是人类自觉抵抗集体性精神疾病——坏统治的杰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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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西方意识形态是如何“入侵”的——驳无知党棍朱继东
中国大陆有些人总是强调要反对西方意识形态，那么到底什么是西方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到底是好是坏，是善是恶？笔者认为，民主自由，就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陆，不管什么人，说得再好听，反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实质，就是反对实行西方民主自由。谁说西方意识形态是“洪水猛兽”？谁说西方意识形态不是引领人类进步？依靠“洪水猛兽”一般的意识形态为何能创造出高度发达的西方文明？而我们这种“宇宙真理”一般的意识形态，却反而就是高度不了发达不了？为什么会出现朱继东这种无知党棍呢？是因为执政党和党首的需要。伟光正在思想理论界用的都是一些庸才，“不学无术，尸位素餐，只懂得用权术，搞阴谋，根本没有搞阳谋的水平和能力。他们根本不知道国家的大势，不知道整个大局，也不知道全国人民心里在想什么，更不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想什么，他们拼命地用六七十年代的言论，来抵制现代人的思想，这是非常愚昧的。” |
美智子：“坑党族”将成为中共的掘墓人
今天中共党内红二代的各色贪腐巨虫，恰恰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红色接班人，他们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帜，在贪婪地抢夺老子们遗留下来的政治资本，把这个国家国库里面的人民币和金银财宝掏之一空。他们就是被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这帮专政守墓大佬们痴心豢养出来的。陈云的“干部子弟要接班，我们好进八宝山”就是红一代共产党人自私心思的真切写照。 “坑党族”不一定都是来自于中共权贵，比如习中央把周小平、花千芳两个文理、逻辑都不通的网络小混混吹捧成意识形态新标兵，这样的“爱党贼”就可以算得上是另一类型的“坑党族”了。司马南、周带鱼之流就正在充当并发挥着这样的独特作用。现在的坑党是制度性、系统性的作为，这是中共专政体制不可避免的现象。从家庭看，是先坑儿子后坑爹；从党国讲，是先坑国家后坑党。因此“坑爹族”是“坑党族”的后备生力军，由此可以预言“坑党族”必将成为中共的掘墓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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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纪念“国际宽容年”20周年
今年是联合国宣布1995年为“国际宽容年”20周年，是《宽容原则宣言》发布20周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也是《联合国宪章》颁布70周年。在国际文明社会反复倡导宽容精神，规制宽容原则，出台宽容宣言下，世界各国各民族和平共处得到稳步改善。然而，在当今世界残存的几个专制国家仍然顽固持守阶级斗争观念与敌对思维方式，依然奉行意识形态你死我活原则，公然祭起反普世价值的大旗，打压不同声音的学说，禁闭批评揭露社会问题的言论，推毁不同信仰的教堂，抓捕践行宪法赋予集会结社权利的人士，关押上街反对腐败呼吁官员公示财产的网友。这种对不同信仰、意见、文化的不宽容，加剧了社会的裂隙，制造了社会的仇怨，践踏了国家宪法，违背了联合国有关宽容的公约，与人类文明行向相背，与法治建设相左。当此时刻，重温人类追求、探索奠基世界福祉与和平的宽容问题，实属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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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克复：马克思的先验主义学说之批判（三）
马克思的先验主义学说是人类文明生长中的一种异质文化，它同西方社会启蒙时代以来兴起的自由民主主义的主流文化大相径庭。现代宪政主义或自由民主主义起源于契约说、人民主权说。宪政精神是：公民在上，政府在下，公民是目的，政府是手段。马克思的思想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的理论中，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一概扫荡，无立锥之地；代之以暴力、专政、剥夺、消灭、决裂之类的概念。马克思不是要消灭阶级压迫吗，结果他的理论制造了更暴戾残酷的超级压迫——新权贵特权阶级对无权者的压迫。马克思不是要消灭阶级剥削吗，结果他的理论制造了不择手段的超级剥夺——新权贵特权阶级对国民财富及平民大众的掠夺与剥夺。它是冲破人道主义底线的压迫、掠夺与剥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文明断层，是一场共产主义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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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磊：勇于向专制统治者掷出匕首和投枪
互联网时代开启了嬉笑怒骂的方便之门，连莫言也说他一上电脑就会变得厚颜无耻，酣畅淋漓抒发一番。但是骂人实实在在的是一门科学，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一种功法秘籍、一种胜过枪杆子笔杆子的超级武器。梁实秋说“骂人是一种高深的学问，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试的。有因为骂人挨嘴巴的，有因为骂人吃官司的，有因为骂人反被人骂的，这是不会骂人的原故。”诅咒社会制度黑暗，揭露讽刺官员们的腐朽堕落，调侃世风日下的无奈，抒发胸中块垒，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处处都被监控，随时“寻性姿势”、“山巅”的国度，这无疑是需要很高的骂人技巧和艺术的。骂就是揭示真相，追求公平正义，捍卫人权尊严；骂就是抨击罪恶，铲除不平，伸张正义；骂就是向专制统治者掷出锋利的匕首和投枪。让专制独裁统治者在国人的骂声中“一年365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让一党专政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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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新生：应该从制度上着手解决存量腐败问题
所谓存量腐败，就是一定历史时期积累的腐败现象。这些腐败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人腐败。当前反腐败的重点，就是要彻底查清长期积累的个人腐败，依照国家现行的法律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第二，制度性腐败，它是指通过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执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表现出来的腐败。譬如，一些地方在土地出让过程中出台优惠措施，导致部分党政领导干部的子女近水楼台先得月；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中制定大额奖励政策，让一些长袖善舞的官员子女从中获益；一些地方出台解决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子女安置问题的规定，从而让一些党政领导干部的子女走上领导岗位；一些地方出台照顾老干部和特殊群体的福利政策，从而使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女获得某些特权。这些政策大多属于典型的制度性腐败。因此，应该从制度上着手解决存量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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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麦卡锡主义与习近平主义
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麦卡锡主义，而是习近平主义。习近平企图打造出一套可以跟毛泽东思想相媲美的“习近平主义”，可惜他本人和他挑选的御用文人的才干有限，他们一边翻马列主义的旧账，一边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法家中淘宝，却始终无法捏合出一套言之成理、高屋建瓴的主义来。习近平拿不出一套系统的、可以征服人心的价值体系和治国理论，却清楚地知道“敌人”是什么、“敌人”在哪里。习氏上台后不不久，就祭出“七不讲”的杀手锏，向民主、自由、宪政等普世价值宣战。“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清洗不同，如今的运动只有一个攻击的对象：西方及其价值被定义成敌人，同时中共却无法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替代价值。中共唯一可以期待的是人们顺从的姿态。”习近平用中纪委震慑党内其他派系，用政法委镇压民间维权运动，他手中的笔杆子虽然软弱无力，刀把子却发出闪闪寒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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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普：香港退联风潮与变阵合作
学联（香港专上学生联会）是香港最大的学生组织，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站在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前线，在保钓运动、中文运动、金禧事件、八九民运、反廿三条立法等都站在最前线，许多参与学生在毕业后也积极参与民主抗争运动。目前学联的四大纲领是“放眼世界，关心社会，建设民主中国，争取同学权益”。笔者认为应该补充“港人命运自主”成为第五个纲领，而不是删除“建设民主中国”这个原有纲领。两者之间根本没有矛盾互斥的问题，反而是互补共生的关系。不推翻专制中国，不建设民主中国，港人命运自主在实际行动上根本极难落实。专制中国，必然禁制港人命运自主；民主中国，可以实现港人命运自主。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笔者呼吁其他大专院校学生，今后积极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学生会选举，确保有共产党背景支持的候选会长及候选内阁全部落选，坚守民主阵容，捍卫命运自主。这一点比留在或退出学联，实在更加根本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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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萧：中国大陆政治犯监狱生活之(十四)——公益维权律师倪玉兰（下）
倪玉兰：北京人，著名公益维权律师，2002年4月，因参与维权被拘捕75天，被拘捕期间，遭到警察暴力殴打，并导致终身残疾。2002年9月，因投诉警察的暴力行为再次被捕，被以“妨碍公务”的罪名判处一年监禁。2008年4月，因抗“强拆”遭到逮捕，被以“妨碍公务”的罪名判处二年监禁。2011年4月，再次遭到逮捕，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判处两年半监禁。2011年12月10日，获得荷兰政府颁发的“郁金香”人权捍卫者奖，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人权捍卫者。荷兰政府的颁奖词中写道：“以此表彰她为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杰出的贡献”，并称她为“捍卫和促进他人权利而表现出罕见勇气的人”。 |
李金芳：回家的路还有多远——不要忘记狱中的政治犯
岁月更迭，时光急匆匆地从指间流走，转眼又告别了一年。在中国人传统的也是最重要的节日里，在品茗静思或与亲友聚首畅谈时，你是否会记着他们——中国的良心犯们！因为他们执着于宪政民主的理念，因为他们奋力争取每一个中国人做人的权利，因为他们召唤着你不要让良知远离驱壳，他们便被执政者锁住了原本自由的身体，囚禁于暗无天日的牢狱之中，承载着与亲人生生别离的苦痛，视“自由重于生命”的他们，就这样失去了自由！在漫长的囚禁中，他们因坚守信念拒不认罪，常常连一般囚犯享有的权利都被剥夺，比如给家人打电话、通信、探视、读书、申诉、甚至是放风的权利，不仅如此，他们的家人还因为守望和支持着他们，而受到当局的监控、威胁甚至是限制人身自由。中国的政治犯们，为了你、我、他，为了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宪政民主，与他们挚爱的亲人分离，就这样年复一年地遥望着回家的路！ |
舒辛仁：独裁者的前车之鉴——列宁信徒齐奥赛斯库的不归路和毛粉习近平的未来之路
忆当年，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垮台后，成千上万的民众涌进党中央总部前的广场欢呼庆祝，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立即表示支持“罗马尼亚人民的正义事业”，世界列国也纷纷表示祝贺，可见共产党政权的垮台在国内外都受到热烈欢迎。读史可知家国兴亡律，只是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屁股决定脑袋，不愿意看到这一点，在国内经济出现严重危机、全党上下严重贪腐、举国民心思变的情况下，还在死命地对抗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还在把香港争真普选的占中行动指为西方敌对势力的操纵和煽动颠覆，指为颜色革命，如此不顾齐奥赛斯库的前车之鉴，反而亦步亦趋，难道历史留给他的莫不是中共末代总书记的命运吗？假如他像齐氏一样遇到危险要逃亡，是追随女儿选择西方以普世价值为主流的宪政民主国家，还是选择以独裁专制为主流价值观的“东方”国家（如北朝鲜）呢？哪里又有人身安全得到保障的容身之所呢？如果一味与历史潮流作对，即使侥幸能苟全于当世，也难免于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
施英：一周新闻聚焦：关注春节前中国“良心犯”状况
一年多来，中国的政治环境越来越恶劣。令人不安的是，新一届的中共领导人对不同政见者或称异议人士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镇压行动，文革的乌云正在笼罩中国的大地。春节前，中国政治异见人士、维权人士及访民遭到更加严厉的管控。在北京，一些著名的维权和社会活动人士受到严密监控，一些访民的聚集地受到警方突袭。历年的春节，特别是将在3月举行的中国两会前和期间一大段时间，都是中国各地意见认识和维权人士受到更多管控的“敏感时期”。“每到佳节倍思亲”，这虽是一句中国的节日“套话”，但对那些“良心犯”，特别是年老多病的“政治犯”来说，却分量很重。近来，网络上屡屡传出狱中良心犯们身患多种疾病，有的甚至已经危及到生命，但在监狱中却得不到应有治疗，保外就医遭到断然拒绝的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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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真正反人民的是毛皇帝——从有人说我“反人民”说起
毛泽东在他统治中国的时期绝对是中国首富，是富甲天下的共产帝国的皇帝。毛泽东在世统治中国的几十年间，还延续井冈山和延安时期的说法，一直自诩为无产阶级的代表。他领导下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虽然享有种种特权，拥有丰厚的财产，却自称是“无产阶级政党”，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大量事实证明，毛泽东不是无产阶级，更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优秀代表”或什么“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毛皇帝不仅不配得到中国人民的热爱和敬仰，相反还应该受到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大陆农民的诅咒。因为，从1949到1976年，在中国，毛泽东才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因为毛泽东，才大大延缓了中国人民真正幸福的到来；因为毛泽东，中国大陆人民特别是农民兄弟才更加受苦受难那么多年。如果说有时人民应该是受到诅咒的，那么，让人民受苦受难的人，同样应该受到人民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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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完整的国会及立委选举制度改革建议
中华民国现行国会立法院和立法委员选举制度，是依据二零零五年六月第七次修宪结果调整而来的，当时改革的重点，在于“单一选区两票制选举制”以及“席次减半为一百一十三席”，平心而论，该次改革纵有美中不足之处，其成就仍是值得肯定的。我主张新一波的国会制度改革，并不是否定现有的国会和政党体系，而是期待在此一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中华民国的宪政制度。同时，还期待第八次修宪复决能与二零一六年的总统大选合并举行，既节省经费，又可提高投票率。而这一切有待民进党和国民党早日就修宪启动政党协商，又或陈请总统召开国是会议，订定修宪原则，让立法院尽早通过宪法修正案，如此才能赶得上这样的政治进程。修宪复决也带有人民主权实践的意义。希望透过修宪这一宁静的革命形式，让中华民国的台湾新共和内涵，得到台湾人民全体第一次真正的亲自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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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地方政治民国化与逃离极权
伴随着央地矛盾的加剧，财政联邦制的出现，地方的民国化也可说明地方政治的本土性在增长。我们可以从国民党中央集权建立在民国初年联省自治的联邦之上，并且为共产党加深，可以看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地方本土政治与党国体系有着内在而永恒的冲突，被压得几乎死了；但会随着党国的削弱而重新复活，这可以从潮汕等地的农民抗争看出迹象。这是一个地方本土性逐渐上升的过程，而镶嵌在地方与中央的割裂割据关系之中。政治是公共事务，并不是只有政府垄断的才是。党和政府之外一样有政治，如同城聚会的民间政治。地方的民国化还可以从同城聚会的民国化看出。只不过当下的同城聚会不够同城，本土化不足，被中央集权和改革话语所祸害，如果继续下沉和趋于革命，就会从自己脚下做起，从本土话题做起，形而下层面进去本土议题维权，形而上层面比中共更高一步，走向民国认同，这正是地方政治民国化的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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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打捞国人精神——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的学术思考（二）
回顾中国具有民主自由传统的正面历史，可以看得出士民阶层对中华文明塑造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孔子最杰出的贡献是提出“有教无类”即把打破官方教育垄断做到了极致，从此使后世政治道德败坏的统治者无论采取何种镇压方式，总无法压制自由的思考乃至于激起社会性暴力反抗——儒学第二位宗师孟子极大地加强了这一点，提出了“诛一夫”的集体暴力伦理。从东汉知识分子遵从古典之训“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消极反抗，到宋明之间的文学塑造，描述了消极反抗至积极暴力抗争的路径。简约地说，杰出的智力资源不惟一条与统治权力交易的路径选择，还可以选择积极颠覆暨驱除罪恶统治。打捞并继承中华文明的国人精神应成为志业化后的异议精英的一项选择，此种超乎时代行为艺术的抉择也将是走出“新中国，旧社会”的文明级别的努力。由此，中国的民主化也就有了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可能，而不只是限于一般性的社会转型政治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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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中国当代两次思想大交锋下的路径选项
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过两次公开的思想大辩论与大交锋，其起因、观点、参与各方力量、最后结果等都给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带来深远的历史性影响，值得后人深入思考与比较研究。第一次“两个凡是论”与“真理标准论”的交锋应该属于工具性层面的争论；第二次，也就是当下正在进行中的这场“中国特色论”与“普世价值论”的交锋却是在价值层面的争论。就此而言，前一次交锋关系着中国十数年的走向，属于以十年计的社会变局；而后面这场交锋却关乎中国未来数百年的走向，属于百年计甚至千年计的大变局。由此可见两次交锋的由表及里，与由现象及本质，也显示出两次交锋的轻重与易难。面对中国今日仍在进行中的这场“特色论”与“普世论”的大交锋，任何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士都不应置身事外，当本乎良心与道义，为民族和人类的未来而击鼓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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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克复：马克思的先验主义学说之批判（二）
马克思的先验主义学说是人类文明生长中的一种异质文化，它同西方社会启蒙时代以来兴起的自由民主主义的主流文化大相径庭。现代宪政主义或自由民主主义起源于契约说、人民主权说。宪政精神是：公民在上，政府在下，公民是目的，政府是手段。马克思的思想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的理论中，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一概扫荡，无立锥之地；代之以暴力、专政、剥夺、消灭、决裂之类的概念。马克思不是要消灭阶级压迫吗，结果他的理论制造了更暴戾残酷的超级压迫——新权贵特权阶级对无权者的压迫。马克思不是要消灭阶级剥削吗，结果他的理论制造了不择手段的超级剥夺——新权贵特权阶级对国民财富及平民大众的掠夺与剥夺。它是冲破人道主义底线的压迫、掠夺与剥夺。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文明断层，是一场共产主义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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