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暗暗覺得不安，這兩個男人，我必須只能選擇其中一個。我深知，腳踏兩只船，遲早會翻船的。兩個男人都很優秀，都很有錢、有權，但我選擇哪一個、丟棄哪一個男人呢？

英年早逝，于生命本身而言，诚然是一场遗憾，但同情从来不是无条件的怜悯，更不是对错误言行的纵容。我们不同情他，不是因为他的离去，而是因为他一生的言行，早已耗尽了公众的善意；因为他对生死的轻慢、对财富的偏执、对责任的漠视，终究让自己活成了让人无法认同的模样。

我心裏暗暗好笑，我十六歲就被寧顯貴糟蹋了，不到十七歲就被迫賣到廣州做性奴，我還有純真與無暇嗎？這些年來，為什麼沒有一個男人發現我的優勢？看來他們都是瞎了狗眼！不過，反過來說，嫖客只有佔有欲，他們才不注意我的素質呢。到了北京，我經過「包裝」，「素質」提高了，胡哥才願意跟我玩純情。

唯有让认错与容忍从“危险的美德”转变为“制度常识”，中国才有可能走向一个健康、开放、可持续的现代政治文明——一个能够在错误中不断学习、在差异中和平共存、在自由中实现自我修复的社会。

他看了我一眼說：婉兒，你可能會覺得我很無恥，很壞，是個眠花臥柳的混蛋是不是？不錯，在這個大環境下，要想不學壞，都不可能，而我是情非得已的……那次到海南，從帶班的城建局領導到我們建築業老闆，他們都有情婦或者小蜜，而唯獨我沒有，那晚在夜總會，我偶然遇到小燕子，我開始點她陪我幾天，只是出於面子，出於男人的虛榮心，但我漸漸地發現，她是我溫暖的港灣，是我心靈唯一可以停歇的港灣，我是真的愛她，我為她可以做一切……

此次郑丽文以国民党主席身份访问对岸中国，较之先前三人，连战、马英九、洪秀柱去见对岸的政治领袖，不是添了悲怆成份，而是凸现自作多情。本来，国民党在大陆是有过也有功的，尤其蒋经国主导和平转型不但功于台湾而且功于世界。国民党本应再接再厉，继续审时度势，顺应台湾年轻人的民主与民生诉求，不去迎合大陆权贵那陈腐的大一统皇国观，改为致力于继续在台湾保全华夏文化的精华部份，多研究大陆大变后国民党该干点什么事，如此方为正道，使自身真正融入保护了她的台湾土地，使大陆社情日后仍将予她一席之地。看来，国民党很难凤凰再生。当然也正常，哪有不散的宴席。一应政党，全如此。

我一直陪著小燕子說話，我們都沒有睡意，我開導她，你為他犧牲的只是肉體，並沒有犧牲兩人的感情。她說，這難說了，陪那個老邱開房後，他有包養她的意思，似乎不肯放手。她在早晨回來時，把想法告訴了老廖，老廖半天沒吭聲，末了只是罵了句：我要宰了狗日的。 我們都感歎我們是命苦的女人。

综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建了一种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大叙事。在这一叙事中，团结被置于核心位置，而差异则被纳入统一框架之中进行调节。问题并不在于“团结”本身，而在于当团结成为最高原则时，差异如何被对待，权利如何被保障。

從《渾濁的婉兒河》這一標題就可以看出：腐敗社會必然有一整套制度在守護，缺一不可。從縣委政法委書記到法院院長、檢察長、公安局長、司法局長、派出所長，幾乎同流合污。同時，作者又試圖從法官、檢察官與律師之中開闢出一條希望之路，這也構成了小說的核心衝突。

2018年深秋，我攜家人和劉霞，受邀赴皮爾森書展，在布拉格時，3年前去世的哈維爾總統的弟弟伊萬-哈維爾設宴款待我們。並贈送了伊萬和瓦茨拉夫弟兄手捧童年合照的合照。如今故地重訪，浮雲往事，令人不胜唏噓。

4月3日是我的生日，当天又要送食品。母亲知道后，头天晚上从家里赶到学校，给我送来一个月牙形的铝合金饭盒。那是一个有提手的双层饭盒，上层装菜，下层装饭，据说还是父亲在成都军校时的军用品，结实而美观。我打开一看，上层是两个鸡蛋和一些菜，下层则装满了我梦寐以求的油油饭。母亲嘱咐我不要马上吃掉，要待到明天半路上，快到大面铺时再吃，因为大面铺的坡陡长，吃了可增添些力气。

四川省流沙河写了一个“草木篇”的诗，草木篇是毒草，出了这么一篇,以为天下就会乱了，我看出一百篇也不会乱，如果有一百篇，问题即解决了。在座的看过没有?好文章呀!可以再印一下，最好今天晚上就把它印出来。向草木篇开火，开的对；四川的同志，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是，批评的方法有问题。你们四川同志，不要以为我是赞成“草木篇”，反正你们的批评，我是讲，你们可以让它放一下，征求读者的意见，让懂得的人去批评。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

2011年2月2日，旧历大年三十。流沙河早饭后端坐在沙发上读书，用铅笔在纸上写下一段歌词，如下：天高高，海滔滔，晨星东方照。自由人，民主国，华夏山河笑。讲礼义，知廉耻，唤醒我同胞。爱民众，睦友邻，和平行大道。

作为读史者，记得这一天。1957年6月8日，“我国反右派运动开始”。 读史至此，岂能不叹？ 2020年1月28日，于海南文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