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5年1月13日，九位当选理事在前会长蔡楚先生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议，我有幸当选为第十一届笔会会长。因此，我深知自己必须认真履行竞选时提出的各项提议。

載舟人挺覆舟肩，謗議市朝敢領先。發難四通傳八達，一夫振臂號翻天。

2024年12月24日平安夜，西藏史学者李江琳女士在美国乔治亚州家中不幸辞世。恰逢岁末的节假日，或许家属不便打搅亲朋故友的节日气氛，海内外学界两周后才广泛得知此消息。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学院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何包钢在《中国民主季刊》发表《超越革命与改良对立的神话：对暴力革命观的批评》。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研究比较政治理论和中国乡村政治的政治学家何包钢，请他进一步阐述暴力革命与非暴力抗争的合理性理论与现实、中国民主转型道路选择等问题。

黄昏在天边捕捉晚霞  新月近窗听几声暮鸦  管它明天有多少怨尤  让它伴随我浪迹天涯 

“每当我国皇帝的龙椅上坐着的是一头猪时，皇帝的部下中不是猪的那一部分，就会被迅速淘汰出局，比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等；剩下来的人们就会集体表现的比他们的万岁爷陛下更像猪，比如这位吴阿衡总督。”

杰出的澳华历史画家沈嘉蔚在他的巨画《古拉格》和《萨图耳诺斯》中，描绘了国际共运的灾难性后果，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不亚于法⻄斯带来的浩劫，而且，革命还吞噬自己的孩子，甚至父母。这是国际共运史上贯穿始终的悲剧。《周易》有言：“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人们还要担心，这个“德不配位”者，这个“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会给中国甚至世界带来什么灾殃？

没有六四屠城就没有三峡工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提出“高峡平湖”的设想，但是一直没有获得中共高层的全力支持。从1958年中共南宁会议，持反对意见的李锐击败主建派林一山，一直到1989年4月，中共承诺五年内不会上三峡工程，三峡工程依然还是一个梦。六四屠城之后，收集了反对派意见、由戴晴主编的《长江长江》一书被视作“为动乱和暴乱作舆论准备”，遭到下架、焚烧和化为纸浆的命运。三峡工程反对派也因此受到政治审查和迫害，不能在公开场合发声。笔者认为，一个容忍焚书的社会，必将为焚书的野蛮行为支付难以承受的代价！

当多党制和民主选举机制再次降临中国大地的时候，中国会不会出现川普式的竞选者？中国的选民会不会再次把民族复兴的梦想寄托在中国的川普身上？ 川普和他的MAGA运动虽然不能对上述问题给出直接答案，但是川普的成败以及他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对未来中国的政治家具有极高的参考、借鉴和警示意义。 

虽然国际社会不能对各国的司法行为进行直接干涉，但是可以采取一些间接、软性的方法来约束各国的司法行为、促进其文明化。例如，可以制定一套体现司法文明公正的标准，予以公布、宣传，让民众知道怎样的司法才是文明公正的，并且利用这套标准来给各国的司法状况进行打分、评级，达不到一定分数的国家，在外交、贸易等方面予以区别对待。司法状况达不到一定分数等级的国家，无权发布红色通缉令，发布了也不予理会。你司法不文明公正，怎么能保证当事人不是被冤枉的？

这是我第三次坐牢。我被指控的罪名，由第⼀次的“⾮法出版”、第⼆次的“聚众扰乱”，终于进展到第三次的“煽动颠覆”。可以预料的是，我也终将会被以“煽动颠覆”⽽判罪。其间的节律进程，如同⽬前正在发⽣的⼤历史⼀样，步步切⼊深层结构的核⼼。

整体而言，中国文化是以巨婴为主流的文化，中国社会是被巨婴运行的社会。心理独立的成年人在这个群体中是少数，且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本文开头提到的中国社会那些问题中的多数都是由此引起。这些问题在当下中国的恶化催生了2022年中文世界里的一个流行词：润学（润对应英文中的run; 润学即逃离中国的学问）。

从这些口号中可以看到统治者们对这个国家的认知从自大到自卑，又从自卑回到自大的不断轮回。自大时满是全能自恋；自卑时满是怨毒和处心积虑。他们没有能力安然自处于自恋和自卑之间的某个平衡点上、意识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可以拥有“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心态。

就因为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扒下了激进革命派的内裤，我被“民主斗士”打入另册、开除教籍，泼了满身满脸的污水。若是他们手里有权，我大约老早就被他们绑上了火刑柱。“性格决定命运”，执意求真并且“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的湖南人性格，大概就是我多灾多难命运的总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