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潜伏在忠忠的租屋，一个多星期不敢露面。 直到三月的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过了，定点监控由紧绷到松懈，刘晓波才赶过来，带我去仰慕已久的丁子霖和蒋培坤两位老师家。 聊了两个多小时。 当然，主要是他们聊，我插不上嘴，就傻瓜似地洗耳恭听。 末了，又傻瓜似地将《民主中国》主编刘晓波刚发放的专栏稿费四千人民币掏出来，要捐给六四难属群体。 丁老师不收，说我自己都困难。 我说不困难，有肉吃有酒喝还有到处乱跑的闲钱。 可丁老师依旧不收，说难属们是需要帮助，我们也不拒绝捐款，但是你的作用不是捐款。 我有些困惑，丁老师就埋头写了一张卡片递给我：“能抽空去看看这对夫妇吗？ 要不，打个电话也行。 你们是同乡。 ”

既然口头已认捐，那兜里的钱就不属于我了，归途中，我央求刘晓波代转。 过一晌返成都，我接到六四难属杨银山和杨子明的收条，丁老师附信如下：

亦武，你好
所托之事已办毕，现寄上收据两张，请查收。 留作纪念吧

衷心感谢您，愿您平安，一切都好。

我的老伴去年又有心脏病，经住院检查，才知状况已相当严重。 做支架术后又被医院不慎冻病，发高烧又引发心脏病变，在医院住了五周，上周才出院，目前病情尚稳定，但身体极度虚弱。 他患病手术期间晓波、蒋彦永医生等友人对我们都十分关心，给了我们很大的安慰。

鉴于我目前的状况，难友们已分担了我转送捐款的任务，但以后您千万不要再捐赠了。

再来京时请来舍间聚谈，上次时间太短了。

祝好！
丁子霖



感佩之余，我几经周折，终于专程去新津县城区探望六四死难者吴国锋的父母吴定富、宋秀玲——这是记录文学专著《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的首个专访，时间是2005年5月19日，首发于刘晓波任主编的海外网刊《民主中国》，引起了连锁反响。 有多位流亡美国的民运人士透过各种管道联络我，说要捐款给已割除一个肾脏的吴国锋老爸。

那时，我正在阅读匈牙利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的代表作《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祈祷》，就随手在专访后记中写道：

“「不！」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毫不犹豫，完全出自本能，是本能反抗着本能，是反本能在起作用，而不是本能本身，这一声「不！」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不！」也不是一个期望中的回答，表达我的不置可否。 而我的妻子只是笑我，她理解我，后来她也说，她从心底知道这声「不！」来得多么艰难，尽管我的内心苦苦挣扎想使它成为一声「是！」而我的回答——我相信我理解她，也知道她在想什么，可是那个「不！」是那样一个“不！”不是那种犹太人似的“不！ “，那个”不！ “的意思她已了然。 不是的，我对这个字的确像我对这个字本性的不确定一样，这个「不！」只是一个「不！」我说。 即便我有大把理由，我也可以想象一次失望透顶的谈话是什么后果。 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孩子，我们的孩子——或者你的——如果这个孩子听说了什么而尖叫：“我不想当犹太人！ ”…… 犹太人意味着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也意味着犹太人......不——我不能做另一个人的父亲，注定的，上帝啊，不——我孩提时代的经历再也不应发生在另一个孩子身上，不——我的心中有声音在尖利地叫喊，是可能的，这个孩提时代的经历，应该发生在这个孩子——在你——在我身上。 是的，是开始对我的妻子讲述我的孩提时代的时候了...”

从以上文字推断，凯尔泰斯没有孩子; 这次堕胎之后，他再也不会生孩子。 他拿起了笔，为这个未出生的孩子祈祷，他喊了一连串的“不！ “，声泪俱下，因为犹太人一生下来就没有安全感，甚至没有祖国。 凯尔泰斯永远记得，一个十四岁的少年，被关入集中营等死，却突然得到一杯热牛奶，他舍不得一口灌下去，而是躲在角落里，小口小口地吮。 虽然牛奶的表皮蒙了一层黑灰，这黑灰就是焚尸炉落下来的，但他忽略了这一切，全神贯注地吮吸——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啊，那种黑牛奶的回味令他多年后想把它写出来......

我的眼眶湿润了，而录音机里，失去孩子的父亲正在讲述这个孩子的童年——他的嗓音颤动着情不自禁的笑。 后来，这个叫吴国锋的孩子去了北京，燃起父母对未来的种种梦想，再后来，他被戒严士兵的刺刀捅死在异乡街头，父母的梦想又成死灰。 绝望，绝望无尽头，如果把吴国锋的父亲换成凯尔泰斯，孩子也不会生下来，以免在二十一年后被杀。

再如果，把凯尔泰斯文字中的“犹太人”换成“中国人”，我们也不该生下来，以免一思想就犯罪，连累亲人。 但我们生下来了，和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一样，繁衍着，耻辱如冰雹一般打得人抬不起头。
“不！” ，我关掉了录音机。 但是“不！” ，我还会打开它。

接下来我再次前往北京，5月26日下午，经艺术家高氏兄弟介绍，我与六四囚徒画家武文建结识，自此拉开长达数年的寻访六四暴徒（社会底层抗暴者）和普通政治犯的序幕。



2006年岁末，在北京一家饭店包间，「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丁子霖被授予独立中文笔会第四届自由写作奖。 全国各地的三十多名异议作家应邀到场，会长刘晓波起立鞠躬，致长达万言的颁奖辞，中途几度哽咽：

…… 痛失爱子的一刻，她站起来，在专制铁钳下，以罹难者家属的身份发出第一声呐喊。 从此，她开始了另一种人生，百折不挠地追寻六四死难者，让那些冤魂的家属们从绝望的阴影走到阳光下，以母爱为纽带，互相扶持，互相联络，互相激励，直到17年后的今天，形成了有110多名六四难属参与进来的天安门母亲运动......



从1994年的《六四受难者名册》、1999年的《见证屠杀，寻求正义》，到最近的这本《寻访六四死难者》，她的浮雕般的文字令所有经历过那场屠杀却刻意回避的社会、历史及新闻学家蒙羞，也令所有自称「幸存者」的知识分子蒙羞，更令那些经历过逃亡、失落、回归，最终大彻大悟，懂得利用国内外、东西方的制度差异，玩弄政治、经济、 文化平衡术的时代精英蒙羞。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令我们这类自以为做得不错的学者和作家蒙羞......

自1949年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所谓的解放、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合作化运动、反右、三年大饥荒、四清、文革、八九六四等浩劫，非正常死亡的累积人数早已过亿。 然而，饿死也算了，杀死也算了，拖死也算了，没有人算过细账，没有人讨过公道。 中国人总是习惯等待“平反”，等待共产党自己“有错必纠”，以此来证明刽子手的“伟大、光荣、正确”。 丁子霖所提供的六、四死难者的名单与证词，与亿万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相比，可谓沧海一粟。 但这是唯一的与劫难同步的见证，这份“孤证”，为这个号称有五千年历史和文明的懦弱民族挽回了已经丢尽的脸面......

七十岁的丁子霖致答谢辞，她追述了丁氏短寿的家族史，二伯父丁文江，驰名全国的地质学家，四十九岁就走掉。 她自叹已活得够长，比家族里任何长辈都活得长。 但是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不定哪天长眠不起。 这次她放不下的，不再是被杀的孩子，而是同自已一道，年复一年为死孩子寻求公平正义的、逐渐老去的父母们。 “在座的不少朋友还年轻，大有希望迎来民主曙光，” 她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请多多关照她们。 ”



然后，她坐到我跟前，恳求用洞箫吹奏并演唱《天安门母亲》。 当时谁也没料到，我会在六年后，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举行的书业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为近千名德国观众吹奏并演唱同一支歌曲：“人世茫茫，墓草青青，母亲啊，你的叫喊有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