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看了不少郑永年先生的文章，其中有不少是关于“党内民主”的。总体感觉可用一句话概括：身在新加坡，操碎了中南海的心。同时从其间也能窥见他的内心纠结。
最近在接受传媒采访时，郑先生明确地将他心目中的中国民主定义为“开放的一党制”：结合传统，中国可以走开放的一党制。一党之内的利益都可以通过党内的民主来协商、协调，或者在党内表决都可以，这样发展出一个民主机制来。得出这样的结论，源于郑先生的“国情论”：对中国而言，“中国式民主”肯定得把传统跟一些民主制度层面的东西结合起来。我以前也说过，民主的本质不是多党制，是竞争，竞争的目的就是把最好的人才给竞争出来，而多党制只是一个形式的问题。好啦，即便不要多党制，一党制下怎么才能保证“最好的人才竞争出来”呢？郑先生认为票决很重要，他还举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例子说，当时党内民主就有了大胆的实践，引入了政治局的差额选举，保守派骨干分子邓力群被差额掉了。自十三大以后，历届中央委员的选举都实行的是差额选举制。然而话锋一转，郑先生又说“党内民主要深化，必须超越票决制度的概念”。在他看来：票决只是一种工具，即产生领导人的工具。但党内民主不仅仅是要选人，更重要的是要选政策。领导人很重要，票决就是要选拔或者选举有能力的人。政策更为重要，候选人的政策意向和其执行能力极为关键。从理想层面来说，民主竞争是不同政策之间的竞争，而非人的竞争。人的竞争主要是关乎特定的候选人有没有能力来实施其政策。“票决”的问题还没说清楚，就说要超越票决了。这种递进跨度之大实在令人有“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的感觉。其实“票决”里面藏着的问题大着呢：首先，提名时存不存在私下打招呼；其次，候选人能不能公开拉票；第三，计票过程有没有猫腻。据多年来的媒体报道显示，在提名阶段组织部门私下打招呼的现象并不少见，严重影响选举的公正。而在选举阶段，获得提名的候选人却不被允许公开拉票，不能公开发布自己的政纲。其实在一党之内的选举，选举上来的都是党员，都是自己人，因此禁止“竞争性选举“的做法令人匪夷所思。禁止光明正大的竞争，就会刺激不光明的手段，诸如贿选以及“非组织政治活动”就必然出现。“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连毛泽东都承认的。从这点看，周永康、薄熙来等搞“非组织政治活动”，是再正常不过了。在踢开多党制之后，郑永年自己也承认“我说的开放的一党制，它是内部多元主义；内部多元主义可以公开竞争，也可以有公开的政策辩论。”郑先生进一步乐观地展望：如果内部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势能够继续，并且执政党也能发展出党内民主的机制，中国更有可能发展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治制度，形成一党长期执政，但政治过程有足够的开放性来容纳不同的利益。然而在中共连“内部竞争性选举”都不允许的情势下，郑先生所谓的“内部多元主义”也只能是自说自话了。面对这样一个坚硬的现状，客观的学者要么对中共进行批评，要么就因失望而保持沉默。但郑先生却依旧热情勃勃地进行“跨越式”建言：中国要顺利地过渡到民主的话，就要探讨一党主导下的宪政是怎样的，一党主导下的法治是怎样的，一党主导下的司法独立是怎么样的。并且郑先生还对同行们跟不上他的步伐感到悲观：很多学者还是在玩弄一些西方的概念，没有人真正地去研究这些我们应当研究的，与中国相关的一些问题。但是在被问到中国民主的前景时，郑先生又心中无底了：中国以后会怎样，到现在我也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要做大量的研究，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毕竟是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的民主，这在历史上是找不到的。从郑先生以上充满“转折”、“递进”语态的文字里，我读到的不是一个像他自诩的“独立知识分子”的形象，相反却是一个离现实政治太近、太亲中共的“党师”形象。当然由于他毕竟还是一个学者，因此我也深深感受到了他的内心纠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