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路上仍任重道远，却也论证出了可行性。改开的物理上一时眩目光芒的惊人成本，不应该再由奴隶劳工及子孙后代埋单。中国理应从历史轮回中跳出来。 反弹与报应已纷至沓来，似乎维稳也力不从心了。更严重的局势在后面。中国不陷入沼泽地的几率已经很小了，而比陷入沼泽地更可怕局面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要普遍地、彻底地败坏人类良知，让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堕落到人吃人的程度，非两极主义不可，邪说恶制和恶性特权阶级，三者缺一不可。中国于五四之后社会丛林化，四九之后国家监狱化。丛林化加监狱化就是地狱化。可怜无数马邦人，身在地狱不知苦，苦到极致不抗争，甚至依然充当地狱的拥护者、维护者和辩护者。

由于湖南大学当时的领导一贯奉行极左政策，拒不认真落实当局的知识份子政策，以致湖大以物理系石任球教授为首的五名“右派”教授联名向光明日报投诉湖大领导拒不落实党的知识给子政策的劣行，引起中共当局的重视，湖大对知识份子的态度才略有改变。

其实，不论是上帝还是真主，都是要让人得自由、享受幸福的，信徒所要遵循的最高教义就是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妨碍个人得自由、享受幸福的所有枷锁都应该解除。所有视他人、视异教徒为敌人的意识都是错误的、要消除的。如果教义中对此没有明确表述，那么就应该予以明确表述。如果教义中有与此相悖的，就应该剔除，它也许有人违背上帝、真主的旨意添加上去的。

说真的，十四年前的高校是绝不敢发这样的“通知”的——你他妈的也管得太宽了吧！老子放假出去玩儿，还需要你来“安排”。可如今就不同了，学校就是有勇气“安排”。因为大学不是大学生的大学，也不是老师教授们的大学，是政府的大学，是党的大学！所以至少到今天，我在拟标题时还是只能敲下这样一个题目：还是“看”吧。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原则”，只要跳出官方话术，便可清楚看见改开目标已变的一点两面。说白了，红朝上层的改开，随着社会紧张关系缓和，曾经的悲情成份已成了稀缺物，且越来越稀缺。那一次又一次的“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把胡耀邦、赵紫阳赶下台，等等，红朝厅局级以上官员不知道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吗？他们事实上是支持这样做的，因为由得什么自由、民主，日后他们往哪里摆？他们接受得了国会的传讯，媒体的揭短么？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必须死在中国的监狱里，反映的不只是专制当局的凶残，另有就是要与外部民主国家对着干的大天朝心理。顺便说一句，刘晓波曾说过中国人要融入世界，需要被殖民三百年。无疑，此话很伤民族自尊心，却是对国人价值观及性格的清醒洞见。

当局的当务之急是还权于民，把主权和人权还给人民。人权不是美西人民的特权，只要是人类，就应该拥有，中国人民同样应该拥有人权。儒家群体和三界精英都有责任呼吁、督促当局还权于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没有任何人物、势力和政权能够一直剥夺人权、奴役人民永远一手遮天。还权于民是迟早的事。

回顾龚伯母一家“解放”前后的坎坷经历，龚玮的父亲与他的舅舅郑团长因一念之差，就造成了两家人如此悬殊的人生经历：龚父过早命丧黄泉，且留下龚伯母一家人在大陆受尽磨难，而郑团长出逃香港后建立美满家庭，并成为成功的商人安享人生的欢乐。

我觉得你们家属没有必要为老陈担心。像什么取保候审啊，保外就医啊，减刑啊什么的，做不到，他也不会接受。他真的在里面很享受。他说他在家里还要烧饭。在看守所里有现成的饭吃。而且他真的不认为他犯了什么罪。他说。他只是讲了真话，而中国的法律里面没有因言获罪的。

谭嗣同在谈到民主时说：“且举一事而必其事之有大利，非能利其事者也。”不知被尊称为“民族企业家”的柳传志读到这句话有何感想。特别是连这种“民族企业家”对中国实行民主非但没有信心，甚至还有抵触思想，那么，你让中国的民主化猴年马月才能“化”得起来。而上面提到的那位网友说的是：“一个负有盛名的企业家都如此萎缩，更何况普通公民。”

相反，专制国家则是对待权贵宽容，犯了再大的错，也可以不予追究，顶多是免职、开除，过一段时间可能又异地任职了。最近重庆天然气收费超高事件，显然不是简单的失职问题，而是涉及故意欺骗的犯罪行为，按照法律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官方对责任人只是作出免职处理，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胡耀邦的举措令人想起了中国人的古训“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礼记·中庸》）。说明某一主张随着提倡者的存在而执行。实际上正好说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都是人治的社会。

我不在乎国土大小，我也不为自己是中国人自豪，哪怕会被骂为“汉奸”。因作为中国人的我，有的只是屈辱。因我们深受官害者都清楚，真正毁国、卖国的腐恶官吏门，才是真正的大汉奸，且是人类的公敌！ 唯有权利和尊严回归，才是我们真正感受作为中华国民荣耀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