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利忘义，就是人品有问题。人品出了问题，就会罔顾“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品出了问题，就会不畏己知畏人知。而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买卖棋的勾当，也就做成了。不过，有句老话屡试不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旦东窗事发，王天一的结局只能是：跌落神坛，身败名裂。

邓小平的“崇毛”不是几句空话。哪怕是搞政治改革，邓小平的目标也是维护中共一党专制，为此不惜出动国防军在首都镇压要求民主法治和反腐败的1989年民众抗议运动。这也正是为什么邓小平模式的经济繁荣充满了腐败与不公。毛泽东的根子，邓小平的藤蔓，结出了习近平这个毒瓜——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程羡瑞先生突然停了下来，脸上的笑容没有了，换了一副狡黠的面孔，看着我，说：“别人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然后，他放缓了语速，一字一顿地接了下去：“我是一朝被蛇咬，一生怕井绳。”然后脸上又恢复了笑容。

太平军之乱、义和团之祸、共产党之灾，都存在愚昧而盲目的排外倾向，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几度受阻。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由洋人所建立的几十所大学，遭到被拆分或取缔的命运。非常遗憾，那是把传播西方文化的大门给彻底关闭了。如果那些撒播西方文明种子的大学没有被拆除，何至于改革开放后出现长时间的大批留学潮呢？殊不知，外来的优秀文明因子融会于古老的文明体系中，那是何等的幸运，那将迸发出不比的生机。

中国人民本就是无穷无尽能量和创造力的源泉，在建立自由而有尊严社会的追求中，既不可预测又势不可挡。请继续关注那些新面孔，他们即将到来。 确实如此，他们会来的。这是对一个扣人心弦悲剧性故事的恰当墓志铭。因为如果说有一位政治思想家体现了对未来更人道中国的承诺和希望，那就是刘晓波。

尽管，六四后，这句“三百年殖民化”的即兴回答，变成了中共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典型证据；时至今日，这句话仍然不时地被爱国愤青提起，以此来批判我的“卖国主义”。然而，我不会用接受採访时的不假思索来为自己犯众怒的言论作辩解，特别是在民族主义佔据话语制高点的今日中国，我更不想收回这句话。

而处于今天中国严酷形势下，面对习近平对内高压对外扩张的精致的高科技的新极权统治，杨小凯二十年前这个先知般的不单关系到中国人还会影响全人类命运的警告，尤其应该在每一个人耳中长鸣：中国不进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并为许多国人所称赞所认同。可是，杨小凯从中看到的是后发劣势的表现。他认为，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便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就这样，这个当年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一个曾在黑暗囹圄中艰难地度过了十年光阴的青年人，现在以其成果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中有开创意义的“第三代”的一位代表。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近日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表示，改革开放后中国党内对政治体制改革有不同的期待，但有一点是普遍的共识，那就是毛式的个人独裁将一去不复返了。胡平说：“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在毛去世30多年，在邓江胡之后，居然又出了个习近平，居然又重演了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

现在，我还要特别致敬挺身而出、勇斗歹徒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苏州胡友平女士。天地之间的六月，不是仅用来感怀的。星空之下的六月，更要见证国人的仗义执言，见义勇为，因义而行。

从1967年3月，我和友渔结识，转眼之间，就过去了57年。我们这一代人，除去离世者，其他的也步入余生。无论是言说还是行动，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事，友渔都不愧为我们这代人的典范。借此书评，谨表达我对友渔崇高的敬意，以及对我们半个多世纪友谊的美好留念。

因为林培瑞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的人权事业，批评中共当局压制人权的行为，所以被中共当局视为“境外敌对势力”，名字上了黑名单，早在1996年就不准进入中国。林培瑞自己对此毫不在意，戏称“死猪不怕开水烫”。但他指出，中共的黑名单对美国的学术界会产生恶劣的影响：不少人担心自己上黑名单而不能进入中国，于是就在对中国问题的讲话和文章中自我审查；而他们这种经过自我审查后发表的言论又反过来误导了一般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