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间 6:00 2022年1月27日 星期四
孙承
美国两党政治对立日趋极化华盛顿 — 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正在经历历史上罕见两极政治分化，而社会分裂加深、 两党对立加剧正在成为超越国内政治范围，成为一个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在华政策议题上，面对美国目前最为强大的对手中国，激烈的党派争斗使政治领导人很难拿出具有战略价值但在政治上可能颇具争议的战略决策，加剧了美中紧张关系及爆发危机的风险。美国本星期的一份民调发现，70%的人同意这样的说法，即美国已经变得如此两极分化，以至于它无法再解决美国当前所面临的各类紧迫问题。此前，盖洛普(Gallup)上星期的民调也显示，拜登总统在2021年获得共和党极低和民主党极高支持率导致政党两极分化程度超出了美国历史上任何总统第一年执政时的水平，而在拜登之前，两极分化最严重的第一年出现在他的前任特朗普在位期间。在拜登任总统的第一年，他在民主党中的平均支持率为91%，而在共和党中为仅8%，差距高达83个百分点。
党争殃及对外政策
美国传统上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常常能团结一致对外，但鉴于目前党派及社会意识形态之争的两极分化的程度如此之严重，政治分析人士警告说，这将不可避免地殃及美国的对外政策。
民主党在众参两院目前仅占微弱优势，如果他们失去其中任何一个、或两者的控制权，拜登政府的绝大部分立法提案被认为都将严重受阻。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说，虽然拜登仍然可以推行他的外交政策，但是可能无法跟其他国家谈判任何需要参议院批准的正式协议。
他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撰文说，美国的两极分化已经到了他所谓的“超级极化”（hyperpolarization）地步，而政治极化也是一个外交政策问题，使联邦政府无力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两极分化破坏了美国国际承诺的可信度，使其他国家不太愿意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换取美国的承诺：“这使得拜登的团队更难获得盟友和对手的合作；他们根本不信任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有多分裂。”
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专家何天睦（Timothy Heath）认为，美国政治极化已经“处在内战结束以来最严重时期”，党派之间相互仇视的后果也可能超出国内政治的范围。
何天睦对美国之音说，一方面美国社会在中国问题上有广泛的共识，在两党严重不和，白宫仍然展开一系列应对中国威胁的政策，强化美国的战略地位，但是在另一方面，党争日趋激烈的环境加剧了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加了爆发危机的风险。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一旦有危机爆发，党派关系也会增加决策瘫痪的风险。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任何导致美军伤亡的军事危机或任何可能最终导致尴尬结果的军事危机都变得更具风险，因为反对派会利用对方的任何失误来抨击执政政府。他说：“我认为一旦爆发危机，政府可能会陷入瘫痪、恐惧、政治失误”。
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雷切尔·迈里克(Rachel Myrick)指出，人们常常认为外部威胁会减少美国的两极分化，因为面对外患，美国会搁置党派政治，强化了国家认同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党派认同的重要性，然而，她的研究发现，这种看法可能并没有事实根据。迈里克分析了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国内对外国引发的71次安全危机的反应，她说她几乎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安全威胁会持续减少政策制定者或公众之间的两极分化。
观察人士还指出，在美国社会普遍对中国持极为负面看法的大背景下，两党竞相抨击中国。迈里克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没有出现极端两极分化，特朗普2016年的竞选活动可能不会引起选民的共鸣。如果没有这一点，民主党随后可能不会在2020年的竞选中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然而，这种被中国学者称为的所谓的两党“逐底竞争”现象也被认为导致美国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实力。自誉自1857年以来就一直在挑战传统假设观念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援引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Drezner）的观点指出，立法者“大大高估了中国目前的实力”，尽管中国在科技和军事方面有足够的潜力可以成为美国的对手，但“美国仍然是一个更强大的参与者。”
曾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 (USPACOM)高级中国分析师的何天睦说，在1980年代冷战时期，美国极右翼和极左翼要弱得多，这给了当时的里根总统更大的灵活性，使他可以拒绝过于强硬的政策，来抓住时机与戈尔巴乔夫一起结束了冷战。但是，他说：“今天的情况并非如此。我认为这意味着他们的政客不太可能承担这样的大风险。他们更倾向于采取更安全的立场，即保持强硬的言辞。”
中国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
近年来美国两党尽管在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国内问题上常常势不两立，但是在中国问题上却持有着异乎寻常的相似立场，都主张应该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例如，《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由两党13名参议员联署，涉及科技竞争、产业链、中国软实力、地区安全等等一系列领域，堪称近年来美国“硬对”中国威胁最为全面的法案之一。法案由7名共和党议员、6名民主党议员发起。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党争越发极化的背景之下，两党在新冠疫情、脱钩、对中国基本地位等问题上也存在重大分歧。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过半数(53%)共和党人视中国为敌人，而持这一看法的民主党受访者仅占20%。在如何处理美中经济关系方面，党派分歧更大。共和党及共和党倾向的人当中，支持强硬经济政策的人占72%。民主党/民主党倾向的人中只占37%。
美国国会官网上的资料显示，虽然很多涉及到中国的议案都获得了两党的普遍支持，但共和党发起的议案明显多于民主党。目前的117届国会总共提出了涉及到中国的议案总共有505件，其中331件由共和党提出，173件由民主党提出。
民主党多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而共和党内很多人则不回避称中国为敌人。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前奥巴马总统亚洲事务的首席顾问杰弗里·贝德（Jefferey Bader）曾专门撰文阐述将中国视为敌人不符合美国利益。
在新冠疫情问题上，拜登政府没有再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
兰德公司的何天睦说，总的来说，虽然民主党人的立场越来越接近共和党的立场，但两党之间仍然存在分歧。共和党人的批评要严厉得多。并且更倾向于将中国描述为敌人并强调中国构成的威胁。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其他15名参议员最近提起一项议案，对中国阻碍新冠病毒起源调查进行制裁。这一“2022 年冠状病毒起源验证、调查和确定 (COVID) 法案”提议对COVID-19的起源进行可信和全面的国际调查，并制裁中国科学院及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领导层。15名联署议员全部为共和党议员。
在美中国脱钩问题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指出，与中国“完全脱钩”是不现实的。
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雷切尔·迈里克(Rachel Myrick)对美国之音说，从短期来看，国会两党似乎围绕美中政策展开了很多合作。但是，我怀疑这是否会长期持续。她说：“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美国政治的高度两极分化——尤其是消极的党派偏见——让政客们有动力批评对方。”
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临近，这位美国政治学者说，她认为我们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地看到共和党立法者批评拜登政府“对中国态度软弱”。
党争殃及对外政策
美国传统上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常常能团结一致对外，但鉴于目前党派及社会意识形态之争的两极分化的程度如此之严重，政治分析人士警告说，这将不可避免地殃及美国的对外政策。
民主党在众参两院目前仅占微弱优势，如果他们失去其中任何一个、或两者的控制权，拜登政府的绝大部分立法提案被认为都将严重受阻。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说，虽然拜登仍然可以推行他的外交政策，但是可能无法跟其他国家谈判任何需要参议院批准的正式协议。
他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撰文说，美国的两极分化已经到了他所谓的“超级极化”（hyperpolarization）地步，而政治极化也是一个外交政策问题，使联邦政府无力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两极分化破坏了美国国际承诺的可信度，使其他国家不太愿意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换取美国的承诺：“这使得拜登的团队更难获得盟友和对手的合作；他们根本不信任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有多分裂。”
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专家何天睦（Timothy Heath）认为，美国政治极化已经“处在内战结束以来最严重时期”，党派之间相互仇视的后果也可能超出国内政治的范围。
何天睦对美国之音说，一方面美国社会在中国问题上有广泛的共识，在两党严重不和，白宫仍然展开一系列应对中国威胁的政策，强化美国的战略地位，但是在另一方面，党争日趋激烈的环境加剧了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加了爆发危机的风险。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一旦有危机爆发，党派关系也会增加决策瘫痪的风险。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任何导致美军伤亡的军事危机或任何可能最终导致尴尬结果的军事危机都变得更具风险，因为反对派会利用对方的任何失误来抨击执政政府。他说：“我认为一旦爆发危机，政府可能会陷入瘫痪、恐惧、政治失误”。
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雷切尔·迈里克(Rachel Myrick)指出，人们常常认为外部威胁会减少美国的两极分化，因为面对外患，美国会搁置党派政治，强化了国家认同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党派认同的重要性，然而，她的研究发现，这种看法可能并没有事实根据。迈里克分析了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国内对外国引发的71次安全危机的反应，她说她几乎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安全威胁会持续减少政策制定者或公众之间的两极分化。
观察人士还指出，在美国社会普遍对中国持极为负面看法的大背景下，两党竞相抨击中国。迈里克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没有出现极端两极分化，特朗普2016年的竞选活动可能不会引起选民的共鸣。如果没有这一点，民主党随后可能不会在2020年的竞选中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然而，这种被中国学者称为的所谓的两党“逐底竞争”现象也被认为导致美国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实力。自誉自1857年以来就一直在挑战传统假设观念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援引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Drezner）的观点指出，立法者“大大高估了中国目前的实力”，尽管中国在科技和军事方面有足够的潜力可以成为美国的对手，但“美国仍然是一个更强大的参与者。”
曾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 (USPACOM)高级中国分析师的何天睦说，在1980年代冷战时期，美国极右翼和极左翼要弱得多，这给了当时的里根总统更大的灵活性，使他可以拒绝过于强硬的政策，来抓住时机与戈尔巴乔夫一起结束了冷战。但是，他说：“今天的情况并非如此。我认为这意味着他们的政客不太可能承担这样的大风险。他们更倾向于采取更安全的立场，即保持强硬的言辞。”
中国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
近年来美国两党尽管在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国内问题上常常势不两立，但是在中国问题上却持有着异乎寻常的相似立场，都主张应该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例如，《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由两党13名参议员联署，涉及科技竞争、产业链、中国软实力、地区安全等等一系列领域，堪称近年来美国“硬对”中国威胁最为全面的法案之一。法案由7名共和党议员、6名民主党议员发起。
然而，在另一方面，在党争越发极化的背景之下，两党在新冠疫情、脱钩、对中国基本地位等问题上也存在重大分歧。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过半数(53%)共和党人视中国为敌人，而持这一看法的民主党受访者仅占20%。在如何处理美中经济关系方面，党派分歧更大。共和党及共和党倾向的人当中，支持强硬经济政策的人占72%。民主党/民主党倾向的人中只占37%。
美国国会官网上的资料显示，虽然很多涉及到中国的议案都获得了两党的普遍支持，但共和党发起的议案明显多于民主党。目前的117届国会总共提出了涉及到中国的议案总共有505件，其中331件由共和党提出，173件由民主党提出。
民主党多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而共和党内很多人则不回避称中国为敌人。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前奥巴马总统亚洲事务的首席顾问杰弗里·贝德（Jefferey Bader）曾专门撰文阐述将中国视为敌人不符合美国利益。
在新冠疫情问题上，拜登政府没有再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
兰德公司的何天睦说，总的来说，虽然民主党人的立场越来越接近共和党的立场，但两党之间仍然存在分歧。共和党人的批评要严厉得多。并且更倾向于将中国描述为敌人并强调中国构成的威胁。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其他15名参议员最近提起一项议案，对中国阻碍新冠病毒起源调查进行制裁。这一“2022 年冠状病毒起源验证、调查和确定 (COVID) 法案”提议对COVID-19的起源进行可信和全面的国际调查，并制裁中国科学院及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领导层。15名联署议员全部为共和党议员。
在美中国脱钩问题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指出，与中国“完全脱钩”是不现实的。
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雷切尔·迈里克(Rachel Myrick)对美国之音说，从短期来看，国会两党似乎围绕美中政策展开了很多合作。但是，我怀疑这是否会长期持续。她说：“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美国政治的高度两极分化——尤其是消极的党派偏见——让政客们有动力批评对方。”
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临近，这位美国政治学者说，她认为我们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地看到共和党立法者批评拜登政府“对中国态度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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