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 小群:惜别阎长贵先生

【一瓣心香】(《昨天》第183期)
惜别阎长贵先生

丁东 小群

2021年6月11日上午听说,阎长贵先生于6月10日与世长辞。赶快给吴迪打电话核实,信息无误。我们心中十分难过。
我们和阎先生相识于17年前。当时他和吴迪都在园中园小区居住,离我们家所住的名流花园不远。经吴迪介绍,我们第一次见到阎长贵先生。早在1966年,我们就知道阎长贵的大名。当时他和戚本禹、林杰联名发表文章,被各种报刊转载,当时丁东还在上初中,已经耳闻目睹。再次关注阎先生,已经到了20世纪初。凤凰卫视播放了他接受采访的节目。他谈到的重要历史细节,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

和阎先生见面后,多次听他回顾往事,又拜读了他赠送的著作,知道了他的经历。阎长贵先生是山东人,生于1937年,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他小时候逃过荒,讨过饭,当过儿童团。他结婚较早。1956年,已经成家的他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61年毕业。因为学业优异,家世清白,被选到《红旗》杂志社,到关锋门下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1962年,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短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引起毛泽东关注。1966年春天,《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组织撰写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吸收阎长贵参加,把他带进了中国政坛的漩涡中心。文革初,他先后被抽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央文革简报组、江青办信组工作。从1967年1月起担任江青秘书,11月底兼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1968年1月,戚本禹倒台,他接着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半。直到1975年,他才背负罪名,下放湖南西洞庭湖农场劳动。他靠自己诚实的为人,得到当地干部的善待。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年代,阎长贵被洗清罪名,回到《红旗》杂志,重新从事理论工作,直到1997年退休。

和阎先生熟悉以后,多次畅叙,一起参加过民间的学术研讨、交流和切磋。我们感到,阎先生在中国当代史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不仅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同时又是历史现场的亲历者。一般学者不熟悉的高层政治生态,对他却是青年时代一段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受。这些感受,成为他探讨历史真相,解析历史疑团的基本参照。他记忆力好,对当年的细节如数家珍。流行的各种说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走样的,哪些是虚构的,他都不只是靠文献和逻辑来判断,同时参照自己的亲身经历判断。他和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2009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后,读者好评如潮。
阎先生既有独立思考精神,为人又特别实在。巨大的人生起伏跌宕,没有改变他质朴诚实的本色。政坛人物在他笔下,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溢其恶。即使对江青这样直接给他和家庭造成巨大伤害的人,他也坚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不但勇于直面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悲剧,也勇于反省自己的失误,正视自己的局限。他清理历史,不是为自己贴金,更不是向谁邀宠。“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他治史的追求。(下图:丁东与阎长贵〔左〕合影。)


关于毛泽东在延安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流传甚广,阎长贵经过认真考证,判断这种说法不足为信。他写成文章,让丁东转何方先生一阅,并和丁东一起到何方家中当面求证。何方多年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张闻天夫人刘英晚年与何方就党史的内情有过多次深谈。张闻天和刘英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重要知情人。何方当面向阎长贵表示,“约法三章”的确子虚乌有,刘英生前也是这个看法。

阎长贵和杨银禄共同调研,澄清了社会上对毛泽东临终前关于高层人事最后安排的讹传。

阎先生给文革研究带来了一股实事求是的新风,深得学界同仁赞许。我们想,他的遗作,对今后中国当代史的相关研究,还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阎先生长丁东十四岁。我们和他交往,他从来不摆老资格。他写出新作草稿,常常用电子邮件发来征求丁东的意见。丁东不揣冒昧,提出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意见,他很重视。他的诚恳和谦逊,使我们深为感动。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他的较真,又让我们获得教益。

向继东、史义军分别对他进行长篇访谈,形成一部书稿。阎先生邀丁东作序。丁东在序言初稿中写到,“阎长贵也因工作关系,参与了某些重要的高层政务。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办公。他在钓鱼台工作一年间,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都有直接过从,与江青打交道更多。对政治中枢的运行机制和人际关系都有切身的感受。当时的阎长贵虽然只有30岁左右,身份却不是冲冲杀杀的革命小将,而是中央领导人处理政务的助手,并曾以中央精神传达者的身份面对社会。”阎先生收到后,给丁东来信说:“谢谢您写的序言,我同意。我也做了一些改动。蓝色拟删去的,红色为新加的。我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握过手,见过他的各种姿势,但未亲自直接做过什么事情,所以我删去了毛主席几个字。”阎先生修改后,这段话变成“阎长贵也因工作关系,参与了解某些重要的高层政务。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把钓鱼台作为办公场地。他在钓鱼台工作一年多,与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都有直接过从,与江青打交道更多。对政治中枢的运行机制和人际关系都有切身感受。当时的阎长贵虽然很年青,也参加过撰写错误的批判文章等等,但他不是冲冲杀杀的革命小将。”不拔高自己的经历,不回避自己的错误,由此可见一斑。求实精神的背后,分明是一种高贵的人格。

阎先生是《炎黄春秋》的老作者。2014年末丁东参加编辑部工作后,马上想到向他约稿。他先给丁东来信,说他和李宇峰一起采访周淑英、赵柳恩的文章,《炎黄春秋》曾有连载,不曾发完。丁东了解,有编委不赞成杂志继续发表有关于江青日常生活的内容。阎先生不让丁东为难,接着发来有关《王力反思录》的书评,丁东经手刊出后,他来信表示感谢。
2021年5月18日,我们告别了吴象先生。5月28日,告别了何兆武先生。他们都是将近百岁的老人。6月10日,又告别了阎长贵先生。他享年84岁,心中还有很多文章尚未写完。
哲人其萎,不亦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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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 小群:惜别阎长贵先生

【一瓣心香】(《昨天》第183期)
惜别阎长贵先生

丁东 小群

2021年6月11日上午听说,阎长贵先生于6月10日与世长辞。赶快给吴迪打电话核实,信息无误。我们心中十分难过。
我们和阎先生相识于17年前。当时他和吴迪都在园中园小区居住,离我们家所住的名流花园不远。经吴迪介绍,我们第一次见到阎长贵先生。早在1966年,我们就知道阎长贵的大名。当时他和戚本禹、林杰联名发表文章,被各种报刊转载,当时丁东还在上初中,已经耳闻目睹。再次关注阎先生,已经到了20世纪初。凤凰卫视播放了他接受采访的节目。他谈到的重要历史细节,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

和阎先生见面后,多次听他回顾往事,又拜读了他赠送的著作,知道了他的经历。阎长贵先生是山东人,生于1937年,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他小时候逃过荒,讨过饭,当过儿童团。他结婚较早。1956年,已经成家的他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61年毕业。因为学业优异,家世清白,被选到《红旗》杂志社,到关锋门下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1962年,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短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引起毛泽东关注。1966年春天,《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组织撰写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吸收阎长贵参加,把他带进了中国政坛的漩涡中心。文革初,他先后被抽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央文革简报组、江青办信组工作。从1967年1月起担任江青秘书,11月底兼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1968年1月,戚本禹倒台,他接着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半。直到1975年,他才背负罪名,下放湖南西洞庭湖农场劳动。他靠自己诚实的为人,得到当地干部的善待。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年代,阎长贵被洗清罪名,回到《红旗》杂志,重新从事理论工作,直到1997年退休。

和阎先生熟悉以后,多次畅叙,一起参加过民间的学术研讨、交流和切磋。我们感到,阎先生在中国当代史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不仅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同时又是历史现场的亲历者。一般学者不熟悉的高层政治生态,对他却是青年时代一段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受。这些感受,成为他探讨历史真相,解析历史疑团的基本参照。他记忆力好,对当年的细节如数家珍。流行的各种说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走样的,哪些是虚构的,他都不只是靠文献和逻辑来判断,同时参照自己的亲身经历判断。他和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2009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后,读者好评如潮。
阎先生既有独立思考精神,为人又特别实在。巨大的人生起伏跌宕,没有改变他质朴诚实的本色。政坛人物在他笔下,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溢其恶。即使对江青这样直接给他和家庭造成巨大伤害的人,他也坚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不但勇于直面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悲剧,也勇于反省自己的失误,正视自己的局限。他清理历史,不是为自己贴金,更不是向谁邀宠。“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他治史的追求。(下图:丁东与阎长贵〔左〕合影。)


关于毛泽东在延安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有约法三章”的说法流传甚广,阎长贵经过认真考证,判断这种说法不足为信。他写成文章,让丁东转何方先生一阅,并和丁东一起到何方家中当面求证。何方多年担任张闻天的助手。张闻天夫人刘英晚年与何方就党史的内情有过多次深谈。张闻天和刘英是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的重要知情人。何方当面向阎长贵表示,“约法三章”的确子虚乌有,刘英生前也是这个看法。

阎长贵和杨银禄共同调研,澄清了社会上对毛泽东临终前关于高层人事最后安排的讹传。

阎先生给文革研究带来了一股实事求是的新风,深得学界同仁赞许。我们想,他的遗作,对今后中国当代史的相关研究,还会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阎先生长丁东十四岁。我们和他交往,他从来不摆老资格。他写出新作草稿,常常用电子邮件发来征求丁东的意见。丁东不揣冒昧,提出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意见,他很重视。他的诚恳和谦逊,使我们深为感动。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他的较真,又让我们获得教益。

向继东、史义军分别对他进行长篇访谈,形成一部书稿。阎先生邀丁东作序。丁东在序言初稿中写到,“阎长贵也因工作关系,参与了某些重要的高层政务。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办公。他在钓鱼台工作一年间,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都有直接过从,与江青打交道更多。对政治中枢的运行机制和人际关系都有切身的感受。当时的阎长贵虽然只有30岁左右,身份却不是冲冲杀杀的革命小将,而是中央领导人处理政务的助手,并曾以中央精神传达者的身份面对社会。”阎先生收到后,给丁东来信说:“谢谢您写的序言,我同意。我也做了一些改动。蓝色拟删去的,红色为新加的。我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握过手,见过他的各种姿势,但未亲自直接做过什么事情,所以我删去了毛主席几个字。”阎先生修改后,这段话变成“阎长贵也因工作关系,参与了解某些重要的高层政务。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把钓鱼台作为办公场地。他在钓鱼台工作一年多,与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都有直接过从,与江青打交道更多。对政治中枢的运行机制和人际关系都有切身感受。当时的阎长贵虽然很年青,也参加过撰写错误的批判文章等等,但他不是冲冲杀杀的革命小将。”不拔高自己的经历,不回避自己的错误,由此可见一斑。求实精神的背后,分明是一种高贵的人格。

阎先生是《炎黄春秋》的老作者。2014年末丁东参加编辑部工作后,马上想到向他约稿。他先给丁东来信,说他和李宇峰一起采访周淑英、赵柳恩的文章,《炎黄春秋》曾有连载,不曾发完。丁东了解,有编委不赞成杂志继续发表有关于江青日常生活的内容。阎先生不让丁东为难,接着发来有关《王力反思录》的书评,丁东经手刊出后,他来信表示感谢。
2021年5月18日,我们告别了吴象先生。5月28日,告别了何兆武先生。他们都是将近百岁的老人。6月10日,又告别了阎长贵先生。他享年84岁,心中还有很多文章尚未写完。
哲人其萎,不亦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