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过十年政协委员 兼说政协改革

 
(2007年03月02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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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全名 “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政协根本不讨论重大政治问题,如:选举,人权,党派地位,政治体制等,象这样的会议怎能叫做“政治协商会议”?没有“政治协商”的实际,挂着“政治协商”的招牌,这是挂羊头卖狗肉,是欺骗人,我建议“政协”改名。
    
    (一)中共统战部通知我去政协开会
    1987年底山东大学统战部通知我春天去济南市政协开会,于是我从1988年开始当上了济南市政协委员,直到1998年,总共两届(第八届、第九届)十年。为什么让我当政协委员,当时没有仔细想,
    
    现在回想起来,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可能是因为我的大哥和很多亲戚在台湾,还保持联系,我属于统战对象;
    第二:当时正准备发展我加入“民主建国会”,“民主党派”也是统战对象;
    第三:我当时在山大管理科学系任副系主任、工会主席,也算个小小官员;
    第四:我在山大讲授“国民经济管理学”,懂点经济,算是个“专家”,我到政协就被分到社科组。
    
    (二)我被分配到第十三组
    1988年春天,山大派车把我们几位市政协委员送到了会场,住在一个大型招待所,两人住一间。我和山大刘大钧教授住一屋。
    
    济南市政协委员539人(注一),分十几个组,分组事先定好,第一组 “共产党”,体现“党的领导”。我被分在第十三组,名曰“社科组”,这个组还包括共青团、新闻出版界的人。我那个组中有:济南日报的党委书记、市委党校教育长、济南团市委副书记、济南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市电视台主任。除了政协委员之外,还有列席代表。一位济南市安全局长、中级法院副院长和山东军区副参谋长等都是我们那个组的列席代表。这个组坐下来开会,到齐了有三十人(包括列席代表)。号称 “社科”的这个组,能称为教授的只有寥寥几人,而且都有其他头衔。
    
    市政协的十几个组中,除了“共产党”外,还包括:经济组、科技组、农林组、医药卫生组、教育组、民主党派组、港澳同胞(在济南投资的老总们)组、文化艺术组、总工会组、工商联组、妇女组、商业组、农村组。每个组约三十人,都由上级指定了召集人。
    
    (三)第一项议程 选举主席团
    召开大会第一项任务是选举主席团。投票时,非常紧张,清点人数,不准委员进出,门口都有专人看守,如临大敌(也有人说这是严肃、认真、轰轰烈烈走过场)。大家坐定之后发下一张有近100人的候选人名单,多数都不认识,是等额选举,谁也不知道这些候选人是怎样产生的,反正我们委员没有参加提名。如何投票?几个教授坐在一起,大家不知所措,给他们每个人画圈,投赞成票,觉得有点不负责任,全投反对票又觉得对不起会议组织者和忙于会务的人。不知道谁提出“建设性意见”说:“咱们隔一个人划一个圈”,于是我们就1、3、5……画圈赞成,2、4、6……反对,这种投票方式也亏了教授们想得出来,既不全反对,又不全赞成,不失中庸之道,嘻嘻哈哈之间完成了投票任务。
    希望有思想的领导看了选票,会联想到改革选举制度;正统的领导人也难于把我们定成什么性质。(以后凡大名单选举我基本采取这种划票办法)。
    
    (四)开大会是聊天、写字的好机会
    济南政协开大会有五百多人参加,大报告都是念打印稿(稿子事先发下来)。内容老调多,每次开会我先把发言稿翻一遍,把有用的内容(主要是数字)勾划出来,把多数没有保留价值的发言稿,在封面划个大圈,带回家当废纸处理。发言稿很快浏览一遍,于是剩下的时间就是和周围的人聊天,天南海北的聊,聊腻了就拿出笔写东西,或写信或写文章,这看起来好像在做记录,没有人来管 。开大会有时也安排委员上台发言,这都是指定的,发言稿要事先交上去审查,内容多是套话,如:领会上级精神,贯彻上面决议,回单位后认真传达之类的话。
    
    (五)我的第一份提案
    市政协开会一般在一、二月。1988年和1989年春的两次政协会,都在六四之前,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政治上相对宽松,是我参加过的最活跃,最值得回顾的两次会议,有的人甚至提出多党制的问题。
    1988年第一次参加政协会,我当时讲经济课,关注经济问题,济南市长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988年实现工业产值增长17%。由于前几年济南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电力短缺,居民家中经常停电,物价上涨,交通紧张,市民很是不满,我认为再继续提高指标,可能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写了《防止追求过高速度》的提案,质疑市长报告中17%的工业增长指标,要求调整,修改。因为论据比较充分,在小组会上获得了很多支持,十八位委员参加联名,其中教授一人,副教授、副研究员9人,还包括一位党委书记。据说过去政协会议上,对《政府工作报告》中重要内容提出质疑的提案很少见。会议工作人员,立即将这份提案复印,交给市委书记、市长等领导,大会秘书长当夜来找我们谈话,说这份提案已经受到市里领导的重视,认为这份提案有理有据,市领导指示有关单位进行研究、修正。最后《政府工作报告》在向社会公布前做了修改,将17%改为10%。这对大家是个鼓舞。在这次会议上,我总共提出九份提案。
    
    (六)我被评为先进个人
    88年我因为起草了那份联名提案而受到重视,市里的电视台也报道过我的发言。我还被推荐为政协中的先进个人。济南日报1989年5月14日介绍了市政协的十七个先进个人,我被排在第二名。《济南日报》介绍说:“孙文广 市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副教授。孙文广1988年1月在市政协全委会上提出了九份提案和建议,其中《争取经济稳步增长,防止追求过高速度》的建议被市政府采纳。一九八七年《红旗》杂志内部文稿刊登他阐述关于控制经济发展过热,防止通货膨胀问题的文章。他还提出了有关群众生活问题的建议并被采纳。多年来,他提出许多建议,有的被有关部门作为文件,报经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同意转发全国。”
    
    (七)六四后受冷落 视察看守所的提案被搁置
    89六四前,我写大字报,发表演说,支持学生运动。自那之后从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开始,我在会上就受到冷落。写出的提案多数没有反响,再也看不到记者采访。
    
    我两次坐牢,关进看守所四年多时间,受了很多的折磨,最痛苦的是饥饿折磨;当时粮食定量每天九两,粮种不好,副食基本没有肉、蛋、油水,当时我还处于壮年,每天饥饿难忍,1973年我身患重病,几乎死在牢里,关押的年轻人饿得半夜哭泣,有的人为了早出去,只得违心的认罪。饥饿实际上成了一种逼供的手段。饥饿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虐待折磨关押者的方式。我在被捕时身上还带着一些粮票和钱,多次乞求看守所的管理人员,请代我买点充饥的食物,都被断然拒绝说:“看守所不是宾馆。”我请他们准许家人送点食物,也被拒绝,说:“家人送吃的,毒死你谁负责?”在看守所中我暗暗发誓,如果有朝一日出去,一定要呼吁,让关在监狱中的人也能吃饱饭;在狱中我想,这种虐待人的制度,多少年来没有改变,是因为释放的人各奔东西,忘了这里的受难者,有的人释放后,在社会上受歧视,没有能力去呼吁,我下定决心,只要离开,一定要反映这里的黑暗,争取改革关押制度,让人吃饱饭。
    
    1978年6月我被判刑七年,进入劳改队,一个月后,我给检察院写了《看守所管理情况及改进意见》(注2),实现我心中的诺言。
    
    平反回到山大,当了政协委员,在会上我又想起看守所,于是写了提案,揭露了其中的黑暗,并建议组织政协委员视察看守所,改进其管理。这个提案写在六四之后,大概是90年代初,结果没有反响,不了了之,也没有获得去看守所视察的机会。
    
    (八)反对盖豪华“常委楼”
    2004年济南市有关部门,关闭了具有十余年发展史,拥有3000余个摊位的,集文化、贸易为一体的英雄山早市。为济南市委常委修建别墅型宿舍楼,地点在济南市风景游览区,处于傍山位置,周围绿树成荫,为了建筑常委宿舍楼,不但要伐掉很多大树,而且要驱散集市,使摊主失业。市民权益受到侵害,为此遭到周围居民的强烈抗议,贴了很多小字报。其中一条流传很广的是:“谢玉堂(市长名),我操你娘,你拆了市场盖灵堂(常委楼),你先死爹后死娘,最后死你谢玉堂”。
    
    1995年,召开市政协扩大常委会议,我作为小组召集人也参加了,会上我发言强烈谴责不顾市民利益,建筑豪华常委宿舍楼,指出这是无视社会舆论,侵犯居民权益的行为,还讲了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和共产党必须顺应民意,重视群众反映的道理。这次讲话虽然获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但事后并没有处理“常委楼”问题。1996年政协会上,我又书写了提案《“常委楼”超标建筑应查处通报》,交上后,却如泥牛入海,无影踪。
    
    (九)关于村办企业不能一哄而上的提案
    1993年政协会上,市长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行全民动员”“开展乡办企业年活动”,要“加速农村工业化、城市化”。
    我写了提案《村办企业不能一哄而上》,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些口号提出质疑,指出这些口号可能会引导出错误的行为,提案要求调整发展村办企业的指标,保护环境,保护土地资源,我的提案根本不被理睬。连个答复都没有。较六四之前1988年提出的《防止追求过高速度》的提案,待遇有天壤之别。
    
    当时掀起的推动乡村企业的高潮,盲目发展乡村企业,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几年之后很多乡镇企业亏损倒闭,留下的是环境污染,农田被毁和银行的坏账。直到今天也没有看到认真的评价。
    
    (十)临别纪念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1997年2月召开济南政协第九届五次会议,这是我最后一次参会。做为临别纪念,我考虑该写个什么提案?为此思考很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我写了《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提案。提案发挥什么作用不敢说,但至少是尽了自己的责任。
    在提案的开头我写了:“只有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使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才能制止腐败现象的蔓延”。还提出了具体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如改革选举制度,保证监督机构工作的独立性,设立推动政改的专门机构,开展理论研究等。后来这份提案被收入经济类,承办单位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审查意见是“同意立案”,以后就没了下文。
    
    (十一)从评选优秀提案,看领导意图
    济南市政协,对八届1-5次会议的2532件提案进行筛选,确定了54件“优秀” 提案,汇编成册(注3),进行表彰。评选优秀提案的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注4)。1990年一位民主人士的提案《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的几点建议》,被评为优秀提案,这份提案中建议:“为了贯彻落实好中共14号文件,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民主人士要认真学习加深理解,付诸实施” 。这份提案的承办单位是“中共济南市委统战部”,他们顺水推舟立即制定了实施意见,规定要:“重视选拔、培养、安排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行政领导职务”的内容,这真是投桃报李,你拥护党的领导,我提拔你当官,这也指明了“民主人士”争取表彰和升官的途径,谁想升官就要拥护党的领导,就要呼吁加强党的领导,这就能得到表彰继续升官。
    
    (十二)建议政协改名
    1992评出的54件优秀提案,其中52件都是关于经济、科技等内容,有两件涉及共产党,一件要求学习中共的文件,一件要求党员干部下基层。根本不涉及体制问题。
    “政协”全名 “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政协会根本不涉及重大政治问题,如:选举,人权,党派地位,政治体制等问题,象这样会议怎能叫做“政治”协商会议?没有“政治协商”的实际,挂着“政治协商”的招牌,这是挂羊头卖狗肉,是欺骗人,我建议“政协”改名。
    (十三)政协在中共严密掌控下活动
    各级政协都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活动,每次政协开会,首先要成立临时党组,负责会议的最高领导、决策。各级政协的主席,必须是中共党委的常委,或副书记。现在的全国政协主席就是中共中央常委。政协分组时也必须要有党员在其中掌控会议。会议简报和媒体的报道,大会发言,都由党组掌控,绝不能自由化。
    
    政协会议主要是听首长的大报告,分组讨论大报告。小组召集人(多是党员)引导大家谈学习体会,领会精神,基本调子都是肯定成绩,歌颂共产党。在这样的氛围中要发表独立见解非常困难。委员们没有自由活动、发言的机会与空间,媒体采访受到严格限制,境外媒体当然不许采访,境内采访者也只能是党委机关报的指定的记者,他们发表的稿子也需经过审查。
    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有多方面的限制,委员心理压力也很大,政协委员是中共派送的,如果说错了话,下届还能再当政协委员吗?
    
    (十四)政协是中共的统战工具
    政协是中共严格控制下的一个统战工具,一个扬声器、装饰品,一个大花瓶。
    中国如果实行单一议会制,政协将会消失。如果将来中国实行两院议会制(像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那样),政协也可以改造成为其中一个院,成为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议机构,政协应该改名成为两院制中的一个议会。但是议员必须直接竞选产生,不能由某一个政党委派、任命。
    
    注1:济南市政协委员有539人是1993数字
    注2:孙文广:《狱中上书》P46
    注3:见《政协济南市委员会第八届1-5次会议优秀提案汇编》
    注4:《政协第八届济南市委员会关于表彰优秀提案的决定》
    2007年3月2日(全国政协召开前夕)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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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3月02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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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协”全名 “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政协根本不讨论重大政治问题,如:选举,人权,党派地位,政治体制等,象这样的会议怎能叫做“政治协商会议”?没有“政治协商”的实际,挂着“政治协商”的招牌,这是挂羊头卖狗肉,是欺骗人,我建议“政协”改名。
    
    (一)中共统战部通知我去政协开会
    1987年底山东大学统战部通知我春天去济南市政协开会,于是我从1988年开始当上了济南市政协委员,直到1998年,总共两届(第八届、第九届)十年。为什么让我当政协委员,当时没有仔细想,
    
    现在回想起来,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可能是因为我的大哥和很多亲戚在台湾,还保持联系,我属于统战对象;
    第二:当时正准备发展我加入“民主建国会”,“民主党派”也是统战对象;
    第三:我当时在山大管理科学系任副系主任、工会主席,也算个小小官员;
    第四:我在山大讲授“国民经济管理学”,懂点经济,算是个“专家”,我到政协就被分到社科组。
    
    (二)我被分配到第十三组
    1988年春天,山大派车把我们几位市政协委员送到了会场,住在一个大型招待所,两人住一间。我和山大刘大钧教授住一屋。
    
    济南市政协委员539人(注一),分十几个组,分组事先定好,第一组 “共产党”,体现“党的领导”。我被分在第十三组,名曰“社科组”,这个组还包括共青团、新闻出版界的人。我那个组中有:济南日报的党委书记、市委党校教育长、济南团市委副书记、济南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市电视台主任。除了政协委员之外,还有列席代表。一位济南市安全局长、中级法院副院长和山东军区副参谋长等都是我们那个组的列席代表。这个组坐下来开会,到齐了有三十人(包括列席代表)。号称 “社科”的这个组,能称为教授的只有寥寥几人,而且都有其他头衔。
    
    市政协的十几个组中,除了“共产党”外,还包括:经济组、科技组、农林组、医药卫生组、教育组、民主党派组、港澳同胞(在济南投资的老总们)组、文化艺术组、总工会组、工商联组、妇女组、商业组、农村组。每个组约三十人,都由上级指定了召集人。
    
    (三)第一项议程 选举主席团
    召开大会第一项任务是选举主席团。投票时,非常紧张,清点人数,不准委员进出,门口都有专人看守,如临大敌(也有人说这是严肃、认真、轰轰烈烈走过场)。大家坐定之后发下一张有近100人的候选人名单,多数都不认识,是等额选举,谁也不知道这些候选人是怎样产生的,反正我们委员没有参加提名。如何投票?几个教授坐在一起,大家不知所措,给他们每个人画圈,投赞成票,觉得有点不负责任,全投反对票又觉得对不起会议组织者和忙于会务的人。不知道谁提出“建设性意见”说:“咱们隔一个人划一个圈”,于是我们就1、3、5……画圈赞成,2、4、6……反对,这种投票方式也亏了教授们想得出来,既不全反对,又不全赞成,不失中庸之道,嘻嘻哈哈之间完成了投票任务。
    希望有思想的领导看了选票,会联想到改革选举制度;正统的领导人也难于把我们定成什么性质。(以后凡大名单选举我基本采取这种划票办法)。
    
    (四)开大会是聊天、写字的好机会
    济南政协开大会有五百多人参加,大报告都是念打印稿(稿子事先发下来)。内容老调多,每次开会我先把发言稿翻一遍,把有用的内容(主要是数字)勾划出来,把多数没有保留价值的发言稿,在封面划个大圈,带回家当废纸处理。发言稿很快浏览一遍,于是剩下的时间就是和周围的人聊天,天南海北的聊,聊腻了就拿出笔写东西,或写信或写文章,这看起来好像在做记录,没有人来管 。开大会有时也安排委员上台发言,这都是指定的,发言稿要事先交上去审查,内容多是套话,如:领会上级精神,贯彻上面决议,回单位后认真传达之类的话。
    
    (五)我的第一份提案
    市政协开会一般在一、二月。1988年和1989年春的两次政协会,都在六四之前,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政治上相对宽松,是我参加过的最活跃,最值得回顾的两次会议,有的人甚至提出多党制的问题。
    1988年第一次参加政协会,我当时讲经济课,关注经济问题,济南市长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988年实现工业产值增长17%。由于前几年济南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电力短缺,居民家中经常停电,物价上涨,交通紧张,市民很是不满,我认为再继续提高指标,可能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写了《防止追求过高速度》的提案,质疑市长报告中17%的工业增长指标,要求调整,修改。因为论据比较充分,在小组会上获得了很多支持,十八位委员参加联名,其中教授一人,副教授、副研究员9人,还包括一位党委书记。据说过去政协会议上,对《政府工作报告》中重要内容提出质疑的提案很少见。会议工作人员,立即将这份提案复印,交给市委书记、市长等领导,大会秘书长当夜来找我们谈话,说这份提案已经受到市里领导的重视,认为这份提案有理有据,市领导指示有关单位进行研究、修正。最后《政府工作报告》在向社会公布前做了修改,将17%改为10%。这对大家是个鼓舞。在这次会议上,我总共提出九份提案。
    
    (六)我被评为先进个人
    88年我因为起草了那份联名提案而受到重视,市里的电视台也报道过我的发言。我还被推荐为政协中的先进个人。济南日报1989年5月14日介绍了市政协的十七个先进个人,我被排在第二名。《济南日报》介绍说:“孙文广 市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副教授。孙文广1988年1月在市政协全委会上提出了九份提案和建议,其中《争取经济稳步增长,防止追求过高速度》的建议被市政府采纳。一九八七年《红旗》杂志内部文稿刊登他阐述关于控制经济发展过热,防止通货膨胀问题的文章。他还提出了有关群众生活问题的建议并被采纳。多年来,他提出许多建议,有的被有关部门作为文件,报经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同意转发全国。”
    
    (七)六四后受冷落 视察看守所的提案被搁置
    89六四前,我写大字报,发表演说,支持学生运动。自那之后从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开始,我在会上就受到冷落。写出的提案多数没有反响,再也看不到记者采访。
    
    我两次坐牢,关进看守所四年多时间,受了很多的折磨,最痛苦的是饥饿折磨;当时粮食定量每天九两,粮种不好,副食基本没有肉、蛋、油水,当时我还处于壮年,每天饥饿难忍,1973年我身患重病,几乎死在牢里,关押的年轻人饿得半夜哭泣,有的人为了早出去,只得违心的认罪。饥饿实际上成了一种逼供的手段。饥饿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虐待折磨关押者的方式。我在被捕时身上还带着一些粮票和钱,多次乞求看守所的管理人员,请代我买点充饥的食物,都被断然拒绝说:“看守所不是宾馆。”我请他们准许家人送点食物,也被拒绝,说:“家人送吃的,毒死你谁负责?”在看守所中我暗暗发誓,如果有朝一日出去,一定要呼吁,让关在监狱中的人也能吃饱饭;在狱中我想,这种虐待人的制度,多少年来没有改变,是因为释放的人各奔东西,忘了这里的受难者,有的人释放后,在社会上受歧视,没有能力去呼吁,我下定决心,只要离开,一定要反映这里的黑暗,争取改革关押制度,让人吃饱饭。
    
    1978年6月我被判刑七年,进入劳改队,一个月后,我给检察院写了《看守所管理情况及改进意见》(注2),实现我心中的诺言。
    
    平反回到山大,当了政协委员,在会上我又想起看守所,于是写了提案,揭露了其中的黑暗,并建议组织政协委员视察看守所,改进其管理。这个提案写在六四之后,大概是90年代初,结果没有反响,不了了之,也没有获得去看守所视察的机会。
    
    (八)反对盖豪华“常委楼”
    2004年济南市有关部门,关闭了具有十余年发展史,拥有3000余个摊位的,集文化、贸易为一体的英雄山早市。为济南市委常委修建别墅型宿舍楼,地点在济南市风景游览区,处于傍山位置,周围绿树成荫,为了建筑常委宿舍楼,不但要伐掉很多大树,而且要驱散集市,使摊主失业。市民权益受到侵害,为此遭到周围居民的强烈抗议,贴了很多小字报。其中一条流传很广的是:“谢玉堂(市长名),我操你娘,你拆了市场盖灵堂(常委楼),你先死爹后死娘,最后死你谢玉堂”。
    
    1995年,召开市政协扩大常委会议,我作为小组召集人也参加了,会上我发言强烈谴责不顾市民利益,建筑豪华常委宿舍楼,指出这是无视社会舆论,侵犯居民权益的行为,还讲了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和共产党必须顺应民意,重视群众反映的道理。这次讲话虽然获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但事后并没有处理“常委楼”问题。1996年政协会上,我又书写了提案《“常委楼”超标建筑应查处通报》,交上后,却如泥牛入海,无影踪。
    
    (九)关于村办企业不能一哄而上的提案
    1993年政协会上,市长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行全民动员”“开展乡办企业年活动”,要“加速农村工业化、城市化”。
    我写了提案《村办企业不能一哄而上》,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些口号提出质疑,指出这些口号可能会引导出错误的行为,提案要求调整发展村办企业的指标,保护环境,保护土地资源,我的提案根本不被理睬。连个答复都没有。较六四之前1988年提出的《防止追求过高速度》的提案,待遇有天壤之别。
    
    当时掀起的推动乡村企业的高潮,盲目发展乡村企业,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几年之后很多乡镇企业亏损倒闭,留下的是环境污染,农田被毁和银行的坏账。直到今天也没有看到认真的评价。
    
    (十)临别纪念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1997年2月召开济南政协第九届五次会议,这是我最后一次参会。做为临别纪念,我考虑该写个什么提案?为此思考很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我写了《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提案。提案发挥什么作用不敢说,但至少是尽了自己的责任。
    在提案的开头我写了:“只有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使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才能制止腐败现象的蔓延”。还提出了具体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如改革选举制度,保证监督机构工作的独立性,设立推动政改的专门机构,开展理论研究等。后来这份提案被收入经济类,承办单位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审查意见是“同意立案”,以后就没了下文。
    
    (十一)从评选优秀提案,看领导意图
    济南市政协,对八届1-5次会议的2532件提案进行筛选,确定了54件“优秀” 提案,汇编成册(注3),进行表彰。评选优秀提案的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注4)。1990年一位民主人士的提案《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的几点建议》,被评为优秀提案,这份提案中建议:“为了贯彻落实好中共14号文件,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民主人士要认真学习加深理解,付诸实施” 。这份提案的承办单位是“中共济南市委统战部”,他们顺水推舟立即制定了实施意见,规定要:“重视选拔、培养、安排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行政领导职务”的内容,这真是投桃报李,你拥护党的领导,我提拔你当官,这也指明了“民主人士”争取表彰和升官的途径,谁想升官就要拥护党的领导,就要呼吁加强党的领导,这就能得到表彰继续升官。
    
    (十二)建议政协改名
    1992评出的54件优秀提案,其中52件都是关于经济、科技等内容,有两件涉及共产党,一件要求学习中共的文件,一件要求党员干部下基层。根本不涉及体制问题。
    “政协”全名 “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政协会根本不涉及重大政治问题,如:选举,人权,党派地位,政治体制等问题,象这样会议怎能叫做“政治”协商会议?没有“政治协商”的实际,挂着“政治协商”的招牌,这是挂羊头卖狗肉,是欺骗人,我建议“政协”改名。
    (十三)政协在中共严密掌控下活动
    各级政协都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活动,每次政协开会,首先要成立临时党组,负责会议的最高领导、决策。各级政协的主席,必须是中共党委的常委,或副书记。现在的全国政协主席就是中共中央常委。政协分组时也必须要有党员在其中掌控会议。会议简报和媒体的报道,大会发言,都由党组掌控,绝不能自由化。
    
    政协会议主要是听首长的大报告,分组讨论大报告。小组召集人(多是党员)引导大家谈学习体会,领会精神,基本调子都是肯定成绩,歌颂共产党。在这样的氛围中要发表独立见解非常困难。委员们没有自由活动、发言的机会与空间,媒体采访受到严格限制,境外媒体当然不许采访,境内采访者也只能是党委机关报的指定的记者,他们发表的稿子也需经过审查。
    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有多方面的限制,委员心理压力也很大,政协委员是中共派送的,如果说错了话,下届还能再当政协委员吗?
    
    (十四)政协是中共的统战工具
    政协是中共严格控制下的一个统战工具,一个扬声器、装饰品,一个大花瓶。
    中国如果实行单一议会制,政协将会消失。如果将来中国实行两院议会制(像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那样),政协也可以改造成为其中一个院,成为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议机构,政协应该改名成为两院制中的一个议会。但是议员必须直接竞选产生,不能由某一个政党委派、任命。
    
    注1:济南市政协委员有539人是1993数字
    注2:孙文广:《狱中上书》P46
    注3:见《政协济南市委员会第八届1-5次会议优秀提案汇编》
    注4:《政协第八届济南市委员会关于表彰优秀提案的决定》
    2007年3月2日(全国政协召开前夕)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博讯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