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我到杭州旅游，未曾谋面的网友文友难友叶孝刚先生，把我从火车站出站口接到开始，尽地主之谊，热情陪游招待。恰好今年是反右五十周年，第二天，他又请了几位杭州朋友见面座谈，因此反右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话题。

叶孝刚先生

叶孝刚先生首先发言说：我原来是浙江省中苏友好协会的俄语翻译，打右派后，我遭受监禁专政劳改了２３年，１９７８年改正后到了杭州教育学院，后来随杭州教育学院合并到杭州师范学院工作，直到８９年退休。

我对反右斗争用法理来否定它。《光明日报》记者叶辉对我说，描写反右斗争的电影、小说，很多都可以用６个字概括：蒙冤、诉苦、乞怜，恳求大家的可怜。我稍微懂得一点法律，懂得用法律来否定反右。我讲了４个论点：

第一条，共产党党章规定对党员的最高处分就是开除党籍，党章没有说共产党可以处分非党公民，因此，共产党给非党公民戴右派帽子是无章可循，违背党章的。　

第二条，全国人大没有授权你中国共产党，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赋予你共产党可以给非党公民戴右派帽子。因此，共产党给非党公民戴右派帽子是无法可依，违背法律的。

第三条，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是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的政党，不是父子党，而是兄弟党。中国共产党给各民主党派成员戴右派帽子不符合组织原则。　　

第四，任何政党给非党公民处分都是非法的。

现在，法律界提出，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定，任何政党都要到民政部登记，才是合法组织。共产党是一个没有到民政部登记的组织，因此就是非法组织。一个非法组织更没有权力给非党公民、民主党派成员打右派。现在反右运动得不到彻底平反，第一是因为邓小平认定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错误。第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国家赔偿法对右派赔偿不具溯及力”。我对此发表了文章，予以论证。

我最近在纽约网刊《民主论坛》发表了长篇连载的文章《临终前的觉醒》，我要在死以前把我的心声留下，让后代来公断。我把我的文章都带来了，其中一篇是《反右必须从新做结论》，发表在香港。我不是要你共产党必须给我个人平反，现在不是为我个人争什么。

反右斗争的缩影就是章罗联盟。章罗联盟不存在，章罗被打成右派案就必须重新作结论。我把文章寄给了民盟中央，民盟中央当作敌情，向中共中央汇报，因为我是民进成员，中共中央就责成民进中央查处我的问题，民进中央则责成民进省委、省委责成市委来查处我。他们来了六个人找我。我摸了一下底，里面是否有公安、国安的，要是这样问题就严重了。后来摸底知道，他们是统战部门和民主党派的。　

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不拿给组织上看。我说法律上没有规定我写的文章一定要给组织上看。第二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拿到香港去发表，我说我拿到北京他不给我发表，要我到台湾去发表，他肯定会发表，我还不愿意呢，香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为什么不可以呢。我问他们，我的文章四个论点错不错，要是错了，就在我们民进党内批判，我２９岁进去，52岁从劳教所出来，我在里面23年，断子绝孙。他们都很惊奇：“怎么，有着这样的情况？”他们都是50岁左右的人，不知道这些历史。这批人都基本上同情我，他们不说话，我说这就证明我的论点是对的了。后来，他们就说叶老师你好好保重身体，安度晚年。现在我就是要抓紧时间，把我《临终前的觉醒》写好。我可能看不到给右派彻底翻过来的一天。我现在的目的是把我的心声留下，让后代公断。

贺一欧先生

第二位发言的是贺一欧先生。他说：我原来在杭州大学工作，任教师，57年我34岁。50年前，被毛泽东打成右派，我要求彻底平反右派冤案，必须公开道歉，赔偿经济和政治上的损失，同时要补发工资。现在我要说一下毛泽东的阳谋，他为什么要反右，反右有什么险恶用心。我是民盟盟员。1941年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成立。1944年10月10号，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共有十条。第一项就是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那个时候我才21岁，我认为中国应该走这条路。

毛泽东为了谋取政治资本，他对我们的主张表示响应和支持，1945年1月25号，他写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要他们发表这个十项主张。《新华日报》已经全文发表了，到了1947年，毛泽东他以为他已经掌握了中国的大权了，他要把中国民主同盟消灭，1947年11月30号，致电斯大林说，我们快要胜利了，所有的民主党派都不能存在，都要清除出去。斯大林立即指示毛泽东说，不能这样做，必须把民主党派包括在联合政府中，而且要放在高位，有一定的人数，再加上党内也有一定的民主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虽然不情愿，还是成立了联合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是民主党派的，四个副总理两个是民主人士，斯大林一死，他就撕毁了共同纲领，他就躲到杭州起草宪法，从此所有的副主席、副总理中的民主人士一个也没有了，部长还有几个，因此还没有达到消灭的目的。消灭民主党派，是毛泽东最大的阳谋，因此发动了反右。反右是在破坏宪法、侵犯人权的情况下发动的。 这是非法的，我们否定不了，我们的后代也会否定，苏联为什么完蛋，就是在受害者的孙子们的反对下问为什么把我们的爷爷搞掉了，所以这个政权非垮台不可，因此我们不要太悲观，我们本人不一定看得到，但是后继者一定会有人。因为民主是全世界的，毛泽东以为把联合政府推翻了，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大跃进饿死了4040万人，这是胡乔木书上写的，他是毛泽东的忠实的秘书，这本书叫《谈中共党史》，在227页，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 ，扩大了一万倍，。我们要维护宪法，我奉劝共产党，特别是胡锦涛，你要想一想苏联是怎样垮台的，宪法是谁也不能破坏它，不管他的权威多大，毛泽东他为什么要破坏他？他要做暴君。文化大革命十年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是暴君毛泽东领导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共产党组织都被砸烂了，还有什么共产党。

现在讲讲我这些年做的工作，我写了些文章，通过国外的电台向国内广播，关于索赔问题，我早就写过文章，外国电台都广播了，我就是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信箱寄过去的。条条道路通罗马，条条道路通民主，我就讲这几句。

叶光庭先生

第三位发言的是叶光庭先生。他说：我叫叶光庭，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教书的，57年被打为右派。我被打成右派是一个老朋友好朋友揭发了我。当时我对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都是非常崇拜、非常信仰的。我对这位朋友始终是理解的，所以还继续交往。我被打成右派以后，到农村劳改了7年，回来后到教材科刻蜡纸。78年以后，地理系一位教授，需要一个会翻译的，我就调到了地理系，直到1987年退休。退休后我还有许多工作。我翻译的书近20本，有自己翻译的，有合作翻译的。我对右派问题平时没有研究，不像叶孝刚、贺一欧有许多见解。

今年是反右五十周年。在那场非法的运动中，多少社会精英被迫害致死，夹边沟、北大荒的几千冤魂，永远会控诉共产党对人类犯下的严重罪行！至今共产党还在查禁有关反右的书籍，企图抹去他们专制独裁、惨无人道的丑恶记录，但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今天，我们这些当年的受害者在这里聚会，追忆五十年前惨痛的历史，心情是十分沉重的。

我们都曾签名要求当局赔偿我们经济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伤害，这是共产党对我们欠下的血债，我们是要向他们清算和讨还的！但我们提出索赔的要求，主要目的还在于想通过这一行动，来提醒共产党记住这一历史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当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大鸣大放，助党整风，都是忠心耿耿的，哪里知道会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呢！其实当年我们提出的意见，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如果毛泽东不搞“阳谋”，那怕只接受我们正确意见的十分之一，我们的国家一定不会有今天这许多矛盾，我们的建设事业也一定取得更大的成就了。比如说，当时如果接受马寅初关于人口问题的正确意见，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人口压力了。

反右、文革这些运动虽然早已有了结论，可是从今天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来看，并没有真正吸取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今天的社会矛盾已积累得太多了，社会上危机四伏：贪污腐化已成为无法挽救的癌症；贫富差距愈来愈大；官商勾结，鱼肉人民；当权者甚至与黑社会合流；执法不公；农民被剥夺土地，城市居民被剥夺房屋；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民间与官方的冲突；北京每日不断的上访潮……，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真是罄竹难书！共产党一方面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等动听的口号，另一方面却仍旧不听忠言，压制言论，蹂躏人权，逮捕说真话的记者和网络作家。这是反右的继续！这样又如何能构建“和谐社会”呢？

我这个老右派，还想像五十年前一样，怀着善意，对共产党再进一次忠言：现在是你们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了！须知“物极必反”，“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请你们看看今天的民心吧！希望你们不要坐失时机，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作出正确抉择！
                                                              

周锦昌先生

第四位是周锦昌先生。他说：你们都是教授，我是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下属的一个招待所的招待员，1957年我们听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非常受到感动，要帮助党整风。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工人，也把我卷到右派这里头去了，我始终不认错，我初中一年级才参加工作，要感谢胡耀邦给我们落实政策，不然我们今天还来不了这里。我看了史若平先生起草的文章，要求给右派彻底平反、赔偿。赔偿问题解决了，这才算彻底平反了。有许多右派都去世了，他们都是国家的精英，都是好人，把他们都打下去了。他们都是想国家兴旺。我希望胡锦涛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坚持下去。如果胡锦涛不提出和谐社会还不敢说话。我希望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不要变成阳谋。

我昨天收到一封信，我写的诗被《世界杰出华人诗词艺术家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０７）。本来他只给收录6篇，我给他二十七篇都发了。我把诗都带来了，大家都是老师，请给我直到。

李昌玉：虽然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但比周锦昌先生很重的浙江话还强一点，请让我毛遂自荐念一首。周先生请你选出一首。好的，就念这一首《大圣赞――献给当年右派同道》：

霄殿韬谋谁可猜，猕猴无妄痛成灾。
丹炉焰烈金身炼，云途妖多火眼开。
佛子憨真沉阿狱，魔师念佞坐莲台。
险程崩上蛮荒路，极乐天关负笈来。

刚才周先生说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招待所的招待员，但是经过五十几年的磨练，写得很有功底，我是写不出。

韩常先先生

第五位是韩常先先生。她说：我和叶老师、贺老师都是57难友，他们说的我都同意，夏承焘，他是著名的词人，杭大的教授，也是我们57难友，写了一首诗：

敢想容易敢做难，
说错原来非等闲。
一顶帽子戴上头，
揿它不动重如山。

这首诗写得非常好。夏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我的前辈、同事，我是浙江大学毕业的，他是浙江大学的教授，我在教学研究科工作，做教务长助理。今年我81岁，带上帽子是31岁，戴帽子的时候我是浙江师范学院，改正以后就成了杭州大学，现在合并到浙大。

我们现在都年龄大了，过去讲行将就木，现在讲是行将就火，大半个身子都到了土里，只剩下一个脑袋，所以有的时候想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去讲了，今天我听了大家的讲话，很受感动，也许我们这一辈子看不到了，但是我想，不管是什么阴谋还是阳谋，到了一定的时间一定会暴露，大白于天下，我还是抱着希望的。我1951年毕业，当时是解放后的第一届毕业生，说你们是新中国的宝贝。我本来是要出去的，就留了下来。到了57年，叫我们鸣放。共产党做事情是不光明正大的，什么阴谋、阳谋，我们有一个同事叫马家驹老师，学政治的，马列教研室的，20多岁戴上帽子，文革时在河里淹死了。想起他们，都过世了，我们还是幸存者，劫后余生，希望在座的各位，保住健康，多活一些时间，也许能看到，看到希望。斗争需要继续，健康非常重要。我打了右派在学校里，还是比较好的。共产党应该光明正大。我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成员，向共产党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虽然我们年老了，我们现在是行将就火，要到火葬场去了。但是还有我们的子子孙孙，终有一天给我们彻底平反。

第六位是蒋彦明先生。蒋先生八十几岁了，孤身一人，卧床在家。他做了一个录音，说：我1933年3月3日生，在山西农学院打为右派，我主张主修英语，选修俄语，就说我投靠美帝，反对苏联。我不服，就把我下放到煤矿劳改，劳教之后回到杭州，在杭州农业局，一直受到迫害，现在的身体很不好，一直卧床，听说李昌玉老师来了，现在只能做了一个录音表示心意。李昌玉老师，欢迎您到杭州来，与浙江幸存右派相聚。

1957年发生的右派向专制政权要求民主改革，是具有传统五四民主精神的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追求实现民主政治的爱国行为的继续。但以林昭等为代表的许许多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却遭到“阳谋”暗算，而被残酷迫害而牺牲。幸存的我们会记住他们，历史也会永远记住他们的贡献。

您和史若平老师等人发起向中共专制政权要求彻底平反右派冤案，索赔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的签名，是为中国建立民主政权的事业，是伸张正义的事业，得到凡有良知幸存右派的响应，也得到世界上民主人士的支持。

我们深信，历史也将会证明，自由民主主义者李慎之先生所向往的宪政民主政体和公民社会，总有一天会在中国大地上实现。

您为实现这种理想而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We are right！我们是对的，让我们继续努力吧！

（2007/3/6于山东大学附中，据录音整理）

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李昌玉

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２日，偕老伴游杭州，未谋一面的网友文友难友叶孝刚先生，把我从火车站出站口接到开始，尽地主之谊，热情陪游招待。今年恰好今年是反右五○周年，第二天，他又请了几位杭州朋友见面座谈。我作了即席发言，现在整理并加以补充如下：

（一） 故地重游是杭州

今天，我和杭州的朋友一道聚会，感谢大家对我和我的老伴的热情招待。这回从山东济南到杭州来旅游，就我个人来说，不是第一次。我第一次游西湖是１９５4年，那时我还是一个军人，在南京军区后勤部训练处工作。我们组织了一个全军的示范演习。演习在绍兴，因为绍兴具有全国最密集的水网稻田地区。演习的课题叫做“步兵团在水网地区稻田地区进攻的后勤保障工作”。前一阶段在杭州的省军区后勤部大院上课，后一阶段到绍兴现地作业参观。演习完毕之后，我和处长几个人最后从绍兴回杭州，那时还没有铁路，乘的是自己的军用小吉普，６０公里，一个小时就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到浙江，感觉特棒。

这个演习从准备到结束，前后有一个月。那时，有一位银发斑斑的苏联顾问，名叫维诺格拉道夫作指导。他是工农出身，在苏联当过大军区的后勤部长，后勤学识深厚，具有卫国战争的实战经验，是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欢送的第一批到中国的顾问，确实有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对工作极为热情认真，一丝不苟，譬如，他到伙房检查工作掏出雪白的手绢擦拭灶台，看是否干净，弄得陪他检查的领导好不尴尬。因为我和他的办公室门当户对，每天都会见面。他见了我，总要用俄语说一声“你好”。他住在西湖边上的宾馆，每天不是备课讲课，就是去演习现场指导，直到演习结束才肯游览西湖。这种精神也感染了我们，所以我们也是完全结束演习之后才畅游西湖。

毛泽东1949年夺得政权之后，军事方面本来应当是最有人才的部分，经过韩战检验，虽然打了个平手，但是证明解放军不但装备技术落后，而且官兵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的现代的军事教育训练，只能依靠人海战术取胜，牺牲太大，代价太大。不过毛泽东是个好战分子，三句话不离打仗，搞工业建设，目标还是在军队、打仗。于是很快在南京组建了军事学院，由刘伯承挂帅，又建立了军训部，以后改名训练总监部，由萧克主政――从几十年之后来看，这两位都是对于高层权斗敬而远之的老将，乐得干这份闲差，正好找到一个避风港。于是参照苏军的条令，编写出《内务》《队列》《纪律》三部规范军队行动的基本条令，来改变部队的“游击习气”。我们训练处的日常工作，就是检查督促贯彻条令。

军事学院的教师，最高层次上的，都苏联派遣来的，顾问则派到大军区，一度传说要派到师级，后来涉及主权军权问题而作罢。刘伯承的首席顾问，就是他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读书时的教务长，我见过几次，一头银发，步履矫健，讲起课来还是声音洪亮，滔滔不绝。他从苏联带来的翻译，在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读了五年中文的小伙子，遇到方言方音浓重的中国人，他就瞪了眼。有一次即席翻译，把炮弹的直径翻译成爆炸的直径，让实战经验丰富的中国学员听出了破绽。拿军事学院来说，各个教授会――即系，起码有一个苏联顾问把关。其次，实际讲课的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他们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有的还到美国进修过，把苏联顾问拟定的教学大纲和苏军的教材，按照中国的表达习惯加以编写，并且讲授，当然是做传声筒，所有举证的战例，都是苏军在二战中的情况，但在当时，解放军中还难以找到能够做这种传声筒的人。我记得后勤教授会的教师中，我听过课的，一位做过西南联勤总部司令，一位做过驻加拿大武官，都是上校、少将级的军官，他们虽然是败军之将校，但却给胜军之将校传授军事知识。这些胜军的将校，都毕恭毕敬地听课，称之为“教员”，今天想来，也颇为滑稽。

军事学院完全照抄苏联军事学院的一切，连作息时间表也照抄。例如，每天上午要接连上6节课，每节50分钟，下午自习3节。上午接连上6节课实在叫人吃不消，上到第5节人人都饥肠辘辘，但是毫无办法。我们去听课的一般是师后勤处长，团级干部，大多在30岁以内，实在忍受不了这种6节课连贯的上课方式，于是许多人都在口袋里掖着饼干，下了课，赶快咽下垫饥。这种亦步亦趋“一边倒”情况，举不胜举。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南京举行后勤示范演习。那时后勤的编制和教材，完全照抄苏军的。苏军吃的是面包。我们在编制上就有面包班，全团战时的面包全由这个面包班供应。几经努力，找到一个美军留下的面包炉。集训在原来美军驻华军事顾问团的驻地AB大楼，面包炉就安放在大楼的大天井里。不但因为那是一个大家伙，而且要检验它的烘烤能力，是否能满足一个步兵团三千多人的需要，因此一昼夜就烤出了几千斤面包，而学习班的学员加演习部队只有三四百人，怎么也吃不完这么多的面包，尤其是中国人不习惯拿面包当饭吃，大家吃了一两顿就吃够了。当时的口号是“百分之百学习苏联”，“不折不扣学习苏联”，几年后，凡是对于这种做法批评了的人，都以“反苏”的罪名打了右派。 

我们训练处有一名教员，是在洛阳“解放”的上校汽车团长，他还保存着一张骑着高头大马、一身国军戎服的照片。他说，当被“解放”之后，他要求主动作自我介绍。解放军的负责干部说，不用了，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证实了毛泽东文集中“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原来，中共要求地下党组织对国民党军警县团级官员的历史、家庭、官职、社会关系、性格、气质等等，不厌其详，都要按照调查提纲，写出材料，作为档案保存或上交。由此可见，国民党的失败，也是活该。你看，共产党的调查工作做得多么到位。

不过，这些事情都是肃反之前的情况。肃反之后，我自己考了大学，以后这些人，恐怕很多人难有好下场。

现在，再补充一点苏联援助的事。先说反右运动中打的一个右派龙云。龙云是云南省省长，被称为云南王，是云南昭通人，彝族土司，据说1938年就在昆明他家的后院架设天线，和延安暗通款曲。抗战时期，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蒋介石对他极尽怀柔之意，但是，他和蒋介石仍然离心离德，在昆明保护、支助共产党暗中策划的民主运动，所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他叫到南京软禁起来，后来他偷跑到了香港。大陆解放后，他来到北京。他应当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大恩人，受到礼遇和恩宠，但是他狭肝义胆，秉性难改，鸣放的时候，攻击苏联说：“抗美援朝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苏联队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苏联解放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这样，这位昨天的左派，变成了今天的右派，座上客转眼变成阶下囚。其实，后来中苏反目，中共对于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算账之细，攻击之烈，岂是龙云这种小心翼翼的意见可以比拟？！

这是1957年的事，也只有高层知道。退回几年，在下层百姓中，中苏友好仍然是主旋律。再说，最初来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公认还是比较真诚、热情、有真才实学的，所以双方相处还比较和谐，没有戒心，以后派来的专家，有的就是工人，大学刚毕业的学生，才学越来越差，对接待的要求越来越高，到任之后，首先就要旅游一大圈。留下的口碑就越来越不好了。

以上所说，已经离题“杭州”了，不过既然说到苏联，说到苏联专家，说到学习苏联，也就离题发挥一番，把我的记忆倾倒出来。至于我个人，当时因为较大规模的部队干部到军事学院听课、参观等等，都是南京军区负责接待组织，都要派遣保密员随行保管文件。我的身份是保密员，不过我好学好奇，所以也能混迹其中，参与旁听旁观，得到许多人难以窥见的场面，难以听到的见闻。

（二）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说完了闲话说正话。第二天，我们畅快地游览了整整一天西湖。早晨８点钟进西湖，沿着湖滨大道，边走边看，慢慢走，慢慢看，一直到达灵隐寺。那时，灵隐寺大庙前后都没有现在的这些附加建筑。大庙的周围都是参天的大树，大树底下开设了露天茶馆。那是一个挥汗成雨的夏天，我们摘下军帽，脱掉上衣，坐在这样的大树底下，品茗绝对正宗的杭州龙井茶，水也是纯粹的天然山泉水，那种浸透脾胃的爽口甘甜，恐怕是永远也难以再有了。我们把茶叶冲得一点滋味也没有了才善罢甘休。那是一次一次永远甜在心头，记在心头的饮茶。在这种环境里饮茶，虽然没有现在这么漂亮的桌椅和高档的茶具，但是，原木的小桌和蜡黄的竹椅，却给人以别种雅趣、野趣和情趣。

就像我们细细品茗龙井茶，我们在这里也尽情欣赏了灵隐周围的风光。那时，灵隐大殿周围没有层层叠叠的建筑包围，完全敞露在远远近近的视线之中，不但不需要花６５元钱买门票，而且可以对它作全方位的观赏。大庙的附近，有一座不算高的山，好像飞来峰就在其上。中国的佛教寺庙，都要依山傍水选址，山水之中，首先是不能没有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灵隐寺是依山近水，风水俱佳。记得庙门前有一个文字说明，灵隐寺历史上香火鼎盛时期，曾经有过一万多僧人。那时，我成天和军事教材打交道，记住了许多数字，因此，看到这个说明，不期想到它的人数和一个步兵师差不多。拥有一万多僧人的大庙，它的规模，恐怕要占据半个西湖了。
落日时分，我们乘了一条摇橹的小船，慢悠慢悠地荡浆回城，正好赶上月亮初升之时，欣赏了三谭印月。三个水中的石塔，在朦胧的月色之中自然是别有景致。再说，那越女船娘的一口吴侬软语，就像轻飏的柳枝，听她款款介绍，也是非常优美的。
总之，那次游西湖，我才１９岁，原来只有初中毕业的学历，所以对西湖的欣赏实在很肤浅，但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白居易有诗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可是，没有想到五十几年之后，我又来重游。

我知道这次重游不会再有那时的景致了，也不会再有那时的感受了。这次来纯粹是因为我的老伴大病不死，陪她来走走而已。我们都是七十几岁的人了，加上老伴是大病之后，不能行走自如了。所以，只要在西湖边上溜溜，看到一眼西湖，就可以心满意足了。感谢叶孝刚先生和他的贤婿开车，带我们走了这么一遭，并且到西湖最著名的楼外楼饭店品尝了佳肴名菜，使我们感觉非常好，远远超出了预想。
前些天（二月初）我到香港旅游了一趟，走到维多利亚海湾边，想到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到香港走一走，结果没有去成。邓小平年纪比我大得多，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保佑我去了一趟。我并不幸灾乐祸，他死得早，天命不可违。但是我能够到香港也是莫大的幸运。

这次游杭州也是一次人生的幸运。叶孝刚先生，比我大了好几岁，精神饱满，步履矫健，以《临死之前的觉醒》打算写作上百篇文章。贺一欧、叶光庭、周锦昌、韩常先以及卧病在床的蒋彦明诸位，年纪都比我大，跑来欢迎我，和我聚会，深情厚爱，叫我实在惭愧。大家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在行将就木，也就是韩常先先生说的行将就火之前，把我们郁积心中五十年的话说出来，留给历史，留给后人，也留给我们的儿孙。84岁的贺一欧先生说得好：反右运动我们否定不了，我们的后代也会否定，苏联为什么完蛋，就是在受害者的孙子们的反对下问为什么把我们的爷爷搞掉了，所以这个政权非垮台不可，因此我们不要太悲观，我们本人不一定看得到，但是后继者一定会有人。

如果要我补充几句的话，就是儿童不可欺，老人不可欺，历史不可欺。如果共产党还要在自欺欺人中维持执政，那么，我记得陈毅作外交部长时曾经引用过一段格言回答记者：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一到，马上就报。现在我们提出彻底平反反右大冤案，不是为个人洗冤，而是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促进共产党和世界文明接轨。这种理性的和平的公开的签名上书，正是表现了我们在寻求妥协，表现了我们对政权合法性的承认和尊重。有些人对于我们的行动表现了很大的不理解，误解，甚至于疑端丛丛，都是舆论长期封锁反右历史的结果。世界上还能找到几个这样的国家呢？他禁绝一切舆论谈论、发表、出版有关这个国家、这个执政党执政历史的文章、书籍以及影视作品。俗话说：丑媳妇难免见公婆，今天躲，明天躲，后天还躲得掉吗？

人有两种生存方式，一种就是得过且过，了此一生，我还不愿意听从命运的安排。所以现在才有了杭州之游，有了一批新朋友。人到老年，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其实是享受青年壮年时的成果，所以就有了安度晚年、颐养天年、含饴弄孙这些饱含美好情趣的成语。我的大儿媳妇也是语文教师，总是批评我不会享受生活，开口是颐养天年，闭口是含饴弄孙，可是我是个贱骨头，不动脑筋，不写文章就难受。这几年又玩弄起电脑来，面对荧光屏，敲击键盘，把所见所闻所忆所读所思所感，宣泄在跳跃的指针上，于是行云流水般的思绪就变成了可读的篇章。我从1951年十七岁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之后，隔间了37年才获得了发表文章的“写作自由”，现在有了互联网，我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可以写所欲写，言所欲言，把人生的感悟留给天地。最近，我的一位中学同学知道我有过打右派的经历，又知道我好说不讨人喜欢的话，因此批评我“牢骚太甚”。我说，凭了发牢骚能写出百万字吗？
好了，快快煞笔。本文写的是游杭州，结果下笔千言，离题九千九百九十九里。

（2007/4/5于山东大学附中）

李昌玉先生

 

 

春节前夕，我到杭州旅游，未曾谋面的网友文友难友叶孝刚先生，把我从火车站出站口接到开始，尽地主之谊，热情陪游招待。恰好今年是反右五十周年，第二天，他又请了几位杭州朋友见面座谈，因此反右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话题。

叶孝刚先生

叶孝刚先生首先发言说：我原来是浙江省中苏友好协会的俄语翻译，打右派后，我遭受监禁专政劳改了２３年，１９７８年改正后到了杭州教育学院，后来随杭州教育学院合并到杭州师范学院工作，直到８９年退休。

我对反右斗争用法理来否定它。《光明日报》记者叶辉对我说，描写反右斗争的电影、小说，很多都可以用６个字概括：蒙冤、诉苦、乞怜，恳求大家的可怜。我稍微懂得一点法律，懂得用法律来否定反右。我讲了４个论点：

第一条，共产党党章规定对党员的最高处分就是开除党籍，党章没有说共产党可以处分非党公民，因此，共产党给非党公民戴右派帽子是无章可循，违背党章的。　

第二条，全国人大没有授权你中国共产党，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赋予你共产党可以给非党公民戴右派帽子。因此，共产党给非党公民戴右派帽子是无法可依，违背法律的。

第三条，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是政治上平等、组织上独立的政党，不是父子党，而是兄弟党。中国共产党给各民主党派成员戴右派帽子不符合组织原则。　　

第四，任何政党给非党公民处分都是非法的。

现在，法律界提出，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定，任何政党都要到民政部登记，才是合法组织。共产党是一个没有到民政部登记的组织，因此就是非法组织。一个非法组织更没有权力给非党公民、民主党派成员打右派。现在反右运动得不到彻底平反，第一是因为邓小平认定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错误。第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国家赔偿法对右派赔偿不具溯及力”。我对此发表了文章，予以论证。

我最近在纽约网刊《民主论坛》发表了长篇连载的文章《临终前的觉醒》，我要在死以前把我的心声留下，让后代来公断。我把我的文章都带来了，其中一篇是《反右必须从新做结论》，发表在香港。我不是要你共产党必须给我个人平反，现在不是为我个人争什么。

反右斗争的缩影就是章罗联盟。章罗联盟不存在，章罗被打成右派案就必须重新作结论。我把文章寄给了民盟中央，民盟中央当作敌情，向中共中央汇报，因为我是民进成员，中共中央就责成民进中央查处我的问题，民进中央则责成民进省委、省委责成市委来查处我。他们来了六个人找我。我摸了一下底，里面是否有公安、国安的，要是这样问题就严重了。后来摸底知道，他们是统战部门和民主党派的。　

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不拿给组织上看。我说法律上没有规定我写的文章一定要给组织上看。第二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拿到香港去发表，我说我拿到北京他不给我发表，要我到台湾去发表，他肯定会发表，我还不愿意呢，香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为什么不可以呢。我问他们，我的文章四个论点错不错，要是错了，就在我们民进党内批判，我２９岁进去，52岁从劳教所出来，我在里面23年，断子绝孙。他们都很惊奇：“怎么，有着这样的情况？”他们都是50岁左右的人，不知道这些历史。这批人都基本上同情我，他们不说话，我说这就证明我的论点是对的了。后来，他们就说叶老师你好好保重身体，安度晚年。现在我就是要抓紧时间，把我《临终前的觉醒》写好。我可能看不到给右派彻底翻过来的一天。我现在的目的是把我的心声留下，让后代公断。

贺一欧先生

第二位发言的是贺一欧先生。他说：我原来在杭州大学工作，任教师，57年我34岁。50年前，被毛泽东打成右派，我要求彻底平反右派冤案，必须公开道歉，赔偿经济和政治上的损失，同时要补发工资。现在我要说一下毛泽东的阳谋，他为什么要反右，反右有什么险恶用心。我是民盟盟员。1941年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成立。1944年10月10号，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共有十条。第一项就是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那个时候我才21岁，我认为中国应该走这条路。

毛泽东为了谋取政治资本，他对我们的主张表示响应和支持，1945年1月25号，他写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要他们发表这个十项主张。《新华日报》已经全文发表了，到了1947年，毛泽东他以为他已经掌握了中国的大权了，他要把中国民主同盟消灭，1947年11月30号，致电斯大林说，我们快要胜利了，所有的民主党派都不能存在，都要清除出去。斯大林立即指示毛泽东说，不能这样做，必须把民主党派包括在联合政府中，而且要放在高位，有一定的人数，再加上党内也有一定的民主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虽然不情愿，还是成立了联合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是民主党派的，四个副总理两个是民主人士，斯大林一死，他就撕毁了共同纲领，他就躲到杭州起草宪法，从此所有的副主席、副总理中的民主人士一个也没有了，部长还有几个，因此还没有达到消灭的目的。消灭民主党派，是毛泽东最大的阳谋，因此发动了反右。反右是在破坏宪法、侵犯人权的情况下发动的。 这是非法的，我们否定不了，我们的后代也会否定，苏联为什么完蛋，就是在受害者的孙子们的反对下问为什么把我们的爷爷搞掉了，所以这个政权非垮台不可，因此我们不要太悲观，我们本人不一定看得到，但是后继者一定会有人。因为民主是全世界的，毛泽东以为把联合政府推翻了，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大跃进饿死了4040万人，这是胡乔木书上写的，他是毛泽东的忠实的秘书，这本书叫《谈中共党史》，在227页，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 ，扩大了一万倍，。我们要维护宪法，我奉劝共产党，特别是胡锦涛，你要想一想苏联是怎样垮台的，宪法是谁也不能破坏它，不管他的权威多大，毛泽东他为什么要破坏他？他要做暴君。文化大革命十年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是暴君毛泽东领导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共产党组织都被砸烂了，还有什么共产党。

现在讲讲我这些年做的工作，我写了些文章，通过国外的电台向国内广播，关于索赔问题，我早就写过文章，外国电台都广播了，我就是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信箱寄过去的。条条道路通罗马，条条道路通民主，我就讲这几句。

叶光庭先生

第三位发言的是叶光庭先生。他说：我叫叶光庭，在浙江大学物理系教书的，57年被打为右派。我被打成右派是一个老朋友好朋友揭发了我。当时我对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都是非常崇拜、非常信仰的。我对这位朋友始终是理解的，所以还继续交往。我被打成右派以后，到农村劳改了7年，回来后到教材科刻蜡纸。78年以后，地理系一位教授，需要一个会翻译的，我就调到了地理系，直到1987年退休。退休后我还有许多工作。我翻译的书近20本，有自己翻译的，有合作翻译的。我对右派问题平时没有研究，不像叶孝刚、贺一欧有许多见解。

今年是反右五十周年。在那场非法的运动中，多少社会精英被迫害致死，夹边沟、北大荒的几千冤魂，永远会控诉共产党对人类犯下的严重罪行！至今共产党还在查禁有关反右的书籍，企图抹去他们专制独裁、惨无人道的丑恶记录，但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今天，我们这些当年的受害者在这里聚会，追忆五十年前惨痛的历史，心情是十分沉重的。

我们都曾签名要求当局赔偿我们经济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伤害，这是共产党对我们欠下的血债，我们是要向他们清算和讨还的！但我们提出索赔的要求，主要目的还在于想通过这一行动，来提醒共产党记住这一历史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当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大鸣大放，助党整风，都是忠心耿耿的，哪里知道会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呢！其实当年我们提出的意见，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如果毛泽东不搞“阳谋”，那怕只接受我们正确意见的十分之一，我们的国家一定不会有今天这许多矛盾，我们的建设事业也一定取得更大的成就了。比如说，当时如果接受马寅初关于人口问题的正确意见，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人口压力了。

反右、文革这些运动虽然早已有了结论，可是从今天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来看，并没有真正吸取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今天的社会矛盾已积累得太多了，社会上危机四伏：贪污腐化已成为无法挽救的癌症；贫富差距愈来愈大；官商勾结，鱼肉人民；当权者甚至与黑社会合流；执法不公；农民被剥夺土地，城市居民被剥夺房屋；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民间与官方的冲突；北京每日不断的上访潮……，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真是罄竹难书！共产党一方面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等动听的口号，另一方面却仍旧不听忠言，压制言论，蹂躏人权，逮捕说真话的记者和网络作家。这是反右的继续！这样又如何能构建“和谐社会”呢？

我这个老右派，还想像五十年前一样，怀着善意，对共产党再进一次忠言：现在是你们进行政治改革的时候了！须知“物极必反”，“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请你们看看今天的民心吧！希望你们不要坐失时机，顺应民心和历史潮流，作出正确抉择！
                                                              

周锦昌先生

第四位是周锦昌先生。他说：你们都是教授，我是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下属的一个招待所的招待员，1957年我们听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非常受到感动，要帮助党整风。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工人，也把我卷到右派这里头去了，我始终不认错，我初中一年级才参加工作，要感谢胡耀邦给我们落实政策，不然我们今天还来不了这里。我看了史若平先生起草的文章，要求给右派彻底平反、赔偿。赔偿问题解决了，这才算彻底平反了。有许多右派都去世了，他们都是国家的精英，都是好人，把他们都打下去了。他们都是想国家兴旺。我希望胡锦涛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坚持下去。如果胡锦涛不提出和谐社会还不敢说话。我希望胡锦涛的和谐社会不要变成阳谋。

我昨天收到一封信，我写的诗被《世界杰出华人诗词艺术家年鉴》（２００６－２００７）。本来他只给收录6篇，我给他二十七篇都发了。我把诗都带来了，大家都是老师，请给我直到。

李昌玉：虽然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但比周锦昌先生很重的浙江话还强一点，请让我毛遂自荐念一首。周先生请你选出一首。好的，就念这一首《大圣赞――献给当年右派同道》：

霄殿韬谋谁可猜，猕猴无妄痛成灾。
丹炉焰烈金身炼，云途妖多火眼开。
佛子憨真沉阿狱，魔师念佞坐莲台。
险程崩上蛮荒路，极乐天关负笈来。

刚才周先生说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招待所的招待员，但是经过五十几年的磨练，写得很有功底，我是写不出。

韩常先先生

第五位是韩常先先生。她说：我和叶老师、贺老师都是57难友，他们说的我都同意，夏承焘，他是著名的词人，杭大的教授，也是我们57难友，写了一首诗：

敢想容易敢做难，
说错原来非等闲。
一顶帽子戴上头，
揿它不动重如山。

这首诗写得非常好。夏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我的前辈、同事，我是浙江大学毕业的，他是浙江大学的教授，我在教学研究科工作，做教务长助理。今年我81岁，带上帽子是31岁，戴帽子的时候我是浙江师范学院，改正以后就成了杭州大学，现在合并到浙大。

我们现在都年龄大了，过去讲行将就木，现在讲是行将就火，大半个身子都到了土里，只剩下一个脑袋，所以有的时候想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去讲了，今天我听了大家的讲话，很受感动，也许我们这一辈子看不到了，但是我想，不管是什么阴谋还是阳谋，到了一定的时间一定会暴露，大白于天下，我还是抱着希望的。我1951年毕业，当时是解放后的第一届毕业生，说你们是新中国的宝贝。我本来是要出去的，就留了下来。到了57年，叫我们鸣放。共产党做事情是不光明正大的，什么阴谋、阳谋，我们有一个同事叫马家驹老师，学政治的，马列教研室的，20多岁戴上帽子，文革时在河里淹死了。想起他们，都过世了，我们还是幸存者，劫后余生，希望在座的各位，保住健康，多活一些时间，也许能看到，看到希望。斗争需要继续，健康非常重要。我打了右派在学校里，还是比较好的。共产党应该光明正大。我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成员，向共产党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虽然我们年老了，我们现在是行将就火，要到火葬场去了。但是还有我们的子子孙孙，终有一天给我们彻底平反。

第六位是蒋彦明先生。蒋先生八十几岁了，孤身一人，卧床在家。他做了一个录音，说：我1933年3月3日生，在山西农学院打为右派，我主张主修英语，选修俄语，就说我投靠美帝，反对苏联。我不服，就把我下放到煤矿劳改，劳教之后回到杭州，在杭州农业局，一直受到迫害，现在的身体很不好，一直卧床，听说李昌玉老师来了，现在只能做了一个录音表示心意。李昌玉老师，欢迎您到杭州来，与浙江幸存右派相聚。

1957年发生的右派向专制政权要求民主改革，是具有传统五四民主精神的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追求实现民主政治的爱国行为的继续。但以林昭等为代表的许许多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却遭到“阳谋”暗算，而被残酷迫害而牺牲。幸存的我们会记住他们，历史也会永远记住他们的贡献。

您和史若平老师等人发起向中共专制政权要求彻底平反右派冤案，索赔精神损失和经济损失的签名，是为中国建立民主政权的事业，是伸张正义的事业，得到凡有良知幸存右派的响应，也得到世界上民主人士的支持。

我们深信，历史也将会证明，自由民主主义者李慎之先生所向往的宪政民主政体和公民社会，总有一天会在中国大地上实现。

您为实现这种理想而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We are right！我们是对的，让我们继续努力吧！

（2007/3/6于山东大学附中，据录音整理）

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李昌玉

２００７年２月１２日，偕老伴游杭州，未谋一面的网友文友难友叶孝刚先生，把我从火车站出站口接到开始，尽地主之谊，热情陪游招待。今年恰好今年是反右五○周年，第二天，他又请了几位杭州朋友见面座谈。我作了即席发言，现在整理并加以补充如下：

（一） 故地重游是杭州

今天，我和杭州的朋友一道聚会，感谢大家对我和我的老伴的热情招待。这回从山东济南到杭州来旅游，就我个人来说，不是第一次。我第一次游西湖是１９５4年，那时我还是一个军人，在南京军区后勤部训练处工作。我们组织了一个全军的示范演习。演习在绍兴，因为绍兴具有全国最密集的水网稻田地区。演习的课题叫做“步兵团在水网地区稻田地区进攻的后勤保障工作”。前一阶段在杭州的省军区后勤部大院上课，后一阶段到绍兴现地作业参观。演习完毕之后，我和处长几个人最后从绍兴回杭州，那时还没有铁路，乘的是自己的军用小吉普，６０公里，一个小时就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到浙江，感觉特棒。

这个演习从准备到结束，前后有一个月。那时，有一位银发斑斑的苏联顾问，名叫维诺格拉道夫作指导。他是工农出身，在苏联当过大军区的后勤部长，后勤学识深厚，具有卫国战争的实战经验，是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欢送的第一批到中国的顾问，确实有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对工作极为热情认真，一丝不苟，譬如，他到伙房检查工作掏出雪白的手绢擦拭灶台，看是否干净，弄得陪他检查的领导好不尴尬。因为我和他的办公室门当户对，每天都会见面。他见了我，总要用俄语说一声“你好”。他住在西湖边上的宾馆，每天不是备课讲课，就是去演习现场指导，直到演习结束才肯游览西湖。这种精神也感染了我们，所以我们也是完全结束演习之后才畅游西湖。

毛泽东1949年夺得政权之后，军事方面本来应当是最有人才的部分，经过韩战检验，虽然打了个平手，但是证明解放军不但装备技术落后，而且官兵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的现代的军事教育训练，只能依靠人海战术取胜，牺牲太大，代价太大。不过毛泽东是个好战分子，三句话不离打仗，搞工业建设，目标还是在军队、打仗。于是很快在南京组建了军事学院，由刘伯承挂帅，又建立了军训部，以后改名训练总监部，由萧克主政――从几十年之后来看，这两位都是对于高层权斗敬而远之的老将，乐得干这份闲差，正好找到一个避风港。于是参照苏军的条令，编写出《内务》《队列》《纪律》三部规范军队行动的基本条令，来改变部队的“游击习气”。我们训练处的日常工作，就是检查督促贯彻条令。

军事学院的教师，最高层次上的，都苏联派遣来的，顾问则派到大军区，一度传说要派到师级，后来涉及主权军权问题而作罢。刘伯承的首席顾问，就是他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读书时的教务长，我见过几次，一头银发，步履矫健，讲起课来还是声音洪亮，滔滔不绝。他从苏联带来的翻译，在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读了五年中文的小伙子，遇到方言方音浓重的中国人，他就瞪了眼。有一次即席翻译，把炮弹的直径翻译成爆炸的直径，让实战经验丰富的中国学员听出了破绽。拿军事学院来说，各个教授会――即系，起码有一个苏联顾问把关。其次，实际讲课的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他们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有的还到美国进修过，把苏联顾问拟定的教学大纲和苏军的教材，按照中国的表达习惯加以编写，并且讲授，当然是做传声筒，所有举证的战例，都是苏军在二战中的情况，但在当时，解放军中还难以找到能够做这种传声筒的人。我记得后勤教授会的教师中，我听过课的，一位做过西南联勤总部司令，一位做过驻加拿大武官，都是上校、少将级的军官，他们虽然是败军之将校，但却给胜军之将校传授军事知识。这些胜军的将校，都毕恭毕敬地听课，称之为“教员”，今天想来，也颇为滑稽。

军事学院完全照抄苏联军事学院的一切，连作息时间表也照抄。例如，每天上午要接连上6节课，每节50分钟，下午自习3节。上午接连上6节课实在叫人吃不消，上到第5节人人都饥肠辘辘，但是毫无办法。我们去听课的一般是师后勤处长，团级干部，大多在30岁以内，实在忍受不了这种6节课连贯的上课方式，于是许多人都在口袋里掖着饼干，下了课，赶快咽下垫饥。这种亦步亦趋“一边倒”情况，举不胜举。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南京举行后勤示范演习。那时后勤的编制和教材，完全照抄苏军的。苏军吃的是面包。我们在编制上就有面包班，全团战时的面包全由这个面包班供应。几经努力，找到一个美军留下的面包炉。集训在原来美军驻华军事顾问团的驻地AB大楼，面包炉就安放在大楼的大天井里。不但因为那是一个大家伙，而且要检验它的烘烤能力，是否能满足一个步兵团三千多人的需要，因此一昼夜就烤出了几千斤面包，而学习班的学员加演习部队只有三四百人，怎么也吃不完这么多的面包，尤其是中国人不习惯拿面包当饭吃，大家吃了一两顿就吃够了。当时的口号是“百分之百学习苏联”，“不折不扣学习苏联”，几年后，凡是对于这种做法批评了的人，都以“反苏”的罪名打了右派。 

我们训练处有一名教员，是在洛阳“解放”的上校汽车团长，他还保存着一张骑着高头大马、一身国军戎服的照片。他说，当被“解放”之后，他要求主动作自我介绍。解放军的负责干部说，不用了，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证实了毛泽东文集中“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原来，中共要求地下党组织对国民党军警县团级官员的历史、家庭、官职、社会关系、性格、气质等等，不厌其详，都要按照调查提纲，写出材料，作为档案保存或上交。由此可见，国民党的失败，也是活该。你看，共产党的调查工作做得多么到位。

不过，这些事情都是肃反之前的情况。肃反之后，我自己考了大学，以后这些人，恐怕很多人难有好下场。

现在，再补充一点苏联援助的事。先说反右运动中打的一个右派龙云。龙云是云南省省长，被称为云南王，是云南昭通人，彝族土司，据说1938年就在昆明他家的后院架设天线，和延安暗通款曲。抗战时期，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蒋介石对他极尽怀柔之意，但是，他和蒋介石仍然离心离德，在昆明保护、支助共产党暗中策划的民主运动，所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他叫到南京软禁起来，后来他偷跑到了香港。大陆解放后，他来到北京。他应当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大恩人，受到礼遇和恩宠，但是他狭肝义胆，秉性难改，鸣放的时候，攻击苏联说：“抗美援朝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苏联队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苏联解放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这样，这位昨天的左派，变成了今天的右派，座上客转眼变成阶下囚。其实，后来中苏反目，中共对于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算账之细，攻击之烈，岂是龙云这种小心翼翼的意见可以比拟？！

这是1957年的事，也只有高层知道。退回几年，在下层百姓中，中苏友好仍然是主旋律。再说，最初来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公认还是比较真诚、热情、有真才实学的，所以双方相处还比较和谐，没有戒心，以后派来的专家，有的就是工人，大学刚毕业的学生，才学越来越差，对接待的要求越来越高，到任之后，首先就要旅游一大圈。留下的口碑就越来越不好了。

以上所说，已经离题“杭州”了，不过既然说到苏联，说到苏联专家，说到学习苏联，也就离题发挥一番，把我的记忆倾倒出来。至于我个人，当时因为较大规模的部队干部到军事学院听课、参观等等，都是南京军区负责接待组织，都要派遣保密员随行保管文件。我的身份是保密员，不过我好学好奇，所以也能混迹其中，参与旁听旁观，得到许多人难以窥见的场面，难以听到的见闻。

（二）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说完了闲话说正话。第二天，我们畅快地游览了整整一天西湖。早晨８点钟进西湖，沿着湖滨大道，边走边看，慢慢走，慢慢看，一直到达灵隐寺。那时，灵隐寺大庙前后都没有现在的这些附加建筑。大庙的周围都是参天的大树，大树底下开设了露天茶馆。那是一个挥汗成雨的夏天，我们摘下军帽，脱掉上衣，坐在这样的大树底下，品茗绝对正宗的杭州龙井茶，水也是纯粹的天然山泉水，那种浸透脾胃的爽口甘甜，恐怕是永远也难以再有了。我们把茶叶冲得一点滋味也没有了才善罢甘休。那是一次一次永远甜在心头，记在心头的饮茶。在这种环境里饮茶，虽然没有现在这么漂亮的桌椅和高档的茶具，但是，原木的小桌和蜡黄的竹椅，却给人以别种雅趣、野趣和情趣。

就像我们细细品茗龙井茶，我们在这里也尽情欣赏了灵隐周围的风光。那时，灵隐大殿周围没有层层叠叠的建筑包围，完全敞露在远远近近的视线之中，不但不需要花６５元钱买门票，而且可以对它作全方位的观赏。大庙的附近，有一座不算高的山，好像飞来峰就在其上。中国的佛教寺庙，都要依山傍水选址，山水之中，首先是不能没有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灵隐寺是依山近水，风水俱佳。记得庙门前有一个文字说明，灵隐寺历史上香火鼎盛时期，曾经有过一万多僧人。那时，我成天和军事教材打交道，记住了许多数字，因此，看到这个说明，不期想到它的人数和一个步兵师差不多。拥有一万多僧人的大庙，它的规模，恐怕要占据半个西湖了。
落日时分，我们乘了一条摇橹的小船，慢悠慢悠地荡浆回城，正好赶上月亮初升之时，欣赏了三谭印月。三个水中的石塔，在朦胧的月色之中自然是别有景致。再说，那越女船娘的一口吴侬软语，就像轻飏的柳枝，听她款款介绍，也是非常优美的。
总之，那次游西湖，我才１９岁，原来只有初中毕业的学历，所以对西湖的欣赏实在很肤浅，但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白居易有诗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可是，没有想到五十几年之后，我又来重游。

我知道这次重游不会再有那时的景致了，也不会再有那时的感受了。这次来纯粹是因为我的老伴大病不死，陪她来走走而已。我们都是七十几岁的人了，加上老伴是大病之后，不能行走自如了。所以，只要在西湖边上溜溜，看到一眼西湖，就可以心满意足了。感谢叶孝刚先生和他的贤婿开车，带我们走了这么一遭，并且到西湖最著名的楼外楼饭店品尝了佳肴名菜，使我们感觉非常好，远远超出了预想。
前些天（二月初）我到香港旅游了一趟，走到维多利亚海湾边，想到总设计师邓小平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到香港走一走，结果没有去成。邓小平年纪比我大得多，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保佑我去了一趟。我并不幸灾乐祸，他死得早，天命不可违。但是我能够到香港也是莫大的幸运。

这次游杭州也是一次人生的幸运。叶孝刚先生，比我大了好几岁，精神饱满，步履矫健，以《临死之前的觉醒》打算写作上百篇文章。贺一欧、叶光庭、周锦昌、韩常先以及卧病在床的蒋彦明诸位，年纪都比我大，跑来欢迎我，和我聚会，深情厚爱，叫我实在惭愧。大家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在行将就木，也就是韩常先先生说的行将就火之前，把我们郁积心中五十年的话说出来，留给历史，留给后人，也留给我们的儿孙。84岁的贺一欧先生说得好：反右运动我们否定不了，我们的后代也会否定，苏联为什么完蛋，就是在受害者的孙子们的反对下问为什么把我们的爷爷搞掉了，所以这个政权非垮台不可，因此我们不要太悲观，我们本人不一定看得到，但是后继者一定会有人。

如果要我补充几句的话，就是儿童不可欺，老人不可欺，历史不可欺。如果共产党还要在自欺欺人中维持执政，那么，我记得陈毅作外交部长时曾经引用过一段格言回答记者：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一到，马上就报。现在我们提出彻底平反反右大冤案，不是为个人洗冤，而是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促进共产党和世界文明接轨。这种理性的和平的公开的签名上书，正是表现了我们在寻求妥协，表现了我们对政权合法性的承认和尊重。有些人对于我们的行动表现了很大的不理解，误解，甚至于疑端丛丛，都是舆论长期封锁反右历史的结果。世界上还能找到几个这样的国家呢？他禁绝一切舆论谈论、发表、出版有关这个国家、这个执政党执政历史的文章、书籍以及影视作品。俗话说：丑媳妇难免见公婆，今天躲，明天躲，后天还躲得掉吗？

人有两种生存方式，一种就是得过且过，了此一生，我还不愿意听从命运的安排。所以现在才有了杭州之游，有了一批新朋友。人到老年，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其实是享受青年壮年时的成果，所以就有了安度晚年、颐养天年、含饴弄孙这些饱含美好情趣的成语。我的大儿媳妇也是语文教师，总是批评我不会享受生活，开口是颐养天年，闭口是含饴弄孙，可是我是个贱骨头，不动脑筋，不写文章就难受。这几年又玩弄起电脑来，面对荧光屏，敲击键盘，把所见所闻所忆所读所思所感，宣泄在跳跃的指针上，于是行云流水般的思绪就变成了可读的篇章。我从1951年十七岁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之后，隔间了37年才获得了发表文章的“写作自由”，现在有了互联网，我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可以写所欲写，言所欲言，把人生的感悟留给天地。最近，我的一位中学同学知道我有过打右派的经历，又知道我好说不讨人喜欢的话，因此批评我“牢骚太甚”。我说，凭了发牢骚能写出百万字吗？
好了，快快煞笔。本文写的是游杭州，结果下笔千言，离题九千九百九十九里。

（2007/4/5于山东大学附中）

李昌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