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覃氏兄弟也有点觉得王胖子不靠谱，还是想要我带覃老大到湖南去。过年的三十晚上，覃氏兄弟先在田里挖了一些泥鳅、鳝鱼，又买了两斤肉，豆腐和一瓶桂林的“三花酒”(这是那时广西最好的白酒)，还有几样小菜．，请我和王胖子一起去他们家过年吃年夜饭，吃饭喝酒时，他们说他们会采草药，他们采了不少雞血藤和其他中草药想带带到湖南去买，我说：你们现在跟我去湖南，你们若遇到困难，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们，还是等我的蜂场发展起来了，那时我可以带你们一起去养蜂。

王胖子却说：覃老大你跟我去吧，我带你到湖南去卖中草药，你坐我们运蜜蜂的火车不用你出钱。我知道王胖子是说些不计后果的大话，一旦中草药卖不出去，覃老大吃饭都成问题，王胖子自顾不遐，哪里还管得了他？但忠厚老买的覃氏兄弟，居然听信王胖子的花言巧语把王胖子当作肯帮忙的好朋友，而视我为不肯为他们帮忙的人。

到我们准备回湖南的时候，覃老大已作好了跟王胖子一起走的准备，我再次提醒覃氏兄弟不要贸然出去乱闯，雞血藤和你们采的那些中草药在汨罗这种小地方恐怕没有什么人要，如果碰到工商局市管会的人，弄不好还会被没收。他们不听，还说：我们不要你管，我们跟王师傅去又不跟你去，要你操什么心？我好心被当作驴肝肺，我只好说：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你就跟王师傅走吧！

春节刚过不久到1980年2月中旬，廖Ｘ中就来跟我说：要赶紧回汨罗，他的蜂已繁殖起来了，要分蜂又没有蜂箱，我说同车除你之外的其他蜂场去年都进山去采了山桂花因茶花烂子群势都很弱，到现在蜂还没有繁殖起来，现在正是这里繁殖蜂的旺盛期，此时回汨罗，汨罗的气温还很低，对蜂群的繁殖不利，大家都不会同意。廖Ｘ中来讲过两次，我们大家都不同意现在就走，都想到三月初再回汨罗。此后廖师傅说那他要先走，大家都说那你就先找别人拼车先走吧！

哪知到三月初我们把蜂拉到黎塘后，我到车站货运室找他的要车皮时，货运室的人说你们的车皮计划，早十多天你们的车皮就发走了，你看这是廖Ｘ中来办的交费手续。我一听，心里想这个廖Ｘ中真不是个东西，居然邀了几个蜂场把我报的车皮计划冒领去了汨罗，把我们丢在这里，为了一已之私利居然置大家于不顾，人品太卑鄙了。

转念一想现在去追究廖的责任已于事无补，关键是尽可能想办法赶快弄到车皮。于是我对货运室的人说：廖Ｘ中不是我们蜂场的人，车皮计划是我报的，你们怎么把车皮计划不经核实就随便给了廖Ｘ中？你们查车皮计划的存根，报车皮计划的是古培公社石牛大队还是廖Ｘ中的汨罗公社汨罗大队？他们一查果然是我报的计划。我说现在证明责任完全在你们车站，你们无论如何要负责在最近两三天把我们的车皮补给我们，否则我们的蜂在车站或路上饿死了，我们就要到南宁铁路分局去控告你们玩忽职守，并要求你们赔偿损失。此时站长也跑过来了，知道是车站轻信了廖师傅的话造成的结果，站长对我说：你不要着急，我们保证三天之内甩车皮给你们，南宁分局也不用你去跑，我们车站帮你们去报一个加急车皮计划，决不耽误你们回湖南，我回到车站外面的蜂场，把情况跟大家一说，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果然第三天晚上，车站就把我们的车皮甩过来了，装车后在路上三天三夜，第四天凌晨便到了汨罗，卸车后，我决定不再跟王胖子放在一起，因一时又找不到汽车拖拉机拉到石牛四队，我决定先回石牛把大队的拖拉机带来拉蜂，但把蜂丢在车站我又不放心。于是我请来三辆板车把蜂和所有的东西一起拉到了县看守所，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码放在看守所大门旁，原来兰岭伍队有一位复员军人转业后安排在这里当干部，我认识他，我交待这位干部暂时帮我照看一下，我回石牛弄台车来拖，他说你去吧，我会要传达室的门卫帮你照应的。

我走路回到石牛四队，找到邹克诚，大队开拖拉机的是他的小舅子，正好那天上午他还没有出车，我就带着他的拖拉机把蜂拉到邹顺初家的屋檐下面放好(屋檐下淋不到雨)。

而覃老大带着他从山上挖的雞血藤和中草药也跟王胖子一起到了汨罗公社的百丈大队，覃老大在汨罗摆过地摊，卖鸡血藤和中草药也没有什么生意，后来油菜紫云英花结束后，王胖子回了河南，把覃老大丢在百丈不管他了，覃老大只好在百丈帮人家做零工混口饭吃，后来就不知怎样了。

我从报纸上看到全国的右派都摘了帽子，安排工作，许多冤假错案也在平反、改正。我看到当局的政策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开始承认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一些文艺刊物也开始反映一些“解放”后知识份子和普通民众所经历的苦难，在这些刊物之中《安徽文学》所刊载的作品最令人印象深刻，而其中王若望的作品揭露“解放”后的阴暗面最为大胆深刻。

我趁着在汨罗采油菜、紫云英的机会到湖南大学去了一趟，我找到学生科要求平反，接待我的是学生科的一位负责人马某(后来据了解，马某系某领导干部的子弟)，我提出平反的要求，马某说：你的问题学校党委研究过了，你是反革命性质，你的问题不能平反。我说：好！那我就不找你们，我找上面去。马某说：你找哪里都没用，这是校党委的决定。

我从湖大回来，便抽时间给当时负责平反冤假错案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写了一封申诉信，我在申诉信中说：你们现在所说、所做的事，大都是我以前所说所主张的事，只不过我比你们早了近二十年，所以我过去的言行按你们现在的标准不构成任何错误。至于“对现实不满”那是有的，但对现实不满不仅不是一种错误，反而是人类一种十分宝贵的天性，正是因为人类这种不满足于现状，力图不断改善现状的宝贵天性才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人类之所以能移从原始社会那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今天这样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正是人类这种不满足于现状的宝贵天性不断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结果。假如我们的祖先也像你们一样，把“对现实不满”也当做一种罪行来加以打击、扼杀，那么我们的社会至今也将仍然处于原始状态，你(指胡耀邦)今天也不可能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而我也不可能当“反动学生”，我们仍然都会披着一身皮毛，在森林里蹦来跳去到处寻找野果充饥。

这封信发出去之后不久，我就隨蜂场转到了陕西彬县太峪采洋瑰、炭店采紫苜蓿，只是都在与1978年时不同的大队和生产队，采完紫苜蓿，我原想按1978年的路线先去青海浩门农场釆油菜，然后再去内蒙固阳采荞麦和党参，这是一条成功的路线。但同行的吉林农安的老李、老顾、小顾和盛大爷等蜂场都认为青海、内蒙太远，他们都想就近到宁夏固原去采荞麦，他们说固原的荞麦面积大，流蜜好，八月底荞麦结束后，山上还有野藿香，虽不能取蜜但糖粉可维持蜂群的繁殖生存，到九月下旬气温骤降，蜜蜂就停止活动，进入半冬眠状态，就在那里越小冬，蜂群损失小，到十二月下旬，就可以拉到两广去越冬。明知这条路线没有去青海、内蒙好，但他们都要去固原我也只好跟他们去固原采荞麦，心想到了固原，也许还有机会到吳忠去探望一下已十九年未见过面的四姐正华和那位从未谋过面的四姐夫吕学修(正华1961年夏天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的暑假回长沙探亲时见过面，后来她分配到宁夏吳忠当教师后便没有见过面，1964年我被打成“反动学生”后便中断了联系，1980年后才恢复通信联系)。

到六月底炭店的紫苜蓿结束了，我们就到彬县汽车运输公司找到调度徐师傅调车，由于前年和他打过几次交道一见面他很热情，我们当然还是带了十多斤大米送给他，他说：要去什么地方？要几辆车？我说：从炭店拉到固原的开城公社，要三辆车，时间当然是越早越好。他想了一下说：明天的车己经安排出了，那就后天一早，我派三辆车过来帮你们拉蜜蜂。炭店到开城要经彬县县城、长武、平凉再翻过六盘山进入宁夏到固原县开城公社的下青石大队，总共有二百多公里路，因为沿途都是柏油路，估计四五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那天一早还不到八点，三辆解放牌汽车就到了我们放蜂的地方，我们早就作好了一切准备，车一到就装车，还不到九点就发车了。一路上经过彬县县城，沿西(安)兰(州)公路一直往西北方向行进，途经著名的彬县大佛寺、长武进入甘肃的平凉在平凉的公路上行驶时，看到远处的武侠小说中崆峒派的发源地崆峒山，可惜不能下车去游览一番，甚感遗憾。

进入六盘山地区之后，汽车离开西兰公路往右拐入一条至银川的公路，公路盘旋上山到达一个地势险要的隘口名叫“三关口”翻过三关口后，经和尚铺就一路往下走，进入固原地区。于下午一点多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固原县开城公社的下青石大队(青石嘴又分上青石和下青石)我们找到一个周围荞麦较集中的地方，我们把蜂放在公路旁的一条小河的河边上。

在公路对面有一户回民人家，我见他家院子后面有一眼窑洞空在那里，对于好奇心极强的我，早就想领略一下住窑洞那种传说中的冬暖夏凉的滋味，所以我找户主穆大爷联系想租借他家的这口窑洞住一下，不料被穆大爷断然拒绝，从他对我们的态度，我隐约能感受到当地回民对汉人的敌意和不信任。

我没有办法，只好在公路边上搭了一个帐篷，我和农安的老顾和小李三个人住在这个帐篷里，小顾和他在广西讨的一个老婆覃美兰住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小帐篷里，我们五个人在一起开伙。盛大爷、和他的儿子盛四，以及老李一家分别放在离我们不远的两个地方。

与我们隔马路相望的邻居穆大爷六十多岁、高个、皮肤黝黑、瘦骨嶙峋（瘦得好像就是一层黑皮包着的一付骷髅骨架），虽然是盛夏仍穿着一身又黑又破的旧棉衣裤。若不是从他那深陷的眼窝里镶嵌的一对大眼里射出的炯炯有神的目光还显示出一点生气，你便会以为站在你面前的穆大爷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具僵尸。

此后，穆大爷几乎每天都要到我们的帐篷里来坐一坐，除了拉一拉家常之外，主要是为我们每天泡给他的一、两杯茶和拿给他抽的几支一角三分钱一包的香烟而来。

据穆大爷称：他们这里在解放前和“农业合作化”以前，也是经常喝茶的，烟也常抽，“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以后，便很少有茶喝、烟也抽得少了，到1958年之后，直到你们现在来这里之前就基本上就没有喝过茶，烟也难得抽上一支。

大约在七月中旬，有一次我发现每日必到我们帐篷里来喝喝茶、抽抽烟的穆大爷，已连续三天没有到我们的帐篷里来了。我们好奇怪，他是不是病了？我和住在一起的吉林的小顾、小李便跑过马路到对面穆大爷家的泥坯房子里去想看个究竟。一进门便看见穆大爷卷曲著身子躺在泥坯砌的炕上，我连忙问他：“穆大爷！您不舒服？”穆大爷没有吱声，而是艰难地伸出他那只不断抖动的瘦得皮包骨的黑手，先用食指指了指自己的肚子，然后伸出三个指头表示他已经饿了三天了，他已经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见此情景，我的眼泪忍不住一下子便涌了出来。举目四顾，屋内穆大爷仍然穿着那身又黑又破的旧棉衣裤曲身躺在一床用高梁杆皮编的、已经发黑的破炕席上、炕上有一床又黑又破的旧棉絮，还有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木箱，穆大爷一家三口（还有穆大娘也是六十多岁，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孙女）一年四季的衣服全在其中。炕旁的土灶上有一口缺了一块的铁锅，因长期没有油已呈现銹迹，门左侧的墙上挂着一只用肥皂箱改成的碗柜，里面有三、四个都缺了一两块的破菜碗和几双筷子、门右侧的墙上挂着一只装杂物的篾丝箩筐，因年代久远和炊烟的燻陶已呈酱黑色（据穆大爷后来讲：这还是解放前，他在当地开骡马店时，一个国民党的四川藉的逃兵住在他开的骡马店，他没有钱、没有吃的，穆大爷见他可怜，便给了他一些吃的和一点路费，那个逃兵临走时送给他的，已有好几十年了）。看到穆大爷的家我这才感到什么叫真正的贫困，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一贫如洗”，我不得不由衷地惊叹我们那位创造“一贫如洗”这一成语的先人，这个“洗”字用来形容极度的贫困是何等的精准呀！穆大爷的家不就像大水冲洗过一样一无所有吗？

据穆大爷后来告诉我们，他们这里平均每人每年只有一百二十来斤毛粮（即没有去皮、去壳的原粮）主要是洋(杨？)麦（一种产量低、磨出的粉呈灰白色口感很差的粗粮）和玉米，没有油。由于气候、土质关系蔬菜也很少，一年所分口粮即使省著吃，不到四个月就吃光了，余下的时间就只能靠吃政府的返销粮，劳动力每人每月二十六斤玉米指标，像穆大爷这样的老人、妇女和小孩只有二十斤玉米指标，都要自己拿钱去买（每市斤八分钱）政府只提供玉米指标。由于没有油、没有任何其他副食品，蔬菜也很少，所以往往不到月底就吃光了。

因家里的玉米早已吃光，穆大娘被迫回娘家要饭去了、大孙女因没有饭吃，也已回穆大爷儿子家去了，所以只留下奄奄一息的穆大爷一人在家。我们见此状况，连忙跑回帐篷拿来半锅中午吃剩下的玉米碴子（玉米磨成的绿豆大小的小颗粒煮成的玉米粥，比用玉米粉煮成的玉米糊糊要好吃一些）粥给穆大爷，他也顾不得客气，便一口气把它吃光了。考虑到距穆大爷领下月的返销玉米指标还有一段时间，我和小顾、小李一商量决定再拿十几斤玉米碴子给穆大爷，以防他饿死。

第二天中午，我看见远处山边的小路上，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大娘提着一个小口袋，迈著艰难的步履一摇一幌地走过来，走近一看，原来是穆大娘提着从五、六十里路外的娘家讨来的七、八斤玉米赶回来送给穆大爷吃，因为怕穆大爷在家饿死。

穆大娘把那讨来的七、八斤玉米送回家后，怕穆大爷不够吃，只喝了一大碗水，饭也没有舍得吃，就又空着肚子艰难地迈着她那双缠过的小脚，沿着来时的山路一摇一晃地走回娘家要饭去了。

我站在帐篷前的一块大石头上，遥望着穆大娘那瘦弱的身影逐渐消失在远处的山路上，一种钦敬之情油然而生，我深为穆大娘的坚强和她对穆大爷那种无言而深沉的爱所感动。

大约又过了八、九天，穆大娘又带着从娘家讨来的十来斤玉米回来了，我们见穆大娘去娘家要饭，她那双缠过的小脚每次往返要走一百一、二十里山路实在太辛苦。那时离秋收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就对穆大爷和穆大娘说：我们再给你们二十来斤玉米碴子，估计你们可以吃到秋收，穆大娘就别再去娘家要饭了，他们老俩口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此后我们与穆大爷一家关系大为改善，穆大爷也对我刚到时，想借他家泥坯房旁边一口空着窑洞住一下，遭到穆大爷断然拒绝一事表示歉意，并诚心邀请我住到他家的窑洞里去。我当然十分乐意接受，一是住在夏季烈日照射下的帐篷里实在令人难受；二是终于圆了我想住一住窑洞的梦想。

后来我看到穆大爷、穆大娘在夏天都一直穿着那套胸前和袖口已经黑得发亮了的破旧棉衣裤，皮肤上也好像有一层黑壳，看得出他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洗过澡、洗过衣服了（那身已破旧到那个程度的棉衣裤确实已经不堪一洗了）。其实回民是一个十分讲究清洁的民族，我便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洗衣粉也有、肥皂也有，现在天气又好，你们何不洗洗澡，顺便也把衣服洗一下，这样，人也精神、衣服穿起来也舒服一些”。他们连忙点头称：好！

次日早饭后穆老太提了一桶水进屋去烧热让穆大爷洗澡，不久穆老太把穆大爷脱下来的那一套发黑的破旧棉衣裤拿到我们帐篷外的小河边来洗，我们把洗衣粉和肥皂拿给她，让她洗穆大爷的衣裳，结果洗了好多盆黑水出来，又在小河里清洗了好多遍，脏水还是没有完全洗清，穆老太害怕再洗下去就不能穿了，只得小心翼翼地拧干水，挂在我们凉衣服的绳子上晾晒，我这时才发现穆大爷的那套“黑色”棉衣原来竟是深蓝色的。

这一天就没有见穆大爷出过门，原来那套发黑的破旧棉衣裤竟是穆老汉一年四季唯一的一套衣裳，由于没有一件可供替换的衣裳，洗完澡后的穆大爷，只能赤身裸体地躺在炕上用那床发黑的破烂棉絮遮羞。幸亏那个地方空气干燥，当时又时值盛夏，白天气温又高，穆大爷那身洗过的破旧棉衣裤到下午三、四点钟就干了。

当洗净了身上的陈年污垢后的穆大爷穿上这套洗干净了的深蓝色棉衣裤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顿时感到他已经是焕然一新，不仅衣服干净而且皮肤也显得白净了许多，我们和他开玩笑说：“穆大爷，您今天真精神啊！”他笑着说：“见笑！见笑”。

第二天轮到穆老太洗澡，穆大爷替他洗衣服，由于同样没有一件替换的衣裳，穆老太洗完澡之后，也只好躺在炕上用那床破旧棉絮遮羞，直到下午衣裳干了才拿进去穿上才能出门。

好不容易穆大爷一家总算熬到了秋收，正当我为穆大爷一家终于可以暂时摆脱饥馑的困扰而高兴时，更加令人心酸的一幕又无情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一天，我从穆大爷家的门口经过，忽然听到穆大爷在坑上呻吟，并喘著粗气，我以为他病了，走进门一看，只见穆大爷躺在炕上，便问他：“穆大爷，您病啦？”穆大爷摆摆手，然后指著自己的肚子说：“哎呀！撑得难受”，一边说一边还往嘴里塞炒熟的蚕豆。我说：“撑得难受，您不会不吃呀！”他说：“肚子是撑得难受，但嘴里、心里还想吃，控制不住呀！”我怕他撑死，便一把抢过他手边盛满炒蚕豆的大破碗交给穆大娘，并告诉她别让他再吃了，再吃会撑死人的。

此时，一种前所未有的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涌上我的心头，其中有怜悯、有悲凉、有痛苦、有沉重、有愤怒……。我为长期的饥饿和对食物的强烈渴望所造成的人们对食物近乎贪婪的、不可遏制的强烈精神需求，与人们对食物的生理需求之间竟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深感震惊和悲哀。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异往往使一个长时间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的人，一旦获得充足的食物时不顾自己生理、身体的需要和承受能力，不可遇制地不停地进食而被胀死。

看到穆大爷家的状况，与原来我认为穷得不能再穷，再穷就没法活下去了的，我所下放的那个兰岭五队的状况相比，我下放的那个生产队也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个“天堂”。

在我下放的那个生产队虽然一年只能吃上两三个月的大米。但其他月份红薯、红薯干和红薯渣都还可吃飽肚子，虽然很少有油，但一年四季蔬菜还是有吃的，社员的衣衫虽然破旧，但换洗的也还有一两件、社员家里桌椅板凳、锅盆碗筷多多少少也都有一点。我想如果让穆大爷一家突然搬到我下放的那个生产队去生活、劳动，穆大爷多少会有点进了“天堂”的感觉。

穆大爷家还有四样他一家三口赖以维持生存的重要资产：院子中的一颗大杏树，我们刚到时杏树上的杏子还没有成熟，穆大爷一家就开始摘那种很酸的青杏子充饥，还不待杏子成熟那一树的杏子就被穆大爷一家采食殆尽了；一只公鸡和三只母鸡，穆大爷一家就靠那三只母鸡下的蛋卖给供销社来换点火祡、盐和照明的煤油，好在穆大爷家旁边的山林、草地和田野里多的是虫子如各种野食不必喂什么粮食；另外两样是四只免子和一头山羊它们都是靠山上的野菜野草喂养，也不需要喂粮食，到年底把兔子和山羊送到肉食水产站收购，换得的钱就是穆大爷一年一家人购买八个月的返销玉米的钱，这就是为什么穆大爷到几乎被饿死的地步，也不能把那四只鸡、四只兔子和一头山羊去卖掉；更不取把它们宰了吃的原因。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覃氏兄弟也有点觉得王胖子不靠谱，还是想要我带覃老大到湖南去。过年的三十晚上，覃氏兄弟先在田里挖了一些泥鳅、鳝鱼，又买了两斤肉，豆腐和一瓶桂林的“三花酒”(这是那时广西最好的白酒)，还有几样小菜．，请我和王胖子一起去他们家过年吃年夜饭，吃饭喝酒时，他们说他们会采草药，他们采了不少雞血藤和其他中草药想带带到湖南去买，我说：你们现在跟我去湖南，你们若遇到困难，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们，还是等我的蜂场发展起来了，那时我可以带你们一起去养蜂。

王胖子却说：覃老大你跟我去吧，我带你到湖南去卖中草药，你坐我们运蜜蜂的火车不用你出钱。我知道王胖子是说些不计后果的大话，一旦中草药卖不出去，覃老大吃饭都成问题，王胖子自顾不遐，哪里还管得了他？但忠厚老买的覃氏兄弟，居然听信王胖子的花言巧语把王胖子当作肯帮忙的好朋友，而视我为不肯为他们帮忙的人。

到我们准备回湖南的时候，覃老大已作好了跟王胖子一起走的准备，我再次提醒覃氏兄弟不要贸然出去乱闯，雞血藤和你们采的那些中草药在汨罗这种小地方恐怕没有什么人要，如果碰到工商局市管会的人，弄不好还会被没收。他们不听，还说：我们不要你管，我们跟王师傅去又不跟你去，要你操什么心？我好心被当作驴肝肺，我只好说：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你就跟王师傅走吧！

春节刚过不久到1980年2月中旬，廖Ｘ中就来跟我说：要赶紧回汨罗，他的蜂已繁殖起来了，要分蜂又没有蜂箱，我说同车除你之外的其他蜂场去年都进山去采了山桂花因茶花烂子群势都很弱，到现在蜂还没有繁殖起来，现在正是这里繁殖蜂的旺盛期，此时回汨罗，汨罗的气温还很低，对蜂群的繁殖不利，大家都不会同意。廖Ｘ中来讲过两次，我们大家都不同意现在就走，都想到三月初再回汨罗。此后廖师傅说那他要先走，大家都说那你就先找别人拼车先走吧！

哪知到三月初我们把蜂拉到黎塘后，我到车站货运室找他的要车皮时，货运室的人说你们的车皮计划，早十多天你们的车皮就发走了，你看这是廖Ｘ中来办的交费手续。我一听，心里想这个廖Ｘ中真不是个东西，居然邀了几个蜂场把我报的车皮计划冒领去了汨罗，把我们丢在这里，为了一已之私利居然置大家于不顾，人品太卑鄙了。

转念一想现在去追究廖的责任已于事无补，关键是尽可能想办法赶快弄到车皮。于是我对货运室的人说：廖Ｘ中不是我们蜂场的人，车皮计划是我报的，你们怎么把车皮计划不经核实就随便给了廖Ｘ中？你们查车皮计划的存根，报车皮计划的是古培公社石牛大队还是廖Ｘ中的汨罗公社汨罗大队？他们一查果然是我报的计划。我说现在证明责任完全在你们车站，你们无论如何要负责在最近两三天把我们的车皮补给我们，否则我们的蜂在车站或路上饿死了，我们就要到南宁铁路分局去控告你们玩忽职守，并要求你们赔偿损失。此时站长也跑过来了，知道是车站轻信了廖师傅的话造成的结果，站长对我说：你不要着急，我们保证三天之内甩车皮给你们，南宁分局也不用你去跑，我们车站帮你们去报一个加急车皮计划，决不耽误你们回湖南，我回到车站外面的蜂场，把情况跟大家一说，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果然第三天晚上，车站就把我们的车皮甩过来了，装车后在路上三天三夜，第四天凌晨便到了汨罗，卸车后，我决定不再跟王胖子放在一起，因一时又找不到汽车拖拉机拉到石牛四队，我决定先回石牛把大队的拖拉机带来拉蜂，但把蜂丢在车站我又不放心。于是我请来三辆板车把蜂和所有的东西一起拉到了县看守所，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码放在看守所大门旁，原来兰岭伍队有一位复员军人转业后安排在这里当干部，我认识他，我交待这位干部暂时帮我照看一下，我回石牛弄台车来拖，他说你去吧，我会要传达室的门卫帮你照应的。

我走路回到石牛四队，找到邹克诚，大队开拖拉机的是他的小舅子，正好那天上午他还没有出车，我就带着他的拖拉机把蜂拉到邹顺初家的屋檐下面放好(屋檐下淋不到雨)。

而覃老大带着他从山上挖的雞血藤和中草药也跟王胖子一起到了汨罗公社的百丈大队，覃老大在汨罗摆过地摊，卖鸡血藤和中草药也没有什么生意，后来油菜紫云英花结束后，王胖子回了河南，把覃老大丢在百丈不管他了，覃老大只好在百丈帮人家做零工混口饭吃，后来就不知怎样了。

我从报纸上看到全国的右派都摘了帽子，安排工作，许多冤假错案也在平反、改正。我看到当局的政策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开始承认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一些文艺刊物也开始反映一些“解放”后知识份子和普通民众所经历的苦难，在这些刊物之中《安徽文学》所刊载的作品最令人印象深刻，而其中王若望的作品揭露“解放”后的阴暗面最为大胆深刻。

我趁着在汨罗采油菜、紫云英的机会到湖南大学去了一趟，我找到学生科要求平反，接待我的是学生科的一位负责人马某(后来据了解，马某系某领导干部的子弟)，我提出平反的要求，马某说：你的问题学校党委研究过了，你是反革命性质，你的问题不能平反。我说：好！那我就不找你们，我找上面去。马某说：你找哪里都没用，这是校党委的决定。

我从湖大回来，便抽时间给当时负责平反冤假错案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写了一封申诉信，我在申诉信中说：你们现在所说、所做的事，大都是我以前所说所主张的事，只不过我比你们早了近二十年，所以我过去的言行按你们现在的标准不构成任何错误。至于“对现实不满”那是有的，但对现实不满不仅不是一种错误，反而是人类一种十分宝贵的天性，正是因为人类这种不满足于现状，力图不断改善现状的宝贵天性才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人类之所以能移从原始社会那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落后状态，发展到今天这样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正是人类这种不满足于现状的宝贵天性不断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结果。假如我们的祖先也像你们一样，把“对现实不满”也当做一种罪行来加以打击、扼杀，那么我们的社会至今也将仍然处于原始状态，你(指胡耀邦)今天也不可能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而我也不可能当“反动学生”，我们仍然都会披着一身皮毛，在森林里蹦来跳去到处寻找野果充饥。

这封信发出去之后不久，我就隨蜂场转到了陕西彬县太峪采洋瑰、炭店采紫苜蓿，只是都在与1978年时不同的大队和生产队，采完紫苜蓿，我原想按1978年的路线先去青海浩门农场釆油菜，然后再去内蒙固阳采荞麦和党参，这是一条成功的路线。但同行的吉林农安的老李、老顾、小顾和盛大爷等蜂场都认为青海、内蒙太远，他们都想就近到宁夏固原去采荞麦，他们说固原的荞麦面积大，流蜜好，八月底荞麦结束后，山上还有野藿香，虽不能取蜜但糖粉可维持蜂群的繁殖生存，到九月下旬气温骤降，蜜蜂就停止活动，进入半冬眠状态，就在那里越小冬，蜂群损失小，到十二月下旬，就可以拉到两广去越冬。明知这条路线没有去青海、内蒙好，但他们都要去固原我也只好跟他们去固原采荞麦，心想到了固原，也许还有机会到吳忠去探望一下已十九年未见过面的四姐正华和那位从未谋过面的四姐夫吕学修(正华1961年夏天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的暑假回长沙探亲时见过面，后来她分配到宁夏吳忠当教师后便没有见过面，1964年我被打成“反动学生”后便中断了联系，1980年后才恢复通信联系)。

到六月底炭店的紫苜蓿结束了，我们就到彬县汽车运输公司找到调度徐师傅调车，由于前年和他打过几次交道一见面他很热情，我们当然还是带了十多斤大米送给他，他说：要去什么地方？要几辆车？我说：从炭店拉到固原的开城公社，要三辆车，时间当然是越早越好。他想了一下说：明天的车己经安排出了，那就后天一早，我派三辆车过来帮你们拉蜜蜂。炭店到开城要经彬县县城、长武、平凉再翻过六盘山进入宁夏到固原县开城公社的下青石大队，总共有二百多公里路，因为沿途都是柏油路，估计四五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那天一早还不到八点，三辆解放牌汽车就到了我们放蜂的地方，我们早就作好了一切准备，车一到就装车，还不到九点就发车了。一路上经过彬县县城，沿西(安)兰(州)公路一直往西北方向行进，途经著名的彬县大佛寺、长武进入甘肃的平凉在平凉的公路上行驶时，看到远处的武侠小说中崆峒派的发源地崆峒山，可惜不能下车去游览一番，甚感遗憾。

进入六盘山地区之后，汽车离开西兰公路往右拐入一条至银川的公路，公路盘旋上山到达一个地势险要的隘口名叫“三关口”翻过三关口后，经和尚铺就一路往下走，进入固原地区。于下午一点多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固原县开城公社的下青石大队(青石嘴又分上青石和下青石)我们找到一个周围荞麦较集中的地方，我们把蜂放在公路旁的一条小河的河边上。

在公路对面有一户回民人家，我见他家院子后面有一眼窑洞空在那里，对于好奇心极强的我，早就想领略一下住窑洞那种传说中的冬暖夏凉的滋味，所以我找户主穆大爷联系想租借他家的这口窑洞住一下，不料被穆大爷断然拒绝，从他对我们的态度，我隐约能感受到当地回民对汉人的敌意和不信任。

我没有办法，只好在公路边上搭了一个帐篷，我和农安的老顾和小李三个人住在这个帐篷里，小顾和他在广西讨的一个老婆覃美兰住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小帐篷里，我们五个人在一起开伙。盛大爷、和他的儿子盛四，以及老李一家分别放在离我们不远的两个地方。

与我们隔马路相望的邻居穆大爷六十多岁、高个、皮肤黝黑、瘦骨嶙峋（瘦得好像就是一层黑皮包着的一付骷髅骨架），虽然是盛夏仍穿着一身又黑又破的旧棉衣裤。若不是从他那深陷的眼窝里镶嵌的一对大眼里射出的炯炯有神的目光还显示出一点生气，你便会以为站在你面前的穆大爷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具僵尸。

此后，穆大爷几乎每天都要到我们的帐篷里来坐一坐，除了拉一拉家常之外，主要是为我们每天泡给他的一、两杯茶和拿给他抽的几支一角三分钱一包的香烟而来。

据穆大爷称：他们这里在解放前和“农业合作化”以前，也是经常喝茶的，烟也常抽，“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以后，便很少有茶喝、烟也抽得少了，到1958年之后，直到你们现在来这里之前就基本上就没有喝过茶，烟也难得抽上一支。

大约在七月中旬，有一次我发现每日必到我们帐篷里来喝喝茶、抽抽烟的穆大爷，已连续三天没有到我们的帐篷里来了。我们好奇怪，他是不是病了？我和住在一起的吉林的小顾、小李便跑过马路到对面穆大爷家的泥坯房子里去想看个究竟。一进门便看见穆大爷卷曲著身子躺在泥坯砌的炕上，我连忙问他：“穆大爷！您不舒服？”穆大爷没有吱声，而是艰难地伸出他那只不断抖动的瘦得皮包骨的黑手，先用食指指了指自己的肚子，然后伸出三个指头表示他已经饿了三天了，他已经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见此情景，我的眼泪忍不住一下子便涌了出来。举目四顾，屋内穆大爷仍然穿着那身又黑又破的旧棉衣裤曲身躺在一床用高梁杆皮编的、已经发黑的破炕席上、炕上有一床又黑又破的旧棉絮，还有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木箱，穆大爷一家三口（还有穆大娘也是六十多岁，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孙女）一年四季的衣服全在其中。炕旁的土灶上有一口缺了一块的铁锅，因长期没有油已呈现銹迹，门左侧的墙上挂着一只用肥皂箱改成的碗柜，里面有三、四个都缺了一两块的破菜碗和几双筷子、门右侧的墙上挂着一只装杂物的篾丝箩筐，因年代久远和炊烟的燻陶已呈酱黑色（据穆大爷后来讲：这还是解放前，他在当地开骡马店时，一个国民党的四川藉的逃兵住在他开的骡马店，他没有钱、没有吃的，穆大爷见他可怜，便给了他一些吃的和一点路费，那个逃兵临走时送给他的，已有好几十年了）。看到穆大爷的家我这才感到什么叫真正的贫困，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一贫如洗”，我不得不由衷地惊叹我们那位创造“一贫如洗”这一成语的先人，这个“洗”字用来形容极度的贫困是何等的精准呀！穆大爷的家不就像大水冲洗过一样一无所有吗？

据穆大爷后来告诉我们，他们这里平均每人每年只有一百二十来斤毛粮（即没有去皮、去壳的原粮）主要是洋(杨？)麦（一种产量低、磨出的粉呈灰白色口感很差的粗粮）和玉米，没有油。由于气候、土质关系蔬菜也很少，一年所分口粮即使省著吃，不到四个月就吃光了，余下的时间就只能靠吃政府的返销粮，劳动力每人每月二十六斤玉米指标，像穆大爷这样的老人、妇女和小孩只有二十斤玉米指标，都要自己拿钱去买（每市斤八分钱）政府只提供玉米指标。由于没有油、没有任何其他副食品，蔬菜也很少，所以往往不到月底就吃光了。

因家里的玉米早已吃光，穆大娘被迫回娘家要饭去了、大孙女因没有饭吃，也已回穆大爷儿子家去了，所以只留下奄奄一息的穆大爷一人在家。我们见此状况，连忙跑回帐篷拿来半锅中午吃剩下的玉米碴子（玉米磨成的绿豆大小的小颗粒煮成的玉米粥，比用玉米粉煮成的玉米糊糊要好吃一些）粥给穆大爷，他也顾不得客气，便一口气把它吃光了。考虑到距穆大爷领下月的返销玉米指标还有一段时间，我和小顾、小李一商量决定再拿十几斤玉米碴子给穆大爷，以防他饿死。

第二天中午，我看见远处山边的小路上，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大娘提着一个小口袋，迈著艰难的步履一摇一幌地走过来，走近一看，原来是穆大娘提着从五、六十里路外的娘家讨来的七、八斤玉米赶回来送给穆大爷吃，因为怕穆大爷在家饿死。

穆大娘把那讨来的七、八斤玉米送回家后，怕穆大爷不够吃，只喝了一大碗水，饭也没有舍得吃，就又空着肚子艰难地迈着她那双缠过的小脚，沿着来时的山路一摇一晃地走回娘家要饭去了。

我站在帐篷前的一块大石头上，遥望着穆大娘那瘦弱的身影逐渐消失在远处的山路上，一种钦敬之情油然而生，我深为穆大娘的坚强和她对穆大爷那种无言而深沉的爱所感动。

大约又过了八、九天，穆大娘又带着从娘家讨来的十来斤玉米回来了，我们见穆大娘去娘家要饭，她那双缠过的小脚每次往返要走一百一、二十里山路实在太辛苦。那时离秋收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就对穆大爷和穆大娘说：我们再给你们二十来斤玉米碴子，估计你们可以吃到秋收，穆大娘就别再去娘家要饭了，他们老俩口很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此后我们与穆大爷一家关系大为改善，穆大爷也对我刚到时，想借他家泥坯房旁边一口空着窑洞住一下，遭到穆大爷断然拒绝一事表示歉意，并诚心邀请我住到他家的窑洞里去。我当然十分乐意接受，一是住在夏季烈日照射下的帐篷里实在令人难受；二是终于圆了我想住一住窑洞的梦想。

后来我看到穆大爷、穆大娘在夏天都一直穿着那套胸前和袖口已经黑得发亮了的破旧棉衣裤，皮肤上也好像有一层黑壳，看得出他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洗过澡、洗过衣服了（那身已破旧到那个程度的棉衣裤确实已经不堪一洗了）。其实回民是一个十分讲究清洁的民族，我便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洗衣粉也有、肥皂也有，现在天气又好，你们何不洗洗澡，顺便也把衣服洗一下，这样，人也精神、衣服穿起来也舒服一些”。他们连忙点头称：好！

次日早饭后穆老太提了一桶水进屋去烧热让穆大爷洗澡，不久穆老太把穆大爷脱下来的那一套发黑的破旧棉衣裤拿到我们帐篷外的小河边来洗，我们把洗衣粉和肥皂拿给她，让她洗穆大爷的衣裳，结果洗了好多盆黑水出来，又在小河里清洗了好多遍，脏水还是没有完全洗清，穆老太害怕再洗下去就不能穿了，只得小心翼翼地拧干水，挂在我们凉衣服的绳子上晾晒，我这时才发现穆大爷的那套“黑色”棉衣原来竟是深蓝色的。

这一天就没有见穆大爷出过门，原来那套发黑的破旧棉衣裤竟是穆老汉一年四季唯一的一套衣裳，由于没有一件可供替换的衣裳，洗完澡后的穆大爷，只能赤身裸体地躺在炕上用那床发黑的破烂棉絮遮羞。幸亏那个地方空气干燥，当时又时值盛夏，白天气温又高，穆大爷那身洗过的破旧棉衣裤到下午三、四点钟就干了。

当洗净了身上的陈年污垢后的穆大爷穿上这套洗干净了的深蓝色棉衣裤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顿时感到他已经是焕然一新，不仅衣服干净而且皮肤也显得白净了许多，我们和他开玩笑说：“穆大爷，您今天真精神啊！”他笑着说：“见笑！见笑”。

第二天轮到穆老太洗澡，穆大爷替他洗衣服，由于同样没有一件替换的衣裳，穆老太洗完澡之后，也只好躺在炕上用那床破旧棉絮遮羞，直到下午衣裳干了才拿进去穿上才能出门。

好不容易穆大爷一家总算熬到了秋收，正当我为穆大爷一家终于可以暂时摆脱饥馑的困扰而高兴时，更加令人心酸的一幕又无情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一天，我从穆大爷家的门口经过，忽然听到穆大爷在坑上呻吟，并喘著粗气，我以为他病了，走进门一看，只见穆大爷躺在炕上，便问他：“穆大爷，您病啦？”穆大爷摆摆手，然后指著自己的肚子说：“哎呀！撑得难受”，一边说一边还往嘴里塞炒熟的蚕豆。我说：“撑得难受，您不会不吃呀！”他说：“肚子是撑得难受，但嘴里、心里还想吃，控制不住呀！”我怕他撑死，便一把抢过他手边盛满炒蚕豆的大破碗交给穆大娘，并告诉她别让他再吃了，再吃会撑死人的。

此时，一种前所未有的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涌上我的心头，其中有怜悯、有悲凉、有痛苦、有沉重、有愤怒……。我为长期的饥饿和对食物的强烈渴望所造成的人们对食物近乎贪婪的、不可遏制的强烈精神需求，与人们对食物的生理需求之间竟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深感震惊和悲哀。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异往往使一个长时间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的人，一旦获得充足的食物时不顾自己生理、身体的需要和承受能力，不可遇制地不停地进食而被胀死。

看到穆大爷家的状况，与原来我认为穷得不能再穷，再穷就没法活下去了的，我所下放的那个兰岭五队的状况相比，我下放的那个生产队也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个“天堂”。

在我下放的那个生产队虽然一年只能吃上两三个月的大米。但其他月份红薯、红薯干和红薯渣都还可吃飽肚子，虽然很少有油，但一年四季蔬菜还是有吃的，社员的衣衫虽然破旧，但换洗的也还有一两件、社员家里桌椅板凳、锅盆碗筷多多少少也都有一点。我想如果让穆大爷一家突然搬到我下放的那个生产队去生活、劳动，穆大爷多少会有点进了“天堂”的感觉。

穆大爷家还有四样他一家三口赖以维持生存的重要资产：院子中的一颗大杏树，我们刚到时杏树上的杏子还没有成熟，穆大爷一家就开始摘那种很酸的青杏子充饥，还不待杏子成熟那一树的杏子就被穆大爷一家采食殆尽了；一只公鸡和三只母鸡，穆大爷一家就靠那三只母鸡下的蛋卖给供销社来换点火祡、盐和照明的煤油，好在穆大爷家旁边的山林、草地和田野里多的是虫子如各种野食不必喂什么粮食；另外两样是四只免子和一头山羊它们都是靠山上的野菜野草喂养，也不需要喂粮食，到年底把兔子和山羊送到肉食水产站收购，换得的钱就是穆大爷一年一家人购买八个月的返销玉米的钱，这就是为什么穆大爷到几乎被饿死的地步，也不能把那四只鸡、四只兔子和一头山羊去卖掉；更不取把它们宰了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