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惠芳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2026.1.28 週三下午。
臺北,冬日,陰天

2026年1月28日週三下午,臺北街頭吹著冬天的寒風,天空灰濛濛的,像是刻意壓低了亮度,好讓人提前適應即將面對的話題——憂鬱的司法。或許吸引我來參加這場座談會的,並不是這個主題本身,而是它的副標題:法官的行政支持與勞動條件。
我手上提著一個帆布包,裡面裝著一疊要求修法、保障私立學校教師資遣與退撫制度的連署書。我想知道,法官是否也和我們這些私立大學教師一樣,長期面對被制度消耗的勞動條件。這些連署書並非刻意帶來,只是最近它們一直待在我的包包裡,與錢包、鑰匙、筆記型電腦一起,成為生活中一種不再特別留意、卻始終存在的重量。
尚未走進座談會會場,我已隱約感染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憂鬱氣氛。也許是天氣,也許是場域本身。立法院,這個用來建構制度的地方,本就容易讓人聯想到那些熟悉卻無法輕易言說的制度性陰影——它們不完全屬於任何個人,卻始終籠罩著所有人。
快步經過立法院大門後,我轉入附近街道。明明手上拿著手機導航,卻怎麼也找不到通知上寫的「立法院中興大樓」。正感到困惑時,我看到一位穿著制服的警衛,上前詢問。他慢慢抬起手,指向馬路對面,悠悠地說:「對街那棟,黑色的。」
我抬頭一看,是一棟高聳的黑色建築。
黑色——不免再次讓我聯想到這場座談會的主題:憂鬱的司法。
會議室的編號,「101」。
三天前,也就是2026年1月25日,網路上才剛直播完一場「外國專家徒手攀爬臺北101大樓」的表演。畫面裡,他似乎毫不費力地完成壯舉。許多人屏息觀看,我卻在腦中聯想到一部很久以前的電影《天使之城》(City of Angels)——那些因為愛上凡人而墜落人間的天使,是不懼高度的。
於是,我在心裡默默把那位攀爬 101 的外國人,想像成電影中那個墜落凡間的天使。
有人為臺北 101 因此被世界看見而感到驕傲;而我正要前往的,卻是另一個同樣叫做「101」的空間——立法院中興大樓 101 會議室,幾乎不會被任何人注意。
這間會議室位在大樓一樓最左側的角落。門口站著一位態度溫和的接待人員,替我拉開門。走進去的一瞬間,我下意識愣住了。
這個名為「101」的會議室,與那座摩天大樓恰成反比。空間狹小,甚至比我平日在任教的大學裡上課用的小教室還小。ㄇ字型排列的會議桌佔據了大部分空間,牆邊只剩下兩排椅子,幾乎座無虛席。我在最邊緣找到一個位子坐下,打開筆電,準備記錄。
主持人曾建元教授開始發言。
他是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我是臺大外國語文學系文學博士。他年紀比我小一些,理論上算是學弟。但我們的相識,並不在臺大校園,也不在臺灣,而是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South Carolina)。
那是十多年前的一場中國研究研討會。我們在同一場次,各自發表關於臺灣客家文化的論文。會後一起吃飯聊天,不熟的人,自然聊的是天氣。
南卡羅來納州的天氣晴朗、乾燥、濕度低,與臺灣大多數時候的潮濕形成對比。話題從濕度聊到除濕機,又聊到除濕機引發火災的危險性。曾教授忽然說,他家真的發生過火災——夜裡開著除濕機,過熱起火。緊急逃生時,他抱著太太奔逃,才撿回一命,宿舍卻被燒毀。
他說,那是臺灣苗栗地方法院的法官宿舍。
也因此,我得知他的太太,是苗栗地方法院的法官。
後來,他們對除濕機製造商提起訴訟,要求損害賠償。我聽了心有戚戚焉,因為我家對面的鄰居,也曾因除濕機烘乾衣物而引發火災,房屋與家當付之一炬,幸好人及時逃出。
我一直覺得,他們打官司,並不只是為了自己,而是替更多人留下警訊。
幾年後,透過共同的客家研究圈子,我從朋友口中得知,曾教授的太太——周靜妮法官,因工作壓力罹患憂鬱症。再後來,我竟在新聞上看到她遭到懲戒的報導。
那一刻,我非常震撼。法官,在我心中一直是站在制度頂端、距離凡人很遠的存在,卻也會這樣墜落。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只是有些人的墜落,會被制度放大檢視。
之後在幾場客家研究活動中,我也曾見過曾教授,但我們從未談起他的太太。
直到2025年12月28日,全國客家日。


那天,曾教授遲到了。活動接近尾聲時,他才匆匆趕到,身邊跟著一位氣質端莊的女士——皮膚白皙、五官清秀、捲髮整齊,配著亮色髮箍,面帶淺淺的微笑,向眾人點頭致意。他介紹說,那是他的太太,並向大家致歉,因為他剛去淡水為她祈福。
晚餐席間,一位臺大教授談起父親留下的土地,因法院拍賣而失去,自己卻未收到任何通知。事後才發現,法院寄出的通知書地址填錯,諮詢律師後也被告知已無力回天。
她說著說著,覺得愧對祖先。
這時,一直沉默的周靜妮法官開口了。她提出建議,隨口引用法條,分析程序。那位教授與她來回討論,桌上的其他學者紛紛拿出手機查法條。那一刻,她不是新聞中的被懲戒者,而是一位極為專業又熱心的法律人。
立法院中興大樓101會議室裡,瀰漫著一股難以忽視的憂鬱氣息。
林文舟、陳志祥兩位退休法官談到數十年無止境的加班、沒有假日的職涯;陳志祥法官直言,幾乎所有法官都曾被工作壓力壓到身心出狀況。陳志龍教授嚴厲批評苗栗地方法院在周靜妮案中缺乏公正的第三方處理機制。吳景欽教授指出,法官竟成了司法霸凌結構中最弱勢的一群。邱榮舉教授認為,憂鬱症需要的是職務調適與制度支持,而不是懲戒。醫師吳文正教授也指出,身心出問題的法官,應該被輔導,而非處罰。
對一名身心受創的法官作出懲戒,無異於再次施加制度性的霸凌。這樣的作為,表面冷靜,實則冷酷。
會議室裡的發言理性而克制,空氣卻始終沉重。
我一邊聽,一邊想:為什麼無論是法官、教授,在這個講求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關鍵績效指標)、產出與效率的時代,都被壓得幾乎無法呼吸?人的尊嚴,究竟應該被安放在制度的哪一個角落?
徒手攀爬臺北101,有掌聲、有直播、有全球目光;而在立法院中興大樓 101會議室裡的聲音,卻幾乎無人聽見。
傍晚時分,我走出中興大樓。天色已暗,臺灣的冬日向來晝短夜長。會議室裡的討論已然結束,制度則依舊準時運作,毫不遲疑。
我肩上的帆布包裡,仍裝著那疊退撫連署書。它們不重,也不吵鬧,只是安靜地存在著——
就像這些關於司法、關於制度、關於人的呼救。
它們沒有消失,只是被制度要求,學會自行承受。

2026年1月29日晚,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