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皇帝1793年设立金瓶掣签制度之前,藏传佛教大活佛的转世灵童主要通过占卜、神谕和高僧大德的观察来认定。乾隆皇帝设立金瓶掣签制度,目的是“规范活佛转世程序”,避免藏区世俗权力和家族势力对认定转世灵童的影响,却在无形中引入了朝廷或中央政府这个最大的世俗权力和政治势力,直接影响了当下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

一、金瓶掣签与传统认定之间的冲突



​近年来,围绕着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中共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其核心在于转世认定的方式和主导权。

​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多次公开表示,他拥有转世的最终决定权。他提出过多种可能性,包括:

​1、转世前夕的预言与征兆: 他认为,转世灵童的寻找应遵循西藏佛教传统,通过高僧占卜、神谕和圆寂时的征兆来认定。这一过程应由藏传佛教内部自主完成。

​2、非在世转世或非人身转世: 达赖喇嘛曾暗示,他可能不会以传统方式转世为人,甚至可能转世为“女性”或“非人身”。这被解读为他希望打破传统的转世惯例,以避免转世灵童被中共政府控制。

​3、转世地点的选择: 他曾提出,转世灵童可能不会出现在西藏,这与中共政府坚持转世灵童必须在境内寻访的立场相悖。

​4、废除转世制度: 达赖喇嘛甚至提到,如果转世制度不再符合时代需求,他可能会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

​中共政府则坚持,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遵循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并接受中共政府的批准。其主要依据是:

​1、金瓶掣签制度: 中共政府认为,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政府确立的历史定制,是中共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体现。因此,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必须通过金瓶掣签来确定,最终由中共政府批准。

​2、国家法律与宗教事务管理: 中共政府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纳入国家宗教事务管理范畴,制定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活佛转世的认定必须经过中共政府批准。

​3、维护国家主权和稳定: 中共政府认为,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关乎国家主权和西藏地区的稳定。如果转世灵童由境外势力或达赖喇嘛集团自行指定,将可能对西藏的稳定造成威胁。

​这场冲突的实质是主权与宗教主导权的博弈。达赖喇嘛希望通过传统宗教仪轨和个人权威来确保转世过程的独立性,避免中共政府的干预。而中共政府则强调,活佛转世作为重要的宗教和政治事务,必须在国家主权的框架内进行,由中共政府掌握最终的决定权。

二、藏人的忧虑、无奈与坚守

​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不仅是政治和宗教的博弈,也是一场涉及到藏传佛教信众、大德高僧和流亡藏人社群的复杂议题。对于这一问题,不同群体有着各自的立场和担忧。

​中国国内的藏人,尤其是在寺院生活和修行的僧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微妙。僧人们生活在中共政府的管辖下,不能公开违反《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但内心深处仍然秉持着藏传佛教的传统信仰。许多高僧认为,转世灵童的寻找和认定应遵循神圣的宗教仪式,而不是由世俗权力来决定。

​由于这一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国内的藏人僧侣和普通民众通常不会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们大多保持沉默,在官方框架下行事,同时在私下里默默关注达赖喇嘛的言行,以及未来转世的可能走向。

​流亡海外的藏人,尤其是由达赖喇嘛领导的流亡政府,立场则更为明确和统一。他们坚定地支持达赖喇嘛本人的决定,认为转世的最终决定权在达赖喇嘛本人。他们认为,转世是宗教事务,任何世俗政府干预都是不合适的。

​西藏流亡政府认为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强加于西藏的政治工具,而非藏传佛教的固有传统。因此,他们拒绝通过这一方式来认定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流亡藏人主张,未来转世灵童的寻找应由达赖喇嘛指定的寻访团队独立完成,完全排除中共政府的参与。他们甚至提出,下一位达赖喇嘛可能在印度、尼泊尔或其他藏人社区中寻获。

​这场争论不仅仅是关于宗教仪轨,更是关于权力与信仰的对抗。中共政府希望通过金瓶掣签等方式,确保转世制度的主导权,从而维护对西藏的管辖。而流亡藏人则希望通过坚持传统信仰和达赖喇嘛的个人权威,来保持转世制度的独立性,以此抗衡中共政府的影响。

三、流亡海外的西藏高僧和政治领袖对达赖喇嘛转世的态度

​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不仅是政治和宗教的议题,也是流亡藏人社区内部激烈讨论的焦点。许多高僧在这一问题上表达了鲜明的立场,其观点与达赖喇嘛本人的想法高度一致。以下是几位具有代表性的高僧言论。

​(一) 噶玛巴(大宝法王)

​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伍金赤列多吉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领袖,也是达赖喇嘛之后最重要的高僧之一。他强调转世是宗教事务,应由藏传佛教内部自主决定,不应受到任何政治势力的干涉。他曾多次公开表示,藏传佛教有自己寻找转世灵童的传统和方法,这些方法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他曾说:“活佛转世是佛教的传承方式,它不是政治问题。如果我们尊重历史,我们应该坚持由宗教领袖来决定。达赖喇嘛是最后一位可以决定自己转世的人。”

​(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

​洛桑森格坚定地支持达赖喇嘛的决定,强调金瓶掣签是中共政府强加的工具,而非藏传佛教的固有传统。他认为,中共政府试图通过控制达赖喇嘛的转世来控制西藏,这是对藏人宗教自由的侵犯。他曾多次在国际场合强调:“转世不是中国的专利。达赖喇嘛是藏人的精神领袖,他的转世是由他本人和藏传佛教高僧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共决定。”

​(三)哲蚌寺前任堪布格西·洛桑丹增

​格西·洛桑丹增是在印度南部流亡寺院哲蚌寺的一位高僧,他的观点代表了流亡寺院僧侣的主流声音。他认为,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遵循历史上的传统,即由高僧通过宗教仪式和征兆来寻找和认定。他坚信,任何由政治力量干预的转世都将缺乏合法性和宗教权威。他曾表示:“我们遵循的是达赖喇嘛的指示和佛教的传统。如果中共政府要任命一位达赖喇嘛,我们是不会接受的,因为这违背了我们的信仰。”

​(四)萨迦法王(萨迦派领袖)

​萨迦法王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最高领袖,他的观点也具有重要影响力。他支持达赖喇嘛的个人权威,认为达赖喇嘛有权决定自己的转世方式。他强调,藏传佛教各教派都尊重达赖喇嘛在转世问题上的决定,并反对任何外部势力的干预。他曾公开表示:“我们坚定地支持尊者(达赖喇嘛)的决定。在佛教传统中,转世的决定权在于前世,这是无可争议的。我们反对任何政府或政治力量干涉这一神圣的过程。”

​总而言之,流亡海外的高僧和政治领袖在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他们都坚决反对中共政府的干预,并强调转世灵童的寻找和认定应由达赖喇嘛本人和藏传佛教内部自主完成。

四、藏人历史上拒绝金瓶掣签认定的先例

​流亡藏人所主张的,由达赖喇嘛指定的团队独立寻访转世灵童,完全排除中央政府参与的做法,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最著名的就是第十三世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认定。

​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寻访期间,高僧们根据预言和占卜,在西藏东部多麦地区找到了转世灵童。当时的摄政和高僧们并未启动金瓶掣签程序,而是直接认定了他。这一决定得到了清朝政府的批准,但并非通过金瓶掣签程序。这被流亡藏人看作是藏传佛教内部自主认定的一个重要先例。

​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33年圆寂,寻访团队根据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时的征兆(如遗体面朝东北方)、神湖拉姆拉措的幻象,以及摄政热振活佛的占卜,最终在青海湟中县(藏语称安多地区)的一个藏族村庄,找到了幼年的丹增嘉措,在确认了幼童能够辨认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遗物后,寻访团队和西藏噶厦政府便认定他为转世灵童,并将其带回拉萨。整个过程完全由藏传佛教内部主导,并未举行金瓶掣签。国民政府后来认定了这一认定。

​流亡藏人认为,既然历史上有达赖喇嘛在没有金瓶掣签的情况下成功认定,这证明了这种方式并非必须。他们坚持认为,活佛转世的权威源于宗教传承和高僧的智慧,而非世俗政府的政治工具。

五、中共坚持金瓶掣签认定的原因

​尽管流亡藏人认为金瓶掣签并非藏传佛教的固有传统,但中共坚持其合法性,无异于刻舟求剑、抱残守缺。

以下是中共的说辞,不是作者的观点:

​(一) 历史合法性与主权象征

中共​政府认为,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乾隆皇帝设立的是“历史定制”或“历史遗留”,是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历史见证,是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体现。因此,坚持金瓶掣签就是维护历史的延续性。对中共政府而言,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不仅仅是宗教事务,更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如果中共政府放弃对转世过程的控制,就等同于放弃对西藏部分主权的掌控。

​(二)遏制“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

中共政府视达赖喇嘛为流亡分裂势力的精神领袖。中共政府不允许流亡藏人自行寻找和认定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是防止出现两位“达赖喇嘛”:一位由中共政府选定,另一位由流亡藏人选定。这将引发信众的分裂,并可能导致西藏地区长期不稳定。通过坚持金瓶掣签,中共政府可以掌控转世问题的话语权和最终决定权,从而确保下一任达赖喇嘛能够“爱国爱教”,服从中共政府的领导,而非成为反对中共政府的工具。

​(三)规范宗教事务管理

​中共政府将活佛转世纳入了国家法律和行政管理的范畴,于2007年颁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这一法规,明确规定了活佛转世的寻访、认定和批准程序。该法规旨在将活佛转世制度化、规范化,使其在中共政府的监管下进行。金瓶掣签是这一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共政府的角度来看,将活佛转世这种传统宗教仪式纳入国家法律框架,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要手段。当然,中共颁布的这一法律,多数藏人并不认同,在藏人那里并无实用性和适用性。

​总而言之,中共政府坚持金瓶掣签制度,并非仅仅出于宗教考量,而是基于主权和治权的综合考量。它被视为确保西藏稳定、遏制“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重要工具。

六、达赖喇嘛转世的未来预测



​达赖喇嘛本人已多次公开表示,他正在考虑并为自己的转世做出安排。他曾提到,如果他能活到九十岁左右,他会召开一次高僧会议,商讨转世的细节。目前,他已经九十岁了,但身体状况尚可,因此转世问题仍在准备阶段。

​根据目前的信息,我们可以做出几种可能的预测。

​(一)出现两位“达赖喇嘛”

​这是目前最被广泛预测的结果,也是可能性最高的一种。

​中共政府很可能会在达赖喇嘛圆寂后,通过金瓶掣签的方式,在西藏境内寻找到一位转世灵童。这位灵童将得到中共政府的官方承认,并被扶持为下一任达赖喇嘛。与此同时,达赖喇嘛本人和流亡藏人行政中央会根据宗教传统,在印度或其他地方找到另一位转世灵童。这位灵童将得到流亡藏人社群、包括噶玛巴在内的许多高僧以及国际社会的承认。这将与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转世情况类似。届时,绝大多数藏传佛教信众将不得不在这两位领袖之间做出选择。

​(二)达赖喇嘛不转世

​这种可能性虽然较小,但达赖喇嘛本人曾多次提及。达赖喇嘛曾说,如果转世制度不再符合时代需求,或者如果转世灵童被政治利用,他可能会选择不转世,从而结束达赖喇嘛的传承。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达赖喇嘛的权威将转移给由他本人指定的领导委员会,以集体领导的方式延续达赖喇嘛的精神遗产。这将彻底打破数百年的转世传统。

​(三)中共政府与流亡藏人达成妥协

​这是可能性极低的一种结果,需要中共政府和达赖喇嘛本人进行深入的对话和谈判。双方可能就转世灵童的寻找和认定程序达成妥协,双方可能共同组成寻访小组,或在达赖喇嘛圆寂前就某些人选达成共识。然而,考虑到双方在主权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这种妥协非常难以实现。

七、结语

清朝乾隆皇帝设立金瓶掣签制度的初衷,是为了避免世俗权力和家族势力对认定转世灵童的影响,却无形中引入了朝廷或中央政府这个最大的世俗权力和政治势力。藏传佛教在认定转世灵童方面,本来就有很规范的程序,也不需“规范”,乾隆皇帝“规范”转世灵童的认定制度,本来就多此一举。中共坚持金瓶掣签制度,是基于主权和治权的综合考量,历史和国家安全只是一种说辞。中共的这一做法,造成了对西藏人权和宗教自由漠视的事实,是对藏传佛教和藏人的政治霸凌。

(后注:对1793年乾隆皇帝设立金瓶掣签制度一说,有部分西藏学者和高僧对此存疑,认为史书上找不到这方面的记载。)

2025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