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但我是一个喜欢讲常识的人。这一阵对常识二字，提得也多。有人问，常识到底是什么？举个例子，比如一只狗跑来咬你，你拿起打狗棒，打狗。狗逃回去，叫了一群狗过来咬你，其中还有大狗和疯狗。这时候，常识会告诉你：闪人！把地盘留给狗。让它们自己狂吠，过不多久，它们就会因为吠声高低不同骨头分配不同，而相互自咬。而你呢，在家喝茶看书下馆子。像隔离病毒一样，与会咬人的群狗隔离，这就是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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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公众号读到新华社老记者李锦的《这“主义”，那“主义”，吃饱饭是最好的“主义”》，真是感慨多多，不说几句，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自己这一生所见所闻所受。
 
什么叫实事求是，上面说的这篇文章就叫实事求是，就像改革开放不久，说“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一样。
 
不知别人信不，自本人知道一些事实真相后有个感觉，我们这毛病那毛病甚至是这问题那问题（当然不是所有的），其根源就因为这个社会一直没能进入“讲常识”状态。一个社会既然连常识都不讲，你还能跟他去掰饬什么。
 
回想起来，一边说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可说了一句半句真话，就能被打入另册，且各单位还分有数字——天底下有比这更荒唐的吗？延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人曾彦修（生前著名杂文家，笔名严秀），当年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上面分给的“任务”没完成，还少一个“右派”名额。怎么办，他思来想去，划谁都不合适，最后把自己的名字加上报了上去。原以为不过一年半载，领导人一时闹着玩儿，很快就能恢复名誉。不承想，一划二十年，其中的痛苦、磨难一言难尽。改正（不叫平反）后他写了很多杂文。2015年3月去世时政治局常委都送了花圈。官不算大，但资格太老，没办法。
 
七十年我们有很多进步，有很大成就，这都是肯定的，谁也不敢否认。七十年，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只要不是个平庸的人，怎么都会做出点成绩。何况这么大一个国家的七十年，不可能毫无建树。但如果按“成绩不说跑不掉，缺点不说不得了”来讲，这七十年，我们说了多少荒唐话，做了多少荒唐事，估计也是“世界第一”。
 
为什么会这样？一言难尽。七十年来，我们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保守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很多很多主义，但从来没有哪一个人敢说反对实事求是。因为老国王公开讲话，也是要求实事求是，像“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教条主义”。
 
然而，事实上我们都是用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代替实事求是，甚至明里暗里反对实事求是。可以说这七十年，几乎所有生活在中国大陆而又坚持实事求是者都不同程度倒了霉，甚至没有好下场，包括彭大将军在内。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冒进”错了吗？当然没有。但老国王说这是保守主义。于是周宰相挨批评写检讨不说，全民大办钢铁，开展“大跃进”运动，结果“金山银山”变成了秃山。
 
让人民富起来有错吗？现在谁都会说没错，可在这七十年间，有那么一个时间段不能这么说，谁说谁就是要走修正主义道路。养三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4只就是资本主义。这已经够荒唐的了吧。还没到顶。登峰造极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当时没有人敢站出来问喊这个口号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去吃草！当然，我们都知道，喊这口号的人往往比大多数人的生活过得都好。越左越革命。越反常识越吃香。于是整个社会不要常识了。谁要常识，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整个国家。一些不怕死的站了出来，下场就是提前结束自己的肉体生命。
 
你以为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吗？除非脑子不正常，除非喜欢睁眼说瞎话，除非有什么阴谋诡计，否则绝不会这么认为。中国人还在重复着各种荒唐不说，且不断在荒唐方面有所创新。这也难怪，时代不同，各方面或多或少总有些差别，因此有些荒唐也不能不跟着“创新”。
 
所有的荒唐，都是不实事求是不讲常识造成。如果不解决“讲常识”的问题，解决别的问题就是一句空话。可一个社会长期不讲常识，也一直不解决这个问题，这是荒唐中的荒唐。后世在讲这段历史时，一定是笑声不断，甚至起哄。那些制造荒唐者若真能活到后世，又能有所反省，一定会无地自容，即使没有勇气跳楼，也会一头撞死在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