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邦:开启民权时代

 
民权(网络图片)


今年是中共从1978年主导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四十周年。各种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研讨表功颂圣活动层出不穷。四十年来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究竟处于什么状况?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这四十年?成为一时争论的热题。对于这些答案,今天显然难以作出权威而准确定论,但是我从中共体制内高官与知名学者的几种讲话中,可以对这四十年及其今天中国境况提供相对理性观察的评判。

一、回到毛泽东还是超越邓小平及其天问
 
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我前去万寿路拜访胡耀邦时代著名改革开明派人士、前中宣部“三宽”(宽松、宽厚、宽容)部长朱厚泽先生,聆听他对中国未来走势的高见。由于朱厚泽先生离开贵州省委书记前往北京任职时,是胡锦涛先生前去接任,他们有较深了解,而十六大后胡锦涛出任中共总书记。

当晚朱老纵论中国与世界时势,我印象最深是他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回到毛泽东还是超越邓小平”的问题。这总结的确是高屋建瓴,一针见血。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几十年,各种纷争不断,根本问题没有跳出回到毛泽东还是超越邓小平的互相角力。从四十年来的历史可见,中国社会权力集团中回到毛泽东的力量一直很强大而顽固。胡耀邦、赵紫阳的结局根本上还是遭受到回毛潮的吞噬。而中国社会超越邓小平的努力在体制内极其微弱,端倪初显就被扑杀体现在反自由化与八九屠城中。所以,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事实就停留在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上,本质上也是权力与资本的勾结谋得上,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

这种猫论主导下的权贵掠夺之改革开放,最后逼得朱老临终前而发天问:“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及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吗及‘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

二、中国转型陷阱

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一直挣扎于回归毛泽东与超越邓小平的角力之中,形成的结局就是朱老的天问。可见,中国困局已经到了近乎无解的地步。

面对中国的困局,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从学理的角度给出过精辟的阐述: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会不会陷入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尽管这两个问题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关注的,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即陷入转型陷阱(Transition Trap)。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从孙立平教授所论可见,中国改革四十年来在回归毛泽东与超越邓小平的路径角力选项中,事实已经陷入了固化现状的权贵体制,即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中国社会陷入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不断积累中。这是四十年所谓改革开放造就的局面。

三、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中国如何从转型陷阱中爬出?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先生在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记者会是答记者问时说: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这是中国温家宝先生针对中国改革提出的解答。应该说人另一角度对中国陷阱出路的给出的解题。

四、民权时代

中国无论是朱厚泽先生的路径追问,还是孙立平先生的陷阱忧思,还是温家宝先生的出路解答。事实都是对中国改革四十年后今天面临困局的探究,也应该都毫无疑问地指向中国政治改革。由于缺失政治改革的经济发展,所以导致朱厚泽先生临终前的天问,由于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发展所以才掉进了孙立平先生指出的转型陷阱,也是由于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发展,所以在有温家宝的文革悲剧重演的预警。

今天中国局势已经清晰看到回到毛泽东的狂热及其文革重演的闹剧。而这种闹剧正是中国深陷在转型陷阱中的侧影。而这种寻求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努力,历史已证明是死路,在中国当下虽然为一些官僚所钟情,并蛊惑起一大批民众追随,但毕竟信息时代民智已开,回归是难以得逞的。而中国继续徘徊于邓小平权贵经济时代,显然也已经不可能,因为百病汇聚,矛盾爆发,危机四起,没有了持续的条件了。那么,中国惟有改革,推开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谋得出路。

中国政治改革当然就是遵循普世价值,建立宪政民主。在当下就是落实公民的宪法权利。使中国开启一个由民生转向民权的改革。

中国四十年来的改革都是民生层面的改革,而仅仅停留于民生改革,若无民权的保障,一切都是虚幻,改革成果必然得而复失。所以,中国现在急需进入旨在落实民权的改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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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开启民权时代

 
民权(网络图片)


今年是中共从1978年主导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四十周年。各种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研讨表功颂圣活动层出不穷。四十年来这片土地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究竟处于什么状况?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这四十年?成为一时争论的热题。对于这些答案,今天显然难以作出权威而准确定论,但是我从中共体制内高官与知名学者的几种讲话中,可以对这四十年及其今天中国境况提供相对理性观察的评判。

一、回到毛泽东还是超越邓小平及其天问
 
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我前去万寿路拜访胡耀邦时代著名改革开明派人士、前中宣部“三宽”(宽松、宽厚、宽容)部长朱厚泽先生,聆听他对中国未来走势的高见。由于朱厚泽先生离开贵州省委书记前往北京任职时,是胡锦涛先生前去接任,他们有较深了解,而十六大后胡锦涛出任中共总书记。

当晚朱老纵论中国与世界时势,我印象最深是他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回到毛泽东还是超越邓小平”的问题。这总结的确是高屋建瓴,一针见血。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几十年,各种纷争不断,根本问题没有跳出回到毛泽东还是超越邓小平的互相角力。从四十年来的历史可见,中国社会权力集团中回到毛泽东的力量一直很强大而顽固。胡耀邦、赵紫阳的结局根本上还是遭受到回毛潮的吞噬。而中国社会超越邓小平的努力在体制内极其微弱,端倪初显就被扑杀体现在反自由化与八九屠城中。所以,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事实就停留在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上,本质上也是权力与资本的勾结谋得上,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

这种猫论主导下的权贵掠夺之改革开放,最后逼得朱老临终前而发天问:“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及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吗及‘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

二、中国转型陷阱

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一直挣扎于回归毛泽东与超越邓小平的角力之中,形成的结局就是朱老的天问。可见,中国困局已经到了近乎无解的地步。

面对中国的困局,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从学理的角度给出过精辟的阐述: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会不会陷入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尽管这两个问题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关注的,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即陷入转型陷阱(Transition Trap)。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从孙立平教授所论可见,中国改革四十年来在回归毛泽东与超越邓小平的路径角力选项中,事实已经陷入了固化现状的权贵体制,即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中国社会陷入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不断积累中。这是四十年所谓改革开放造就的局面。

三、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中国如何从转型陷阱中爬出?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先生在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记者会是答记者问时说: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这是中国温家宝先生针对中国改革提出的解答。应该说人另一角度对中国陷阱出路的给出的解题。

四、民权时代

中国无论是朱厚泽先生的路径追问,还是孙立平先生的陷阱忧思,还是温家宝先生的出路解答。事实都是对中国改革四十年后今天面临困局的探究,也应该都毫无疑问地指向中国政治改革。由于缺失政治改革的经济发展,所以导致朱厚泽先生临终前的天问,由于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发展所以才掉进了孙立平先生指出的转型陷阱,也是由于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发展,所以在有温家宝的文革悲剧重演的预警。

今天中国局势已经清晰看到回到毛泽东的狂热及其文革重演的闹剧。而这种闹剧正是中国深陷在转型陷阱中的侧影。而这种寻求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努力,历史已证明是死路,在中国当下虽然为一些官僚所钟情,并蛊惑起一大批民众追随,但毕竟信息时代民智已开,回归是难以得逞的。而中国继续徘徊于邓小平权贵经济时代,显然也已经不可能,因为百病汇聚,矛盾爆发,危机四起,没有了持续的条件了。那么,中国惟有改革,推开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谋得出路。

中国政治改革当然就是遵循普世价值,建立宪政民主。在当下就是落实公民的宪法权利。使中国开启一个由民生转向民权的改革。

中国四十年来的改革都是民生层面的改革,而仅仅停留于民生改革,若无民权的保障,一切都是虚幻,改革成果必然得而复失。所以,中国现在急需进入旨在落实民权的改革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