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此后我发现艳华出现了呕吐现象，起初我以为她是受了凉引起的消化不良，就趁赶集的时候，帶她到杜莫公社卫生院去看病，给她看病的是一位老中医，他搭脉之后笑着对我们说：恭喜你们，她是喜脉，是怀孕了，呕吐是怀孕的正常反应，我开两服中药拿回去服后，呕吐便会减轻。知道这个消息我和艳华都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在杜莫买了半斤肉，两条活鲫鱼和半斤油豆腐，又打了半斤甘蔗酒，准备回到蜂场一方面好好庆祝一下；另一方面也给艳华补充一点营养。

很快就到了快过年的时候，左、陈二位来和我商量，他们想回长沙去与家人一起过年，想要我幫他们照看一下蜜蜂，我说：没问题，你们放心回去过年，我们会幫你们看好蜂的，再说这里民性善良、淳朴，基本上没有偷蜂的现象。

他们走后不久，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打渔时我买了两条各约两斤重的活草鱼，我用二根细麻绳分别从鱼口穿过鱼鳃栓在池塘边上养着，准备到过年时到熊声祥那里去时送给他家，照理应该带点蜂蜜去送给他家，但因这里的紫云英流蜜不好，实在抽不出蜜糖来，只好把这两条活鱼当做礼品送给他家。

到农历除夕那天一早，我把我们三家的蜂都委托队长幫我们照看后，便和艳华一起经杜莫坐车到荔浦县城再转车到桂林。熊声祥在我上次去桂林后不久便结了婚，太太叫傅怀丹是一所中学的教师，75年安排工作时，熊声祥被安排到桂林市房地产局工作，他们那时住在怀丹学校分配的一套宿舍里，已生了一个男孩名叫熊煜，已有七八岁了。

我们在桂林下车后按照信中的地址找到了他们在学校的宿舍。见面后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距上次见面已十年有余了。记得我上次是1971年夏末，我从芷江经靖县来到桂林，那时声祥还和他母亲一起住在桂林市郊甲山公社的乡下，不想一转眼又经过了十年。

那天晚上的年夜飯，声祥和怀丹准备得十分丰盛，雞鸭鱼肉鹅样样都有，喝的是广西最有名的“三花酒”。初一、初二早饭后声祥借了一部单车给我，要我带艳华到芦笛岩、七星岩、象鼻山、独秀峰和漓江边上去游览，要我们回来吃晚钣。初一中午他们要到声祥小哥家去拜年，初二中午他们要到怀丹娘家去拜年。我们在芦笛岩的溶洞里面的照像点还照了一张像。

到了初三我们吃完早飯就准备回古东，声祥夫妇要留我们多住几天说：你们来一趟不容易。我说我们三家蜂场的蜂都丢在古东，虽然委托了队长照看，但过年期间怕队长出去走亲戚不在时丢失了蜂群，不好向左、陈二位师傅交待，另外到三月初我们回长沙时要到桂林来等车皮，到时可以让艳华过来多住几天，临走怀丹又向艳华交侍了一些怀孕期间应注意的事项，又送了一些点心给我们路上吃。

我们从桂林坐汽车.经过阳朔县城后沿途风光旖旎，到一个叫榕荫古渡的地方见远处的漓江边上有一棵树荫达几亩地大的大榕树，据传这颗大榕树下便是刘三姐与阿牛哥对山歌情定终身的地方，再往前便是那远近闻名的月亮山，月亮山其实是一座中间有一个园形的穿山大洞的山，这个穿山大洞远远望去就像挂在天边的一轮明月，月亮山因此而得名。

我们到荔浦县城又转到杜莫的班车，然后再走路回到古东，已是傍晚时分，我到三家蜂场巡视一番，见到一切正常，三家一共一百多箱蜂都安然无恙，我这才放下心来。到初八左、陈二位师傅才从长沙回到蜂场，正仁托文柳带了一只大腊猪头肉给我，这只腊赭头肉比一般的腊猪头肉都要大许多，我们每次割下一小块切成薄片用来炒冬笋，味道好极了，炒时连油都不要放。我们吃了好一阵子才把那个腊猪头肉吃完。

到了三月初，黄兴公社的王师傅来通知我们把蜂拖到桂林货站集合，准备返回长沙。我们把蜂拖到桂林货站之后，我和艳华一起来到声祥家，他们要艳华住在他们家，说帐篷里太泠，怀孕的人不能受凉。我和艳毕商量，我要她到我们装车那天先坐客车回长沙，在正仁家里等我，她坚持要和我一起坐蜂车回长沙，后经声祥夫妇再三劝说她才同意一个人先坐客车回长沙。我们在桂林货站等了三天才装上火车皮返回长沙。

蜂拉到长沙南站后，黄兴公社的王、黄、廖等师傅要我们把蜂放到他的的家乡黄兴公社去，并负责安排我们的放蜂场地，后来我和左文柳一起把蜂拉到了黄兴公社位于浏阳河不远处的一个生产队。我们住在石娭毑家里，蜜蜂就放在她家前面的晒坪里，石娭毑五十多岁，丈夫已去世，只有一个尚未出嫁的女儿和她住在一起，我和文柳与石娭毑商量好，把伙食搭在她家，每人每餐给半斤粮票二角五分钱，吃一顿算一顿钱粮，这让我们省去了做饭的麻烦和时间，因为这个花期不仅要摇蜂蜜，而且还要开始取王浆，事情比较多。石娭毑家的伙食虽然清淡，但她家的壜子菜做得非常好，她做的刴辣椒、辣椒萝卜、辣椒洋薑又脆又可口，这些壜子菜尽管都是在去年秋天做的，经过了一个冬天，吃起来还是那么清脆可口，就跟刚做好的一样。为了保证艳华怀孕所需的营养，我和文柳有时晚上也打着手电到田里去捉青蛙、鳝鱼来改善生活，有时我们也到正仁那里去改善一下生活。

我们在黄兴公社收了二百多斤蜂蜜都拿到正仁那里以一块钱一斤的价格卖给了正仁的同事和邻居，得到钱后，我和艳华立即到龚伯母家把钱还给她，并送了一小壶蜂蜜(大约15斤)给她。我们在黄兴公社收了一些王浆送到制药厂的收购点去收购，也卖了两百多块钱。

我们有时也到文柳位于鲇鱼套的家里去玩，他的太太彭桂香也是64年下到江永的知青，很能干很热情，与艳毕很要好。文柳夫妇已有两个小女儿，当时文柳的母亲左老太太还健在。

到了四月十号前后黄兴的油菜花已到了尾期，我和文柳商量决定把蜂拉到汨罗附近的的屈原农场河市附近去赶紫云英，我说天气好还能摇几次蜜，这里汨罗江堤坡上和湖洲上的野生紫云英花可延续到五月中旬，以后还有夏枯草、益母草等野花可维持到六月上旬。文柳同意了我的意见。

转场的那天晚上，我们把行装整理好后，晚上左师傅就带着他朋友的一辆小货车来到蜂场，装车之后，就把车开到左师傅家后面的天心路马路边上停靠，准备在左师傅家里休息一晚，次日一早再开到屈原农场(因司机对去屈原农场的路不熟，怕夜晚开车走错路)。

那天晚上我要左师傅、华艳都睡到左师傅家里去，司机的家就在停车的不远处，他也回家睡觉，我就睡到驾驶室看守车上的行李物品。由于知道当时社会秩序混乱，我睡在驾驶室一直担心车上物品的安全，每隔一会儿，我就要下车围着车箱巡视一番。上半夜一直没有发现异常，后来我在车上睡着了，忽然醒来，我想应该下车去看一看了，我打开车门，走下车一看，艳华装衣物的那口箱子怎么放在车旁边的人行道上了？我心想坏了，肯定是遇到贼了，我连忙围着车箱看了一圈，发现车上捆绑蜂箱和行李的绳索有两根已被割断(正好是捆艳华箱子的那两根)，除了艳华那口箱子已被窃贼提到人行道上，还没有来得及拿走之外，其他物品均未丢失，只是在绳索割断处的地上，发现了一把铲口十分锋利的不锈钢锅铲。我暗自庆幸运气真好，其实我当时在驾驶室醒来并没有听到什么响声，不知为什么那时就醒来了，想下去巡视一下，而此时恰好是窃贼把车上的绳索割断后，刚把艳华的箱子提下来放到人行道上，正当窃贼还要去偷取车上其他东西时，窃贼突然听到我在驾驶室醒来穿鞋时发出的响声，吓得连艳华的箱子和他割绳索的鍋铲都没来得及拿便匆匆逃跑了。我把艳华的衣箱提到车箱上放好，把割断的绳子结上，重新把车上的行李和蜂箱捆绑牢实后，便再也不敢在驾驶室睡觉，而是提高警惕在驾驶室坐一阵又下车围着车箱巡视一圈。

我在车上仔细一想，觉得这窃贼恐怕就是停车处人行道旁边的几家人家中的一家，因为我下车前后并未听到窃贼逃跑的脚步声，人行道旁边的几户人家距汽车都只有几步之遥，当窃贼听到我在驾驶室起来发出的响声时，他可以轻步走回他的家里躲起来，我下车时人行道旁边的几户人家虽然都没有开灯，但我听到里面有响动的声音，此外如果是职业盗窃犯他决不会用一把锋利的锅铲作为作案的工具，而是会用更加方便、更具有攻击性的刀具作为作案的工具。

此时愿意到屈原农场去赶紫云英的除了黄兴的王、黄、廖等师傅之外，还有长沙的夏澍老师傅，夏老师傅老家益阳，“解放”前在长沙读大学时参加中共地下党，长沙“和平起义”后隨“解放军”南下广州，据传曾一度担任过陶铸的秘书，后到江门糖厂(是当时一家大型国营企业)党委宣传部担任领寻，57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份子”开除公职、开际党籍，遣送回益阳老家务农，后出来以养蜂为生。78年“平反冤假错案”时，得到平反改正，摘掉“右派”帽子恢复党籍、干籍和工资待遇，回到江门糖厂后，因年事已高，旋即办理离休手续，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一家妻小也隨他一起从益阳乡下迁到长沙市安家落户后，他仍继续养蜂。夏老先生工文笔，诗词也写得不错，后与我成莫逆之交。

我和左师傅把蜂放在汨罗至营田(屈原农场总场所在地) 的公路靠近河市的一段沿江公路的转弯处，我们在公路南边的桑树林里塔了一个帐篷，一开始是我们自己做饭，我们到附近的农工家里买蔬菜，早上到江边的渔民邡里买新鲜鱼，晚上也到田里去照青蛙、捡田螺来改善生活，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放蜂一是：因为这里离汨罗城里只有七八里路，到艳华娘家也不到三十里路，她回家、购物都比较方便。二是：这里紧靠江堤，堤坡上有不少野生紫云英，花期比较长，此外江堤外边便是一大片湖洲，到五月下旬至六月份湖洲上有不少益母草也是有粉有糖的蜜源植物。

此时艳华的弟弟(韩公社)已经从临湘县邮电局调回到了汨罗县邮电局，他把他新买的一部单车借给我们使用，这样我们往来于汨罗县城和艳华的娘家就比较方便了。

我们在这里由于天气关系收的蜂蜜不多，但取蜂王漿还可以，艳华也学会了幫我取王漿，她心灵于巧，很快就学会了取王漿的技巧，割台、夾虫、取浆、移虫都很快，由于附近没有水井无法低温保存，我们只好与其他几家蜂场约定每隔一个星期左右，就到岳阳市制药厂去送一次王漿，我们送王浆通常都由艳华和其他蜂场的人一起，送到这家制药厂去收购，他们赶早班火车到岳阳，送到岳阳制药厂收购后，拿到支票还要到银行去取回现金，然后赶傍晚时候的火车回汨罗，再步行七八里路回到蜂场，是非常辛苦的事。

有次因到银行取款的事耽误，到晚上十点多钟仍不见她回来，让我十分担心，那时“文革”刚过去不久，中共当局的控制稍有放松，社会道德沦丧，偷扒搶窃和暴力犯罪日趋猖獗。艳华去岳阳送王漿虽有黄兴的小廖师傅同行，但两个人走夜路，身上又各带有出售主漿所得的款项，虽然二人一共只有四五百元，但在那时也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钱。从天黑之后起，我坐在公路边的帐篷里，每当听到公路上传来脚步声，我便会立即跑到公路上去看看是不是艳华和小廖回来了，但每次都令我失望，直到大约晚上十点半钟她才回来，才使我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本应我去送王漿的，但那段时间蜂场的事少，左师傅又不取王漿，他就回长沙家里去做事(他会白铁制作、绞螺丝和做钳工)去了，他的蜂就交由我代为管理，这样我如果到岳阳去送王浆，那么帐篷里就只有艳华一个人，而我们搭帐篷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一个人在帐篷里就更不安全，她去送王浆还有小廖同行还是安全一点。

在这段期间湖南大学学生科来找过我几次，要我接受学校党委的“改正通知”，前往岳阳地区人事局报到，接受按本科大学毕业生分配的工作，并到学校去领取大学毕业证，但仍坚持“改正通知”内容是经学挍党委讨论决定的，不能更收。此时我的“落实政策”问题已不由那位极左的马老师经办(大概因为我与马老师每次见面都会发生爭吵，学校对他能解决我的“落实政策”的问题已不抱希望)，而改由一位叫岳令勤的年青老师经办，这位老师对我们持同情态度，由于我给胡耀邦的申诉信，我估计已由中组部批转交湖南大学办理，我的问题没有解决，湖大向上面交不了差，所以湖大才三番五次找到我放蜂的地方、或由岳老师写信给我，要给我“落实政策”。以湖大领导当时在全国高校都有名的极左态度［註：１］，如果没有要向上面交差的压力，他们才不管你这个“不识抬举”的“反动学生”接不接受“改正通知”、去不去参加工作和领不领毕业证，他们反正已经对我这个“反动学生”落实了政策，你不接接受是你自己的事，关他们屁事。

到六月份屈原农场的花期已经结束，我就把蜂场拖到了离艳华家里不远的红花公社乌桕场，这里的乌桕流蜜虽然不怎么好后，不能摇蜜，但可维持蜂群的日常所需，还可以继续取王浆。

在此期间我也曾到湖大学生科找到岳老师，我说：我知道你夾在学校党委与我之间很为难，学校党委坚持要你按他们作出的“改正通知”一字不改给我落实政策，以便他们向上面交差，而我又坚持要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不留尾巴，否则就拒绝接受湖大党委对我的“落实政策”。我知道你为我“落实政策”的事为我说了许多话、做了许多事、也跑了不少路。我现在不为难你，我不要你们分配的工作，我不要你们的毕业证，我也不要你们的“改正通知”，我只要你们把我原来在长沙市的户口给我迁回长沙市，我就再不来麻烦你们了，这样也免得你两头为难，我这个要求总不高吧。岳老师说：你这个要求是不高，也有道理，我也可以幫你向学较党委提出，只是据我了解你以前在学校学习很努力成绩也不错，你去养一辈子蜂，我总觉得有点可惜。我说：这就不用你操心了，你若能让学校把我的户口迁回长沙市我就很感谢你了。

我回蜂场后，过了十多天接到岳老师的来信说：学校不同意把你的户口迁回长沙市，一定要坚持“落实政策”、补发大学毕业证、就地安排工作，我估计，只把户口迁回长沙这种“落实政策“的方式肯定是向上面交不了差，学校才不同意。否则只迁回户口对湖大党委而言是轻而而举的事，又可了结这件令他们棘手的事，更何以我的户口本来就在长沙市，学校当局何乐而又为呢？

一转眼又到了八月初乌桕花期已结束，我把蜂场搬到了艳华家旁边的空坪里，这样就便于照顾艳华，因她离预产期已很近(九月中下旬)，挺着个大肚子行动有些不便，但她却毫不在意，仍然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里周围的山上有许多的野花，基本上可维持蜂群的日常需要。

到了九月份前后，大约每隔十来天，我就陪她到附近的新市公社卫生院去检查一下，除血压有点升高之外，其他一切都还正常，到了九月二十九日午飯后，她说下腹部有点胀痛，她母亲说是不是要生了？我说我去找一辆板车铺上被子拖她到新市卫生院去，她说她可以自己走去，我就拿上她和他家准备的生小孩必需的用品，她的换洗衣服和婴儿的衣物，陪她一起走路去卫生院，当走到新市大桥中间时他忽然蹲了下来，说痛得厉害，我把他扶起来说：忍着点赶紧走，要生到半路上就麻烦了，她起来走了一阵似乎又没有那么痛了。我们一到卫生院，那里的医生、护士和她都很熟，连号都没有来得急挂，就先安排她住进了产房，然后我再去办理挂号住院的手续。到晚上八点十五分就顺利生下了我们的大女儿，我给她起了个名字叫翠芳，小名就叫芳芳。晚上她的家人都到医院来看望她，由于产后一切正常，在新市卫生院只住了两天，一共只花了二十来块钱。出院那天我借了一辆板车在车上铺上厚厚的棉被把艳华扶到车上，我的岳父帮我们抱着他的外孫女，跟在我们的后面，我把艳毕拖到她的家里，那时她们那里还没有通电，她的弟弟就从邮电局弄了几节那种打老式电话用的报废了的大电池，这种报废后的大电池虽然打电话不能用了，但点亮手电灯泡还是绰绰有余，他又幫我们装了一个开关，这样晚上起来喂奶、换尿片时就方便多了。

到了十月下旬我把蜂拉到平江县黄棠水电站旁边的一户姓陈的农户家的地坪里去采山桂花，刚到那里山桂花已开花，蜂箱里已进满了蜜，可是不久又下起了雨，幸亏没有把蜜摇出来，不然又要喂下去。

我从收音机里听天气预报知道这雨还要下好几天，我见蜂场里没有什么事就委托陈家的儿子小陈幫我照看一下蜜蜂，我就坐班车回到石仑看望艳毕和女儿。艳华由于以前经常参加劳动，所以身体素质很好，她家又买了猪脚、猪肚给她发奶，所以奶水很充足，供女儿吃还绰绰有余，加上她从小注意让该子养成好的习惯，每天晚上起来喂一次奶、抽一次尿，小家伙就很少吵闹也不影响大人的睡眠，所以女儿长得胖胖的，十分可爱。

［註：１］：由于湖南大学当时的领导一贯奉行极左政策，拒不认真落实当局的知识份子政策，以致湖大以物理系石任球教授为首的五名“右派”教授联名向光明日报投诉湖大领导拒不落实党的知识给子政策的劣行，引起中共当局的重视，湖大对知识份子的态度才略有改变。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此后我发现艳华出现了呕吐现象，起初我以为她是受了凉引起的消化不良，就趁赶集的时候，帶她到杜莫公社卫生院去看病，给她看病的是一位老中医，他搭脉之后笑着对我们说：恭喜你们，她是喜脉，是怀孕了，呕吐是怀孕的正常反应，我开两服中药拿回去服后，呕吐便会减轻。知道这个消息我和艳华都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在杜莫买了半斤肉，两条活鲫鱼和半斤油豆腐，又打了半斤甘蔗酒，准备回到蜂场一方面好好庆祝一下；另一方面也给艳华补充一点营养。

很快就到了快过年的时候，左、陈二位来和我商量，他们想回长沙去与家人一起过年，想要我幫他们照看一下蜜蜂，我说：没问题，你们放心回去过年，我们会幫你们看好蜂的，再说这里民性善良、淳朴，基本上没有偷蜂的现象。

他们走后不久，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打渔时我买了两条各约两斤重的活草鱼，我用二根细麻绳分别从鱼口穿过鱼鳃栓在池塘边上养着，准备到过年时到熊声祥那里去时送给他家，照理应该带点蜂蜜去送给他家，但因这里的紫云英流蜜不好，实在抽不出蜜糖来，只好把这两条活鱼当做礼品送给他家。

到农历除夕那天一早，我把我们三家的蜂都委托队长幫我们照看后，便和艳华一起经杜莫坐车到荔浦县城再转车到桂林。熊声祥在我上次去桂林后不久便结了婚，太太叫傅怀丹是一所中学的教师，75年安排工作时，熊声祥被安排到桂林市房地产局工作，他们那时住在怀丹学校分配的一套宿舍里，已生了一个男孩名叫熊煜，已有七八岁了。

我们在桂林下车后按照信中的地址找到了他们在学校的宿舍。见面后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距上次见面已十年有余了。记得我上次是1971年夏末，我从芷江经靖县来到桂林，那时声祥还和他母亲一起住在桂林市郊甲山公社的乡下，不想一转眼又经过了十年。

那天晚上的年夜飯，声祥和怀丹准备得十分丰盛，雞鸭鱼肉鹅样样都有，喝的是广西最有名的“三花酒”。初一、初二早饭后声祥借了一部单车给我，要我带艳华到芦笛岩、七星岩、象鼻山、独秀峰和漓江边上去游览，要我们回来吃晚钣。初一中午他们要到声祥小哥家去拜年，初二中午他们要到怀丹娘家去拜年。我们在芦笛岩的溶洞里面的照像点还照了一张像。

到了初三我们吃完早飯就准备回古东，声祥夫妇要留我们多住几天说：你们来一趟不容易。我说我们三家蜂场的蜂都丢在古东，虽然委托了队长照看，但过年期间怕队长出去走亲戚不在时丢失了蜂群，不好向左、陈二位师傅交待，另外到三月初我们回长沙时要到桂林来等车皮，到时可以让艳华过来多住几天，临走怀丹又向艳华交侍了一些怀孕期间应注意的事项，又送了一些点心给我们路上吃。

我们从桂林坐汽车.经过阳朔县城后沿途风光旖旎，到一个叫榕荫古渡的地方见远处的漓江边上有一棵树荫达几亩地大的大榕树，据传这颗大榕树下便是刘三姐与阿牛哥对山歌情定终身的地方，再往前便是那远近闻名的月亮山，月亮山其实是一座中间有一个园形的穿山大洞的山，这个穿山大洞远远望去就像挂在天边的一轮明月，月亮山因此而得名。

我们到荔浦县城又转到杜莫的班车，然后再走路回到古东，已是傍晚时分，我到三家蜂场巡视一番，见到一切正常，三家一共一百多箱蜂都安然无恙，我这才放下心来。到初八左、陈二位师傅才从长沙回到蜂场，正仁托文柳带了一只大腊猪头肉给我，这只腊赭头肉比一般的腊猪头肉都要大许多，我们每次割下一小块切成薄片用来炒冬笋，味道好极了，炒时连油都不要放。我们吃了好一阵子才把那个腊猪头肉吃完。

到了三月初，黄兴公社的王师傅来通知我们把蜂拖到桂林货站集合，准备返回长沙。我们把蜂拖到桂林货站之后，我和艳华一起来到声祥家，他们要艳华住在他们家，说帐篷里太泠，怀孕的人不能受凉。我和艳毕商量，我要她到我们装车那天先坐客车回长沙，在正仁家里等我，她坚持要和我一起坐蜂车回长沙，后经声祥夫妇再三劝说她才同意一个人先坐客车回长沙。我们在桂林货站等了三天才装上火车皮返回长沙。

蜂拉到长沙南站后，黄兴公社的王、黄、廖等师傅要我们把蜂放到他的的家乡黄兴公社去，并负责安排我们的放蜂场地，后来我和左文柳一起把蜂拉到了黄兴公社位于浏阳河不远处的一个生产队。我们住在石娭毑家里，蜜蜂就放在她家前面的晒坪里，石娭毑五十多岁，丈夫已去世，只有一个尚未出嫁的女儿和她住在一起，我和文柳与石娭毑商量好，把伙食搭在她家，每人每餐给半斤粮票二角五分钱，吃一顿算一顿钱粮，这让我们省去了做饭的麻烦和时间，因为这个花期不仅要摇蜂蜜，而且还要开始取王浆，事情比较多。石娭毑家的伙食虽然清淡，但她家的壜子菜做得非常好，她做的刴辣椒、辣椒萝卜、辣椒洋薑又脆又可口，这些壜子菜尽管都是在去年秋天做的，经过了一个冬天，吃起来还是那么清脆可口，就跟刚做好的一样。为了保证艳华怀孕所需的营养，我和文柳有时晚上也打着手电到田里去捉青蛙、鳝鱼来改善生活，有时我们也到正仁那里去改善一下生活。

我们在黄兴公社收了二百多斤蜂蜜都拿到正仁那里以一块钱一斤的价格卖给了正仁的同事和邻居，得到钱后，我和艳华立即到龚伯母家把钱还给她，并送了一小壶蜂蜜(大约15斤)给她。我们在黄兴公社收了一些王浆送到制药厂的收购点去收购，也卖了两百多块钱。

我们有时也到文柳位于鲇鱼套的家里去玩，他的太太彭桂香也是64年下到江永的知青，很能干很热情，与艳毕很要好。文柳夫妇已有两个小女儿，当时文柳的母亲左老太太还健在。

到了四月十号前后黄兴的油菜花已到了尾期，我和文柳商量决定把蜂拉到汨罗附近的的屈原农场河市附近去赶紫云英，我说天气好还能摇几次蜜，这里汨罗江堤坡上和湖洲上的野生紫云英花可延续到五月中旬，以后还有夏枯草、益母草等野花可维持到六月上旬。文柳同意了我的意见。

转场的那天晚上，我们把行装整理好后，晚上左师傅就带着他朋友的一辆小货车来到蜂场，装车之后，就把车开到左师傅家后面的天心路马路边上停靠，准备在左师傅家里休息一晚，次日一早再开到屈原农场(因司机对去屈原农场的路不熟，怕夜晚开车走错路)。

那天晚上我要左师傅、华艳都睡到左师傅家里去，司机的家就在停车的不远处，他也回家睡觉，我就睡到驾驶室看守车上的行李物品。由于知道当时社会秩序混乱，我睡在驾驶室一直担心车上物品的安全，每隔一会儿，我就要下车围着车箱巡视一番。上半夜一直没有发现异常，后来我在车上睡着了，忽然醒来，我想应该下车去看一看了，我打开车门，走下车一看，艳华装衣物的那口箱子怎么放在车旁边的人行道上了？我心想坏了，肯定是遇到贼了，我连忙围着车箱看了一圈，发现车上捆绑蜂箱和行李的绳索有两根已被割断(正好是捆艳华箱子的那两根)，除了艳华那口箱子已被窃贼提到人行道上，还没有来得及拿走之外，其他物品均未丢失，只是在绳索割断处的地上，发现了一把铲口十分锋利的不锈钢锅铲。我暗自庆幸运气真好，其实我当时在驾驶室醒来并没有听到什么响声，不知为什么那时就醒来了，想下去巡视一下，而此时恰好是窃贼把车上的绳索割断后，刚把艳华的箱子提下来放到人行道上，正当窃贼还要去偷取车上其他东西时，窃贼突然听到我在驾驶室醒来穿鞋时发出的响声，吓得连艳华的箱子和他割绳索的鍋铲都没来得及拿便匆匆逃跑了。我把艳华的衣箱提到车箱上放好，把割断的绳子结上，重新把车上的行李和蜂箱捆绑牢实后，便再也不敢在驾驶室睡觉，而是提高警惕在驾驶室坐一阵又下车围着车箱巡视一圈。

我在车上仔细一想，觉得这窃贼恐怕就是停车处人行道旁边的几家人家中的一家，因为我下车前后并未听到窃贼逃跑的脚步声，人行道旁边的几户人家距汽车都只有几步之遥，当窃贼听到我在驾驶室起来发出的响声时，他可以轻步走回他的家里躲起来，我下车时人行道旁边的几户人家虽然都没有开灯，但我听到里面有响动的声音，此外如果是职业盗窃犯他决不会用一把锋利的锅铲作为作案的工具，而是会用更加方便、更具有攻击性的刀具作为作案的工具。

此时愿意到屈原农场去赶紫云英的除了黄兴的王、黄、廖等师傅之外，还有长沙的夏澍老师傅，夏老师傅老家益阳，“解放”前在长沙读大学时参加中共地下党，长沙“和平起义”后隨“解放军”南下广州，据传曾一度担任过陶铸的秘书，后到江门糖厂(是当时一家大型国营企业)党委宣传部担任领寻，57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份子”开除公职、开际党籍，遣送回益阳老家务农，后出来以养蜂为生。78年“平反冤假错案”时，得到平反改正，摘掉“右派”帽子恢复党籍、干籍和工资待遇，回到江门糖厂后，因年事已高，旋即办理离休手续，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一家妻小也隨他一起从益阳乡下迁到长沙市安家落户后，他仍继续养蜂。夏老先生工文笔，诗词也写得不错，后与我成莫逆之交。

我和左师傅把蜂放在汨罗至营田(屈原农场总场所在地) 的公路靠近河市的一段沿江公路的转弯处，我们在公路南边的桑树林里塔了一个帐篷，一开始是我们自己做饭，我们到附近的农工家里买蔬菜，早上到江边的渔民邡里买新鲜鱼，晚上也到田里去照青蛙、捡田螺来改善生活，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放蜂一是：因为这里离汨罗城里只有七八里路，到艳华娘家也不到三十里路，她回家、购物都比较方便。二是：这里紧靠江堤，堤坡上有不少野生紫云英，花期比较长，此外江堤外边便是一大片湖洲，到五月下旬至六月份湖洲上有不少益母草也是有粉有糖的蜜源植物。

此时艳华的弟弟(韩公社)已经从临湘县邮电局调回到了汨罗县邮电局，他把他新买的一部单车借给我们使用，这样我们往来于汨罗县城和艳华的娘家就比较方便了。

我们在这里由于天气关系收的蜂蜜不多，但取蜂王漿还可以，艳华也学会了幫我取王漿，她心灵于巧，很快就学会了取王漿的技巧，割台、夾虫、取浆、移虫都很快，由于附近没有水井无法低温保存，我们只好与其他几家蜂场约定每隔一个星期左右，就到岳阳市制药厂去送一次王漿，我们送王浆通常都由艳华和其他蜂场的人一起，送到这家制药厂去收购，他们赶早班火车到岳阳，送到岳阳制药厂收购后，拿到支票还要到银行去取回现金，然后赶傍晚时候的火车回汨罗，再步行七八里路回到蜂场，是非常辛苦的事。

有次因到银行取款的事耽误，到晚上十点多钟仍不见她回来，让我十分担心，那时“文革”刚过去不久，中共当局的控制稍有放松，社会道德沦丧，偷扒搶窃和暴力犯罪日趋猖獗。艳华去岳阳送王漿虽有黄兴的小廖师傅同行，但两个人走夜路，身上又各带有出售主漿所得的款项，虽然二人一共只有四五百元，但在那时也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钱。从天黑之后起，我坐在公路边的帐篷里，每当听到公路上传来脚步声，我便会立即跑到公路上去看看是不是艳华和小廖回来了，但每次都令我失望，直到大约晚上十点半钟她才回来，才使我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本应我去送王漿的，但那段时间蜂场的事少，左师傅又不取王漿，他就回长沙家里去做事(他会白铁制作、绞螺丝和做钳工)去了，他的蜂就交由我代为管理，这样我如果到岳阳去送王浆，那么帐篷里就只有艳华一个人，而我们搭帐篷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一个人在帐篷里就更不安全，她去送王浆还有小廖同行还是安全一点。

在这段期间湖南大学学生科来找过我几次，要我接受学校党委的“改正通知”，前往岳阳地区人事局报到，接受按本科大学毕业生分配的工作，并到学校去领取大学毕业证，但仍坚持“改正通知”内容是经学挍党委讨论决定的，不能更收。此时我的“落实政策”问题已不由那位极左的马老师经办(大概因为我与马老师每次见面都会发生爭吵，学校对他能解决我的“落实政策”的问题已不抱希望)，而改由一位叫岳令勤的年青老师经办，这位老师对我们持同情态度，由于我给胡耀邦的申诉信，我估计已由中组部批转交湖南大学办理，我的问题没有解决，湖大向上面交不了差，所以湖大才三番五次找到我放蜂的地方、或由岳老师写信给我，要给我“落实政策”。以湖大领导当时在全国高校都有名的极左态度［註：１］，如果没有要向上面交差的压力，他们才不管你这个“不识抬举”的“反动学生”接不接受“改正通知”、去不去参加工作和领不领毕业证，他们反正已经对我这个“反动学生”落实了政策，你不接接受是你自己的事，关他们屁事。

到六月份屈原农场的花期已经结束，我就把蜂场拖到了离艳华家里不远的红花公社乌桕场，这里的乌桕流蜜虽然不怎么好后，不能摇蜜，但可维持蜂群的日常所需，还可以继续取王浆。

在此期间我也曾到湖大学生科找到岳老师，我说：我知道你夾在学校党委与我之间很为难，学校党委坚持要你按他们作出的“改正通知”一字不改给我落实政策，以便他们向上面交差，而我又坚持要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不留尾巴，否则就拒绝接受湖大党委对我的“落实政策”。我知道你为我“落实政策”的事为我说了许多话、做了许多事、也跑了不少路。我现在不为难你，我不要你们分配的工作，我不要你们的毕业证，我也不要你们的“改正通知”，我只要你们把我原来在长沙市的户口给我迁回长沙市，我就再不来麻烦你们了，这样也免得你两头为难，我这个要求总不高吧。岳老师说：你这个要求是不高，也有道理，我也可以幫你向学较党委提出，只是据我了解你以前在学校学习很努力成绩也不错，你去养一辈子蜂，我总觉得有点可惜。我说：这就不用你操心了，你若能让学校把我的户口迁回长沙市我就很感谢你了。

我回蜂场后，过了十多天接到岳老师的来信说：学校不同意把你的户口迁回长沙市，一定要坚持“落实政策”、补发大学毕业证、就地安排工作，我估计，只把户口迁回长沙这种“落实政策“的方式肯定是向上面交不了差，学校才不同意。否则只迁回户口对湖大党委而言是轻而而举的事，又可了结这件令他们棘手的事，更何以我的户口本来就在长沙市，学校当局何乐而又为呢？

一转眼又到了八月初乌桕花期已结束，我把蜂场搬到了艳华家旁边的空坪里，这样就便于照顾艳华，因她离预产期已很近(九月中下旬)，挺着个大肚子行动有些不便，但她却毫不在意，仍然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里周围的山上有许多的野花，基本上可维持蜂群的日常需要。

到了九月份前后，大约每隔十来天，我就陪她到附近的新市公社卫生院去检查一下，除血压有点升高之外，其他一切都还正常，到了九月二十九日午飯后，她说下腹部有点胀痛，她母亲说是不是要生了？我说我去找一辆板车铺上被子拖她到新市卫生院去，她说她可以自己走去，我就拿上她和他家准备的生小孩必需的用品，她的换洗衣服和婴儿的衣物，陪她一起走路去卫生院，当走到新市大桥中间时他忽然蹲了下来，说痛得厉害，我把他扶起来说：忍着点赶紧走，要生到半路上就麻烦了，她起来走了一阵似乎又没有那么痛了。我们一到卫生院，那里的医生、护士和她都很熟，连号都没有来得急挂，就先安排她住进了产房，然后我再去办理挂号住院的手续。到晚上八点十五分就顺利生下了我们的大女儿，我给她起了个名字叫翠芳，小名就叫芳芳。晚上她的家人都到医院来看望她，由于产后一切正常，在新市卫生院只住了两天，一共只花了二十来块钱。出院那天我借了一辆板车在车上铺上厚厚的棉被把艳华扶到车上，我的岳父帮我们抱着他的外孫女，跟在我们的后面，我把艳毕拖到她的家里，那时她们那里还没有通电，她的弟弟就从邮电局弄了几节那种打老式电话用的报废了的大电池，这种报废后的大电池虽然打电话不能用了，但点亮手电灯泡还是绰绰有余，他又幫我们装了一个开关，这样晚上起来喂奶、换尿片时就方便多了。

到了十月下旬我把蜂拉到平江县黄棠水电站旁边的一户姓陈的农户家的地坪里去采山桂花，刚到那里山桂花已开花，蜂箱里已进满了蜜，可是不久又下起了雨，幸亏没有把蜜摇出来，不然又要喂下去。

我从收音机里听天气预报知道这雨还要下好几天，我见蜂场里没有什么事就委托陈家的儿子小陈幫我照看一下蜜蜂，我就坐班车回到石仑看望艳毕和女儿。艳华由于以前经常参加劳动，所以身体素质很好，她家又买了猪脚、猪肚给她发奶，所以奶水很充足，供女儿吃还绰绰有余，加上她从小注意让该子养成好的习惯，每天晚上起来喂一次奶、抽一次尿，小家伙就很少吵闹也不影响大人的睡眠，所以女儿长得胖胖的，十分可爱。

［註：１］：由于湖南大学当时的领导一贯奉行极左政策，拒不认真落实当局的知识份子政策，以致湖大以物理系石任球教授为首的五名“右派”教授联名向光明日报投诉湖大领导拒不落实党的知识给子政策的劣行，引起中共当局的重视，湖大对知识份子的态度才略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