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共产党号召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是一个大阴谋，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是“阳谋”，是要“引蛇出洞”。广大善良诚实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体制进行善意批评，特别是要求中共兑现“新民主主义”的承诺，即便提出“轮流坐庄”、“政治设计院”，反对一党专制的“党天下”主张，也是符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谁知，毛泽东和中共当局欺骗了各界民主人士特别是知识界，在“引蛇出洞”之后不久便露狰狞，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反右运动”。于是，批判声讨不绝于耳，血雨腥风扑面而来，红色恐怖在全国蔓延，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被划为“右派”，一场长时间的肉体摧残和精神迫害一直延续到文革后。

文革后，虽然在胡耀邦主持下“平反”了右派，但中共体制未变，特别是反右时期的前台主持者邓小平再次大权在握，所以，中共并没有认错，并没有从根本上反省自己，用所谓“反右是必要的，错在扩大化”来自我辩护。实质上，在他们眼中，右派依然是右派，依然是共产党的敌人。前不久，所谓“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诒和先生的《伶人往事》一书被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公然承认是“因人废书”，说白了就是因为章诒和“右派”身份的株连，说明了中共对五十年前那场反右运动依然认同，毫无任何悔意。

章诒和先生公开发表声明，对“禁书”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得到了海内外各界的声援和支持，同时也开始了回顾反右五十年，清算“反右运动”呼声此起彼伏。

以下是最近以来国内各界和海外媒体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年的部分评论和报道。

●当年右派第一次发出群体索赔的声音

▲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 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

 发起者：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

发起日期： 11/13/2005，截至日期： 未定

1957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整风反右运动，迄今已48年，1979年右派“改正”，也26年。当年官方公布的显然缩小的右派数字，达55万多名；同一时期，同样性质被定为反革命、叛徒、反党分子等未计在内，中右分子不在其内，还有复查右派改正时，有不少人22年来，一直以右派罪名遭迫害，劳改回来一查当年未戴右派帽子，也不算。1979年复查右派是否应“改正”，仍以反右时定性的“六条标准”来衡量，最终99．9%以上的右派还是划错了，仅留了几个右派的“样板”不予改正，以维持“反右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结论。即使如此，当年55万多右派，占知识分子总数的10%以上。右派改正时，所扣的22年工资，分文未补发，一般只恢复反右前的原工资。改正时大多回原单位，不少重新安排工作，有一批回原籍自谋职业或当农民。从反右到十年浩劫，数以万计的右派已在劳改、折磨、饥饿中死去，右派的家人受到株连，这些都未作任何精神补偿。

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右运动，到1979年右派改正时，中央只作低调处理，除了一纸改正书外，未开一次重要会议，总结反右的历史教训，更未向人民群众表示歉意。反右时轰轰烈烈，改正时无声无息，这反映执政者的心态。人们不禁要问：文革中的“走资派”不仅一律平反，补发了所扣工资，许多人官复原职，有些还高升，并开会总结批判“两个凡是”。而同是毛泽东迫害的右派，不予平反而只“改正”，似乎反右只是错案，不是冤案！因而也就不需以史为鉴了。当年的右派，经历了反右、劳改、大饥荒和十年浩劫，到“改正”时已死去有多少，官方未公布数字。又过了二十多年，今天仍活着的，年龄最小的也在古稀以上，人数不足当年的一半。

这些来日无多，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老人，以及他们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今天向中央旧事重提，是要讨个说法，以表明今天的中央是执政为民的，是敢于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从而以实际行动，彻底平反并对反右的受害者和已故者及其家属作出物质和精神补偿。

一、反右是必要的，还是非法的？

1978年，中央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主要针对文革中的“两个凡是”的问题。而同一年中央发的关于右派改正的55号文件，尚未体现实践标准的精神，只对右派经复查是否可以“改正”，至今未改变“反右还是必要的”结论。这说明“两个凡是”阴魂不散。

1957年的整风运动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毛泽东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鸣放，帮助党整风，保证“言者无罪”，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方针。当年的部署和承诺，正说明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运动，不是自发的，更不存在所谓“向党进攻”。中央关于整风的决定发布刚过了半个月，毛泽东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阴谋成了“阳谋”，对知识分子“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右派还未抓，毛泽东就将“右派”定性为敌人，列在“地富反坏”之后了。从1957年下半年到第二年整风补课，就抓了大批党内外55万多名右派，这些人普遍戴上右派帽子，降级降薪，扣发工资一至五、六级，大多发配各地和边疆，劳改劳教，许多被开除公职，只发生活费，是党团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团籍，有不少被关进监狱，葛佩琦就关押了18年。右派中有著名的思想家顾准、李慎之，民主党派章伯钧、罗隆基，起义将领龙云，著名作家冯雪峰、吴祖光、艾青、丁玲，浙江省长沙文汉，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科学家钱伟长、束星北、黄万里等，还有北京大学的右派、女中豪杰林昭，1968年4月因“恶攻”罪在上海狱中时被枪毙。

近五十年的历史实践证明，反右是否必要，正像今天有人再提文革有无必要一样荒唐可笑。当年右派改正时的复查标准，竟然仍是毛泽东定的右派的六条标准，这一标准在文革后已漏洞百出。例如：“分裂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条罪状，有不少人对毛泽东要向苏联“一边倒”的做法提出意见，这一先见之明的观点却以“反苏”罪定为右派。顾准就是因中苏谈判中顶住苏联压力被打成右派的。反右不到十年，六十年代，正是毛泽东带头“分裂社会主义阵营”，批判苏修和社会帝国主义，其调子远超过“右派言论”。而毛泽东，则成了挽救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救星”！反右复查改正的事实也证明，99．9%以上的右派都划错了，“反右是必要的”已纯属欺人之谈，在逻辑上已不能自圆其说，何况，许多“右派言论”是正确的，是有远见的，不是毒草而是香花，是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

毋庸讳言，邓小平同志曾参予策划过反右运动，后来他也说过“反右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的话。今天仍维持这一结论，正说明“两个凡是”流毒之深。可有些人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充耳不闻。小平同志还说过：“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十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小平同志公开承认反右时中共犯了左的错误，以左反右，并将它同十年浩劫联系起来，指出反右运动中国吃了苦头。今天的中央领导，大多与当年的反右无关，但作为执政党领导，还是应该以史为鉴，承担历史责任的。小平同志坦荡面对历史，承认1957年下半年后，中共犯了左的错误，实际上已不再坚持他“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的说法，我们有什么理由，无视小平同志后来对反右的正确表达呢！

1954年，由毛泽东主持，全国人大通过了建国以来第一部宪法，第二条明文规定：“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大权独揽，未经全国人大讨论和授权，动员大家鸣放，然后背信弃义，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提出的任何不同意见，采取大规模的打击报复手段，把五十五万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打入十八层地狱，将他们划归反动派，长达22年，造成了从反右到文革的中国历史大倒退。

《宪法》第17条：“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整风初期，毛泽东号召“鸣放”提意见，宪法也赋予公民有提意见和监督的权利。但是，他只喜欢对他“山呼万岁”，敌视任何不同意见，否则就让你大祸临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如此，对党内同志如此，后来甚至对高层领导如彭德怀，亲密战友刘少奇，无不运动群众，斗得你死无葬身之地，而他却依旧“万寿无疆”！刘少奇曾作过第一部宪法的报告，最后宪法保护不了他自己！这就是当年毛泽东漠视法纪，操纵专政机器和愚弄群众，专制独裁的现实！

《宪法》第17条：“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须的物资上的便利。“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第95条：“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毛泽东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剥夺公民应享受的自由权利。

建国初期，他带头批判《武训传》，剥夺文艺工作者艺术创作的权利；宪法上保护“通信秘密”，毛泽东则将胡风私人信件公诸于众，编造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大批“胡风分子”遭到逮捕，制造了大规模的文字狱。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毛泽东也要“一边倒”，提倡学习苏联的米丘林学派，批判美国的摩尔根学派，将留美归来的生物科学家改行打杂，从而导致了中国生命科学长期滞后。反右中毛泽东变本加厉，编造了根本不存在的“章罗联盟”，捏造了葛佩琦“杀共产党人”的 “右派言论”，进而将其逮捕。在大规模镇压“右派”的基础上，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大肆赞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反科学论点，导致人为的大饥荒，数千万人被饿死。文革中毛泽东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大学长期停办，知识分子又首当其冲。他利用红卫兵斗“走资派”，导致了空前的民族灾难长达十年。

历史的实践表明，反右是建国不久后规模最大的冤案，把55万多知识分子戴上右派帽子，把民主党派 的骨干力量打下去，政治迫害长达22年，仅仅轻描淡写以“扩大化”三个字，是无法抹掉这血泪斑斑的历史的。因此，反右不仅不是“必要的”，而且是非法的。反右的非法性，不仅表现在违反宪法，并在中国的民法和刑法中都找不到法律依据。建国初期的法典里，是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罪名”的。毛泽东个人编造“右派”这一罪名，来迫害知识分子，把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更是非法的。反右的严重后果，以及它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台湾人民对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感到害怕，这也是影响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彻底平反右派这一大冤案，以史为鉴，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1954年《宪法》第97条：“公民的权利受到损失，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当年的右派，22年中受到政治上的迫害，生活上的折磨，难以言表。全家和亲友受到株连，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右派子女受到歧视，影响升学和就业，生活艰难。文革中雪上加霜，普遍家中被抄，有许多被殴打，甚至迫害致死。六十年代某地一个劳改队，管了120个右派劳改犯，一个冬天饿死了80人。

今天这些受害老人要求中央正视这些长达22年政治迫害的历史，以史为鉴，吸取教训，有个公正的说法，彻底平反右派这一大冤案，并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以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这是符合今天“以法治国”的精神的。我们要求补偿，不仅仅是经济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扣发工资是政治上的处分，是“有罪”推定而造成的。它进而导致受害者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双重折磨。我们要求补偿，是为了反右受害者是无罪的，为了维护公民的人的尊严，维护宪法所赋予公民合法权利，也是向中央呼吁尊重人权，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只有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平反冤案，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社会的和谐。

1947年，台湾爆发了“2．28”爱国民主运动，这是一次武装暴动，遭国民党当局镇压。1995年，也是48年，当时在台湾仍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对2．28事件请民间组织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登记造册，然后对这一事件彻底平反，800余名受害者及家属，普遍得到了数百万元新台币的赔偿，树立纪念碑，建立纪念馆。国民党能做到的，我们相信中央今天也应该能做到。

反右迄今已48年，当年对右派的处理也十分复杂，由于原单位的变化，档案也有遗失。但可以1979年右派改正时的档案作基础，再加调查核实，本人和家属提供人证物证，还是可以弄清楚的，难度在于已死亡的大批右派，需靠家属子女及原单位同事、亲友提供资料。这22年中，工作人员的工资一般提了两级，而当年的右派则降了工资。当年右派被扣工资的补偿问题，还涉及48年来的物价指数，这些年物价上涨平均在20倍左右，这同当前工资标准也可反映出来。最近中央提出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由800元上升到1600元。这1600元起征，正反映了五十年代工资标准的20倍以上，当年的工资六七十元的，正是中低档工薪阶层的收入。因此，补发所扣当年右派的工资，以20倍为宜，22年为限是适当的。

至于22年中的精神补偿，应包括受害者、已故者及家属子女受到的株连。湖南的受害者老人向中央反映的要求是比较合理的，即精神补偿每年人民币一万元，22年为限。

反右迄今已48年，我们建议中央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执政为民，由远及近，彻底平反右派大冤案，认真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作为中国今天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这对21世纪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小康和社会和谐的到来，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对促进两岸关系不断改善，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中央如能作到这些，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一群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谨上

2005-9-18

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签名：

史若平（执笔、山东大学，电话0531/88633359）

山东大学: 乔幼梅、沈为霞、金中、董亚君、李昌玉（lcy618@126.com）

山东省： 邵伟志

赵鹤祥、阮昌群、刘承宏、刘芳、吕家乡、王士侠、冯滨（济南）

刘禹轩、高芒、田广渠、张剑华、杨阳、俞冠英（青岛）

陈漫（烟台）

北京: 杜高、徐梅芬

上海: 陈敏之

四川省：梁国政、李普杰、来惠章、童乃德、孙勇烈、李永昌、丁恩祝、张仲良、程德荫、戴国柱。

浙江省：朱顺全、蔡其泰

江苏省：李玖葆

湖南省：李立礼

云南省：刘开勋、杨正治、李自谦、霍志德、张愿尧、潘文、戴仰真、张书诚、甘良才、于明达、翟相廷、马家骧（沈碧波）、孟昭兰、金维申、王玉、邵正祥、（杨振翠）杨耀光、龙应生（李惠娟）、刘家兰（尹煜举）、杜明华、袁克文、高文江、余百川、朱江、朱励、郭扶民、蒋先明、杨君德、熊国宏、马应达、齐济侪、丁一峰、马体元、方舟、邓慕云、刘宗仁、卜曰良、方秉沅、杨惠如、朱之凡、刘世荣、马云、王若愚、尹凤翔、朱熏南、刘精武、杨作相、马堃、王雄图、邓燮刚、刘曜、孙汝鑫、华定仁、李林泉、余自明、杨瑞勋、李晋元、（杨星秀）、李桂珍、杨贵富、杨承景、杨子裕、吴宗良、李云龙、杨崇舜、杨震东、杨镇、吴加寿、吴洪训、何应宗、宋耕云、周开创、张喜、吴以采、曹厚光、易光林、周保谷、张煜、沈斯成、苏家耀、周和俊、张训、张天文、何德宗、宋竹娴、周家猷、张德一、张守仁、陈明伦、陈天锡、金惠林、官菊芬、郑汝馨、陈庆功、陈文宽、金惠生、赵益寿、郑永灿、陈必金、陈式文、武丕奇、赵玉琨、胡家骅、陈凤威、陈汝德、陆瀛、赵儒淳、洪天民、段金福、唐鄂中、黄邦宁、税鼎铭、赖建、查国选、聂荣富、曹国栋、蒋谋剑、鲍光甫、徐光壁、倪子芬、符惠英、蒋兴民、解宇琼、徐佩觉、栗继武、曾心和、靳奇珍、蔡源、蔡耀宗、谭浩然、魏元彪、熊彬、樊正坤、杨光华（括号中为前者的家属）邵正祥（昆明, 电话0871——6454140）

▲一个右派子女合情合理的要求建议书

中共中央政治局并胡总书记：

今年是“反右斗争”五十周年。1967年的七月，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第二个“七七事变”，也是所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和他们的家属永生难忘的日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思想冤狱。按中央公布，划右派的人数是55万，但实际上超过一百二十万。其中有不少人是58年“向党交心”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

对这场中国知识分子的浩劫，中共中央至今的结论仍然是：“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据我所知，现在只有两个人还戴着右派帽子：已故的储安平，和现居香港的林希翎（据说因毛主席钦定，无人敢纠正），其他人全都平反了。如果说中国的右派只有两个人，却要用错划一百多万人的方法去“陪绑”，这样的“扩大化”也太荒诞离奇了。有人说，做结论的是当年任中共中央反右斗争领导办公室主任的邓小平，而现在邓先生已作古，该可还历史以真相了。联想到国共内战时期，中共曾谴责国民党镇压共产党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人”；而中共执政后，却来了个“宁肯错整百万，绝不放过一人”，这种制造冤案的魄力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了！

作为右派分子的子女，我当时尚年幼，一夜间变成了“阶级敌人的狗崽子”，经历了无数磨难。父亲死于劳改农场，母亲被迫下乡当农民。加上在升学、招工中所受的种种歧视，使心灵深处的创伤难以平复，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与精神的弥补和赔偿。

现在，“国家赔偿法”已制定。由中共以国家行为所制造的反右冤案，理应照此法作出物质与精神赔偿。但遗憾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革中干部的冤案和反右冤案，却采取两种处理办法：前者全部补发工资，后者只获一纸“平反通知”。这叫人不得不认定：中共对党内干部和党外人士有亲疏之分，并不平等。

当时有种说法：因国家财政困难，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但现在国家有钱了，每年上万亿的财政收入，再以“困难”为借口也太说不过去了。现在，由中共向错划的右派分子及其家属全面认错、实行国家赔偿，应该是时候了。按当时的工资水准加上利息，估计人均约两万元，总数约两百亿人民币。这仅为全国官员每年公款吃喝费用的五分之一还不到。

如果说官场费用和其它巨额开销难以收敛节流，可以合理开源。

为合理实行此物质与精神赔偿，我建议：

一． 一周七天全日开放毛主席纪念堂，门票为一百元，估计每年可收入七十亿。若再发行纪念堂上市股票，两年之内应可筹足“反右”赔款了。

二．成立“反右”的落实政策基金会。基金会主席可由毛主席的儿媳邵华将军担任，执行长由毛主席的曾孙毛新宇担任。按照中国民法规定，可实行父债子还；但由于毛主席是以党组织行为犯的错误，不能完全追究其个人责任，加上他的儿子因精神疾病应可免除法律责任。但作为其直系亲属的后人，理应为他的错误向国人尽点道歉之责。让他们母子担负其职很合适，而且毛新宇博士可以从此少讲些什么他爷爷消灭了150万日本鬼子之类无人相信的神话，转而多研究些他爷爷如何用“阳谋” 整倒了一百多万知识分子的史实。如此，国人定将十分赞许，也不辜负了中央党校给他的这顶党史博士帽。不然的话，人们会以为毛博士的博士头衔是靠爷爷的“阳谋”搞来的，岂不有损于毛主席的形象！

以上两条建议若能被采纳，则因反右受害者的亲属和友人及全国百姓当称颂胡主席的“和谐社会”落到实处。因为：“左派分子”可以更尽兴地瞻仰毛主席，“右派分子”则可以拿到印有毛主席头像的人民币；众人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岂有不和谐之理。

此致

敬礼

上海 于仁

二千零七年二月一日

 

● 学者、专业人士的评论

▲《动向》杂志2月号发表管见文章《五十年前那一阵风》。管见在文章中说，中共为了它的“和谐”，一下子禁了八本书，且其中对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干脆就明言是“因人废书”，可以说蛮横到了极点。所谓“因人废书”，乃因为章女士不仅身为不能摘帽的“大右派”之女，更曾着书写了“右派”的父辈之往事，这样，就成了上黑名单的人。可见，五十年时光流逝，右派，反右，仍然敏感，仍然是滴着血的伤口。

显然，中国共产党至今仍然坚持错误，仍然不准人们批评、不准人们正视这一伤口，终究是无法表现出它有对于批评的雅量。

五十年来，它如此墨守成规，如此冥顽不灵，倒也难怪，因为这个敏感之处，涉及到“共产党的领导”，涉及到“社会主义”。

▲当年因文学创作被打成右派的著名诗人邵燕祥发表文章：反右这笔债，谁来偿还？他在文章中写道：这一套形同诱捕的战略战术，在毛泽东是驾轻就熟的。一九四○年代在延安“整风”“审干”当中，就这么干过。而制造恐怖气氛，利用群众的恐惧和从众心理，围剿猎物，则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一再试验成功。於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中，便以空前的规模，上自全国人大和政协会场，下至穷乡僻壤的民办小学，全民动员抓右派。其前提都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和对党组织或干部有意见就是反党的以党治国原则。

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时，全党全国已经形成一套对知识份子进行集体迫害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机制。一年多前周恩来所作关於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份子的待遇的某些改善，但不到一年后就遭到毛泽东指责，说对知识份子不敢讲改造了，“右”了。周恩来和决策层中有识之士不能违拗毛的意志。於是出现了全党动员对付知识份子的局面，不但反右后期不得“甄别”，而且在处理右派分子时猛下狠手，首用“戴帽子”办法加强政治定位、人身管制和精神威慑，并发明“劳动教养”新规，将半数左右的落难者等同刑事犯一般监禁劳改，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

毛泽东在一派得胜还朝的气氛中，把反右大兵团作战的群众运动方式施之於经济生产生活领域，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公共食堂化，造成全国大饥荒，导致两三千万至三四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然后，经过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随后又重提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发动反击，为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伏线铺垫，就不必多说了。

▲余天约发表文章：《反右运动50周年——回顾、剖析与余波》。文中对划分右派作了描述：一九五七年我国“反右”运动对“右派”的划分，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对共产党的态度为参照系的：完全支持共产党的就是左派，不完全支持，在某些方面提出意见的便是右派。在共产党的习惯理念中，“右派”代表资产阶级，故曰“资产阶级右派”。其实，如果按照国际惯例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标准，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情况下，那些要求改革争取民主的人，应该是改革派，属左派；反之，坚持专制统治，反对改革，反对民主的人则属“保守派”，应为右派。然而，在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这是“修正主义”理论。因此，在我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管执政与否，不论其政治方针路线如何，始终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左派。

其实，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即使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当时被划为“右派”的许多人，就其言论和实际表现而言，他们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右派”，而是始终“和党一条心”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例如，作家丁玲便是这样一个“左派”。

众所周知，丁玲在延安时，曾因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自己也写了《三八节有感》等作品而受到批判。但是纵观丁玲一生，她在各个时期确确实实是始终紧跟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她善於揣摸领导意图，挞伐文友毫不留情。上世纪四十年代，丁玲揭发王实味是“善於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五十年代，丁玲批胡风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装饰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还带头批判过萧军、萧也牧等作家。一九五七年丁玲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和周扬等人的个人恩怨和历史纠葛有关。当时揭发她的“反党”材料，除了延安的“老帐”外，并没有多少新的东西，所以对她只能是“再批判”。丁玲平反后，对“反右”不仅没有丝毫怨言，反而为“反右”进行辩护。她的许多言词比党内的“左派”还要“左”。难道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左派”吗？！

另一个人，“反右”运动中“六教授”之一——钱伟长，也应该是“左派”。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笔者曾採访过钱伟长。当时他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在我的记忆中，那次採访，尽管他对教育改革方面提出一些意见，但他对党的总的领导还是坚决拥护的。后来钱伟长成了“右派”，许多人感到意外！钱的“右派”问题“改正”后，表现特别积极，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九八七年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发起组织“反右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钱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向有关方面汇报，及时阻止了讨论会的召开。后来，这三个发起人受到批判和惩处，其中两人被开除党籍。像这样的事，可能别的党外人士是难以做到的，钱伟长做到了，他因此高升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难道不也是地地道道的“左派”吗？！

▲署名“赵女”针对前任总理同时也是反右运动受害者朱镕基发表文章《轻轻地唤一声：“朱熔基，您睡着了吗？”》，文章写道，四十九年前您被执政党划作右派分子，从国家计划燃动局组长职位上被发配到国家计委业余学校任教员。1962年平反____您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也是这场运动的见证人。尽管您真正的被劳动改造的时间只是四年，不像大多数右派分子一样劳动改造的时间持续了二十一年。但是对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尤其是后来发生的类似第二次反右的文革运动，是非真相更是世人共睹的了____绝不是邓小平说的那样：“1957年反右派运动是正确的，当初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猖狂向党进攻，不打退不行，只不过扩大了一点而已，把一些够不上右派标准的划成了右派。”而是一次执政党对中国公民进行的大规模非法的行政侵权行为。中国公民在反右运动中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的权力不仅被执政党剥夺，并且有五十三万之众的中国公民被执政党以莫须有的罪名（当时的或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没有“右派”这一罪名）打成所谓“右派分子”，成了一批被关押在监狱大墙之外（有一部分其实就是集中关在监狱中，案例见杨显惠：<<夹边沟纪事>>）交另一部分普通公民监督管制，进行劳动改造的“特别公民”或“特别罪犯”！执政党以自己制定的反右文件为法律依据，以其基层组织为神圣法庭，以普通群众为执法人员，以社会为监狱，以残酷沉重的强体力劳动为改造刑法，以无限期的监督管制为判决，以株连九族歧视右派亲属为惩罚手段，酿成了一场现代社会举世罕见的迫害人类的灾难！

朱熔基，请原谅我的激动____我不能不激动！每每想到那千千万万冤屈死去的和活着的曾是右派们和他们的亲属二十一年来所遭受的迫害，再看看执政党今天对反右运动自说自话的所谓“结论”。当年的交通部长章伯均，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彭文应，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陈炳仁，所谓“五大右派”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改正。而今天的最高执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此仍然听之任之，无所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哪怕对公民杨显惠揭露的甘肃省夹边沟右派集中营案作一次听证都不可能！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甘肃省夹边沟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转引自杨显惠<<夹边沟纪事>>）。草草小民只能仰天长叹，自饮凄凄！

朱熔基，对不起，可能您要问我：“我老朱现在已经退休赋闲，不理国事久矣！此事你怎么找我？找我又有何用？”

我却道：“此言差矣！因为你您曾是国务院总理，政执政党政治局常委，权倾一时。打那之后，您这个公共人物就与天下的百姓有逃不脱的干系。何况你曾是个”右派“，您得用您的社会影响力为反右运动澄清浊流，剥离言论范畴之错误应开展的责任批评和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追究及处理之关系，指正执政党当年乃至今天的错误，还法律以神圣，还人民以公道，还历史以清白！

朱熔基，您现在做此事应该说比七九年胡耀邦第一次提出改正右派时容易多了。平反右派道路上最大的保守人物邓公已经作古，参与五十年前冤案直接制造者至今所剩无几，更重要的是全社会要求彻底平反右派的诉求与呼声比任何时候都强烈！我们国家的法制也在完善之中，彻底平反右派冤案的条件已经成熟。我猜着您在位时可能想为曾是“右派”的哥们姐们做点什么，由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么现在呢？是否又可以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自己开脱？

读一读五大右派之一陈应文当年的所谓“右派言论”吧，每一个有理性和正义感的中国人不能不为之动容：

陈应文认为社会里的人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人是不满意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种人只看到缺点，看不到成绩。第二种人是很满意于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愿意拥护它、保卫它。这种人看到了成绩，但忽略了缺点，或者还没有采取行动来消灭缺点。第三种人是热爱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看到了他的成绩，同时也看到了还存在着的缺点与问题，为了使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更加美满，更加巩固，更加向前发展，人民生活得更加繁荣，更加幸福，他不满于现状，他想到未来，他不愿意成绩旁边还有缺点。他不只注意缺点，更一天到晚用尽心思，采取办法，来改进工作，消灭缺点。一部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由这种人创造出来的。”

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陈应文知道自己已经无以逃遁，但他在绝望中的坦白是：“尽管我是资产阶级，我自问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和阴谋。即令我是一个万分自私自利的人，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可以说，这是反右运动中所有被冤枉被迫害人士的共同心声。

朱熔基，这下您该有勇气了吧！

不过，您要是真的睡着了，那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祝您做个好梦。春安。

▲流亡海外的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发表文章《反右是诱捕政治反对派的一场阴谋》，文章写道，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50年前的1957年，中共在毛泽东的直接策划和指挥下，发动了针对民主党派和他们的社会基础的反右运动，一举摧毁了中国可能走向民主的最后一线希望。同时清除了战争年代混进党内的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从思想上切断了党内民主和自由民主派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在这之后的20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清场工程。

文章回顾了中共四十年代，然后写道，随着革命的胜利，以出世当官为己任的中共知识分子主义如潮水般地涌进了中共的队伍，因为执政的需要，更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了中共政权的社会上层并形成党内外呼应的新民主主义阵营，这个阵营的优势是不用做艰苦的思想工作就可以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中得到共鸣，这个阵营的劣势是不知道自己是一党专政的死敌，是比蒋介石的军队更可怕的敌人，不知道中共上台就是自己死期将至还傻乎乎地去和双手沾满自由派知识分子鲜血的独裁者们谈论如何建设民主政权，于是在毛泽东和中共满口民主谎话的欺骗下，帮助中共巩固了统治，打赢了朝鲜战争，同时也就挖掘好了自己的坟墓，这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历史背景。

经过近30年来的揭发和讨论，反右运动的面貌已经十分清晰，首先反右不是什么党被知识分子激怒了，而是毛泽东指挥下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中共所有派系都参与的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用引蛇出洞的方法诱捕政治反对派的一场阴谋，是把中共传统的党内整肃手法发展并扩大到党外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成功地消灭了自由派的势力，是建国后专制主义改造的转折点，其成功经验直到现在还有人试图模仿。

▲香港《开放》杂志发表金钟的文章《反右索赔的阻力》，文章说，今年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五十年。本刊特闢专栏发表回忆纪念文章，因为这个影响重大的事件，虽已成为历史，但是余音未了，并未终结。最近由山东大学几位学者发起要求为反右道歉赔偿的上书，已获得一千五百反右受害人签名是为一例。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是中共统治大陆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一环。向来被大陆史家认为是毛倒行逆施的开始，由反右走向文革。尽管我们并不赞成肯定反右前的运动，但反右确实一个转折点，毛把清洗的矛头大规模转向革命内部。而且使用了极为卑鄙的手段：以“言者无罪”诱人入网，然后诛灭之。不仅毫无法制可言，而且在道德败坏殆尽，为文革的无法无天作了铺垫，为赤裸裸的暴政合理化卖了广告。毛在反右期间的两段经典语言﹕我们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鲁迅在今天不闭嘴也要坐牢……这样混帐的话，至今都没有得到清算。

反右直接受害者，官方只承认五十五万人，据研究显示超过一百万人。佔当时政府宣称的五百万知识份子的比重十分惊人。从“右派”包括朱鎔基这样的总理级人才，可以看到反右对国家精英砍伤之大。知识界家破人亡的故事，迄今仍是民间文艺创作源源不绝的题材。章诒和的书风行四海，那是最新的证明。最近北京出版总署欲禁她的书，引至轩然大波，也再次说明，反右这笔帐，远没有了结。共产党不仅不还债，而且赖帐，不认帐，不让人说反右。

原因何在？正如本期邵燕祥文章指出，反右索赔不只是经济帐，更是政治帐。死不认错，嫁祸於人，是极权统治的本质。他们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不是民意和选票，而是强加於人的自命不凡，绝对正确。因此，毛泽东闹出接班人叛国的大笑话，气得半死，两次休克，也不写罪己诏。邓小平文革前两大恶行反右反修，会见戈尔巴乔夫只说向前看，不提往事；对反右，更不会向臣民认错，不给平反，只称改正，仍指右派“杀气腾腾”不反不行。总之，强词夺理，霸道天下。反右时敢说，我们有八百万解放军，不怕学生娃娃造反；六四时也就敢出动坦克镇压……专政的命脉不可断，不可出现缺口，否则，新帐老帐一起算，非垮台不可。这是他们的现实，他们的逻辑。是没有任何政权可以比照的，国民党为二二八道歉、德国一九九五年还在为二战道歉，苏共在国内国外都有过道歉，甚至日本天皇也作过道歉。惟有这个害死几千万生命的党的字典中没有“道歉”二字。

至于经济方面，如果说文革刚结束时，国库拮据。那么今天已是财大气粗的外汇第一大国，拿出一笔钱，对反右受害者，乃至历次运动的受害者作出适当的赔偿，不仅是必要的，可行的，而且是维护社会正义、和谐安定的最大工程，也是共产党革心洗面，取得人民谅解的一个机会。

▲作家吴庸发表文章《创立“1957晏阳初平民教育基金”——纪念1957年民主运动50周年的建议》，文中谈到索赔问题，1957年民主运动以一声“反右”、横施镇压而结束，22年后又以“改正”、解脱被镇压者而开启新的一页。否定之否定其实是不彻底的，勿宁说历史继续耍弄了饱受苦难与折磨的老右一番。待当年被划“右派”逐渐清醒，才发现自己的天真。既然承认划错，理所当然应赔偿物质与精神损失。“欠债还钱”，自古皆然，这是公理，通行世界。就是凭着这个简易理念，开始了索赔活动。2005年9月11日重庆一批“改正右派”联署上书，要求清偿欠债。呼吁书说：“我们同意处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只要求给付合理的经济补偿和法定的精神慰藉金不算过分！”“我们坚信中共中央新领导念及执政能力的提高当由此起步，而勇负历史重任。全国人大作为立法的最高殿堂，岂容清明法制被继续玷污？国务院当更具备推动、筹措、操作、贯彻职能，切忌规避。”说得多么义正辞严！2005年9月18日又有山东大学史若平执笔、联合各地反右受害者及家属签名上书中央，要求“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它说：“今天向中央旧事重提，是要讨个说法，以表明今天的中央是执政为民的，是敢于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我们要求补偿，是为了（说明）反右受害者是无罪的，为了维护公民的人的尊严，维护宪法所赋予公民合法权利，也是向中央呼吁尊重人权，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该上书还具体提出“补发所扣当年右派的工资，以20倍为宜，22年为限。”“精神补偿每年人民币一万元，22年为限。”国家是否具有赔偿的经济实力呢？2006年11月10日凯迪网站“猫眼看人”贴出田奇庄《偿还天下“右派”的工资欠账》，指出“国家已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全国外汇储备已超过一万亿美元，相当于八万亿人民币。国家有能力免除外国人上百亿元债务，偿还本国同胞欠账理所应当。”

不妨对需要向“右派”偿付的欠债作一估算。精神补偿且按“每年一万元，22年为限”计，以55万为所划“右派”概数，则精神补偿共需1210亿元。所欠工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细致核算，权按每人每月欠发50元计，1年为600元，其20倍为1.2万元，22年为26.4万元，55万“右派”应偿还1452亿元。两者相加，不超过3000亿元，不及官僚们2006年度挥霍的2万亿元的15％。如以“经济实力不足”为推拖理由，是说不过去的。

对当局来说，拨出区区专款满足“右派”要求赔偿的愿望，以不多的经济偿付换得中共对历史负责、对受难者负责的光明磊落的政治形像，沟通与“右派”幸存者及200万“右派”家属的感情交流渠道，获得对此举持同情态度的亿万斯民的拥护，是收入大出支出的对策，对中共继续执政无疑是有利的。

可是，我们知道，中共的主流思维是保守的，党内守旧思想相当严重，至今仍有一股力量对当年“改正”措施持否定态度，“反自由化”依然是现今当权者的指导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企图以上书呼吁形成的压力迫使当局同意“右派”要求是困难的。掌权者对此没有紧迫感，更害怕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无法应付。他们的对策就是：拖。“右派”要求声势稍大些则是：压。他们宁肯背着前任领导遗留的“烂账”，赖着不还，也不肯有所反思：是这样拖压下去好呢，还是寻求一条化解之路好呢？其实，只要双方都做些让步，化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金海涛发表《关于“反右”运动的历史随想》的文章，文章写道，中共在反右运动中的淫威彻底震撼了中国百姓，从那以后，多数人慑于中共的淫威而不敢反抗，甚至那几十万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即使被平反、摘帽了，也没有人敢于向共产党讨个公道，甚至连他们被扣的工资也不敢要求补偿。整个社会从此鸦雀无声了，中共可以更加放胆地胡作非为了。这只能是中国的悲哀，中国人的悲哀。

50年过去了，但余毒尚在，极左的阴影尚在。“反右”运动后，中国再也没有了曾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了，而是“党花开放百花煞”。到了现在，中共即使羞羞答答承认了“反右运动扩大化”，但如今的中国哪里还有什么说话的自由？最近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禁了八本书就更说明了对言论自由的扼杀，其中一本《伶人往事》的作者章诒和就是当时“中国第一号右派”章伯钧的女儿。所以，50年过去了，迫害依然继续，对许多人而言更是旧恨加上新仇。

但中共如果不从“反右”运动的罪恶中吸取教训，仍然执行左的政策，那么老百姓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任人宰割了，此次禁书事件一出，可以看出反应的强烈，足以证明老百姓再也不是沉默的羔羊了，而全国各地不断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也说明了百姓民主诉求的觉醒，中共再想坚持压制、镇压的措施是绝无出路了。

▲作家綦彦臣发表文章《“反右”与“文革”及中苏交恶的内在关系》，文章认为，反右是文革的预演，梳理毛泽东关于“反右”的言论即正式发表的文章，不难看出，他“反右”之初的核心目标是那些与他的权力系统（或曰意识形态控制机制）“剖符分功”的非共产党知识分子。毛在1957年7月1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明确地批判了民盟与农工民主党两个共产党的政治盟友：“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外自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35，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他臭名昭著的“阳谋论”，也就是说大鸣大放本身是政治策略：“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是阳谋。”

就传统影响而言，中共统治集团比国民党统治集团更欠缺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因此也就是更习惯于“翻版”传统政治治术。如果将所谓的民主党派比为“历史上的异姓王”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杀马以为盟”了即“非共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在毛看来，昔日反蒋的政治盟友今日反状已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同上，P436］即便可称为资产阶级的昔日盟友群体中有“少数人”在反对中共的政治路线，也尽管在批评与监督的意义上讲，这种“反对”是合法权力，但“少数人”还是被定为“资产阶级中的右派”，进而简称“右派”。“右派”不惟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而且他们的影响已经扩散到社会各个层面，让毛矛盾的是：“共产党、青年团里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同上438］这个矛盾也使毛对“异姓王”的削藩变得困难起来，于是，在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后的8天即1957年7月9日又专程赶往上海，发表重要讲话，题目是《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40－455］。

此文是“反右”作为一场运动开始的正式标志。此中，毛明确表示：（一）三、五年要搞一次运动［P442］；（二）为了彻底改造“右派”，这个运动可以持续一百年［455］。

明确表示作为运动来大搞、长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发现的“右派”在共产党与共青团中的“也有”之状，比他起初（7月1日）的判断似乎要严重。在7月9日上海讲话之前的7月7日就小范围内发表过谈话，即在山东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印发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56－465，版本同前］。此文直到8月份才进一步地扩大了阅读范围。在该文中，毛说：“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共青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发，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组织。”

“反右”运动由最初以防止所谓的民主党派夺取政权为核心，转而形成了两条作战：一是，仍对所谓的民主党派；二是，提高对中共党团内“右倾”分子的惩处力度。后一种倾向在逻辑发展上，甚至超过了前一种。因为中共意识形态纯洁化偏好在苏共那里有立即可学的样本，在其本身，延安整风已经小试牛刀；另外，基于中国封建统治的无赖政治遗风，内部整肃如曹魏的“煮豆传说”、又如唐宋的“文人党争”，也是不可避免的继承因素。

“文革”的发生，在“反右”那里也就有了先期基础。

▲旅居法国的作家安琪发表题为《章诒和的力量》评论反右运动，文章写道，右派光荣，永不言悔。

让人们有“说说写写”的空间，这个要求本身并不高，是任何一个民主社会所自然具备的条件。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极权专政下，以及附庸于这个专政机器的千千万万个邬书林那样的“螺丝刀”的钳制下，说与写都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从“延安整风”运动迄今的六十多年里，各种数不清的罪名冤狱哪一个不是与“说说写写”有关？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不就是一种他个人（而非他所在的那个党和政府）面对那些掉入其政党所设“引蛇出洞”陷井里的森森白骨的“良心发现”吗？除了章诒和父辈们的一桩桩“往事”外，林昭、张志新、遇罗克、……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哪一个不是因“说说写写”而被剥夺了生的权利！章诒和自己不也是因为在1964年4月4日的日记中讲江青出任中宣部的一个处级领导，这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八个字，换来了十年徒刑吗？。（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人物特写” 2007年1月25日。）还有那些因言获罪的新老囚徒；还有那些不断受到骚扰和威胁的说者与写者……

况且，“永远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所谓平反“冤假错案”，也是党内斗争和转移社会危机的需要，远非真正的“悔过”之举。以右派来说，半个世纪过去了，右派仍然是右派，只不过在右派前面加了定语，如：“平反右派”，“摘帽右派”，“问题右派”等等，等等。这就是说，一日右派，即永远的右派，绝无出头之日！这对那些八九“六四”以来私心期待平反的人来说，是值得深思的。平反到底意味着什么？经验告诉我们，除了证明当政者的合法性权威以及被平反者的归顺外，于社会的民主进步毫不相干。这样的“轮回”可以休矣！

遭遇过劫难的章诒和是明白的。几年前，在她的第一本书出版并遭遇坎坷期间，她在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买了块墓地，将书名“往事并不如烟”作为自己的墓志铭，可见其志。这一次被“因人废书”后，她说：“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这里表达的是对自由言说的忠贞不渝，是个人权利的宣言！含义深长，掷地有声！其中没有丝毫的期待或奢望，只有以赴死的决心坚守写作权利的决绝！

在此，我们要向包括章诒和在内的那些“永远的右派”致敬，并引以为荣。这里显示出他们自始自终的人格独立和坚守，即使被“平反”了，也从未“融合”，从未低头，从未同流合污。如果让我们列个右派排行榜，同时也列个左派排行榜，相信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将右派排行榜看作光荣榜，左派排行榜当作耻辱柱的。

章诒和在「伶人往事」自序中这样说道：“艺人，是奇特的一群，在创造灿烂的同时，也陷入卑贱。他们的种种表情和眼神都是与时代遭遇的直接反应。……伶人身怀绝技，头顶星辰，去践履粉墨一生的意义和使命。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仅此一点，就令人动容。……正因为奇特，他们也就有可能成为审视二十世纪中国式人生的一个观察点。”

大概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用“说说写写”来把握人生观察点的“作家也是打不倒的……一个作家如果能在人类已如此丰盛的文学库存里留得下一本日后还可读的书该是莫大的慰藉。”

对读者来说，能读到一本触动心灵的书，又何尝不是一种精神慰藉呢？

“往事并不如烟”，是章诒和的墓志铭。是勿忘历史的座右铭。

▲作家刘自立发表文章：《右派分子思想行为初考——写在反右斗争五十年之际》。文中写道，右派分子的思想究竟如何评估？其来源和背景如何？其中，知识分子的右派思想和工农大众，普通市民，小知识分子们的所谓右派和右倾思想及其言论，又该如何定位，评价和反思，这些问题并不很清楚。我们试图在反右斗争五十年之际做出一个粗浅的评析，以望引玉再思。

右派分子的身份究竟是如何界定的？这个问题就牵涉到上述对于右派思想的定位。但是，什么是右派分子，他们的身分认定及其思想是否合拢，现在看来，也并不是界定得一清二楚。许多所谓第二种忠诚者，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于是，在党文化的逻辑里面，产生了一种古怪的看法。所有受到平反的前右派分子，他们得到昭雪和改正的前提，依旧是还原他们之\"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政治面貌；换言之，这些当年的右派分子，现在平反了，于是，他们就站队站到党的一边了，和党同心同德，大方向一致了。这个改正主义隐含了很大的危险性。因为，如果当年的所谓大小右派回归到本来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之立场上来，那么，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就被当今的党文化趋同了。

问题在于，如果人们说，不！我当年反党，现在你要我不反党，我做不到；于是，我宁愿右派到死——这样的看法，起码在现实中绝无仅有。比如，章伯钧之名写入某国际大辞典，就是以中国第一右派之声誉，而不是回避之。这样的思维，在中共里外都是行不通的，会给右派老人们的实际处境带来很大的危险。

可是，实际处境和政治思维毕竟天壤之别。

我们所言之右派分子的真实含义，应该是反对一党专制，极权主义之思维，而不是说，右派分子之思维，是证明我们不反党，不反毛，等等。如果如此，右派分子之声誉及其身份认同，就还没有任何改变。被平反或者未受平反之人，他们的政治身份和思想，就还是处在党的禁锢和辖制之下。只有等到中国施行了真正的民主国体，这些五十年的公案才会真正得到纠正。

那么，何以人们在这样一种扭曲的语境和背景里谈论反右呢？是因为更加深层次的政治学课题尚未完成。这些政治学的和政治现实的课题，乃至政治哲学的课题，究竟为何？是需要阐述和证明的。

反复而言，右派分子之含义，就是反对者的思想。这个反对者的思想，在西方的含义上，可以是趋同政权的主流思想，也可以不同，甚至反对之。这个事实不必赘言。

▲孙乃修发表文章《“反右”五十年与章诒和著作引发的思考》。文章写道，今年是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残酷迫害中国知识分子五十周年。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祭日。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事件。民族罪人和卑劣小人，民族英雄和一代知识分子风骨，都将以他们的言行而在史册中找到自己应得的位置。这一令神人共愤的事件应当成为中国当代历史教科书上的一页，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群体起而抗争专制政治、追求民族自由解放的伟大、悲壮的一页。他们以热血和生命、流放和监禁、青春飘零和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在当代民族文化史上书写了一段苦难的精神历程，向后人昭示出当年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大义凛然的风骨。

章诒和女士《最后的贵族》一书，从各个侧面，真实、生动地塑造了那群在五四新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性格形象，读来发人深思。在当代中国媚俗书籍、垃圾书籍招摇市场之际，此书尤为难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这个版本，恢复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本《往事并不如烟》中被删掉的部分，而且有所补充。

一九五七年之际，作为一位十四、五岁的女孩，对于被打成右派的父亲之精神世界和痛苦心理，虽有不少觉察，但毕竟还不能有多少理解。然而，作者那时候特别是后来“文革”十年中却与父亲的那些朋友们有过亲身接触和往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世事艰辛的体验，特别是后来自己竟然也身受迫害而入狱，这种来自亲身实感的记忆，伴随着内心的体验，落笔非常自然。这是作者朴实和聪明之处。朴实本来就是一种聪明。

这本是一部令无数知识分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令人扼腕、悲愤泣血的千古冤案和痛史。然而，作者叙事绵密，讲究章法，态度沉静，无论是感情，还是议论，都可见出笔端有控制。作者从日常生活中捕捉笔下人物一点一滴小事，一言一语谈论，透露出人物的性格、世道的黑暗、人们的善良和软弱、愤慨和恐惧。这是此书巧妙和动人之处。巧妙会生出动情力。

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直面事实而表现出来的真率和勇气。它揭露人性的丑恶，诸如吴晗痛骂和诬蔑罗隆基，胡愈之的双料身份，浦熙修翻脸痛揭同居者罗隆基，等等。它揭露人性的复杂和弱点，诸如史良的雅洁、精致的个人习性和生活，对人的友情以及疾风来临之际的变脸，被批斗时坦诚内心那段无果的爱情。它还勇于自承自己也告过密，在监狱里监视和记录同狱女囚的“反革命”言论，致使那位发疯的女囚惨遭枪毙。

▲单少杰以《毛泽东——整人与怕史》为题写到反右运动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不仅自任统帅，主持制定大政方针，还让邓小平做了副统帅，即所谓“前台总指挥”，全面负责落实这些大政方针。

邓小平则不辜负毛泽东的重托，克尽厥职，不遗余力地替毛泽东分担“反右”重任：既事无巨细地帮毛泽东统筹安排，在前台具体指导“反右”运动；又振振有词地为毛泽东论说一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总评“反右”运动。

权力不仅应与事功相匹配，还应与责任相匹配。有多大的权力，就不仅应做出多大的事功，还应承担多大的责任。

毛泽东让邓小平当上了“反右”运动的副统帅，不管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事实上就是让邓小平为这场运动，不仅要做出仅次于他毛泽东的事功，还要承担仅次于他毛泽东的责任。日后若要追究这场运动的历史责任，第一个要追究的当属统帅毛泽东，第二个要追究的就属副统帅邓小平了。

也就是说，在“反右”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共进共退、共荣共辱：若是肯定“反右”运动，就是既肯定前者也肯定后者；反之，若是否定“反右”运动，就是既否定前者也否定后者。

毛泽东的这一人事安排，不仅收效于当年如何实施“反右”决策事，即得到了邓小平的鼎力相助；而且收效于数十年后如何评价“反右”性质事，即获得了邓小平的竭力辩护。

可见，邓小平为“反右”运动作辩护，也是在为他自己历史作辩护，因而也就难免会辩护成上述那种强词夺理状，乃至蛮横无理状。

另外，还有一个以往人们不大注意的问题，就是按照政治运作程序，若是要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就必须正式推翻有关这场运动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就是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并获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而若是要正式推翻这一结论，也必须经由中共中央全会一级组织做出相应决议并予以公布；而若是要做出相应决议并予以公布，就必然会带来这样一些后果：一是会彰显邓小平在这场运动中所曾扮过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所应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二是会迫使邓小平为此而必须说上一些认错的话、道歉的话。

显然，这前一方面的后果是邓小平极不愿意看到的，这后一方面的后果则是邓小平极不愿意做到的，故而都是此公竭力要规避的。

赵紫阳在软禁期间曾与他的老战友宗凤鸣议论过他们的老首长邓小平，就此公硬是不给“反右”运动平反事做过一番评论：几十万“右派”都改正了，只剩下几个人没改过来，他还坚持“反右”运动应该肯定。这说不过去嘛，没有道理。

▲严家伟发表《跨世纪的维权之路—— 一个年老右派的自述》，文章回顾作者被打成右派的经历，文中写道，所谓的“反右运动”，已快过去五十年了。我已由一个小青年变成了白头翁。但这个“幽灵”还在压迫着我，而我也从未停止过对它的抗争。于是便有了这段跨世纪的抗争之路。故以拙文，立此存照。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不无风趣地说“世界上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里有个四川省，四川省里有两条河，一条呌流沙河，另一条是石天河。”这是两位作家的笔名，接下来毛讲话的大意就是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是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但我们仍然要团结他，不能一棍子打死。这个讲话当时在机关内部作了传达。我当时是四川石油管理局，属下的高木顶（叙永县）石油勘探队的一名干部，在传达毛的讲话会场上气氛紧张严肃，宣布会场纪律，一不准录音，二不准记笔记，年方二十的我心里弄不明白，既然领袖教育我们的话，为何记个笔记都不准记呢？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他老人家”那些话是在施展“阳谋”，引蛇出洞。到了反右以后，报上正式发表和载入毛《选集》时，那些什么“要团结他不能一棍子打死”的话，一句都没有了。几十年过去后我只能大概还记得。

现在我才明白“毛伟人”是多么的英明伟大，高瞻远瞩啊！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认帐，什么时候不认帐，人家早就运筹帷屋，决胜千里了。所以上当的大有人在。当时四川文艺界的七君子（石天河、流沙河、晓枫、茜子、秋原、储一天等），实际上就是七个大右派，正被人大批特批，而所谓的“批”除了扣帽子就是下流的人身功击。于是，四川大学教授张默生第一个被“引”出了‘洞’，他以‘诗无达诂论’（即诗没有一种固定、肯定的解释）为流沙河的（草木篇）辩护。我这个小小的文学青年也向报社投稿（用的是真名，真地址），向流沙河本人去信，表示支持，最后当然不用说是一网打尽，打入“右册”了。

由于当时一成右派便是众矢之的，中国政治运动的一大特点与法宝就是要深入揭批，新账老账一齐算。随着揭批的深入平日与我较好的人，纷纷划清界限，揭露我的反动言行以求自保。而二十岁的我，平日并不谨小慎微，反而外向冲动，因此什么收听‘美国之音’以及在谈话或写信中扩散“敌台”广播的内容，都很快被本单位和当地公安局联手“侦破”。由“右派”而“反革命”的我，于1957年8月被捕，并在1958年被判处15年徒刑，送往四川泸州专区监狱劳改

● 海外各媒体的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受害者要求把落实反右政策列入两会提案

报道说，中国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即将召开，有消息说，不少反右运动受害者及其亲属通过各种渠道要求把落实反右政策列入提案，此举已受到法律界人士的关注。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中国不少在反右运动中曾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及其亲属纷纷通过网络签名、人民来信等渠道，向即将于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提议，要求把进一步落实反右平反政策列入提案。

其主要内容为：被错划、错整为“右派”、“中右”、“右派边缘分子”的，其减降、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并加上银行利息；对在劳教、劳教中死亡、在被批斗中死亡、及因受迫害而自杀的，由其亲属领取补发款。消息说，此举已经引起参加两会的法律界人士关注，部分人士已明确表示支持，他们中间有的也曾受“反右”运动的迫害。

消息说，日前，已有二百人在各地上网签名，发起人希望在两会召开前征集到万人签名，以利于促使大会作出决议，正式将提案交付表决通过。当年的右派、山东大学的史先生表示：

史先生：重庆有四十五人集体寄给中央的（信）我这里还有他们的稿子，其它个人寄给中央的，还有很多人，我手头就有十几份。

对于反右幸存者和受害者的后人提出的精神和物质补偿，曾被划为极右分子的云南省的邵正祥认为有十分的必要。他说：

邵正祥：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他没有提出任何前提条件，那么我就说右派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对和谐社会是莫大的讽刺，这些矛盾不解决右派问题，社会和谐是建不起来的。

史先生和邵正祥等早在二零零五年曾发起联署要求对“右派分子”进行物质和精神补偿，当时有一千四百多人签名，信件在海外互联网公开后，云南省公安人员找到邵正祥向他施加压力，签名停止。邵正祥说：

邵正祥：我们认为已经达到目的了。中央已经看到我们的信了。

记者：除了这两位警官来找你说这样的话之外，有没有正面的响应？

邵正祥：没有正面响应。

而史先生表示，他正计划自费印刷一份评述“反右运动”的书稿，此书由一批著名右派如已故剧作家吴祖光、新华社记者戴煌等人联合编撰：

史先生：吴祖光写的序言，还有已故的萧干，作家，新华社记者戴煌，我找了一大批，我自己写了一部分文章。书在十年前就写完了，但不让出，国内原来广东的经济出版社要我的稿子，清样都给我了，最后还是不让出。今年上半年我将自费出。

至于有关网上签名是否能顺利进行，以及能否正式在两会中提出，人们正在观察中。

▲明报新闻网发表了采访著名翻译家、右派巫宁坤之女巫一毛的报道：《写家来去Interview：半世纪后的小小右派》。报道写道，“她是小大右派，我是小小右派。”巫一毛说。她本来与章诒和同来参加以自由写作为主题的会议，“我原来还想会一会她呢”，可惜错失了。但作为右派知识分子、著名翻译家巫宁坤的女儿，巫一毛概括了以百万计小大右派、小小右派血泪故事的童年自述《暴风雨中一羽毛》，最近翻译成中文版，法、德、丹麦文的版本亦在接洽中。

是的，右派子女在反右运动、在文革的经历，非身历过那时代那社会，不易理解。

是的，在一直以来都因中国锁国而至八十年代仍有人不知“中国下雨否”的美国，谁能想像，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那20年时间？，一个女孩几乎甫出娘胎，便注定要吃这个时代的痛苦？

巫宁坤为北大（燕京大学）英美文学教授，提倡图书馆多进原装英文书，而且，他所翻译的The Great Gatsby其中一个封面，是一外国人手持酒杯喝红酒的图样，他便以“崇洋媚外”、“走资”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女儿和么子在母亲肚子里时便也成了小右派。一毛更因害怕上学途中被同学殴打，便在学校围墙挖狗洞出入，却仍把门洞美滋滋地称作“月亮门”；父亲发放劳改，没有收入，家中只靠母亲每月57块钱喂这五口之家，一毛自小便要照顾自己，8岁有天牙痛，拔牙后冒雨路经树林，被一个解放军以象征荣誉的毛泽东像襟章，引诱进树林强暴……

这些惨痛经历，读得让人心惊胆颤，透过一小女孩的视角道来，更叫人心疼：“有位美国读者跟我说他一夜间读完了书，‘因为我不愿意就这样把那可怜的女孩孤零零的留在那里’。”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反右受害者索赔 孙文广：老人们觉醒将历史事实昭示天下》。 今年是中共反右运动50周年。当年这场运动的受害者近日纷纷联名或单独上书，要求中共为当年所谓的“右派”彻底平反，并对受害者赔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有些签名上书者被当地党委或公安找去训话，但都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说，“每个个案都在说明一点，老人们觉醒了。经过多少年的锤炼，一旦觉醒，没有恐惧，老一代知识分子也希望为中国和后代子孙尽一点余晖。”

1957年6月，中共使用“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等手段，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保证“言者无罪”，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方针，结果将55万名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并株连家属。中共当局至今未对这场震惊中外的反右运动进行彻底平反，只在1979年作了个案改正的低调处理，且维持“反右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结论。

▲美国之音记者东方长篇报道《反右运动回顾 双百方针今昔》。报道说，今年是中共发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50周年。我们要对比海内外媒体对半个世纪之前中国发生的那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的不同报道和解读。

首先是新闻重放，让我们根据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以及海外媒体的报道，看看50年前发生的那场运动。

*百家争鸣成陷阱*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从此被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简称为“双百方针”。当时的文艺界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无不欢欣鼓舞，相信毛泽东和共产党能够虚怀若谷，倾听不同意见，他们都认为，中国民主的春天来了。

那时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毛泽东后来把双百方针当作引蛇出洞的诱饵，使中国五十万知识分子上了他的当，被打成右派，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在中国大地上，演出了一出又一出人间悲剧。

*双百方针恐惧症*

到最近，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文艺界人士谈心，再次提出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仍然让海内外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余悸未消，不寒而栗。

为了让中国知识分子出来鸣放，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整风，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

四天以后的5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言路一开民怨多*

在中共人民日报的几次社论鼓舞下，中国知识分子真以为党要洗涤自身的污垢，于是很多人终于信任了共产党，全国各地召开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几十万条意见和建议。

事实证明，提意见的人根本就没有要夺共产党的权，充其量就是想让共产党在一党独裁的制度下能够给民众多一点的权利和自由。

*毛泽东闻过则怒*

当毛泽东知道全国民众共提出这么多意见的时候，他在《情况汇总》中批示说：\"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五日，也就是在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双百方针，让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的一个月零５天之后，毛泽东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并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为在党的干部中“引蛇出洞”，所以此文在党内分两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才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诱骗伏击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

“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所采取的诱敌深入的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从1957年5月到1958年5月，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反右斗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温家宝：以双百建设和谐文化*

五十年过去了。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温家宝最近一次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时候，再次提到了中共五十年前的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的双百方针。无独有偶，五十年前，人民日报的社论题目是《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而温家宝提出的口号是“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

据新华社报道，温家宝在讲话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今天，贯彻这一方针，对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温家宝在讲话中提出：“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和评判。”

*压力之下否认禁书？*

对比温家宝的这一提法，明显可以看出，海外媒体报道的中国国家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最近在湖南一次出版工作的内部会议上关于禁书的讲话是和温家宝的讲话精神格格不入的。

中国出版总署官员二月一号透过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否认禁书。联合早报引述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负责人的话说，“不存在查禁的问题。这次我们一本书都没有查禁。”

中国问题观察家指出，显然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受到来自上边的压力，被迫对禁书作出否认。

*总理《谈心》暖人心*

温家宝在讲话中，还强调作家要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并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温家宝援引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话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温家宝是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以“即席感性”方式发表谈话，半个月后由官方新华社披露全文。

据中国时报援引一些大陆学者的统计，温家宝的《谈心》一文共十一次呼吁要思想解放、九次强调自由。中国时报报道说，温家宝的讲话公布之后，“大陆文艺界对温的讲话溢美之词不绝于耳，甚至有人称2007年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年。”

*重提双百是警告？*

不过，当年中国共产党就是靠双百方针为诱饵发动反右斗争的。 沉寂了五十年的“双百方针”的口号重新响起，不能不让海外一些知识分子有所警惕。

中国时报评论说，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能是在共产党所认可的意识形态下的文学艺术与思想言论的表达方式，凡超出无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者，就不是“鲜花”了，有可能被视为“毒草”或“反动言论”。而且评判香花和毒草的标准，不是实践，不是民众，不是读者，而是中共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

果然，温家宝《谈心》一文发表后还不到两个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就点了八本书，下令要求封禁，并惩处出版社。

中国时报分析说，双百方针再次提出至少有二重目的：一是再次重申并且强化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用，双百方针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合法性。另一重目的是针对现存网路有限的言论空间。中国时报援引一位大陆学者的话指出，当年双百方针演变成引蛇出洞，导致发生知识份子遭迫害的反右运动，今天中共再次提出“双百”，就是要警告这些网路群体，网路世界是公开的，政府是可透过监管引蛇出洞的。

*历史多敏感 禁区何其多*

比起海外媒体对中共反右斗争五十年的报道热来，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可以用一个冰凉来概括。用中国大陆最流行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搜索反右斗争五十年这几个关键词，只得到了14篇新闻，而且大部分来自博克网，中国主流新闻媒体没有进行任何报道。

据报道，中国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已经向各地宣传部门以及媒体负责人打招呼，把反右五十周年和六四天安门事件，文革纪念相提并论，列入敏感题材，不得宣传报道。

海外媒体在报道中共反右斗争五十周年的时候，焦点集中在这场斗争给中国知识分子个体带来的悲痛和迫害，给中国整个知识分子层带来的灾难上。相比起来，中国大陆媒体在提到中共反右的时候，忽视这个运动给五十万个家庭带来的不幸，也不提这个运动造成的后果。

*如此“扩大化”*

中国时报报道说：从中共一九八零年的定调来看，反右派运动的本身并没有错误，错的只是扩大化。根据这种认定，被定为右派的五十五万人(保守估计)当中，只有九十六人是名符其实的右派，其他人都是被冤枉的，而这些被冤枉者，则都已经被摘帽，回到正常的人生路途。

中国时报报道说：“中共这种定调方式的错误，首先引起章诒和为她父亲章伯钧和其他九十五名‘右派’鸣不平。根据大陆学者金观涛的研究，这些右派当时的言论，既不反对社会主义，也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他们只是指出共产党偏离了它宣称的理想和目标，何罪之有？”

“中共前总理朱镕基是最知名的摘帽右派，他在一九五八年被定为右派时，是一个三十岁的副科级干部，一直到二十年之后摘去右派帽子时，五十岁的朱镕基，还只是一个副科级干部。当然，朱镕基后来的青云直上，没有其他摘帽右派能及，但即使是朱镕基，他失去的二十年青春，谁来还？”

“中共正因为还不起这许多‘正义’，因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中共忽略了‘平反’的更积极意义在于‘鉴往知来’，唯有正视历史，才能面对未来，而回避的结果，只能让错误一再发生。 ”

*往事能如烟散去？*

中国时报报道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至今已经五十年了，依据中共主政者的算盘，时间是最好的疗剂，当昔日的受害者逐一挥别尘世时，包含反右、文革、六四等一系列历史的伤痕，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凝结成疤，以至最后脱落消失。”

然而，中国老百姓已经不那么容易按照当局的指挥棒的指引，轻易害健忘症了。很多当年的右派现在勇敢地站了出来，运用互联网为武器，或者写回忆录，或者写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对错打了55万右派而给这些个人以及家庭造成的财产和精神方面的损失做出赔偿。

▲中国时报报导：《反右只错在扩大?极左阴影挥不去》。报道说，正当外界期待去年年底总理温家宝“文艺讲话”，代表向知识分子释出善意，可能会进一步反思“反右”之际，中共却在年初查禁了当时右派代表人物章伯钧之女章诒和所著的“伶人往事”一书。中共这项动作，引发海内外知识阶层的挞伐，也让外界重新省思五十年前的“反右”运动仍对当今中国政治、社会所造成的后遗症。对此，中国时报特别制作刊出“反右五十年”专题，期能藉此鉴往知来。

中国时报为此刊登的朱建陵的文章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至今已经五十年了，依据中共主政者的算盘，时间是最好的疗剂，当昔日的受害者逐一挥别尘世时，包含“反右”、“文革”、“六四”等一系列历史的伤痕，终究会随著时间的流逝而凝结成疤，以至最后脱落消失。

从中共一九八○年的定调来看，“反右派”运动的本身并没有错误，错的只是“扩大化”。根据这种认定，被定为“右派”的五十五万人（保守估计）当中，只有九十六人是名符其实的右派，其他人都是被冤枉的，而这些被冤枉者，则都已经被“摘帽”，回到正常的人生路途。

中共这种定调方式的错误，首先引起章诒和为她父亲章伯钧和其他九十五名“右派”鸣不平。根据大陆学者金观涛的研究，这些右派当时的言论，既不反对社会主义，也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他们只是指出共产党偏离了它宣称的理想和目标，何罪之有？

▲香港明报作了《反右50周年大陆涌索偿潮》报导，报道说，今年是中共“反右”运动50周年，一批当年在反右运动的幸存者和受害者的后人，近来纷纷动作，联署上书或单独上书中共中央及相关部门，要求中共为当年的右派彻底平反、反省反右运动、补偿受害者或后人物质和精神损失。有前右派学者认为，索偿潮的出现说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

据悉，此轮“上书潮”中最著名的是由山东大学几名“右派”幸存者联名发起。活动发起者之一，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退休教师李昌玉表示，联署活动从2005年底发起，3个月内就征得各地逾千名右派幸存者或右派后人的签名，后来受到当局压力，不得不停止收集签名，但之后仍有不少人直接上书北京或相关部门。

1957年“头号大右派”，民盟的创始者之一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日前因其新书《伶人往事》被中共查封而公开抗议，引起海内外关注。章诒和表示，北京也有一批右派幸存者或右派后人在活动，要求彻底平反和赔偿。

她说，1979年中共为右派改正时“低调处理”，只发给一纸“改正书”，既没有公开道歉，也没有总结教训。当年划定的55万右派中，今天幸存者不到一半，仍在世的至少也在70岁以上。这些身心受到重创的老人来日无多，他们和他们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今天有理由向当局讨个说法，并要求物质和精神补偿。

章诒和说，金钱不足以弥补受害者的损失，有不少受害者说，他们要这些钱不是为自己，而是要建立中国民主基金，用于促进中国人权保护和民主事业的发展。

当年在北大物理系读三年级时被划为右派的燕遯符女士，1995年去信北大，要求校方向她道歉并赔偿损失，等了10年无回音后，她再次致函北大校长，要求校方道歉和赔偿，并表示要将获赔偿的钱捐给校友基金会。

57年被划为右派，后曾任中共党校理论室副主任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的杜光则表示，右派在问题改正后20多年才提出索偿要求，是因为权利意识的觉醒需要一个过程。他希望官方民间能借此采取适当措施，清算导致运动的制度根源，肃清专制主义在现阶段政治运作中的影响，实现政治民主化。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毛泽东称之为“阳谋”，将原先的党内整风转变为全民反右，不但清洗了大批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等各领域的上层头面人物，而且矛头对准了社会上最有生气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甚至还波及了不问政治的其他平民，戴“右派分子帽子”的人数官方统计超过五十五万，而据学者丁抒（着有《阳谋》一书）研究，所谓戴了“帽子”、有“份子”头衔的约有一百五十至二百万人，这些人或撤职降级，或监督劳动，或收容“劳动教养”，以至在嗣后判刑加刑。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共产党号召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是一个大阴谋，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是“阳谋”，是要“引蛇出洞”。广大善良诚实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体制进行善意批评，特别是要求中共兑现“新民主主义”的承诺，即便提出“轮流坐庄”、“政治设计院”，反对一党专制的“党天下”主张，也是符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谁知，毛泽东和中共当局欺骗了各界民主人士特别是知识界，在“引蛇出洞”之后不久便露狰狞，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反右运动”。于是，批判声讨不绝于耳，血雨腥风扑面而来，红色恐怖在全国蔓延，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被划为“右派”，一场长时间的肉体摧残和精神迫害一直延续到文革后。

文革后，虽然在胡耀邦主持下“平反”了右派，但中共体制未变，特别是反右时期的前台主持者邓小平再次大权在握，所以，中共并没有认错，并没有从根本上反省自己，用所谓“反右是必要的，错在扩大化”来自我辩护。实质上，在他们眼中，右派依然是右派，依然是共产党的敌人。前不久，所谓“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诒和先生的《伶人往事》一书被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公然承认是“因人废书”，说白了就是因为章诒和“右派”身份的株连，说明了中共对五十年前那场反右运动依然认同，毫无任何悔意。

章诒和先生公开发表声明，对“禁书”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得到了海内外各界的声援和支持，同时也开始了回顾反右五十年，清算“反右运动”呼声此起彼伏。

以下是最近以来国内各界和海外媒体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年的部分评论和报道。

●当年右派第一次发出群体索赔的声音

▲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 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

 发起者：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

发起日期： 11/13/2005，截至日期： 未定

1957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整风反右运动，迄今已48年，1979年右派“改正”，也26年。当年官方公布的显然缩小的右派数字，达55万多名；同一时期，同样性质被定为反革命、叛徒、反党分子等未计在内，中右分子不在其内，还有复查右派改正时，有不少人22年来，一直以右派罪名遭迫害，劳改回来一查当年未戴右派帽子，也不算。1979年复查右派是否应“改正”，仍以反右时定性的“六条标准”来衡量，最终99．9%以上的右派还是划错了，仅留了几个右派的“样板”不予改正，以维持“反右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结论。即使如此，当年55万多右派，占知识分子总数的10%以上。右派改正时，所扣的22年工资，分文未补发，一般只恢复反右前的原工资。改正时大多回原单位，不少重新安排工作，有一批回原籍自谋职业或当农民。从反右到十年浩劫，数以万计的右派已在劳改、折磨、饥饿中死去，右派的家人受到株连，这些都未作任何精神补偿。

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右运动，到1979年右派改正时，中央只作低调处理，除了一纸改正书外，未开一次重要会议，总结反右的历史教训，更未向人民群众表示歉意。反右时轰轰烈烈，改正时无声无息，这反映执政者的心态。人们不禁要问：文革中的“走资派”不仅一律平反，补发了所扣工资，许多人官复原职，有些还高升，并开会总结批判“两个凡是”。而同是毛泽东迫害的右派，不予平反而只“改正”，似乎反右只是错案，不是冤案！因而也就不需以史为鉴了。当年的右派，经历了反右、劳改、大饥荒和十年浩劫，到“改正”时已死去有多少，官方未公布数字。又过了二十多年，今天仍活着的，年龄最小的也在古稀以上，人数不足当年的一半。

这些来日无多，身心受到严重创伤的老人，以及他们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今天向中央旧事重提，是要讨个说法，以表明今天的中央是执政为民的，是敢于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从而以实际行动，彻底平反并对反右的受害者和已故者及其家属作出物质和精神补偿。

一、反右是必要的，还是非法的？

1978年，中央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主要针对文革中的“两个凡是”的问题。而同一年中央发的关于右派改正的55号文件，尚未体现实践标准的精神，只对右派经复查是否可以“改正”，至今未改变“反右还是必要的”结论。这说明“两个凡是”阴魂不散。

1957年的整风运动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毛泽东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鸣放，帮助党整风，保证“言者无罪”，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方针。当年的部署和承诺，正说明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运动，不是自发的，更不存在所谓“向党进攻”。中央关于整风的决定发布刚过了半个月，毛泽东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阴谋成了“阳谋”，对知识分子“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右派还未抓，毛泽东就将“右派”定性为敌人，列在“地富反坏”之后了。从1957年下半年到第二年整风补课，就抓了大批党内外55万多名右派，这些人普遍戴上右派帽子，降级降薪，扣发工资一至五、六级，大多发配各地和边疆，劳改劳教，许多被开除公职，只发生活费，是党团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团籍，有不少被关进监狱，葛佩琦就关押了18年。右派中有著名的思想家顾准、李慎之，民主党派章伯钧、罗隆基，起义将领龙云，著名作家冯雪峰、吴祖光、艾青、丁玲，浙江省长沙文汉，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科学家钱伟长、束星北、黄万里等，还有北京大学的右派、女中豪杰林昭，1968年4月因“恶攻”罪在上海狱中时被枪毙。

近五十年的历史实践证明，反右是否必要，正像今天有人再提文革有无必要一样荒唐可笑。当年右派改正时的复查标准，竟然仍是毛泽东定的右派的六条标准，这一标准在文革后已漏洞百出。例如：“分裂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条罪状，有不少人对毛泽东要向苏联“一边倒”的做法提出意见，这一先见之明的观点却以“反苏”罪定为右派。顾准就是因中苏谈判中顶住苏联压力被打成右派的。反右不到十年，六十年代，正是毛泽东带头“分裂社会主义阵营”，批判苏修和社会帝国主义，其调子远超过“右派言论”。而毛泽东，则成了挽救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救星”！反右复查改正的事实也证明，99．9%以上的右派都划错了，“反右是必要的”已纯属欺人之谈，在逻辑上已不能自圆其说，何况，许多“右派言论”是正确的，是有远见的，不是毒草而是香花，是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

毋庸讳言，邓小平同志曾参予策划过反右运动，后来他也说过“反右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的话。今天仍维持这一结论，正说明“两个凡是”流毒之深。可有些人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充耳不闻。小平同志还说过：“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十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小平同志公开承认反右时中共犯了左的错误，以左反右，并将它同十年浩劫联系起来，指出反右运动中国吃了苦头。今天的中央领导，大多与当年的反右无关，但作为执政党领导，还是应该以史为鉴，承担历史责任的。小平同志坦荡面对历史，承认1957年下半年后，中共犯了左的错误，实际上已不再坚持他“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的说法，我们有什么理由，无视小平同志后来对反右的正确表达呢！

1954年，由毛泽东主持，全国人大通过了建国以来第一部宪法，第二条明文规定：“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大权独揽，未经全国人大讨论和授权，动员大家鸣放，然后背信弃义，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提出的任何不同意见，采取大规模的打击报复手段，把五十五万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打入十八层地狱，将他们划归反动派，长达22年，造成了从反右到文革的中国历史大倒退。

《宪法》第17条：“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

整风初期，毛泽东号召“鸣放”提意见，宪法也赋予公民有提意见和监督的权利。但是，他只喜欢对他“山呼万岁”，敌视任何不同意见，否则就让你大祸临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如此，对党内同志如此，后来甚至对高层领导如彭德怀，亲密战友刘少奇，无不运动群众，斗得你死无葬身之地，而他却依旧“万寿无疆”！刘少奇曾作过第一部宪法的报告，最后宪法保护不了他自己！这就是当年毛泽东漠视法纪，操纵专政机器和愚弄群众，专制独裁的现实！

《宪法》第17条：“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须的物资上的便利。“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第95条：“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毛泽东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剥夺公民应享受的自由权利。

建国初期，他带头批判《武训传》，剥夺文艺工作者艺术创作的权利；宪法上保护“通信秘密”，毛泽东则将胡风私人信件公诸于众，编造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大批“胡风分子”遭到逮捕，制造了大规模的文字狱。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毛泽东也要“一边倒”，提倡学习苏联的米丘林学派，批判美国的摩尔根学派，将留美归来的生物科学家改行打杂，从而导致了中国生命科学长期滞后。反右中毛泽东变本加厉，编造了根本不存在的“章罗联盟”，捏造了葛佩琦“杀共产党人”的 “右派言论”，进而将其逮捕。在大规模镇压“右派”的基础上，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大肆赞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反科学论点，导致人为的大饥荒，数千万人被饿死。文革中毛泽东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大学长期停办，知识分子又首当其冲。他利用红卫兵斗“走资派”，导致了空前的民族灾难长达十年。

历史的实践表明，反右是建国不久后规模最大的冤案，把55万多知识分子戴上右派帽子，把民主党派 的骨干力量打下去，政治迫害长达22年，仅仅轻描淡写以“扩大化”三个字，是无法抹掉这血泪斑斑的历史的。因此，反右不仅不是“必要的”，而且是非法的。反右的非法性，不仅表现在违反宪法，并在中国的民法和刑法中都找不到法律依据。建国初期的法典里，是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罪名”的。毛泽东个人编造“右派”这一罪名，来迫害知识分子，把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更是非法的。反右的严重后果，以及它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台湾人民对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感到害怕，这也是影响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彻底平反右派这一大冤案，以史为鉴，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1954年《宪法》第97条：“公民的权利受到损失，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当年的右派，22年中受到政治上的迫害，生活上的折磨，难以言表。全家和亲友受到株连，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右派子女受到歧视，影响升学和就业，生活艰难。文革中雪上加霜，普遍家中被抄，有许多被殴打，甚至迫害致死。六十年代某地一个劳改队，管了120个右派劳改犯，一个冬天饿死了80人。

今天这些受害老人要求中央正视这些长达22年政治迫害的历史，以史为鉴，吸取教训，有个公正的说法，彻底平反右派这一大冤案，并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以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这是符合今天“以法治国”的精神的。我们要求补偿，不仅仅是经济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扣发工资是政治上的处分，是“有罪”推定而造成的。它进而导致受害者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双重折磨。我们要求补偿，是为了反右受害者是无罪的，为了维护公民的人的尊严，维护宪法所赋予公民合法权利，也是向中央呼吁尊重人权，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只有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平反冤案，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社会的和谐。

1947年，台湾爆发了“2．28”爱国民主运动，这是一次武装暴动，遭国民党当局镇压。1995年，也是48年，当时在台湾仍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对2．28事件请民间组织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登记造册，然后对这一事件彻底平反，800余名受害者及家属，普遍得到了数百万元新台币的赔偿，树立纪念碑，建立纪念馆。国民党能做到的，我们相信中央今天也应该能做到。

反右迄今已48年，当年对右派的处理也十分复杂，由于原单位的变化，档案也有遗失。但可以1979年右派改正时的档案作基础，再加调查核实，本人和家属提供人证物证，还是可以弄清楚的，难度在于已死亡的大批右派，需靠家属子女及原单位同事、亲友提供资料。这22年中，工作人员的工资一般提了两级，而当年的右派则降了工资。当年右派被扣工资的补偿问题，还涉及48年来的物价指数，这些年物价上涨平均在20倍左右，这同当前工资标准也可反映出来。最近中央提出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由800元上升到1600元。这1600元起征，正反映了五十年代工资标准的20倍以上，当年的工资六七十元的，正是中低档工薪阶层的收入。因此，补发所扣当年右派的工资，以20倍为宜，22年为限是适当的。

至于22年中的精神补偿，应包括受害者、已故者及家属子女受到的株连。湖南的受害者老人向中央反映的要求是比较合理的，即精神补偿每年人民币一万元，22年为限。

反右迄今已48年，我们建议中央真正做到以史为鉴，执政为民，由远及近，彻底平反右派大冤案，认真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作为中国今天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这对21世纪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小康和社会和谐的到来，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对促进两岸关系不断改善，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中央如能作到这些，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一群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谨上

2005-9-18

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签名：

史若平（执笔、山东大学，电话0531/88633359）

山东大学: 乔幼梅、沈为霞、金中、董亚君、李昌玉（lcy618@126.com）

山东省： 邵伟志

赵鹤祥、阮昌群、刘承宏、刘芳、吕家乡、王士侠、冯滨（济南）

刘禹轩、高芒、田广渠、张剑华、杨阳、俞冠英（青岛）

陈漫（烟台）

北京: 杜高、徐梅芬

上海: 陈敏之

四川省：梁国政、李普杰、来惠章、童乃德、孙勇烈、李永昌、丁恩祝、张仲良、程德荫、戴国柱。

浙江省：朱顺全、蔡其泰

江苏省：李玖葆

湖南省：李立礼

云南省：刘开勋、杨正治、李自谦、霍志德、张愿尧、潘文、戴仰真、张书诚、甘良才、于明达、翟相廷、马家骧（沈碧波）、孟昭兰、金维申、王玉、邵正祥、（杨振翠）杨耀光、龙应生（李惠娟）、刘家兰（尹煜举）、杜明华、袁克文、高文江、余百川、朱江、朱励、郭扶民、蒋先明、杨君德、熊国宏、马应达、齐济侪、丁一峰、马体元、方舟、邓慕云、刘宗仁、卜曰良、方秉沅、杨惠如、朱之凡、刘世荣、马云、王若愚、尹凤翔、朱熏南、刘精武、杨作相、马堃、王雄图、邓燮刚、刘曜、孙汝鑫、华定仁、李林泉、余自明、杨瑞勋、李晋元、（杨星秀）、李桂珍、杨贵富、杨承景、杨子裕、吴宗良、李云龙、杨崇舜、杨震东、杨镇、吴加寿、吴洪训、何应宗、宋耕云、周开创、张喜、吴以采、曹厚光、易光林、周保谷、张煜、沈斯成、苏家耀、周和俊、张训、张天文、何德宗、宋竹娴、周家猷、张德一、张守仁、陈明伦、陈天锡、金惠林、官菊芬、郑汝馨、陈庆功、陈文宽、金惠生、赵益寿、郑永灿、陈必金、陈式文、武丕奇、赵玉琨、胡家骅、陈凤威、陈汝德、陆瀛、赵儒淳、洪天民、段金福、唐鄂中、黄邦宁、税鼎铭、赖建、查国选、聂荣富、曹国栋、蒋谋剑、鲍光甫、徐光壁、倪子芬、符惠英、蒋兴民、解宇琼、徐佩觉、栗继武、曾心和、靳奇珍、蔡源、蔡耀宗、谭浩然、魏元彪、熊彬、樊正坤、杨光华（括号中为前者的家属）邵正祥（昆明, 电话0871——6454140）

▲一个右派子女合情合理的要求建议书

中共中央政治局并胡总书记：

今年是“反右斗争”五十周年。1967年的七月，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第二个“七七事变”，也是所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和他们的家属永生难忘的日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思想冤狱。按中央公布，划右派的人数是55万，但实际上超过一百二十万。其中有不少人是58年“向党交心”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

对这场中国知识分子的浩劫，中共中央至今的结论仍然是：“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据我所知，现在只有两个人还戴着右派帽子：已故的储安平，和现居香港的林希翎（据说因毛主席钦定，无人敢纠正），其他人全都平反了。如果说中国的右派只有两个人，却要用错划一百多万人的方法去“陪绑”，这样的“扩大化”也太荒诞离奇了。有人说，做结论的是当年任中共中央反右斗争领导办公室主任的邓小平，而现在邓先生已作古，该可还历史以真相了。联想到国共内战时期，中共曾谴责国民党镇压共产党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人”；而中共执政后，却来了个“宁肯错整百万，绝不放过一人”，这种制造冤案的魄力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了！

作为右派分子的子女，我当时尚年幼，一夜间变成了“阶级敌人的狗崽子”，经历了无数磨难。父亲死于劳改农场，母亲被迫下乡当农民。加上在升学、招工中所受的种种歧视，使心灵深处的创伤难以平复，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与精神的弥补和赔偿。

现在，“国家赔偿法”已制定。由中共以国家行为所制造的反右冤案，理应照此法作出物质与精神赔偿。但遗憾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革中干部的冤案和反右冤案，却采取两种处理办法：前者全部补发工资，后者只获一纸“平反通知”。这叫人不得不认定：中共对党内干部和党外人士有亲疏之分，并不平等。

当时有种说法：因国家财政困难，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但现在国家有钱了，每年上万亿的财政收入，再以“困难”为借口也太说不过去了。现在，由中共向错划的右派分子及其家属全面认错、实行国家赔偿，应该是时候了。按当时的工资水准加上利息，估计人均约两万元，总数约两百亿人民币。这仅为全国官员每年公款吃喝费用的五分之一还不到。

如果说官场费用和其它巨额开销难以收敛节流，可以合理开源。

为合理实行此物质与精神赔偿，我建议：

一． 一周七天全日开放毛主席纪念堂，门票为一百元，估计每年可收入七十亿。若再发行纪念堂上市股票，两年之内应可筹足“反右”赔款了。

二．成立“反右”的落实政策基金会。基金会主席可由毛主席的儿媳邵华将军担任，执行长由毛主席的曾孙毛新宇担任。按照中国民法规定，可实行父债子还；但由于毛主席是以党组织行为犯的错误，不能完全追究其个人责任，加上他的儿子因精神疾病应可免除法律责任。但作为其直系亲属的后人，理应为他的错误向国人尽点道歉之责。让他们母子担负其职很合适，而且毛新宇博士可以从此少讲些什么他爷爷消灭了150万日本鬼子之类无人相信的神话，转而多研究些他爷爷如何用“阳谋” 整倒了一百多万知识分子的史实。如此，国人定将十分赞许，也不辜负了中央党校给他的这顶党史博士帽。不然的话，人们会以为毛博士的博士头衔是靠爷爷的“阳谋”搞来的，岂不有损于毛主席的形象！

以上两条建议若能被采纳，则因反右受害者的亲属和友人及全国百姓当称颂胡主席的“和谐社会”落到实处。因为：“左派分子”可以更尽兴地瞻仰毛主席，“右派分子”则可以拿到印有毛主席头像的人民币；众人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岂有不和谐之理。

此致

敬礼

上海 于仁

二千零七年二月一日

 

● 学者、专业人士的评论

▲《动向》杂志2月号发表管见文章《五十年前那一阵风》。管见在文章中说，中共为了它的“和谐”，一下子禁了八本书，且其中对章诒和的《伶人往事》，干脆就明言是“因人废书”，可以说蛮横到了极点。所谓“因人废书”，乃因为章女士不仅身为不能摘帽的“大右派”之女，更曾着书写了“右派”的父辈之往事，这样，就成了上黑名单的人。可见，五十年时光流逝，右派，反右，仍然敏感，仍然是滴着血的伤口。

显然，中国共产党至今仍然坚持错误，仍然不准人们批评、不准人们正视这一伤口，终究是无法表现出它有对于批评的雅量。

五十年来，它如此墨守成规，如此冥顽不灵，倒也难怪，因为这个敏感之处，涉及到“共产党的领导”，涉及到“社会主义”。

▲当年因文学创作被打成右派的著名诗人邵燕祥发表文章：反右这笔债，谁来偿还？他在文章中写道：这一套形同诱捕的战略战术，在毛泽东是驾轻就熟的。一九四○年代在延安“整风”“审干”当中，就这么干过。而制造恐怖气氛，利用群众的恐惧和从众心理，围剿猎物，则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一再试验成功。於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中，便以空前的规模，上自全国人大和政协会场，下至穷乡僻壤的民办小学，全民动员抓右派。其前提都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和对党组织或干部有意见就是反党的以党治国原则。

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时，全党全国已经形成一套对知识份子进行集体迫害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机制。一年多前周恩来所作关於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份子的待遇的某些改善，但不到一年后就遭到毛泽东指责，说对知识份子不敢讲改造了，“右”了。周恩来和决策层中有识之士不能违拗毛的意志。於是出现了全党动员对付知识份子的局面，不但反右后期不得“甄别”，而且在处理右派分子时猛下狠手，首用“戴帽子”办法加强政治定位、人身管制和精神威慑，并发明“劳动教养”新规，将半数左右的落难者等同刑事犯一般监禁劳改，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

毛泽东在一派得胜还朝的气氛中，把反右大兵团作战的群众运动方式施之於经济生产生活领域，发动“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公共食堂化，造成全国大饥荒，导致两三千万至三四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然后，经过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随后又重提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发动反击，为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伏线铺垫，就不必多说了。

▲余天约发表文章：《反右运动50周年——回顾、剖析与余波》。文中对划分右派作了描述：一九五七年我国“反右”运动对“右派”的划分，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对共产党的态度为参照系的：完全支持共产党的就是左派，不完全支持，在某些方面提出意见的便是右派。在共产党的习惯理念中，“右派”代表资产阶级，故曰“资产阶级右派”。其实，如果按照国际惯例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标准，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情况下，那些要求改革争取民主的人，应该是改革派，属左派；反之，坚持专制统治，反对改革，反对民主的人则属“保守派”，应为右派。然而，在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这是“修正主义”理论。因此，在我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管执政与否，不论其政治方针路线如何，始终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左派。

其实，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即使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当时被划为“右派”的许多人，就其言论和实际表现而言，他们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右派”，而是始终“和党一条心”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例如，作家丁玲便是这样一个“左派”。

众所周知，丁玲在延安时，曾因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自己也写了《三八节有感》等作品而受到批判。但是纵观丁玲一生，她在各个时期确确实实是始终紧跟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她善於揣摸领导意图，挞伐文友毫不留情。上世纪四十年代，丁玲揭发王实味是“善於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五十年代，丁玲批胡风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装饰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还带头批判过萧军、萧也牧等作家。一九五七年丁玲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和周扬等人的个人恩怨和历史纠葛有关。当时揭发她的“反党”材料，除了延安的“老帐”外，并没有多少新的东西，所以对她只能是“再批判”。丁玲平反后，对“反右”不仅没有丝毫怨言，反而为“反右”进行辩护。她的许多言词比党内的“左派”还要“左”。难道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左派”吗？！

另一个人，“反右”运动中“六教授”之一——钱伟长，也应该是“左派”。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笔者曾採访过钱伟长。当时他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在我的记忆中，那次採访，尽管他对教育改革方面提出一些意见，但他对党的总的领导还是坚决拥护的。后来钱伟长成了“右派”，许多人感到意外！钱的“右派”问题“改正”后，表现特别积极，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九八七年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发起组织“反右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钱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向有关方面汇报，及时阻止了讨论会的召开。后来，这三个发起人受到批判和惩处，其中两人被开除党籍。像这样的事，可能别的党外人士是难以做到的，钱伟长做到了，他因此高升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难道不也是地地道道的“左派”吗？！

▲署名“赵女”针对前任总理同时也是反右运动受害者朱镕基发表文章《轻轻地唤一声：“朱熔基，您睡着了吗？”》，文章写道，四十九年前您被执政党划作右派分子，从国家计划燃动局组长职位上被发配到国家计委业余学校任教员。1962年平反____您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也是这场运动的见证人。尽管您真正的被劳动改造的时间只是四年，不像大多数右派分子一样劳动改造的时间持续了二十一年。但是对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尤其是后来发生的类似第二次反右的文革运动，是非真相更是世人共睹的了____绝不是邓小平说的那样：“1957年反右派运动是正确的，当初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猖狂向党进攻，不打退不行，只不过扩大了一点而已，把一些够不上右派标准的划成了右派。”而是一次执政党对中国公民进行的大规模非法的行政侵权行为。中国公民在反右运动中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的权力不仅被执政党剥夺，并且有五十三万之众的中国公民被执政党以莫须有的罪名（当时的或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没有“右派”这一罪名）打成所谓“右派分子”，成了一批被关押在监狱大墙之外（有一部分其实就是集中关在监狱中，案例见杨显惠：<<夹边沟纪事>>）交另一部分普通公民监督管制，进行劳动改造的“特别公民”或“特别罪犯”！执政党以自己制定的反右文件为法律依据，以其基层组织为神圣法庭，以普通群众为执法人员，以社会为监狱，以残酷沉重的强体力劳动为改造刑法，以无限期的监督管制为判决，以株连九族歧视右派亲属为惩罚手段，酿成了一场现代社会举世罕见的迫害人类的灾难！

朱熔基，请原谅我的激动____我不能不激动！每每想到那千千万万冤屈死去的和活着的曾是右派们和他们的亲属二十一年来所遭受的迫害，再看看执政党今天对反右运动自说自话的所谓“结论”。当年的交通部长章伯均，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彭文应，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陈炳仁，所谓“五大右派”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改正。而今天的最高执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此仍然听之任之，无所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哪怕对公民杨显惠揭露的甘肃省夹边沟右派集中营案作一次听证都不可能！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甘肃省夹边沟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数以千记。转引自杨显惠<<夹边沟纪事>>）。草草小民只能仰天长叹，自饮凄凄！

朱熔基，对不起，可能您要问我：“我老朱现在已经退休赋闲，不理国事久矣！此事你怎么找我？找我又有何用？”

我却道：“此言差矣！因为你您曾是国务院总理，政执政党政治局常委，权倾一时。打那之后，您这个公共人物就与天下的百姓有逃不脱的干系。何况你曾是个”右派“，您得用您的社会影响力为反右运动澄清浊流，剥离言论范畴之错误应开展的责任批评和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追究及处理之关系，指正执政党当年乃至今天的错误，还法律以神圣，还人民以公道，还历史以清白！

朱熔基，您现在做此事应该说比七九年胡耀邦第一次提出改正右派时容易多了。平反右派道路上最大的保守人物邓公已经作古，参与五十年前冤案直接制造者至今所剩无几，更重要的是全社会要求彻底平反右派的诉求与呼声比任何时候都强烈！我们国家的法制也在完善之中，彻底平反右派冤案的条件已经成熟。我猜着您在位时可能想为曾是“右派”的哥们姐们做点什么，由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么现在呢？是否又可以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自己开脱？

读一读五大右派之一陈应文当年的所谓“右派言论”吧，每一个有理性和正义感的中国人不能不为之动容：

陈应文认为社会里的人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人是不满意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种人只看到缺点，看不到成绩。第二种人是很满意于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愿意拥护它、保卫它。这种人看到了成绩，但忽略了缺点，或者还没有采取行动来消灭缺点。第三种人是热爱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看到了他的成绩，同时也看到了还存在着的缺点与问题，为了使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更加美满，更加巩固，更加向前发展，人民生活得更加繁荣，更加幸福，他不满于现状，他想到未来，他不愿意成绩旁边还有缺点。他不只注意缺点，更一天到晚用尽心思，采取办法，来改进工作，消灭缺点。一部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由这种人创造出来的。”

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陈应文知道自己已经无以逃遁，但他在绝望中的坦白是：“尽管我是资产阶级，我自问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和阴谋。即令我是一个万分自私自利的人，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可以说，这是反右运动中所有被冤枉被迫害人士的共同心声。

朱熔基，这下您该有勇气了吧！

不过，您要是真的睡着了，那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祝您做个好梦。春安。

▲流亡海外的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发表文章《反右是诱捕政治反对派的一场阴谋》，文章写道，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50年前的1957年，中共在毛泽东的直接策划和指挥下，发动了针对民主党派和他们的社会基础的反右运动，一举摧毁了中国可能走向民主的最后一线希望。同时清除了战争年代混进党内的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从思想上切断了党内民主和自由民主派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在这之后的20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清场工程。

文章回顾了中共四十年代，然后写道，随着革命的胜利，以出世当官为己任的中共知识分子主义如潮水般地涌进了中共的队伍，因为执政的需要，更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了中共政权的社会上层并形成党内外呼应的新民主主义阵营，这个阵营的优势是不用做艰苦的思想工作就可以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中得到共鸣，这个阵营的劣势是不知道自己是一党专政的死敌，是比蒋介石的军队更可怕的敌人，不知道中共上台就是自己死期将至还傻乎乎地去和双手沾满自由派知识分子鲜血的独裁者们谈论如何建设民主政权，于是在毛泽东和中共满口民主谎话的欺骗下，帮助中共巩固了统治，打赢了朝鲜战争，同时也就挖掘好了自己的坟墓，这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历史背景。

经过近30年来的揭发和讨论，反右运动的面貌已经十分清晰，首先反右不是什么党被知识分子激怒了，而是毛泽东指挥下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中共所有派系都参与的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用引蛇出洞的方法诱捕政治反对派的一场阴谋，是把中共传统的党内整肃手法发展并扩大到党外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成功地消灭了自由派的势力，是建国后专制主义改造的转折点，其成功经验直到现在还有人试图模仿。

▲香港《开放》杂志发表金钟的文章《反右索赔的阻力》，文章说，今年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五十年。本刊特闢专栏发表回忆纪念文章，因为这个影响重大的事件，虽已成为历史，但是余音未了，并未终结。最近由山东大学几位学者发起要求为反右道歉赔偿的上书，已获得一千五百反右受害人签名是为一例。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是中共统治大陆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一环。向来被大陆史家认为是毛倒行逆施的开始，由反右走向文革。尽管我们并不赞成肯定反右前的运动，但反右确实一个转折点，毛把清洗的矛头大规模转向革命内部。而且使用了极为卑鄙的手段：以“言者无罪”诱人入网，然后诛灭之。不仅毫无法制可言，而且在道德败坏殆尽，为文革的无法无天作了铺垫，为赤裸裸的暴政合理化卖了广告。毛在反右期间的两段经典语言﹕我们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鲁迅在今天不闭嘴也要坐牢……这样混帐的话，至今都没有得到清算。

反右直接受害者，官方只承认五十五万人，据研究显示超过一百万人。佔当时政府宣称的五百万知识份子的比重十分惊人。从“右派”包括朱鎔基这样的总理级人才，可以看到反右对国家精英砍伤之大。知识界家破人亡的故事，迄今仍是民间文艺创作源源不绝的题材。章诒和的书风行四海，那是最新的证明。最近北京出版总署欲禁她的书，引至轩然大波，也再次说明，反右这笔帐，远没有了结。共产党不仅不还债，而且赖帐，不认帐，不让人说反右。

原因何在？正如本期邵燕祥文章指出，反右索赔不只是经济帐，更是政治帐。死不认错，嫁祸於人，是极权统治的本质。他们权力的正当性来源，不是民意和选票，而是强加於人的自命不凡，绝对正确。因此，毛泽东闹出接班人叛国的大笑话，气得半死，两次休克，也不写罪己诏。邓小平文革前两大恶行反右反修，会见戈尔巴乔夫只说向前看，不提往事；对反右，更不会向臣民认错，不给平反，只称改正，仍指右派“杀气腾腾”不反不行。总之，强词夺理，霸道天下。反右时敢说，我们有八百万解放军，不怕学生娃娃造反；六四时也就敢出动坦克镇压……专政的命脉不可断，不可出现缺口，否则，新帐老帐一起算，非垮台不可。这是他们的现实，他们的逻辑。是没有任何政权可以比照的，国民党为二二八道歉、德国一九九五年还在为二战道歉，苏共在国内国外都有过道歉，甚至日本天皇也作过道歉。惟有这个害死几千万生命的党的字典中没有“道歉”二字。

至于经济方面，如果说文革刚结束时，国库拮据。那么今天已是财大气粗的外汇第一大国，拿出一笔钱，对反右受害者，乃至历次运动的受害者作出适当的赔偿，不仅是必要的，可行的，而且是维护社会正义、和谐安定的最大工程，也是共产党革心洗面，取得人民谅解的一个机会。

▲作家吴庸发表文章《创立“1957晏阳初平民教育基金”——纪念1957年民主运动50周年的建议》，文中谈到索赔问题，1957年民主运动以一声“反右”、横施镇压而结束，22年后又以“改正”、解脱被镇压者而开启新的一页。否定之否定其实是不彻底的，勿宁说历史继续耍弄了饱受苦难与折磨的老右一番。待当年被划“右派”逐渐清醒，才发现自己的天真。既然承认划错，理所当然应赔偿物质与精神损失。“欠债还钱”，自古皆然，这是公理，通行世界。就是凭着这个简易理念，开始了索赔活动。2005年9月11日重庆一批“改正右派”联署上书，要求清偿欠债。呼吁书说：“我们同意处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只要求给付合理的经济补偿和法定的精神慰藉金不算过分！”“我们坚信中共中央新领导念及执政能力的提高当由此起步，而勇负历史重任。全国人大作为立法的最高殿堂，岂容清明法制被继续玷污？国务院当更具备推动、筹措、操作、贯彻职能，切忌规避。”说得多么义正辞严！2005年9月18日又有山东大学史若平执笔、联合各地反右受害者及家属签名上书中央，要求“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它说：“今天向中央旧事重提，是要讨个说法，以表明今天的中央是执政为民的，是敢于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我们要求补偿，是为了（说明）反右受害者是无罪的，为了维护公民的人的尊严，维护宪法所赋予公民合法权利，也是向中央呼吁尊重人权，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该上书还具体提出“补发所扣当年右派的工资，以20倍为宜，22年为限。”“精神补偿每年人民币一万元，22年为限。”国家是否具有赔偿的经济实力呢？2006年11月10日凯迪网站“猫眼看人”贴出田奇庄《偿还天下“右派”的工资欠账》，指出“国家已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全国外汇储备已超过一万亿美元，相当于八万亿人民币。国家有能力免除外国人上百亿元债务，偿还本国同胞欠账理所应当。”

不妨对需要向“右派”偿付的欠债作一估算。精神补偿且按“每年一万元，22年为限”计，以55万为所划“右派”概数，则精神补偿共需1210亿元。所欠工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细致核算，权按每人每月欠发50元计，1年为600元，其20倍为1.2万元，22年为26.4万元，55万“右派”应偿还1452亿元。两者相加，不超过3000亿元，不及官僚们2006年度挥霍的2万亿元的15％。如以“经济实力不足”为推拖理由，是说不过去的。

对当局来说，拨出区区专款满足“右派”要求赔偿的愿望，以不多的经济偿付换得中共对历史负责、对受难者负责的光明磊落的政治形像，沟通与“右派”幸存者及200万“右派”家属的感情交流渠道，获得对此举持同情态度的亿万斯民的拥护，是收入大出支出的对策，对中共继续执政无疑是有利的。

可是，我们知道，中共的主流思维是保守的，党内守旧思想相当严重，至今仍有一股力量对当年“改正”措施持否定态度，“反自由化”依然是现今当权者的指导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企图以上书呼吁形成的压力迫使当局同意“右派”要求是困难的。掌权者对此没有紧迫感，更害怕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无法应付。他们的对策就是：拖。“右派”要求声势稍大些则是：压。他们宁肯背着前任领导遗留的“烂账”，赖着不还，也不肯有所反思：是这样拖压下去好呢，还是寻求一条化解之路好呢？其实，只要双方都做些让步，化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金海涛发表《关于“反右”运动的历史随想》的文章，文章写道，中共在反右运动中的淫威彻底震撼了中国百姓，从那以后，多数人慑于中共的淫威而不敢反抗，甚至那几十万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即使被平反、摘帽了，也没有人敢于向共产党讨个公道，甚至连他们被扣的工资也不敢要求补偿。整个社会从此鸦雀无声了，中共可以更加放胆地胡作非为了。这只能是中国的悲哀，中国人的悲哀。

50年过去了，但余毒尚在，极左的阴影尚在。“反右”运动后，中国再也没有了曾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了，而是“党花开放百花煞”。到了现在，中共即使羞羞答答承认了“反右运动扩大化”，但如今的中国哪里还有什么说话的自由？最近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禁了八本书就更说明了对言论自由的扼杀，其中一本《伶人往事》的作者章诒和就是当时“中国第一号右派”章伯钧的女儿。所以，50年过去了，迫害依然继续，对许多人而言更是旧恨加上新仇。

但中共如果不从“反右”运动的罪恶中吸取教训，仍然执行左的政策，那么老百姓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任人宰割了，此次禁书事件一出，可以看出反应的强烈，足以证明老百姓再也不是沉默的羔羊了，而全国各地不断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也说明了百姓民主诉求的觉醒，中共再想坚持压制、镇压的措施是绝无出路了。

▲作家綦彦臣发表文章《“反右”与“文革”及中苏交恶的内在关系》，文章认为，反右是文革的预演，梳理毛泽东关于“反右”的言论即正式发表的文章，不难看出，他“反右”之初的核心目标是那些与他的权力系统（或曰意识形态控制机制）“剖符分功”的非共产党知识分子。毛在1957年7月1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明确地批判了民盟与农工民主党两个共产党的政治盟友：“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外自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35，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了他臭名昭著的“阳谋论”，也就是说大鸣大放本身是政治策略：“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是阳谋。”

就传统影响而言，中共统治集团比国民党统治集团更欠缺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因此也就是更习惯于“翻版”传统政治治术。如果将所谓的民主党派比为“历史上的异姓王”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杀马以为盟”了即“非共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在毛看来，昔日反蒋的政治盟友今日反状已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同上，P436］即便可称为资产阶级的昔日盟友群体中有“少数人”在反对中共的政治路线，也尽管在批评与监督的意义上讲，这种“反对”是合法权力，但“少数人”还是被定为“资产阶级中的右派”，进而简称“右派”。“右派”不惟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而且他们的影响已经扩散到社会各个层面，让毛矛盾的是：“共产党、青年团里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同上438］这个矛盾也使毛对“异姓王”的削藩变得困难起来，于是，在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后的8天即1957年7月9日又专程赶往上海，发表重要讲话，题目是《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40－455］。

此文是“反右”作为一场运动开始的正式标志。此中，毛明确表示：（一）三、五年要搞一次运动［P442］；（二）为了彻底改造“右派”，这个运动可以持续一百年［455］。

明确表示作为运动来大搞、长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发现的“右派”在共产党与共青团中的“也有”之状，比他起初（7月1日）的判断似乎要严重。在7月9日上海讲话之前的7月7日就小范围内发表过谈话，即在山东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印发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56－465，版本同前］。此文直到8月份才进一步地扩大了阅读范围。在该文中，毛说：“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共青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发，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组织。”

“反右”运动由最初以防止所谓的民主党派夺取政权为核心，转而形成了两条作战：一是，仍对所谓的民主党派；二是，提高对中共党团内“右倾”分子的惩处力度。后一种倾向在逻辑发展上，甚至超过了前一种。因为中共意识形态纯洁化偏好在苏共那里有立即可学的样本，在其本身，延安整风已经小试牛刀；另外，基于中国封建统治的无赖政治遗风，内部整肃如曹魏的“煮豆传说”、又如唐宋的“文人党争”，也是不可避免的继承因素。

“文革”的发生，在“反右”那里也就有了先期基础。

▲旅居法国的作家安琪发表题为《章诒和的力量》评论反右运动，文章写道，右派光荣，永不言悔。

让人们有“说说写写”的空间，这个要求本身并不高，是任何一个民主社会所自然具备的条件。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极权专政下，以及附庸于这个专政机器的千千万万个邬书林那样的“螺丝刀”的钳制下，说与写都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从“延安整风”运动迄今的六十多年里，各种数不清的罪名冤狱哪一个不是与“说说写写”有关？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不就是一种他个人（而非他所在的那个党和政府）面对那些掉入其政党所设“引蛇出洞”陷井里的森森白骨的“良心发现”吗？除了章诒和父辈们的一桩桩“往事”外，林昭、张志新、遇罗克、……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哪一个不是因“说说写写”而被剥夺了生的权利！章诒和自己不也是因为在1964年4月4日的日记中讲江青出任中宣部的一个处级领导，这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八个字，换来了十年徒刑吗？。（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人物特写” 2007年1月25日。）还有那些因言获罪的新老囚徒；还有那些不断受到骚扰和威胁的说者与写者……

况且，“永远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所谓平反“冤假错案”，也是党内斗争和转移社会危机的需要，远非真正的“悔过”之举。以右派来说，半个世纪过去了，右派仍然是右派，只不过在右派前面加了定语，如：“平反右派”，“摘帽右派”，“问题右派”等等，等等。这就是说，一日右派，即永远的右派，绝无出头之日！这对那些八九“六四”以来私心期待平反的人来说，是值得深思的。平反到底意味着什么？经验告诉我们，除了证明当政者的合法性权威以及被平反者的归顺外，于社会的民主进步毫不相干。这样的“轮回”可以休矣！

遭遇过劫难的章诒和是明白的。几年前，在她的第一本书出版并遭遇坎坷期间，她在北京西郊福田公墓买了块墓地，将书名“往事并不如烟”作为自己的墓志铭，可见其志。这一次被“因人废书”后，她说：“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这里表达的是对自由言说的忠贞不渝，是个人权利的宣言！含义深长，掷地有声！其中没有丝毫的期待或奢望，只有以赴死的决心坚守写作权利的决绝！

在此，我们要向包括章诒和在内的那些“永远的右派”致敬，并引以为荣。这里显示出他们自始自终的人格独立和坚守，即使被“平反”了，也从未“融合”，从未低头，从未同流合污。如果让我们列个右派排行榜，同时也列个左派排行榜，相信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将右派排行榜看作光荣榜，左派排行榜当作耻辱柱的。

章诒和在「伶人往事」自序中这样说道：“艺人，是奇特的一群，在创造灿烂的同时，也陷入卑贱。他们的种种表情和眼神都是与时代遭遇的直接反应。……伶人身怀绝技，头顶星辰，去践履粉墨一生的意义和使命。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仅此一点，就令人动容。……正因为奇特，他们也就有可能成为审视二十世纪中国式人生的一个观察点。”

大概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用“说说写写”来把握人生观察点的“作家也是打不倒的……一个作家如果能在人类已如此丰盛的文学库存里留得下一本日后还可读的书该是莫大的慰藉。”

对读者来说，能读到一本触动心灵的书，又何尝不是一种精神慰藉呢？

“往事并不如烟”，是章诒和的墓志铭。是勿忘历史的座右铭。

▲作家刘自立发表文章：《右派分子思想行为初考——写在反右斗争五十年之际》。文中写道，右派分子的思想究竟如何评估？其来源和背景如何？其中，知识分子的右派思想和工农大众，普通市民，小知识分子们的所谓右派和右倾思想及其言论，又该如何定位，评价和反思，这些问题并不很清楚。我们试图在反右斗争五十年之际做出一个粗浅的评析，以望引玉再思。

右派分子的身份究竟是如何界定的？这个问题就牵涉到上述对于右派思想的定位。但是，什么是右派分子，他们的身分认定及其思想是否合拢，现在看来，也并不是界定得一清二楚。许多所谓第二种忠诚者，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于是，在党文化的逻辑里面，产生了一种古怪的看法。所有受到平反的前右派分子，他们得到昭雪和改正的前提，依旧是还原他们之\"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政治面貌；换言之，这些当年的右派分子，现在平反了，于是，他们就站队站到党的一边了，和党同心同德，大方向一致了。这个改正主义隐含了很大的危险性。因为，如果当年的所谓大小右派回归到本来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之立场上来，那么，这些右派分子的思想就被当今的党文化趋同了。

问题在于，如果人们说，不！我当年反党，现在你要我不反党，我做不到；于是，我宁愿右派到死——这样的看法，起码在现实中绝无仅有。比如，章伯钧之名写入某国际大辞典，就是以中国第一右派之声誉，而不是回避之。这样的思维，在中共里外都是行不通的，会给右派老人们的实际处境带来很大的危险。

可是，实际处境和政治思维毕竟天壤之别。

我们所言之右派分子的真实含义，应该是反对一党专制，极权主义之思维，而不是说，右派分子之思维，是证明我们不反党，不反毛，等等。如果如此，右派分子之声誉及其身份认同，就还没有任何改变。被平反或者未受平反之人，他们的政治身份和思想，就还是处在党的禁锢和辖制之下。只有等到中国施行了真正的民主国体，这些五十年的公案才会真正得到纠正。

那么，何以人们在这样一种扭曲的语境和背景里谈论反右呢？是因为更加深层次的政治学课题尚未完成。这些政治学的和政治现实的课题，乃至政治哲学的课题，究竟为何？是需要阐述和证明的。

反复而言，右派分子之含义，就是反对者的思想。这个反对者的思想，在西方的含义上，可以是趋同政权的主流思想，也可以不同，甚至反对之。这个事实不必赘言。

▲孙乃修发表文章《“反右”五十年与章诒和著作引发的思考》。文章写道，今年是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残酷迫害中国知识分子五十周年。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祭日。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事件。民族罪人和卑劣小人，民族英雄和一代知识分子风骨，都将以他们的言行而在史册中找到自己应得的位置。这一令神人共愤的事件应当成为中国当代历史教科书上的一页，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群体起而抗争专制政治、追求民族自由解放的伟大、悲壮的一页。他们以热血和生命、流放和监禁、青春飘零和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在当代民族文化史上书写了一段苦难的精神历程，向后人昭示出当年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大义凛然的风骨。

章诒和女士《最后的贵族》一书，从各个侧面，真实、生动地塑造了那群在五四新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性格形象，读来发人深思。在当代中国媚俗书籍、垃圾书籍招摇市场之际，此书尤为难得。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这个版本，恢复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本《往事并不如烟》中被删掉的部分，而且有所补充。

一九五七年之际，作为一位十四、五岁的女孩，对于被打成右派的父亲之精神世界和痛苦心理，虽有不少觉察，但毕竟还不能有多少理解。然而，作者那时候特别是后来“文革”十年中却与父亲的那些朋友们有过亲身接触和往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世事艰辛的体验，特别是后来自己竟然也身受迫害而入狱，这种来自亲身实感的记忆，伴随着内心的体验，落笔非常自然。这是作者朴实和聪明之处。朴实本来就是一种聪明。

这本是一部令无数知识分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令人扼腕、悲愤泣血的千古冤案和痛史。然而，作者叙事绵密，讲究章法，态度沉静，无论是感情，还是议论，都可见出笔端有控制。作者从日常生活中捕捉笔下人物一点一滴小事，一言一语谈论，透露出人物的性格、世道的黑暗、人们的善良和软弱、愤慨和恐惧。这是此书巧妙和动人之处。巧妙会生出动情力。

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直面事实而表现出来的真率和勇气。它揭露人性的丑恶，诸如吴晗痛骂和诬蔑罗隆基，胡愈之的双料身份，浦熙修翻脸痛揭同居者罗隆基，等等。它揭露人性的复杂和弱点，诸如史良的雅洁、精致的个人习性和生活，对人的友情以及疾风来临之际的变脸，被批斗时坦诚内心那段无果的爱情。它还勇于自承自己也告过密，在监狱里监视和记录同狱女囚的“反革命”言论，致使那位发疯的女囚惨遭枪毙。

▲单少杰以《毛泽东——整人与怕史》为题写到反右运动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不仅自任统帅，主持制定大政方针，还让邓小平做了副统帅，即所谓“前台总指挥”，全面负责落实这些大政方针。

邓小平则不辜负毛泽东的重托，克尽厥职，不遗余力地替毛泽东分担“反右”重任：既事无巨细地帮毛泽东统筹安排，在前台具体指导“反右”运动；又振振有词地为毛泽东论说一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总评“反右”运动。

权力不仅应与事功相匹配，还应与责任相匹配。有多大的权力，就不仅应做出多大的事功，还应承担多大的责任。

毛泽东让邓小平当上了“反右”运动的副统帅，不管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事实上就是让邓小平为这场运动，不仅要做出仅次于他毛泽东的事功，还要承担仅次于他毛泽东的责任。日后若要追究这场运动的历史责任，第一个要追究的当属统帅毛泽东，第二个要追究的就属副统帅邓小平了。

也就是说，在“反右”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共进共退、共荣共辱：若是肯定“反右”运动，就是既肯定前者也肯定后者；反之，若是否定“反右”运动，就是既否定前者也否定后者。

毛泽东的这一人事安排，不仅收效于当年如何实施“反右”决策事，即得到了邓小平的鼎力相助；而且收效于数十年后如何评价“反右”性质事，即获得了邓小平的竭力辩护。

可见，邓小平为“反右”运动作辩护，也是在为他自己历史作辩护，因而也就难免会辩护成上述那种强词夺理状，乃至蛮横无理状。

另外，还有一个以往人们不大注意的问题，就是按照政治运作程序，若是要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就必须正式推翻有关这场运动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就是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并获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而若是要正式推翻这一结论，也必须经由中共中央全会一级组织做出相应决议并予以公布；而若是要做出相应决议并予以公布，就必然会带来这样一些后果：一是会彰显邓小平在这场运动中所曾扮过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所应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二是会迫使邓小平为此而必须说上一些认错的话、道歉的话。

显然，这前一方面的后果是邓小平极不愿意看到的，这后一方面的后果则是邓小平极不愿意做到的，故而都是此公竭力要规避的。

赵紫阳在软禁期间曾与他的老战友宗凤鸣议论过他们的老首长邓小平，就此公硬是不给“反右”运动平反事做过一番评论：几十万“右派”都改正了，只剩下几个人没改过来，他还坚持“反右”运动应该肯定。这说不过去嘛，没有道理。

▲严家伟发表《跨世纪的维权之路—— 一个年老右派的自述》，文章回顾作者被打成右派的经历，文中写道，所谓的“反右运动”，已快过去五十年了。我已由一个小青年变成了白头翁。但这个“幽灵”还在压迫着我，而我也从未停止过对它的抗争。于是便有了这段跨世纪的抗争之路。故以拙文，立此存照。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不无风趣地说“世界上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里有个四川省，四川省里有两条河，一条呌流沙河，另一条是石天河。”这是两位作家的笔名，接下来毛讲话的大意就是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是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但我们仍然要团结他，不能一棍子打死。这个讲话当时在机关内部作了传达。我当时是四川石油管理局，属下的高木顶（叙永县）石油勘探队的一名干部，在传达毛的讲话会场上气氛紧张严肃，宣布会场纪律，一不准录音，二不准记笔记，年方二十的我心里弄不明白，既然领袖教育我们的话，为何记个笔记都不准记呢？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他老人家”那些话是在施展“阳谋”，引蛇出洞。到了反右以后，报上正式发表和载入毛《选集》时，那些什么“要团结他不能一棍子打死”的话，一句都没有了。几十年过去后我只能大概还记得。

现在我才明白“毛伟人”是多么的英明伟大，高瞻远瞩啊！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认帐，什么时候不认帐，人家早就运筹帷屋，决胜千里了。所以上当的大有人在。当时四川文艺界的七君子（石天河、流沙河、晓枫、茜子、秋原、储一天等），实际上就是七个大右派，正被人大批特批，而所谓的“批”除了扣帽子就是下流的人身功击。于是，四川大学教授张默生第一个被“引”出了‘洞’，他以‘诗无达诂论’（即诗没有一种固定、肯定的解释）为流沙河的（草木篇）辩护。我这个小小的文学青年也向报社投稿（用的是真名，真地址），向流沙河本人去信，表示支持，最后当然不用说是一网打尽，打入“右册”了。

由于当时一成右派便是众矢之的，中国政治运动的一大特点与法宝就是要深入揭批，新账老账一齐算。随着揭批的深入平日与我较好的人，纷纷划清界限，揭露我的反动言行以求自保。而二十岁的我，平日并不谨小慎微，反而外向冲动，因此什么收听‘美国之音’以及在谈话或写信中扩散“敌台”广播的内容，都很快被本单位和当地公安局联手“侦破”。由“右派”而“反革命”的我，于1957年8月被捕，并在1958年被判处15年徒刑，送往四川泸州专区监狱劳改

● 海外各媒体的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受害者要求把落实反右政策列入两会提案

报道说，中国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即将召开，有消息说，不少反右运动受害者及其亲属通过各种渠道要求把落实反右政策列入提案，此举已受到法律界人士的关注。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中国不少在反右运动中曾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及其亲属纷纷通过网络签名、人民来信等渠道，向即将于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提议，要求把进一步落实反右平反政策列入提案。

其主要内容为：被错划、错整为“右派”、“中右”、“右派边缘分子”的，其减降、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并加上银行利息；对在劳教、劳教中死亡、在被批斗中死亡、及因受迫害而自杀的，由其亲属领取补发款。消息说，此举已经引起参加两会的法律界人士关注，部分人士已明确表示支持，他们中间有的也曾受“反右”运动的迫害。

消息说，日前，已有二百人在各地上网签名，发起人希望在两会召开前征集到万人签名，以利于促使大会作出决议，正式将提案交付表决通过。当年的右派、山东大学的史先生表示：

史先生：重庆有四十五人集体寄给中央的（信）我这里还有他们的稿子，其它个人寄给中央的，还有很多人，我手头就有十几份。

对于反右幸存者和受害者的后人提出的精神和物质补偿，曾被划为极右分子的云南省的邵正祥认为有十分的必要。他说：

邵正祥：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他没有提出任何前提条件，那么我就说右派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对和谐社会是莫大的讽刺，这些矛盾不解决右派问题，社会和谐是建不起来的。

史先生和邵正祥等早在二零零五年曾发起联署要求对“右派分子”进行物质和精神补偿，当时有一千四百多人签名，信件在海外互联网公开后，云南省公安人员找到邵正祥向他施加压力，签名停止。邵正祥说：

邵正祥：我们认为已经达到目的了。中央已经看到我们的信了。

记者：除了这两位警官来找你说这样的话之外，有没有正面的响应？

邵正祥：没有正面响应。

而史先生表示，他正计划自费印刷一份评述“反右运动”的书稿，此书由一批著名右派如已故剧作家吴祖光、新华社记者戴煌等人联合编撰：

史先生：吴祖光写的序言，还有已故的萧干，作家，新华社记者戴煌，我找了一大批，我自己写了一部分文章。书在十年前就写完了，但不让出，国内原来广东的经济出版社要我的稿子，清样都给我了，最后还是不让出。今年上半年我将自费出。

至于有关网上签名是否能顺利进行，以及能否正式在两会中提出，人们正在观察中。

▲明报新闻网发表了采访著名翻译家、右派巫宁坤之女巫一毛的报道：《写家来去Interview：半世纪后的小小右派》。报道写道，“她是小大右派，我是小小右派。”巫一毛说。她本来与章诒和同来参加以自由写作为主题的会议，“我原来还想会一会她呢”，可惜错失了。但作为右派知识分子、著名翻译家巫宁坤的女儿，巫一毛概括了以百万计小大右派、小小右派血泪故事的童年自述《暴风雨中一羽毛》，最近翻译成中文版，法、德、丹麦文的版本亦在接洽中。

是的，右派子女在反右运动、在文革的经历，非身历过那时代那社会，不易理解。

是的，在一直以来都因中国锁国而至八十年代仍有人不知“中国下雨否”的美国，谁能想像，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那20年时间？，一个女孩几乎甫出娘胎，便注定要吃这个时代的痛苦？

巫宁坤为北大（燕京大学）英美文学教授，提倡图书馆多进原装英文书，而且，他所翻译的The Great Gatsby其中一个封面，是一外国人手持酒杯喝红酒的图样，他便以“崇洋媚外”、“走资”的罪名被打成右派，女儿和么子在母亲肚子里时便也成了小右派。一毛更因害怕上学途中被同学殴打，便在学校围墙挖狗洞出入，却仍把门洞美滋滋地称作“月亮门”；父亲发放劳改，没有收入，家中只靠母亲每月57块钱喂这五口之家，一毛自小便要照顾自己，8岁有天牙痛，拔牙后冒雨路经树林，被一个解放军以象征荣誉的毛泽东像襟章，引诱进树林强暴……

这些惨痛经历，读得让人心惊胆颤，透过一小女孩的视角道来，更叫人心疼：“有位美国读者跟我说他一夜间读完了书，‘因为我不愿意就这样把那可怜的女孩孤零零的留在那里’。”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反右受害者索赔 孙文广：老人们觉醒将历史事实昭示天下》。 今年是中共反右运动50周年。当年这场运动的受害者近日纷纷联名或单独上书，要求中共为当年所谓的“右派”彻底平反，并对受害者赔偿物质和精神损失。

有些签名上书者被当地党委或公安找去训话，但都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说，“每个个案都在说明一点，老人们觉醒了。经过多少年的锤炼，一旦觉醒，没有恐惧，老一代知识分子也希望为中国和后代子孙尽一点余晖。”

1957年6月，中共使用“引蛇出洞”、“诱敌深入”等手段，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保证“言者无罪”，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方针，结果将55万名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并株连家属。中共当局至今未对这场震惊中外的反右运动进行彻底平反，只在1979年作了个案改正的低调处理，且维持“反右还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结论。

▲美国之音记者东方长篇报道《反右运动回顾 双百方针今昔》。报道说，今年是中共发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50周年。我们要对比海内外媒体对半个世纪之前中国发生的那场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的不同报道和解读。

首先是新闻重放，让我们根据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以及海外媒体的报道，看看50年前发生的那场运动。

*百家争鸣成陷阱*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会议进行了三天。毛泽东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从此被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简称为“双百方针”。当时的文艺界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无不欢欣鼓舞，相信毛泽东和共产党能够虚怀若谷，倾听不同意见，他们都认为，中国民主的春天来了。

那时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毛泽东后来把双百方针当作引蛇出洞的诱饵，使中国五十万知识分子上了他的当，被打成右派，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在中国大地上，演出了一出又一出人间悲剧。

*双百方针恐惧症*

到最近，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文艺界人士谈心，再次提出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仍然让海内外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余悸未消，不寒而栗。

为了让中国知识分子出来鸣放，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整风，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

四天以后的5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言路一开民怨多*

在中共人民日报的几次社论鼓舞下，中国知识分子真以为党要洗涤自身的污垢，于是很多人终于信任了共产党，全国各地召开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几十万条意见和建议。

事实证明，提意见的人根本就没有要夺共产党的权，充其量就是想让共产党在一党独裁的制度下能够给民众多一点的权利和自由。

*毛泽东闻过则怒*

当毛泽东知道全国民众共提出这么多意见的时候，他在《情况汇总》中批示说：\"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五月十五日，也就是在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双百方针，让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的一个月零５天之后，毛泽东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并发至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参阅。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为在党的干部中“引蛇出洞”，所以此文在党内分两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才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

*诱骗伏击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

“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所采取的诱敌深入的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从1957年5月到1958年5月，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反右斗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温家宝：以双百建设和谐文化*

五十年过去了。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温家宝最近一次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时候，再次提到了中共五十年前的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的双百方针。无独有偶，五十年前，人民日报的社论题目是《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而温家宝提出的口号是“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

据新华社报道，温家宝在讲话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今天，贯彻这一方针，对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温家宝在讲话中提出：“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和评判。”

*压力之下否认禁书？*

对比温家宝的这一提法，明显可以看出，海外媒体报道的中国国家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最近在湖南一次出版工作的内部会议上关于禁书的讲话是和温家宝的讲话精神格格不入的。

中国出版总署官员二月一号透过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否认禁书。联合早报引述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负责人的话说，“不存在查禁的问题。这次我们一本书都没有查禁。”

中国问题观察家指出，显然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受到来自上边的压力，被迫对禁书作出否认。

*总理《谈心》暖人心*

温家宝在讲话中，还强调作家要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并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温家宝援引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话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温家宝是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以“即席感性”方式发表谈话，半个月后由官方新华社披露全文。

据中国时报援引一些大陆学者的统计，温家宝的《谈心》一文共十一次呼吁要思想解放、九次强调自由。中国时报报道说，温家宝的讲话公布之后，“大陆文艺界对温的讲话溢美之词不绝于耳，甚至有人称2007年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年。”

*重提双百是警告？*

不过，当年中国共产党就是靠双百方针为诱饵发动反右斗争的。 沉寂了五十年的“双百方针”的口号重新响起，不能不让海外一些知识分子有所警惕。

中国时报评论说，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能是在共产党所认可的意识形态下的文学艺术与思想言论的表达方式，凡超出无产阶级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者，就不是“鲜花”了，有可能被视为“毒草”或“反动言论”。而且评判香花和毒草的标准，不是实践，不是民众，不是读者，而是中共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

果然，温家宝《谈心》一文发表后还不到两个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就点了八本书，下令要求封禁，并惩处出版社。

中国时报分析说，双百方针再次提出至少有二重目的：一是再次重申并且强化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用，双百方针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合法性。另一重目的是针对现存网路有限的言论空间。中国时报援引一位大陆学者的话指出，当年双百方针演变成引蛇出洞，导致发生知识份子遭迫害的反右运动，今天中共再次提出“双百”，就是要警告这些网路群体，网路世界是公开的，政府是可透过监管引蛇出洞的。

*历史多敏感 禁区何其多*

比起海外媒体对中共反右斗争五十年的报道热来，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可以用一个冰凉来概括。用中国大陆最流行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搜索反右斗争五十年这几个关键词，只得到了14篇新闻，而且大部分来自博克网，中国主流新闻媒体没有进行任何报道。

据报道，中国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已经向各地宣传部门以及媒体负责人打招呼，把反右五十周年和六四天安门事件，文革纪念相提并论，列入敏感题材，不得宣传报道。

海外媒体在报道中共反右斗争五十周年的时候，焦点集中在这场斗争给中国知识分子个体带来的悲痛和迫害，给中国整个知识分子层带来的灾难上。相比起来，中国大陆媒体在提到中共反右的时候，忽视这个运动给五十万个家庭带来的不幸，也不提这个运动造成的后果。

*如此“扩大化”*

中国时报报道说：从中共一九八零年的定调来看，反右派运动的本身并没有错误，错的只是扩大化。根据这种认定，被定为右派的五十五万人(保守估计)当中，只有九十六人是名符其实的右派，其他人都是被冤枉的，而这些被冤枉者，则都已经被摘帽，回到正常的人生路途。

中国时报报道说：“中共这种定调方式的错误，首先引起章诒和为她父亲章伯钧和其他九十五名‘右派’鸣不平。根据大陆学者金观涛的研究，这些右派当时的言论，既不反对社会主义，也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他们只是指出共产党偏离了它宣称的理想和目标，何罪之有？”

“中共前总理朱镕基是最知名的摘帽右派，他在一九五八年被定为右派时，是一个三十岁的副科级干部，一直到二十年之后摘去右派帽子时，五十岁的朱镕基，还只是一个副科级干部。当然，朱镕基后来的青云直上，没有其他摘帽右派能及，但即使是朱镕基，他失去的二十年青春，谁来还？”

“中共正因为还不起这许多‘正义’，因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中共忽略了‘平反’的更积极意义在于‘鉴往知来’，唯有正视历史，才能面对未来，而回避的结果，只能让错误一再发生。 ”

*往事能如烟散去？*

中国时报报道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至今已经五十年了，依据中共主政者的算盘，时间是最好的疗剂，当昔日的受害者逐一挥别尘世时，包含反右、文革、六四等一系列历史的伤痕，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凝结成疤，以至最后脱落消失。”

然而，中国老百姓已经不那么容易按照当局的指挥棒的指引，轻易害健忘症了。很多当年的右派现在勇敢地站了出来，运用互联网为武器，或者写回忆录，或者写公开信，要求中国政府对错打了55万右派而给这些个人以及家庭造成的财产和精神方面的损失做出赔偿。

▲中国时报报导：《反右只错在扩大?极左阴影挥不去》。报道说，正当外界期待去年年底总理温家宝“文艺讲话”，代表向知识分子释出善意，可能会进一步反思“反右”之际，中共却在年初查禁了当时右派代表人物章伯钧之女章诒和所著的“伶人往事”一书。中共这项动作，引发海内外知识阶层的挞伐，也让外界重新省思五十年前的“反右”运动仍对当今中国政治、社会所造成的后遗症。对此，中国时报特别制作刊出“反右五十年”专题，期能藉此鉴往知来。

中国时报为此刊登的朱建陵的文章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至今已经五十年了，依据中共主政者的算盘，时间是最好的疗剂，当昔日的受害者逐一挥别尘世时，包含“反右”、“文革”、“六四”等一系列历史的伤痕，终究会随著时间的流逝而凝结成疤，以至最后脱落消失。

从中共一九八○年的定调来看，“反右派”运动的本身并没有错误，错的只是“扩大化”。根据这种认定，被定为“右派”的五十五万人（保守估计）当中，只有九十六人是名符其实的右派，其他人都是被冤枉的，而这些被冤枉者，则都已经被“摘帽”，回到正常的人生路途。

中共这种定调方式的错误，首先引起章诒和为她父亲章伯钧和其他九十五名“右派”鸣不平。根据大陆学者金观涛的研究，这些右派当时的言论，既不反对社会主义，也不反对共产党领导，他们只是指出共产党偏离了它宣称的理想和目标，何罪之有？

▲香港明报作了《反右50周年大陆涌索偿潮》报导，报道说，今年是中共“反右”运动50周年，一批当年在反右运动的幸存者和受害者的后人，近来纷纷动作，联署上书或单独上书中共中央及相关部门，要求中共为当年的右派彻底平反、反省反右运动、补偿受害者或后人物质和精神损失。有前右派学者认为，索偿潮的出现说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

据悉，此轮“上书潮”中最著名的是由山东大学几名“右派”幸存者联名发起。活动发起者之一，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退休教师李昌玉表示，联署活动从2005年底发起，3个月内就征得各地逾千名右派幸存者或右派后人的签名，后来受到当局压力，不得不停止收集签名，但之后仍有不少人直接上书北京或相关部门。

1957年“头号大右派”，民盟的创始者之一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日前因其新书《伶人往事》被中共查封而公开抗议，引起海内外关注。章诒和表示，北京也有一批右派幸存者或右派后人在活动，要求彻底平反和赔偿。

她说，1979年中共为右派改正时“低调处理”，只发给一纸“改正书”，既没有公开道歉，也没有总结教训。当年划定的55万右派中，今天幸存者不到一半，仍在世的至少也在70岁以上。这些身心受到重创的老人来日无多，他们和他们受株连的家属子女今天有理由向当局讨个说法，并要求物质和精神补偿。

章诒和说，金钱不足以弥补受害者的损失，有不少受害者说，他们要这些钱不是为自己，而是要建立中国民主基金，用于促进中国人权保护和民主事业的发展。

当年在北大物理系读三年级时被划为右派的燕遯符女士，1995年去信北大，要求校方向她道歉并赔偿损失，等了10年无回音后，她再次致函北大校长，要求校方道歉和赔偿，并表示要将获赔偿的钱捐给校友基金会。

57年被划为右派，后曾任中共党校理论室副主任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的杜光则表示，右派在问题改正后20多年才提出索偿要求，是因为权利意识的觉醒需要一个过程。他希望官方民间能借此采取适当措施，清算导致运动的制度根源，肃清专制主义在现阶段政治运作中的影响，实现政治民主化。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毛泽东称之为“阳谋”，将原先的党内整风转变为全民反右，不但清洗了大批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等各领域的上层头面人物，而且矛头对准了社会上最有生气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甚至还波及了不问政治的其他平民，戴“右派分子帽子”的人数官方统计超过五十五万，而据学者丁抒（着有《阳谋》一书）研究，所谓戴了“帽子”、有“份子”头衔的约有一百五十至二百万人，这些人或撤职降级，或监督劳动，或收容“劳动教养”，以至在嗣后判刑加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