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忧党忧国之士满腔热忱地不断出谋划策，欲推动该党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以谢韬为代表的一部分志士力荐民主社会主义，由此引发全国性热烈争论，直到总书记胡锦涛放话“中国不走民主社会主义之路”，争论的声音才渐次减弱。接着，《动向》杂志2007年10月号刊出胡绩伟讲话：“胡耀邦、赵紫阳当政的十年是贯彻新民主主义最好的十年，既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又坚持了社会主义民主”。胡绩伟希望十七大后新一届领导人继承胡耀邦、赵紫阳的遗志，全面推进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建设，为建立毛泽东提出的中国新式资本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2月号刊登杜润生讲话：“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在现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仍然将处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所清楚地阐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这两位在党内外颇有影响的人士举起毛氏“新民主主义”大旗，为中共指出发展轮廓，规划了新的救党之路。
在访谈中，胡绩伟有过一次自问自答：“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垮？”“主要看党的新领导干不干事，是不是真干实事。如果不干实事，只在会上报告中讲很多漂亮的好话、空话，只说不干，那么，中国共产党非垮不可！”（《胡绩伟访谈录（之一）》，《动向》2007年11月号）这里所说“真干实事”就包括走胡耀邦、赵紫阳道路，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如果既保持共产党的生命力“党的领导”，又保持迎合潮流的“社会主义民主”，还保持党的重要价值“社会主义方向”，在此前提下以资本主义经济补充生产力发展的不足，使经济繁荣起来，如此完满的“新式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是众多共产党人的理想模式了。胡、杜二老用毛氏“新民主主义”规范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发展轮廓，用心可谓良苦，体现了救党不垮的至诚心愿。不过，我有一点担心（也许是多余的）：这样的救党愿望是不是与我们督促胡总书记开启政治改革之路、将社会推向民主主义的距离远了些呢？靠“新民主主义”能够走向民主宪政之路吗？或许，胡、杜二人有更具体和深远的设想未能全部展示，如是，当然愿闻其详。
以非常郑重的态度推出毛氏“新民主主义”作为大陆中国今后发展之纲，需要获得普遍性认同才能顺畅地付诸实践。对此，同样是在党内外颇有影响的人士朱厚泽就明确表述过不同的认识。2006年12月，他说：“很多同仁认为新民主主义是美好事物，毛泽东1953年急急忙忙转为社会主义，转得太早，把事情搞糟了。这样的看法是糊涂的，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毛氏新民主主义和祸国殃民的毛式社会主义，是息息相通、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毛自己就讲得很清楚。如果说1953年转得太早了，1963年早不早？1983年早不早？今天转到毛式社会主义，还早不早？能不能接受？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是假民主主义，根子上出问题，因为它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蕴含一党专政。”（冯崇义：《民主这‘东西’与国人的悲哀》）这里，一针见血地把“新民主主义”视为“假民主主义”，戳穿其“一党专政”的实质，是对毛氏新民主理论前所未有的透底分析。毛氏“新民主主义论”自诞生后还从未受过如此重量级抨击。
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是假民主主义”呢？我想，这不是一时情绪激动的偏执，也不是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狂妄。这个真民主与假民主之争，盖源于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社会观、不同的政党观乃至不同的社会制度理念的对立，其中蕴含着相当深刻的学问，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诠释清楚的。概言之，真假民主的不同结论体现着专制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对立。毛氏“新民主主义”在政治上的突出特点，它与“旧民主主义”的显著不同，是增添了“党的领导”――党以无产阶级名义执掌政权，实行对社会的领导。这个“领导”非同小可，它是对社会实施控制的雅称。不称“控制”而呼“领导”，以遮掩共产党与民众的对立性。“党的领导”直接导致政治上的专制，从而暴露了共产党实乃专制主义政党，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也就成为一党专制。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才得出“新民主主义”并非民主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它的“民主主义”是假的，做样子的，假民主主义的根子就在“一党专制”或曰“一党专政”。这种政治运作的理论辩解表现在列宁主义中，《列宁全集》中充满关于必须实行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不厌其烦的说教。要想认清“新民主主义”就需要从分析列宁的专制主义着手。不过，那又要大费唇舌了，还是用事实说话吧。一些先进国家的共产党已经将党纲中关于“党的领导”的条文删去，这一事实可能比成吨的对列宁的专制主义批判更有说服力。它表明一种趋势，先进国家的那些共产党已经感到“党的领导”不是吸引群众倾心共产主义的良好机制，赶快将其抛弃才是正理。中国共产党若想成为民主政党，若想党内民主化，若想为大陆民主宪政奋斗，就必须将“党的领导”这项基本原则郑重地、公开地抛弃，舍此没有其他途径。
从“新民主主义本身就是假民主主义”的论题自然想到毛泽东把“民主”一向视为手段，从未把民主作为施政目标加以筹划。在他心目中，“民主”只是打击敌人、收揽信众的一种策略。他用这种策略对付国民党一党专政，对付国民党的训政纲领明文规定的以党治国、党在国上。毛泽东以“民主”的要求逼蒋结束训政、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或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这种攻势使蒋政权陷于被动，而使中国共产党赢得维护民主的良好声誉。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毛泽东的“民主”策略见之于实行普选，成立议会，通过宪法，选举政府，规定政权组成为三三制，这些举措俨然使根据地成为民主样板，于是邀请中外人士参观，获得好评。可以说，“民主”这个手段在毛手中确乎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成为中共夺取天下的成功经验。等到大众在中共建政下亲身体验中国共产党的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种种表现，才会明白：比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等到大众知道土改时如何纠斗晋绥边区最高权力机构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牛友兰时，才会明白：边区宪法对民主的保障是假的，“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才是真的。但等到明白了，为时已晚。
毛泽东有句名言很能迷惑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毛选3卷1009页）这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依据，他以此标榜“新民主主义”是新式的民主主义。如果以为他所说的“民主主义”真的就是那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主张，真的就是那种由民做主而不是为民做主的民主主张，那就误会了他的本意。他把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消灭一切异己，实行恐怖统治的苏联称作“最新式的民主主义”（毛选3卷1011页），他要经由“新民主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路径由此也就显露端倪。他的“民主主义”实际是“共产党专制”的代称，是他策划的从旧制度转向新制度的轴心。
关于毛氏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上述不同理解属于学术探讨性质。由于角度不同，也由于社会体验不同，当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占领真理的高度，靠共同的真诚的切磋琢磨，也靠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来日方长，可能要到大陆中国实现了民主宪政转型以后，才会使这一问题的不同见解有趋向靠拢的可能。
（2008.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