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两位香港女记者先后获得了国际性的新闻奖项：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庭获得了美国视觉艺术家协会颁布的“捍卫言论自由奖”，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刘晓欣获得了欧盟新闻奖。这两位女记者是香港新闻界的骄傲，是柔弱胜刚强的香港新闻界的女性工作者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位于美国加州的视觉艺术家协会，成立于一九八五年，起初只是一个服务视觉艺术家的非盈利的组织。一九八九年，该协会奋起声援天安门学生运动、谴责天安门大屠杀，并在其宗旨中加入人权、艺术表达自由的内涵。我曾经访问过该协会，会见了协会的共同主席刘雅雅女士。刘雅雅也是一位来自香港的移民，她并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而且在美国从事的是经济方面的工作，但她却对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牵肠挂肚。
二零零七年，视觉艺术家协会将“捍卫言论自由奖”授予麦燕庭女士，可谓实至名归。麦燕庭曾担任香港记协主席长达五年时间，一直与香港新闻界同仁一起捍卫新闻自由。我在访问香港的时候，曾经与之会面。当时，在场的还有被中共抓捕入狱的香港记者程翔的太太刘敏仪、《开放》杂志的执行编辑蔡咏梅等人。我们一起谈到香港新闻自由岌岌可危的现状，并探讨了如何营救程翔以及捍卫香港的新闻自由的一些具体举措。
这一次，麦燕庭女士到美国领奖，恰好是“六•四”十八周年前夕。经天安门学生领袖周锋锁的安排，我们又在旧金山重逢。在六月三日晚上，我和麦燕庭一起作为特邀嘉宾，在旧金山纪念“六•四”十八周年的活动中发表演讲。麦燕庭以具体的数字说明香港媒体高层正主动或被动地“上缴”言论空间、以换取政治舞台，她指出：“现在在香港十八家报纸当中，有半数传媒老板接受中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委任，另外有四个报纸传媒的老板是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好朋友。在电子传媒方面，在八家电子传媒当中，有五家老板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由此看出传媒生态很不健康，因为传媒老板已经‘赤化’了。”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麦燕庭正好在天安门广场采访。那一段经历她永远也忘不了，也使得她对维护香港的新闻自由矢志不渝。她回忆说：“当时，我在北京采访一个多月，我曾经面对一种情况，当地市民对香港记者很尊敬、也很保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们把真实情况向世界披露，令我很感动。每次想起都觉得——活在没有自由的世界的人们多么惨！那时候我就说过，希望香港以后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如果能尽一点力的话，我希望能尽到这一点力。”可是，如今香港正在朝着这一可悲的方向发展。麦燕庭呼吁全世界的有识之士们逆流而上，共同呵护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环境，抵抗香港“大陆化”的趋势。
欧盟新闻奖的得主刘晓欣，也是香港新闻界的一位“巾帼英雄”，她因发表在《南华早报》上的关于中国南方村民试图罢黜村长的报道而获奖。欧盟新闻奖创立于一九九二年，是为了纪念欧盟前发展专员、人权的积极维护者洛伦索•纳塔利。二零零七年的欧盟新闻奖受到空前关注，来自一百六十五个国家的一千五百二十九名候选人被提名，是有史以来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刘晓欣是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华人。在颁奖仪式上，欧盟发展和人道援助专员路易•米歇尔表示，“没有民主，没有新闻自由，发展就不可能持续”。
二零零五年，广州市郊区太石村农民勇敢地站出来揭发村长的腐败，要求罢免村长并举行抗议。在抗议中，村民同警方冲突，许多支持村民维权者被打伤。刘晓欣到太石村采访，亦遭到当地政府雇佣的“保安”的殴打。此一事实充分说明：中共当局已经赤裸裸地“黑社会化”。统治阶层无法运用体制内的资源合法、合理地解决问题，政府不仅不能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反而亲自参与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太石村事件至今仍然未能最后解决，官民冲突仍然没有划上句号。
刘晓欣在关于太石村事件的报道中写道：“村民们指责村长为自己捞钱，他们要求在律师的帮助下以和平方式重新选举。政府派出了一千多名警察对付二千名村民，警方强迫村民签署收回自己要求的声明，以阻止重新选举。不肯听命的人被投入监狱，太石村也被封锁起来。”几经周折，刘晓欣成功地与一名法国记者一起进了村。因为村民害怕，与她交谈的人不多。刘晓欣也受到警察及保安的殴打和辱骂。
四十八岁的刘晓欣发现，虽然太石村与香港相距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太石村与香港几乎就是两个世界，难道这就是“一国两制”吗？难道太石村的村民就必须生活在一个没有法治和人权的恶劣环境之下吗？刘晓欣评论说：“政府如此强硬地进行干预，是因为它担心太石村事件会成为地区动荡的起因。”但是，政府却漠视社会不公正的现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村民们抗议说，有这么多的工厂，但他们没有钱，甚至不能送孩子上学。”中国的领导人是否思考过：靠一味打压就能维护所谓的“稳定”吗？
在香港的女记者中，有“牛犊顶橡树”的勇气的并不仅仅是麦燕庭和刘晓欣两人。“牛犊顶橡树”是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自传的名字，亦是他对自己一生事业的形象的比喻。牛犊力量有限，橡树者树大根深，牛犊顶橡树似乎是愚公移山一般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努力。但是，牛犊锲而不舍地顶橡树，这一行为本身便标识出一种道义尺度，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香港电视主持人张宝华便是这样的不畏强权的“牛犊”。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访问香港的时候，我在香港光华文化中心的会议室中接受过张宝华的一次采访。其实，我早就想见见她了，她就是那个当面追问江泽民说“中央是否挺董”，而遭到江主席破口大骂的女记者。因为被“今上”辱骂，张宝华亦一举成名而为天下知。我在网络上的那段广泛流传的江主席骂人的视频中，只见江主席青筋暴起、唾沫横飞的王者之风，却不见被如此“修理”的女记者的半边倩影。
此次一见之下，我才大吃一惊：张宝华原来如此年轻、美丽和娇小！她款款走过来同我握手，抱歉地说：“我的国语不太灵光，请多包涵。”看上去就像是一位邻家清纯的高中女孩。我不禁想，江主席口口声声说与美国大牌记者华莱士如何谈笑风生，这似乎是其“尊老”的美德，但他不会不知道中国人除了“尊老”之外，还应该“爱幼”吧？以年龄而论，江主席足以当上张宝华的爷爷了，他为何连一个小女孩都不能宽容呢、非要辱骂说“你太年轻，太愚蠢”？
张宝华却不愿我“小看”她，我们便比较起年龄来。不比不知道，原来我们竟然是同年。虽然看上去像是弱不禁风的林妹妹，她却早已是香港有限电视的高级记者，做起采访来迅速就体现出一流的职业素质。她所问的问题全都切中肯綮，我的回答也让她颇为满意。采访完成之后，我们还一起照了一张合影，我开玩笑说：“大概我们两个人是中宣部最不喜欢的两个人吧！”窗外是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湾，在碧海蓝天之畔与“童言无忌”的张宝华交谈，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张宝华告诉我，她的第一本书就快要出版了，这本书中记载了她从事新闻事业的苦与乐，当然也包括那次与“江爷爷”发生冲突的来龙去脉。
不久之后，我收到了张宝华托朋友带给我的两本著作《新闻背后》和《两岸追踪》，其中还收入了对我的采访笔记。她说她很敬佩中国大陆“脖子硬硬”的知识分子们，其实她本人何尝不是如此？张宝华是香港新闻界少数敢于触及“雷区”、打破了人们逐渐习惯的“潜规则”的记者。比如，她采访了被中共贬斥为“台独教父”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这可不是一般的香港记者敢于涉及的领域。难怪香港资深新闻工作者林和立形容张宝华为“学养与拚搏精神兼备的新闻铁蝴蝶”。也许，有朝一日，张宝华会成为香港新闻界的法拉奇呢。
我还多次见过香港新闻界另外一位风云人物，她就是曾经担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现任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刘慧卿堪称香港历史上遭到亲共媒体攻击最多的人士之一，她所受到的辱骂大概仅次于末代港督、被中共定义为“千古罪人”彭定康。刘慧卿受到铺天盖地的辱骂的原因，其实不过是她从台湾访问归来之后说了一句“台湾人民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罢了。在言论自由的香港，为何不能说出此种个人看法来呢？
没有想到，这句话立刻捅了马蜂窝。亲共媒体齐声辱骂刘慧卿是香港的“台独分子”、“洋人的走狗”、“非中国人”，恨不得将用唾沫将她淹没。然而，更没有想到，中共越是辱骂刘慧卿，香港民众越是钦佩她。离开新闻界之后，刘慧卿立即投身香港民主运动，参与组建香港民主派团体“前线”，并竞选立法会议员。结果，她以高票当选，让那些本以为她已经“声名狼藉”的共仔们气得七窍生烟。他们发现“文攻”没有效果，便发起了“武斗”：不久之后，刘慧卿的办事处遭人纵火，外墙被人用蓝色笔写上“所有的汉奸都要死”的恐吓字句。很显然，这是中共驱使黑帮分子干的。一个政权到了统治的末期，必然依赖黑社会，就像昔日台湾国民党政权利用黑帮暗杀作家江南一样。
刘慧卿没有被这些恐吓所吓倒。我在香港七一大游行的队伍中，看到了她干练的身影，她一度还站在路边发表激情演讲。我在香港“维权律师关注组”在立法会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担任演讲人致意，也与刘慧卿有过一番讨论。那天的会议结束之后，我还观察到一个感人的细节：刘慧卿亲自清理会场，将纸杯一个个地放入垃圾桶。中国大陆有哪一个“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这样做呢？
我与香港新闻界的人士有过不少的接触。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香港的新闻工作者当中，女性占了一大半，最勇敢、最尖锐的很多也是女性。这种情形不仅在中国大陆不太可能出现，就是在女权运动早已高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欧美国家也不多见。我一向认为，记者是一件兼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者的辛苦工作，女性在这一行业中天生就处于弱者地位。但是，根据我对香港新闻界的观察，这一偏见彻底“破产”了。
香港新闻界拥有众多优秀的、勇气可嘉的女记者。在这至关重要的转型期的香港，她们配得上“巾帼英雄”的称号。香港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有赖于这些女记者“牛犊顶橡树”般的努力，更有赖于每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香港市民的捍卫。我们应当祝福香港、祝福香港的女记者麦燕庭、刘晓欣、张宝华和刘慧卿们。在香港新闻自由的历史上，她们已经书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页。
——二零零七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