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规避类似次级信贷风波的影响，投资者必须了解他们所承担的风险，为此需要更加透明的信息发布和可信的投资评级。这一点对中国尤为重要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下跌，万里之外的中国市场也感到了这种震动。那些提供给低信用借款人的次级抵押贷款集中了异乎寻常的风险，这一市场的崩溃已牵动整个美国经济，使房屋所有者、贷款人、金融机构和评级机构忙着互相指责。
像这样的风险可能在美国市场里蔓延，但美国的个人和企业尚可获得很好的商业报告，并可以自由选择投资方向。而如果这样的危机发生在中国，由于信息更不公开，投资者受到更多的约束，其结果可能会更糟。
当宣布自己持有近100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产品后，中国银行在8月23日那周股价剧烈震动。据美联社报道，中国银行的股价在香港一度下跌超过8％。
通过次级抵押贷款，那些通常无法获得贷款的借款人可以得到大笔贷款，甚至有时无需向贷款机构上报其收入状况。这听起来似乎过于优惠而显得不可能，但却是事实。当美国主要评级公司之一标准普尔在2006年中期发现超过40％的抵押都无法得到偿付时，就开始大幅度调低对基于此类抵押的贷款的评级。然而，包括很多大金融机构在内的投资者已经在这一市场中投入了重金。
在中国，银行监管机构迅速出面淡化中国的机构投资者所持债务的问题。中国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刘春航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称，中国大陆的银行持有的次级贷款的规模相对较小，所持债券的评级一般比较高，而且相应的风险管理机制已经启动，“因此直接损失应是有限的”。
但是，在很多时候，投资评级本身就可能是问题所在。在过去的五年中，每个美国大型评级机构——标普、惠誉、穆迪投资者服务都在次级抵押贷款评级业务上大发横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由于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分析评估，评级机构为这些抵押债券评级的收入是其他债券的两倍。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不正当的合作现象，投资评级机构被暗中授意提高了对基于新型抵押债券的评级，而毫无既有追踪记录可查。当然，评级公司对某些特定种类证券的评级收取更高费用无可非议，但是如果这种不透明使投资者无从获知其中潜在的利益冲突，就有问题了。评级机构应该公开披露他们对次级贷款评级业务的可信度。
在像美国这样自由市场里，当投资者发现他们投资的公司正面临着难以承受的巨大风险时，就可以撤回投资。因此，收入常常与公司业绩挂钩的公司管理层总会想方设法来控制债务，向公众披露信息，以及维持投资者的信任。
而在中国就不总是这样了。尽管中国银行是可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其控股权仍然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银行下属机构手中。这就对透明度构成问题。对于在去年中行IPO时购入约8.5％股份的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其他作为小股东的私人投资者，就无法确保中行管理者向其披露中行所持的财产状况及其战略性想法了。
这就成为一个新的风险因素，使其他潜在投资者决定向中国的金融机构投资前不得不三思而行。8月25日，新华社在对中行持有大量次级贷款的报道的官方回应中强调标准普尔并未因此降低对中行的评级。然而，正如西方投资者目前都明白的那样，这种评级本身已值得怀疑。
与美联社、《南华早报》、《金融时报》等其他媒体相比，新华社的报道没有强调局势的严重性，因此也就无法支持投资者的信心。这些报道可能已经使投资者认为现实情况比官方承认的更糟。
当关于某些公司的坏消息被揭露出来时，美国和其他的西方投资者总是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期望当事者承认些什么过失以恢复其可信性。对于企业而言，这就像撕掉一张创可贴，动作越快越可早日摆脱痛苦。
中国银行的管理层很早之前就决定通过海外投资获利。但是由于投资必须建立在自愿原则之上，中行必须说服外来投资者他们的投资是明智的。这就意味着增加管理事务的透明度，甚至可能要考虑外来投资者董事会中的席位。
正如美国公司现在已经深知、而中行经理们可能也渐渐意识到的，任何投资者都可能有犯错的时候。自由市场的优势就是通过个人投资者的自由选择，风险可以在人群中分散得更加微薄，并使类似次级信贷这样的危机爆发的潜在影响降到最低。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投资者必须了解他们所承担的风险。因此归根结底，市场之自由不能脱离新闻之自由。■
作者大卫。多纳迪奥（David Donadio）为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