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几篇文章，颇有一点感想，想来想去，改来改去，终于想出这么一个题目，写这么一篇读后感《“右派”，从“五世同堂”到难兄难弟》。
司鹏程先生写了一篇《“右派”，你们为什么不忏悔》，我已经作了回应，指出他犯了一个写作的忌讳：随心所欲地篡改历史，这样虽然得出了预想的结论，但是这样的文章就好像在浮冰上建造高楼，天暖冰化，高楼就会坍塌。
司文还犯了概念混乱不清的毛病。你既然对着“右派”说话，可是文章中想要批评的对象实际上是章、罗、储等“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头面人物。司鹏程文章违反了逻辑推理的基本规则，以偏概全。这一点，严家伟论述甚详。我再略加补充。毛泽东批判文汇报的资产阶级右派方向时，说他们是从个别性的前提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也就是以偏概全。这是很厉害的指责。当时，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公式，叫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就是说，共产党“伟光正“，成绩永远是九个指头，错误永远是一个指头，你把一个指头的错误批评成九个指头，那就是从个别性的前提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也就是以偏概全。结果，毛泽东的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公式成了一网打尽５５万右派的穿甲弹爆破弹。
从全文来看，司鹏程所指称的右派，基本上是指章、罗、储为代表的所谓民主人士。关于章、罗、储等人他们在抗日时期、内战时期以及中共建国以后和共产党的恩怨是非问题，这里存而不论。无论怎么说，他们不能代表右派的大部分乃至全体。再说，章、罗、储等大部分当时声名显赫的右派，年龄都比较大，早已先后谢世。现在司鹏程如果是向这批人讲话：你们为什么不忏悔？岂不是无的放矢，向死人喊话！
如果章、罗、储诸人转世，他们自己是否会“忏悔”呢？我看不能排除，但这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作为后来人，作为旁观者，还是宽容一点吧。在中国，只有一个人不能宽容，就是毛泽东。对于他欠下的债，没有算清的终结。
以年龄而论，右派虽然打了５５万，现在活着的人，充其量还有１０万人。右派只有一点相同，就是毛泽东定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 按照年龄，右派是一个“五世同堂”的大家族。据我所知，打右派的时候，年龄最大的８５岁，为上海的冒广生，是前清名士。年龄最小的，例如云南昭通的李曰垓，宣布戴帽的时候刚满１６周岁，批斗的时候还只有１５岁，因此右派老少相差７０岁。这是不是可以算作“五世同堂”呢？此外，中专学生、高中学生中打的是“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的年龄也有１５岁的，不过后来取消了。但是这些人，主要是高中毕业生，戴了反社会主义帽子，考不了大学，等到能考的时候，机遇错过了，后来他们又不存在“落实政策”的问题，两头不够边，遭遇更加倒霉。
在司鹏程的眼睛里，１９５７年，“中国‘右派’没有选择‘不说话’的沉默，他们选择了‘向人民投降’。1957年，从夏天到秋天到冬天的日子里，被划作‘右派’和与未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比以往更加卖力地向党表现着自己的忠诚。怀着邀宠的希冀，这些教授名流们痛哭流涕、横七竖八地相互揭发、攻讦，出卖家人亲友，检举揭发自己的同类，践踏别人的同时也被别人践踏…….
这就是反右！它远没有‘右派’们所描述的那样惊天动地。‘右派’，也从来不是他们吹嘘的那般清白高大。”
1957——这是一块猩红色的耻辱柱，上面遗留着中共的印记，也记录下了中国知识分子最丑陋的一幕。”
司鹏程描述的情况，并不虚假，但是，他的憎恶、他的痛斥、他的批判，他的愤怒、他的揭露不但聚焦在右派分子身上，而且还有“未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把全部知识分子都扫荡在一个箩筐里。这也犯了逻辑常识的错误。“右派“这个概念有确定的内涵，写文章的时候，不能兴之所至，横扫一大片，造成更多的冤假错案。
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５日，毛泽东在密室策划发动反右派运动的时候，就确定了要打右派，而且预见到这样做人们会质疑“不合情况”，因此预先反驳道：“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的时候，未免不合情况吧？”他设问设答道：“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事情正在起变化》）因此，反右运动之中，打了５５万右派分子，其中包括极右分子，运动之后，其他的人，都要分别评定中右分子、中间分子和左派分子，就像农村里要评定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工厂里要定出先进、中间、落后分子（见《中共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１９５７年９月４日）一样。这一点可能许多人都不了解，因为现在写文章的人都盯在右派上。
唯一令毛泽东遗憾的是，１９５７年之后，一直到第二代领导人手上，再也没有搞成一次名字叫做反右派的运动，因此也没有再给人戴上名字叫做“右派”的帽子，至于另外的名目，这里就不管了。现在离开毛泽东预言的一万年还早得很，中共中央至今还坚持认为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因此以后是否会再来一次，谁也不敢预言，反正这个口袋没有封口。
中右分子不戴帽子，但要受处分。我的一个同学，因此除名预备党员，从中学调到小学任教。
至于左派分子，他们的人数应该比划为右派的多得多。他们都是有功之臣，运动完了，论功行赏，党员升官，非党员入党，为做官铺垫了台阶，２２年后，等到给我们落实政策“改正错划”时，掌握大权的干部，许多就是反右的积极分子和有功之臣。只要有专制的权力，总免不了鲁迅所说的以人血染红顶子的事。今天也不必太苛刻地对待这些人。左派和右派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楚河汉界。我本人并非命定的右派，差一点也成了左派。只是因为上帝打了一个盹，我“错划”成了右派。
大概司鹏程不知道，“未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的情况是很难一言以瞥之的。至于“中国‘右派’没有选择‘不说话’的沉默，他们选择了‘向人民投降’”这是没有参加反右的人的臆想之言。极端地说，不说话也可能打右派。
所谓“五世同堂”，我举一个切近的例子。我们山东大学的头号大右派是副校长陆侃如。他是九三学社全国常委，著名的文学史家，以文思敏捷，才华卓异被认为学界翘楚。他１９０３年生，比我年长３１岁，比我父亲年长９岁，打右派时５４岁。他因为尊奉毛泽东的指示，在九三学社内发动讨论高等学校的党委领导制的存废问题，结果毛泽东出尔反尔，食言自肥，把民盟、九三的一大批“蛇”引出了洞，最后“聚而歼之”。那时山东大学的正副校长书记只有三四人，共用一辆小车，美国货，道奇牌，当然是旧车。陆侃如打了右派当然就得下台，从此就“出无车（JU）了。那时，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我们每个学期都要下乡劳动两个周。每次下乡，年青的教师也是要去的。陆侃如虽然年纪不轻，当然也要下乡改造。我们学校位在济南市的东端，可是劳动地点总是选在西郊的长清县，相距最少四十里。每次下乡，陆侃如都是自己背着小铺盖卷，和其他年青教师一起走。这时，这位在大学一年级就因为出版了《屈原》受到胡适垂青，后来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做了吴宓、王维国的大弟子，到法国巴黎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考官问“孔雀为什么要东南飞”，他脱口答道“因为‘西北有高楼’”，说明他对乐府诗歌的研究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令众考官击揭赞赏，他还因为文采风流感动了五四时期知名的青年女作家、获得鲁迅酷评的冯沅君――笔名淦女士者，成了令人称羡的才子才女配，但是，此时，在他背着小铺盖卷下乡的途中，除了脸上架着的那一付金丝边眼镜，再也没有一点文质彬彬的相貌了。
冯沅君是大哲学家冯友兰的令妹。
只是因为他不和我们学生在一起劳动，否则，我们之间就免不了戏称“难兄难弟”了，但这样的“难兄难弟”，以后还真是遇到不少。
１９５７年“最丑陋的一幕”就是毛泽东和执政党以至高无上的专制权力，以亘古帝王也没有采用过的手段，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其中半数以上送往夹边沟一类地方“劳动教养”，株连所及，有数百万人，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和非正常死亡者以及留下残疾者无计其数。他们的精神人格受到百般羞辱和伤害，苟活存世者至今都隐隐作痛。
昨晚接到湖南邵阳老右黄步萍先生电话，他８０岁了，比我年长六七岁，阅历更为丰富，也更为凄楚。他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参加革命之初，受到上级的器重，当了７天三反运动的打虎队队长，忽然把他关了起来，一关就是一百多天，最后什么事也没有。领导谆谆教导他说：“这正是党对你的考验，看你是不是经受得住考验，从此无怨无恨地跟着党走。”我说：“黄老兄，你知道吗？这正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出的贡献，可惜的是刘少奇自己也在这个‘考验’中丢掉老命。”
从《观察》右派签名栏查知，存世的“右派“中，年龄最大的是湖南邵阳的陈新宪，９５岁，和李曰垓相比，两人相差３０岁。我估计大概还有大于９５岁的老右存世。李曰垓的昭通同乡，被称作“云南王”的龙云，打右派时为７０岁，头号右派章伯钧则为６３岁。
我本人现在７４岁，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写到这里，下楼散步，和一位年过八旬没有打过右派的老师闲聊，说起５０几年前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使老干部们名正言顺地和黄脸婆离婚，然后组织部出面为他们当红娘，牵线搭桥，成人之美。那时，老干部们见面的问候语是：“离了吗？”就像现在问“吃了吗”一样。说起这些历历往事，他不胜感慨道：“我这一生活得真值，什么事都看到了。”
谁说苟且偷生不好呢？
附言：关于右派的年龄，山西长治一位没有打过右派的马纯孝先生，做了一些研究，特地报告给我。他根据书刊的资料，统计了３００名右派的年龄，其中主要是各方知名人士，按照各年龄段人数，依次从高到低是：
４１－５０者１０７人，
２１－３０者６５人，
５１－６０者５５人，
３１－４０者４７人，
６０以上者２１人，
２０以下者５人。
他得知的最小的年龄是１７岁，最大的年龄是７７岁。（以上资料摘自他的来信）
（２００７／７／１５于山东大学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