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南,再向南


2007年1月8日上午,我和孙医生继续南行,两个多小时以后,即抵达云南省最南端的西双版纳。走在景洪市街头,我心潮难平地四下张望,视野内当然有水桶粗的遮天蔽日的芭蕉树,有傣装妇女,有傣家楼模样的建筑,可跟我的期待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十几岁时,读过老作家艾芜的《南行记》,讲述他自己早年的流浪经历:文弱书生,身上没几钱碎银,经常半饥不饱,昏昏噩噩,连一双垫作枕头的旧布鞋也叫更穷的房客偷去。可就这样子潦倒,他还摇摇晃晃地向南,再向南,居然从昆明一直走到西双版纳,还随随便便就出了边境,饱餐异国风情,抵拢缅甸首都仰光。


可以说,这么一本小书,知名度虽然没有美国“垮掉一代”的经典之作《在路上》大,但也等于我们这代的《在路上》了。我八几年的女友某某,与我分手的前夜,还在含泪钻研《南行记》,稍后果真沿着书中指引的方向,向南,再向南。第一次叫边防军给抓住,关了半年的收容所,受够暗娼和毒贩子的折腾;第二次执迷不悟,用倾家荡产的钱砸翻了景洪郊区一傣族野导,越境成功。如今是泰籍华侨,老窝在曼谷,成都也购下房产,儿女都一双了。2001年她曾登门拜访我,相邀进高级馆子,酒酣耳热,她劈头就批判:当年叫你跟我一起走,你死活不,结果呢,栽进了监狱!我狡辩说:各是各的,我坐牢和你越境扯不拢关系。她叹息说:你20几岁就送我《南行记》,可活到这把年纪,还叫共产党绑死在这儿!莫提国外了,恐怕连西双版纳都没去过吧?


接下来的江湖传说是撒娇派诗人京不特,从此地越境去了缅甸仰光,正宗的艾芜南行路线,却在异国街头浪荡之际,被警察抓进监狱,整整泡了1年多。据说曾与缅甸共产党的领导人关同一号子,后来却被充着他国劳工,由政府输出到欧洲。一波三折的命运就这样改观了——如今在安徒生的童话故乡丹麦,依旧刮一光头,很平和很滋润的样子。


再接下来,又要提到我的六四牢友,四次越境未遂的李必丰和已遂的杨伟、吴嗣渝了。李必丰是个老文学青年,80年代就组织过诗社,不幸进了班房,脸蛋已经叫揍成一边大一边小,阴囊也时常蓬勃如馒头了,诗意还没遭受丁点影响。一本《南行记》,更是当作日日必诵之功课,搞得滚瓜烂熟。可如今的下场我已久闻:二进宫合计12年后,皈依基督教,出任包含临终关怀之养老院之负责人——唉,一个曾经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偷渡犯,越境之心真的死了?仰或认命了?叫边防军打怕了?


杨伟和吴嗣渝的文学情结没那么重,越境前经常去我家串门,与前妻宋玉打得火热。大约我那本缺了封皮的《南行记》就是被杨伟揣跑的,而吴嗣渝要去了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国内版及一支箫。他俩自忖身份轻贱,竟与我八几年的前女友如出一辙,苦口婆心地劝我一道弃暗投明。吴嗣渝甚至往返西双版纳两三趟,亲入傣家寨踩门路,可我还是下不了决心。后来他俩在泰国当了好几年“国际叫花子”,杨伟被中国人权的刘青弄到加拿大后,断了音讯;吴嗣渝从2003年至今还呆在曼谷,以下是他个把月前寄来的求援信:


威哥,你好。 


       前次你给法国玛丽的信是否有回音?记得她只是在一月底给我来过一次信,之后就一直没音信。期间封从德也给她转述过我的境况,但如今都无结果。 


        最近令人深感不安的是,泰国军政府强令联合国难民署驻泰机构停止运作,几天前该机构已暂时关闭,据里面的翻译说该机构很有可能撤走。如此一来,连这一线希望都断了,我们的处境将更加艰难。期盼威哥再辛苦辛苦,看如何来拯救我等!伫候佳音。


还有已去世的蒲勇,已入狱的许万平、佘万宝,都曾经向我谈到越境,口吻之热烈,更胜于初恋。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云南西双版纳”这个地名,快将我的耳朵磨起茧子——自1997年“香港回归”,自由港荡然无存,在陆地上的“光明暗道”,似乎就只有《南行记》里的艾芜路线了。


向南,再向南,我默念着。耳尖的孙医生诧异地瞟我一眼,说老威你在做诗吗?我笑着反问:你觉得现在的西双版纳有诗意吗?孙医生摇头:我1974年从南京到这儿上山下乡,那时的景洪就是一座森林城镇,猴子经常在竹楼间窜来窜去,逗引唱歌的傣族姑娘和小孩,那才叫诗意呵。可现在,这儿一天天变大、变脏,变得跟其它地方一样,满街都是灰尘和劣质旅游产品,连一家正宗的传统傣家楼都难找。


的确,我们穿了几条街几里路,都是大同小异的水泥建筑。兴味索然之际,我们钻入出租车,向司机打听傣族村寨。司机回答:傣家寨是我们西双版纳的旅游品牌,已经集中到郊区,开发成比较高档的度假村了。孙医生说:我们就去普通的傣家寨。司机一脸迷惘。我们只好退出,又换了四、五辆车,终于遇上个傣族妇女,愿意拉我们去景洪机场周围碰运气。孙医生高兴极了,称我的下一个访谈对象也在同一方向。“如果能进寨子住下采访,就两全其美。”


相对其它同类城市,景洪市区的车和人还是比较稀少,所以一路顺畅,似乎没拐几个弯就上了机场大路。过了机场的路更加宽广,简直能并行五、六辆车,司机说,沿着这道一直飙下去,20多公里就抵橄榄坝农场,离边防非常近了。


大道两旁有若干通往傣家寨子的土路,女司机打了几个电话,才认准傣汉两种文字的指示牌,拐入某一条,继续了大约3华里,即停车收钱。我们沿着越来越窄的路深入,芭蕉树的浓荫状如深宫,孙医生说,有点当年的味道了。


接着撞上弯弯曲曲的围墙,我们沿墙根绕了两三百米,就从简陋城堡一般的牌坊进寨了。四处都是新旧相间的圆顶傣楼,砖石结构居多,也夹杂些传统的木竹结构,顶上发黑,如久不冒烟的蒸笼盖子。


我们在这个叫“曼景保”的村寨里转悠了一刻钟,到底有运气,寻了家木竹结构的傣楼住进去。底层约一人多高,犹如地宫,支撑着若干老木头柱子;二楼才是整个家庭的活动场所,蒸笼盖子下的主屋,足有半边操场大,囊括了全家的地铺、厨房、饭厅、聚会厅及细软储藏室。我和孙医生被请入右边霉味扑鼻的客房,拉开两个两尺宽的地铺垫子,孙医生落屁股试了试,叹道:时光又倒流了。


在晒台上吃了一顿地道的傣家菜,有炖鸡、薄荷、本地蔬菜,还有好几种油炸树叶。我们眉开眼笑。紧接着,孙医生挎包出门,为我落实采访对象去。而我则遵嘱原地待命。


游笔至此,正是2007年6月某日,网上沸腾着因山西“黑窑童奴”所起的众怒,相关文章铺天盖地。来龙去脉是:今年3月,两个父母为找回失踪的孩子,去山西运城、晋城、临汾等地乡下,他们跑了100多家砖窑厂,甚至当众下跪哭诉,仍然一无所获,却无意间发现了黑窑奴童的内幕。于是他们邀约了6位失踪孩子的家长及1位河南记者,用摄像机偷偷拍下种种惨状。稍后在河南都市频道进行了电视曝光,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有1000多位失踪孩子的家长闻讯前来求救,100多位家长亲往山西。


紧接着,400位被人贩子诱骗或绑架,转卖到山西临汾、永济等地黑砖窑做奴隶的孩子的父亲在网上论坛发出“泣血呼救”,始而惊动了中央。


我细细端详着黑砖窑的网络图片,那些孩子,最小的8岁,最大的也就十六七岁,在打手和狼狗的监视下,出入那些半人高的黑窟窿。长达19个小时的超强苦役,已经将他们的浆汁榨干,一不留神,还以为是一具具被泼了沥青的木乃伊插在那里——如此的狠,如此的恶,比共产党为了对全国人民进行“翻身教育”而塑造的恶霸地主刘文彩更甚。可刘文彩是典型,与其同级别的也就舞台上的“黄世仁”、“南霸天”;黑砖窑却很普及,光是山西就有上千家,每家均由刘文彩望尘莫及的村支书牵头垄断。


由于成本低廉(一个孩子的出手价才几百块人民币),这样的黑砖头极有市场竞争力。山西、河北是邻居,从地图上看,离北京的距离不到两厘米,说不定北京疯涨的房地产与此关系密切,搞不好若干奥运工程也是由黑砖头垫起来的——真应验了马克思的预言: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浸透泪和血。


朋友一平自美国来信问:是不是中国彻底没救了?人心这么黑,人性这么坏,是不是任何制度都救不了?宗教呢?老威你采访地主,跑过不少信基督教的穷山沟,那儿的情况如何?要好些吗?


我无力回答。本来我想说,黑砖窑令我记起20多年前目睹过的“黑煤窑”。那是80年代初,我当卡车司机的时候,经常随车队从雅安翻泥巴山,去荥经、汉源一线的小煤窑拉煤。半匹山被掏得如蜂窝,每口窑的出口比狗洞大不了多少,那些大人和小孩,成天四肢着地,爬进爬出,脑壳中央绑着个手电筒,外加孙猴子紧箍咒一般的头圈,屁股后的煤筐车绳子就连在头圈上。计数的监工照样有,出一车煤,领一张纸条,月底凭纸条结算工资——相比之下,历经几朝天子的黑砖窑的伟大进步是:1,添了狼狗;2,添了打手;3,入夜锁死工棚;4,克扣或不给工钱;5,奴隶的年龄更小;6,劳动的时间更长;7,打死人不偿命。


置身如此国度,一个人的神经若还正常的话,都会想到逃跑。连贪官污吏都想逃跑,他们枕着钞票睡觉,却在担心某一天遭遇更厉害的强盗。“危邦不居,乱邦不入”,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了。要什么宗教呢?拯救谁呢?还是向南,再向南,冒着边防军的炮火,一溜烟冲出边境,冲出东南亚,漂洋过海后,再傻傻地叉腰回头,隔岸观火,裂开大嘴巴忧国忧民吧。


可眼下,我神走了,皮囊却还在原地。网上有一首叫《窑奴》的诗,作者王新旻,其中写道:


那些貌似愤怒的人
他们并没有愤怒
他们只是知道该怎样继续表演
          
我知道整个中国是一座黑窑
我知道这里的人们都难以幸免


于是我钻进地下变成蚯蚓
一口口吞食着这有毒的土壤
   
临近黄昏了,孙医生才回到傣家楼,汗水淋林,看样子累得不行,可还冲我强笑。原来他追寻几年前的记忆,一下午跑完附近3个傣族村寨,却吃了无可救药的闭门羹。两个傣族老地主都在去年死了,他说,后人又太小,不知道土改的事。我当然沮丧,本想说,是不是这一趟白跑了?但话拢嘴边又打住。孙医生转身去洗澡,我只得叹息两三声,顺手拿本书,落坐嘎嘎响的毛竹露台,望着浸透夕阳之血的无尽的芭蕉林发呆。


就这样干等到夜色笼罩,繁星四起。我们潦草吃了点东西,孙医生的精神头似乎有所恢复。他下意识地抚摸低矮的屋檐,突然说:还有一个线索,在飞机场背后的曼喃村。


好啊,我低落的情绪一下点燃了,可又习惯性地不放心:你确定能找到人?


那就看上帝怎么安排了,孙医生说。那神色如一个有耐心的渔夫,不紧不慢地抛下诱饵:这家地主的故事很惨,父子二人偷渡境外,结果父亲被当场击毙,儿子被抓回来判刑劳改。


天边划过一颗流星,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上帝会安排的,我如此默祷,倘若他还叫上帝的话,就应该让他们留下见证。


这是我所在的西双版纳的夜晚,也是1949年以来,无数中国偷渡者曾经魂牵梦绕的夜晚。从这儿向南,再向南,可以走陆路,穿越原始丛林,追至茶马古道的尽头;也可以走水路,顺澜沧江直下,即漂往划开缅甸、老挝、泰国边界的湄公河。人和飞禽走兽一样,生而自由,可边防军的子弹却专门射人,不射飞禽走兽。几天前,接到一位坐过21年大牢的老反革命的海外来信,居然邀请我去美国喝酒。他说自己两三年没喝酒,两三月没说中文,每天上班下班,忙忙碌碌。他说你来吧,带着你的箫,带着你的喉咙,我们像在中国那样,像中国古代人那样,往死里喝一次,就一次。我回信说去不了,没护照。他顿时生气了,说你这种在牢里自杀过两次的家伙,命已经算白捡,难道你就不会跑到西双版纳,重金收买一个傣族向导,向南,再向南吗?大不了横着躺下去!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偷渡者横着躺下去了,想想他们在阴间做你的人肉床垫,很软和不是?


可是孙医生,一个朴素的基督徒领我来到这儿,不是让我向南,再向南的。他在这一片乡村巡回行医多年,经常走在界河这边——伸腿就能到那边,可我为什么要到那边呢?


他轻轻地捶着腰眼,他已经很累很累,但依然立在星空下,谈起他永远的偶像——德兰修女在印度的“平凡神迹”。只有上帝有力量评判世间一切,他说,我们没力量,也没资格评判,那就只有尽其所能去付出。不要追问付出了又将如何如何,仅仅是活着,并且付出,就足够了。


我问:对专制社会也不评判吗?


他答:不用评判,因为上帝已经替我们作出了评判。你早就明白上帝的评判,所以你不像其他作家,成天关起门胡编乱造。你一直采访受难的人,没人写的你写,做得好。不管受没受洗,上帝对你这个孩子还是照顾的,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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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再向南


2007年1月8日上午,我和孙医生继续南行,两个多小时以后,即抵达云南省最南端的西双版纳。走在景洪市街头,我心潮难平地四下张望,视野内当然有水桶粗的遮天蔽日的芭蕉树,有傣装妇女,有傣家楼模样的建筑,可跟我的期待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十几岁时,读过老作家艾芜的《南行记》,讲述他自己早年的流浪经历:文弱书生,身上没几钱碎银,经常半饥不饱,昏昏噩噩,连一双垫作枕头的旧布鞋也叫更穷的房客偷去。可就这样子潦倒,他还摇摇晃晃地向南,再向南,居然从昆明一直走到西双版纳,还随随便便就出了边境,饱餐异国风情,抵拢缅甸首都仰光。


可以说,这么一本小书,知名度虽然没有美国“垮掉一代”的经典之作《在路上》大,但也等于我们这代的《在路上》了。我八几年的女友某某,与我分手的前夜,还在含泪钻研《南行记》,稍后果真沿着书中指引的方向,向南,再向南。第一次叫边防军给抓住,关了半年的收容所,受够暗娼和毒贩子的折腾;第二次执迷不悟,用倾家荡产的钱砸翻了景洪郊区一傣族野导,越境成功。如今是泰籍华侨,老窝在曼谷,成都也购下房产,儿女都一双了。2001年她曾登门拜访我,相邀进高级馆子,酒酣耳热,她劈头就批判:当年叫你跟我一起走,你死活不,结果呢,栽进了监狱!我狡辩说:各是各的,我坐牢和你越境扯不拢关系。她叹息说:你20几岁就送我《南行记》,可活到这把年纪,还叫共产党绑死在这儿!莫提国外了,恐怕连西双版纳都没去过吧?


接下来的江湖传说是撒娇派诗人京不特,从此地越境去了缅甸仰光,正宗的艾芜南行路线,却在异国街头浪荡之际,被警察抓进监狱,整整泡了1年多。据说曾与缅甸共产党的领导人关同一号子,后来却被充着他国劳工,由政府输出到欧洲。一波三折的命运就这样改观了——如今在安徒生的童话故乡丹麦,依旧刮一光头,很平和很滋润的样子。


再接下来,又要提到我的六四牢友,四次越境未遂的李必丰和已遂的杨伟、吴嗣渝了。李必丰是个老文学青年,80年代就组织过诗社,不幸进了班房,脸蛋已经叫揍成一边大一边小,阴囊也时常蓬勃如馒头了,诗意还没遭受丁点影响。一本《南行记》,更是当作日日必诵之功课,搞得滚瓜烂熟。可如今的下场我已久闻:二进宫合计12年后,皈依基督教,出任包含临终关怀之养老院之负责人——唉,一个曾经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偷渡犯,越境之心真的死了?仰或认命了?叫边防军打怕了?


杨伟和吴嗣渝的文学情结没那么重,越境前经常去我家串门,与前妻宋玉打得火热。大约我那本缺了封皮的《南行记》就是被杨伟揣跑的,而吴嗣渝要去了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国内版及一支箫。他俩自忖身份轻贱,竟与我八几年的前女友如出一辙,苦口婆心地劝我一道弃暗投明。吴嗣渝甚至往返西双版纳两三趟,亲入傣家寨踩门路,可我还是下不了决心。后来他俩在泰国当了好几年“国际叫花子”,杨伟被中国人权的刘青弄到加拿大后,断了音讯;吴嗣渝从2003年至今还呆在曼谷,以下是他个把月前寄来的求援信:


威哥,你好。 


       前次你给法国玛丽的信是否有回音?记得她只是在一月底给我来过一次信,之后就一直没音信。期间封从德也给她转述过我的境况,但如今都无结果。 


        最近令人深感不安的是,泰国军政府强令联合国难民署驻泰机构停止运作,几天前该机构已暂时关闭,据里面的翻译说该机构很有可能撤走。如此一来,连这一线希望都断了,我们的处境将更加艰难。期盼威哥再辛苦辛苦,看如何来拯救我等!伫候佳音。


还有已去世的蒲勇,已入狱的许万平、佘万宝,都曾经向我谈到越境,口吻之热烈,更胜于初恋。所以有那么一段时间,“云南西双版纳”这个地名,快将我的耳朵磨起茧子——自1997年“香港回归”,自由港荡然无存,在陆地上的“光明暗道”,似乎就只有《南行记》里的艾芜路线了。


向南,再向南,我默念着。耳尖的孙医生诧异地瞟我一眼,说老威你在做诗吗?我笑着反问:你觉得现在的西双版纳有诗意吗?孙医生摇头:我1974年从南京到这儿上山下乡,那时的景洪就是一座森林城镇,猴子经常在竹楼间窜来窜去,逗引唱歌的傣族姑娘和小孩,那才叫诗意呵。可现在,这儿一天天变大、变脏,变得跟其它地方一样,满街都是灰尘和劣质旅游产品,连一家正宗的传统傣家楼都难找。


的确,我们穿了几条街几里路,都是大同小异的水泥建筑。兴味索然之际,我们钻入出租车,向司机打听傣族村寨。司机回答:傣家寨是我们西双版纳的旅游品牌,已经集中到郊区,开发成比较高档的度假村了。孙医生说:我们就去普通的傣家寨。司机一脸迷惘。我们只好退出,又换了四、五辆车,终于遇上个傣族妇女,愿意拉我们去景洪机场周围碰运气。孙医生高兴极了,称我的下一个访谈对象也在同一方向。“如果能进寨子住下采访,就两全其美。”


相对其它同类城市,景洪市区的车和人还是比较稀少,所以一路顺畅,似乎没拐几个弯就上了机场大路。过了机场的路更加宽广,简直能并行五、六辆车,司机说,沿着这道一直飙下去,20多公里就抵橄榄坝农场,离边防非常近了。


大道两旁有若干通往傣家寨子的土路,女司机打了几个电话,才认准傣汉两种文字的指示牌,拐入某一条,继续了大约3华里,即停车收钱。我们沿着越来越窄的路深入,芭蕉树的浓荫状如深宫,孙医生说,有点当年的味道了。


接着撞上弯弯曲曲的围墙,我们沿墙根绕了两三百米,就从简陋城堡一般的牌坊进寨了。四处都是新旧相间的圆顶傣楼,砖石结构居多,也夹杂些传统的木竹结构,顶上发黑,如久不冒烟的蒸笼盖子。


我们在这个叫“曼景保”的村寨里转悠了一刻钟,到底有运气,寻了家木竹结构的傣楼住进去。底层约一人多高,犹如地宫,支撑着若干老木头柱子;二楼才是整个家庭的活动场所,蒸笼盖子下的主屋,足有半边操场大,囊括了全家的地铺、厨房、饭厅、聚会厅及细软储藏室。我和孙医生被请入右边霉味扑鼻的客房,拉开两个两尺宽的地铺垫子,孙医生落屁股试了试,叹道:时光又倒流了。


在晒台上吃了一顿地道的傣家菜,有炖鸡、薄荷、本地蔬菜,还有好几种油炸树叶。我们眉开眼笑。紧接着,孙医生挎包出门,为我落实采访对象去。而我则遵嘱原地待命。


游笔至此,正是2007年6月某日,网上沸腾着因山西“黑窑童奴”所起的众怒,相关文章铺天盖地。来龙去脉是:今年3月,两个父母为找回失踪的孩子,去山西运城、晋城、临汾等地乡下,他们跑了100多家砖窑厂,甚至当众下跪哭诉,仍然一无所获,却无意间发现了黑窑奴童的内幕。于是他们邀约了6位失踪孩子的家长及1位河南记者,用摄像机偷偷拍下种种惨状。稍后在河南都市频道进行了电视曝光,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有1000多位失踪孩子的家长闻讯前来求救,100多位家长亲往山西。


紧接着,400位被人贩子诱骗或绑架,转卖到山西临汾、永济等地黑砖窑做奴隶的孩子的父亲在网上论坛发出“泣血呼救”,始而惊动了中央。


我细细端详着黑砖窑的网络图片,那些孩子,最小的8岁,最大的也就十六七岁,在打手和狼狗的监视下,出入那些半人高的黑窟窿。长达19个小时的超强苦役,已经将他们的浆汁榨干,一不留神,还以为是一具具被泼了沥青的木乃伊插在那里——如此的狠,如此的恶,比共产党为了对全国人民进行“翻身教育”而塑造的恶霸地主刘文彩更甚。可刘文彩是典型,与其同级别的也就舞台上的“黄世仁”、“南霸天”;黑砖窑却很普及,光是山西就有上千家,每家均由刘文彩望尘莫及的村支书牵头垄断。


由于成本低廉(一个孩子的出手价才几百块人民币),这样的黑砖头极有市场竞争力。山西、河北是邻居,从地图上看,离北京的距离不到两厘米,说不定北京疯涨的房地产与此关系密切,搞不好若干奥运工程也是由黑砖头垫起来的——真应验了马克思的预言: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浸透泪和血。


朋友一平自美国来信问:是不是中国彻底没救了?人心这么黑,人性这么坏,是不是任何制度都救不了?宗教呢?老威你采访地主,跑过不少信基督教的穷山沟,那儿的情况如何?要好些吗?


我无力回答。本来我想说,黑砖窑令我记起20多年前目睹过的“黑煤窑”。那是80年代初,我当卡车司机的时候,经常随车队从雅安翻泥巴山,去荥经、汉源一线的小煤窑拉煤。半匹山被掏得如蜂窝,每口窑的出口比狗洞大不了多少,那些大人和小孩,成天四肢着地,爬进爬出,脑壳中央绑着个手电筒,外加孙猴子紧箍咒一般的头圈,屁股后的煤筐车绳子就连在头圈上。计数的监工照样有,出一车煤,领一张纸条,月底凭纸条结算工资——相比之下,历经几朝天子的黑砖窑的伟大进步是:1,添了狼狗;2,添了打手;3,入夜锁死工棚;4,克扣或不给工钱;5,奴隶的年龄更小;6,劳动的时间更长;7,打死人不偿命。


置身如此国度,一个人的神经若还正常的话,都会想到逃跑。连贪官污吏都想逃跑,他们枕着钞票睡觉,却在担心某一天遭遇更厉害的强盗。“危邦不居,乱邦不入”,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了。要什么宗教呢?拯救谁呢?还是向南,再向南,冒着边防军的炮火,一溜烟冲出边境,冲出东南亚,漂洋过海后,再傻傻地叉腰回头,隔岸观火,裂开大嘴巴忧国忧民吧。


可眼下,我神走了,皮囊却还在原地。网上有一首叫《窑奴》的诗,作者王新旻,其中写道:


那些貌似愤怒的人
他们并没有愤怒
他们只是知道该怎样继续表演
          
我知道整个中国是一座黑窑
我知道这里的人们都难以幸免


于是我钻进地下变成蚯蚓
一口口吞食着这有毒的土壤
   
临近黄昏了,孙医生才回到傣家楼,汗水淋林,看样子累得不行,可还冲我强笑。原来他追寻几年前的记忆,一下午跑完附近3个傣族村寨,却吃了无可救药的闭门羹。两个傣族老地主都在去年死了,他说,后人又太小,不知道土改的事。我当然沮丧,本想说,是不是这一趟白跑了?但话拢嘴边又打住。孙医生转身去洗澡,我只得叹息两三声,顺手拿本书,落坐嘎嘎响的毛竹露台,望着浸透夕阳之血的无尽的芭蕉林发呆。


就这样干等到夜色笼罩,繁星四起。我们潦草吃了点东西,孙医生的精神头似乎有所恢复。他下意识地抚摸低矮的屋檐,突然说:还有一个线索,在飞机场背后的曼喃村。


好啊,我低落的情绪一下点燃了,可又习惯性地不放心:你确定能找到人?


那就看上帝怎么安排了,孙医生说。那神色如一个有耐心的渔夫,不紧不慢地抛下诱饵:这家地主的故事很惨,父子二人偷渡境外,结果父亲被当场击毙,儿子被抓回来判刑劳改。


天边划过一颗流星,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上帝会安排的,我如此默祷,倘若他还叫上帝的话,就应该让他们留下见证。


这是我所在的西双版纳的夜晚,也是1949年以来,无数中国偷渡者曾经魂牵梦绕的夜晚。从这儿向南,再向南,可以走陆路,穿越原始丛林,追至茶马古道的尽头;也可以走水路,顺澜沧江直下,即漂往划开缅甸、老挝、泰国边界的湄公河。人和飞禽走兽一样,生而自由,可边防军的子弹却专门射人,不射飞禽走兽。几天前,接到一位坐过21年大牢的老反革命的海外来信,居然邀请我去美国喝酒。他说自己两三年没喝酒,两三月没说中文,每天上班下班,忙忙碌碌。他说你来吧,带着你的箫,带着你的喉咙,我们像在中国那样,像中国古代人那样,往死里喝一次,就一次。我回信说去不了,没护照。他顿时生气了,说你这种在牢里自杀过两次的家伙,命已经算白捡,难道你就不会跑到西双版纳,重金收买一个傣族向导,向南,再向南吗?大不了横着躺下去!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偷渡者横着躺下去了,想想他们在阴间做你的人肉床垫,很软和不是?


可是孙医生,一个朴素的基督徒领我来到这儿,不是让我向南,再向南的。他在这一片乡村巡回行医多年,经常走在界河这边——伸腿就能到那边,可我为什么要到那边呢?


他轻轻地捶着腰眼,他已经很累很累,但依然立在星空下,谈起他永远的偶像——德兰修女在印度的“平凡神迹”。只有上帝有力量评判世间一切,他说,我们没力量,也没资格评判,那就只有尽其所能去付出。不要追问付出了又将如何如何,仅仅是活着,并且付出,就足够了。


我问:对专制社会也不评判吗?


他答:不用评判,因为上帝已经替我们作出了评判。你早就明白上帝的评判,所以你不像其他作家,成天关起门胡编乱造。你一直采访受难的人,没人写的你写,做得好。不管受没受洗,上帝对你这个孩子还是照顾的,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