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自己的「六四」里

 


曾憲冠,翻譯,當年25歲,大學四年級


日子有功。是的,每年过了四月,庄耀洸便会有一天没一天的数算起来,当年他是中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负责镇守香港大本营。啊,今天是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三天后十八日,三千学生游行。廿六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他记得,当晚有消息说要镇压二十万人,换来二十年的稳定。身在京港的各人,都好忧心……第二天,学生成功突破警察防线,二十万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抗议《人民日报》社论。


然后,五月四日,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绝食,十七日,十八日,李鹏总理终於跟学生见面,但不欢而散,十九日凌晨,赵紫阳和李鹏到广场探望学生,二十日,北京戒严,二十一日香港百万人上行,二十二日,北京百万大军围城……


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晚……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六月四日……


他是个律师,最紧要并非从政,所以记性特别好?也许是。他说,这件事,和跟这件事有关的种种,总是到了每年这个时候,自自然然涌上心头。


有说十八年后一条好汉。今年六四屠城届十八周年,逝者的亡魂有没有轮回人世,不得而知,只愿他们得到安息。曾经亲历事件的生者,不论老少,由当年的大学生到今日的大学生,好好歹歹又一条好汉,那件事,就是忘不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傍晚,我们一班同学听说晚上会有事发生,於是打算吃过饭后,到广场上去,准备吃几棍子,然后给扔上大卡车。那时,电视开始播放特别消息,说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要执行工作,叫人不可随便走动,否则后果自负。


我们那时并不为意这「反革命」,到后来才悟出窍妙。如果李鹏没有说谎,那么党中央和国务院真的没有说过学生在搞动乱——直至六月三日傍晚。这时,学生——也包括市民吧,都搞起动乱来了,而且是「反革命」的。因此,六月四日通缉名单出来,学生领袖都榜上有名,然后是幕后黑手,然后是搜捕,等等。


平息反革命暴乱/恢复社会秩序


现在,「反革命」早已成了历史名词,但那时却是一条死罪。我们在一夜之间干过什么呢?实在什么也没干过,也无事可干。广场上的大陆学生在闲坐、睡觉,顶多随便聊聊,恣意骂骂。香港学联则不远千里运来帐篷,准备安营紮寨。我们一些同学觉得无所事事,早已想要离开,或者到别的省市去看看。只是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忽然有一批少年兵要冲进广场,情形一下子紧张起来,便又留下来了。那些少年兵幸好没有配枪,也不穿整套军装,否则可能已经打起来了。我在街上听到一位市民骂道:都没事了,又搞起来!


怎么又搞起来,而且成了「反革命」呢?这也许得发邓小平於地下,但这很渺茫,或者由共产党自己来表白,但这也同样渺茫,因为多年以来,「反革命暴乱」已经偷偷的变成一场「风波」,轻描淡写过去了。这之所以有些人在提到「六四事件」的时候,往往甩掉了这一节,把平息「反革命暴乱」说成是恢复社会秩序,但他们却未一顾清洁街道、扫净垃圾、疏导交通等事情竟动用了真枪实弹的事实。上面说的话,其实我在十多年前已经说过。


听教训/不听教训的学生


直至现在,似乎每年「六四」之前,都会有些言论出现,然后引来一串反应,来来往往,至「六四」而消失。那一年也不例外,我於是发了以上一通看法,记得在维园集会后的一个场合之中。我并不切切於说这些话,只是觉得这方面似乎不大有人说,而且那时的话并不曾笔之於书,所以才想到写下来。而我想说的,反而是十八年中间的一些点滴。


八九年下半年,「六四事件」余温犹在,好些中学都办活动来教育学生,请了我们这些上过京的人到校和同学分享所见所闻。我也参加过几次,还记得一次在我们说完之后,校长给同学补上一句:北京学生为民主这样了,你们觉得应该怎样呢?


又有一回是在一个生活营里,一位名师带一班年龄较长的学生搞暑期学习。我说完之后,名师也补上一句,彷彿我说得不够清楚,或者故事的教训不明显,未能达到教育的目的。我总想起很久以前看过一部关於法国大革命的电影,一开场是一个小孩子在浴桶里,一个女人给她洗澡。房子外面沸沸扬扬,一听便知是群众正在闹革命了。女人一面洗,一面教孩子背诵「人权宣言」。可是孩子显然没有背熟,「人生而平等……」啪的就一个耳光。再背,也不熟,啪的又一个耳光。如是赏了好几个耳光。我想,严师出高徒,教训自然会有好学生,但是,如果北京学生都听教训,恐怕是不会有八九年的事了。


生活成为媒体/媒体里活


过了许多年,又到「六四」,这一年一位朋友原本应邀出席一个讨论会,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於是叫我去替代。我不知可以说些什么,他说以上京学生的身分说点什么吧。我骤然感到一点异样,彷彿给人拿来充数。我已经忘了我那时的说话内容,但还记得,讨论会完了主持人竟然对我说了一句也十分异样的话:我怎么知道你会说些什么,现在看来也可以的。他好像以为我可能出了他的规范,但幸好结果没出乱子。


我马上产生一种被利用的感觉。我们原来不过是一部大机器的小螺丝,是雄图大略里的一枚棋子。我并不介意被利用,只要有用得的地方,又不过分,是无妨的;只是一经点破,感觉总不大好。


香港的言论不能说不自由,但我时常听到说话和读到文章,总禁不住觉得那是一些安排。小姐太太穿衣服,时常警惕是她在穿衣服,还是衣服在穿她,也是这个道理。那么,是我们在写文章,还是文章在写我们,也是一个问题。前几天看报,有一位作者说,现在报纸版面多,报馆聘请一群记者,每天忙填满这些版面,实在也是说相同的状。我时常感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媒体社会里,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的生活成为媒体事件,而在媒体事件里我们才生活。现在来写这篇文章,是否也在「填沟壑」?但愿这是我在做梦,现实并不如此。


道德不是包袱/不要成为包袱


其实,我何尝没有规范别人,权力大小不同而已。


「六四」之后,我们这种人每年如常到维园集会。大约是第三四年,乘小巴在维园对面下车,下车的时候,后面一位乘客忽然说:「还在搞!」他大概已经开始感到不耐烦。我看他不过是个少年人,现在应该差不多踏入而立之年了,看见又搞了十多年,不知会有何感想。我那时不免愤愤然,因为在这样的大题目之前,绝对不能含糊。然而,愈到后来,我便愈不这样想;第一毋须深责,第二不必宣传,第三可免交棒。邓小平说,杀一批学生,只要用十年,又可以再培养另一批。


其实即使不杀,二十年培养出几批,这几批人是不会有什么包袱的。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或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那一代人活在「六四」里,不必其他的人也一样,其他的人也应该造出一个他们自己的「六四」,活在自己的「六四」里。因为,道德不是包袱,也不要成为包袱,道德是自觉的。所以,我并不说什么「在维园见啦」之类的话,去不去坐坐,悉随尊便。


至於我们这种人,自然还是每年如常到维园集会。


二○○七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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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自己的「六四」里

 


曾憲冠,翻譯,當年25歲,大學四年級


日子有功。是的,每年过了四月,庄耀洸便会有一天没一天的数算起来,当年他是中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负责镇守香港大本营。啊,今天是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三天后十八日,三千学生游行。廿六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他记得,当晚有消息说要镇压二十万人,换来二十年的稳定。身在京港的各人,都好忧心……第二天,学生成功突破警察防线,二十万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抗议《人民日报》社论。


然后,五月四日,五月十三日学生开始绝食,十七日,十八日,李鹏总理终於跟学生见面,但不欢而散,十九日凌晨,赵紫阳和李鹏到广场探望学生,二十日,北京戒严,二十一日香港百万人上行,二十二日,北京百万大军围城……


二十三日……二十四日晚……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六月四日……


他是个律师,最紧要并非从政,所以记性特别好?也许是。他说,这件事,和跟这件事有关的种种,总是到了每年这个时候,自自然然涌上心头。


有说十八年后一条好汉。今年六四屠城届十八周年,逝者的亡魂有没有轮回人世,不得而知,只愿他们得到安息。曾经亲历事件的生者,不论老少,由当年的大学生到今日的大学生,好好歹歹又一条好汉,那件事,就是忘不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傍晚,我们一班同学听说晚上会有事发生,於是打算吃过饭后,到广场上去,准备吃几棍子,然后给扔上大卡车。那时,电视开始播放特别消息,说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要执行工作,叫人不可随便走动,否则后果自负。


我们那时并不为意这「反革命」,到后来才悟出窍妙。如果李鹏没有说谎,那么党中央和国务院真的没有说过学生在搞动乱——直至六月三日傍晚。这时,学生——也包括市民吧,都搞起动乱来了,而且是「反革命」的。因此,六月四日通缉名单出来,学生领袖都榜上有名,然后是幕后黑手,然后是搜捕,等等。


平息反革命暴乱/恢复社会秩序


现在,「反革命」早已成了历史名词,但那时却是一条死罪。我们在一夜之间干过什么呢?实在什么也没干过,也无事可干。广场上的大陆学生在闲坐、睡觉,顶多随便聊聊,恣意骂骂。香港学联则不远千里运来帐篷,准备安营紮寨。我们一些同学觉得无所事事,早已想要离开,或者到别的省市去看看。只是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忽然有一批少年兵要冲进广场,情形一下子紧张起来,便又留下来了。那些少年兵幸好没有配枪,也不穿整套军装,否则可能已经打起来了。我在街上听到一位市民骂道:都没事了,又搞起来!


怎么又搞起来,而且成了「反革命」呢?这也许得发邓小平於地下,但这很渺茫,或者由共产党自己来表白,但这也同样渺茫,因为多年以来,「反革命暴乱」已经偷偷的变成一场「风波」,轻描淡写过去了。这之所以有些人在提到「六四事件」的时候,往往甩掉了这一节,把平息「反革命暴乱」说成是恢复社会秩序,但他们却未一顾清洁街道、扫净垃圾、疏导交通等事情竟动用了真枪实弹的事实。上面说的话,其实我在十多年前已经说过。


听教训/不听教训的学生


直至现在,似乎每年「六四」之前,都会有些言论出现,然后引来一串反应,来来往往,至「六四」而消失。那一年也不例外,我於是发了以上一通看法,记得在维园集会后的一个场合之中。我并不切切於说这些话,只是觉得这方面似乎不大有人说,而且那时的话并不曾笔之於书,所以才想到写下来。而我想说的,反而是十八年中间的一些点滴。


八九年下半年,「六四事件」余温犹在,好些中学都办活动来教育学生,请了我们这些上过京的人到校和同学分享所见所闻。我也参加过几次,还记得一次在我们说完之后,校长给同学补上一句:北京学生为民主这样了,你们觉得应该怎样呢?


又有一回是在一个生活营里,一位名师带一班年龄较长的学生搞暑期学习。我说完之后,名师也补上一句,彷彿我说得不够清楚,或者故事的教训不明显,未能达到教育的目的。我总想起很久以前看过一部关於法国大革命的电影,一开场是一个小孩子在浴桶里,一个女人给她洗澡。房子外面沸沸扬扬,一听便知是群众正在闹革命了。女人一面洗,一面教孩子背诵「人权宣言」。可是孩子显然没有背熟,「人生而平等……」啪的就一个耳光。再背,也不熟,啪的又一个耳光。如是赏了好几个耳光。我想,严师出高徒,教训自然会有好学生,但是,如果北京学生都听教训,恐怕是不会有八九年的事了。


生活成为媒体/媒体里活


过了许多年,又到「六四」,这一年一位朋友原本应邀出席一个讨论会,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於是叫我去替代。我不知可以说些什么,他说以上京学生的身分说点什么吧。我骤然感到一点异样,彷彿给人拿来充数。我已经忘了我那时的说话内容,但还记得,讨论会完了主持人竟然对我说了一句也十分异样的话:我怎么知道你会说些什么,现在看来也可以的。他好像以为我可能出了他的规范,但幸好结果没出乱子。


我马上产生一种被利用的感觉。我们原来不过是一部大机器的小螺丝,是雄图大略里的一枚棋子。我并不介意被利用,只要有用得的地方,又不过分,是无妨的;只是一经点破,感觉总不大好。


香港的言论不能说不自由,但我时常听到说话和读到文章,总禁不住觉得那是一些安排。小姐太太穿衣服,时常警惕是她在穿衣服,还是衣服在穿她,也是这个道理。那么,是我们在写文章,还是文章在写我们,也是一个问题。前几天看报,有一位作者说,现在报纸版面多,报馆聘请一群记者,每天忙填满这些版面,实在也是说相同的状。我时常感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媒体社会里,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的生活成为媒体事件,而在媒体事件里我们才生活。现在来写这篇文章,是否也在「填沟壑」?但愿这是我在做梦,现实并不如此。


道德不是包袱/不要成为包袱


其实,我何尝没有规范别人,权力大小不同而已。


「六四」之后,我们这种人每年如常到维园集会。大约是第三四年,乘小巴在维园对面下车,下车的时候,后面一位乘客忽然说:「还在搞!」他大概已经开始感到不耐烦。我看他不过是个少年人,现在应该差不多踏入而立之年了,看见又搞了十多年,不知会有何感想。我那时不免愤愤然,因为在这样的大题目之前,绝对不能含糊。然而,愈到后来,我便愈不这样想;第一毋须深责,第二不必宣传,第三可免交棒。邓小平说,杀一批学生,只要用十年,又可以再培养另一批。


其实即使不杀,二十年培养出几批,这几批人是不会有什么包袱的。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或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那一代人活在「六四」里,不必其他的人也一样,其他的人也应该造出一个他们自己的「六四」,活在自己的「六四」里。因为,道德不是包袱,也不要成为包袱,道德是自觉的。所以,我并不说什么「在维园见啦」之类的话,去不去坐坐,悉随尊便。


至於我们这种人,自然还是每年如常到维园集会。


二○○七年六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