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因为铁链女被迫离开中国后，我一直在反思自己在中国的经验教训。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不仅是共产极权的受害者，有时候也是沉默的帮凶。我并没有坚持讲真话做善事。因为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劣质的，尤其是性教育。我在该为自由发声的时候没有发声。


1988年4月8日，我出生在上海。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在上海念的。但是学校里有很多浪费时间的共产极权洗脑，让你去牺牲，做党和国家的驯服工具。学校教育也打压独立思考，质疑权威，把我训练成了一个考试机器。


虽然我讨厌共产极权的洗脑，别说共产党，连共青团都没有加入，但是我依然摆脱不了共产极权的洗脑。毕竟环境是会塑造一个人的，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你身边的人，亲戚朋友同学都相信共产极权，相信“中国模式”会领导世界，你也难免会受影响。


这是很难改变的。也是共产极权的可怕之处。潜移默化就让你从人变成了工具。在群体中独善其身，出淤泥而不染是很难的。


中国是一个教育资源和各种资源都匮乏的国家。为了争取教育资源，学生要激烈竞争。中国的教育是劣质的，大学里充斥着共产极权的洗脑，让你也去恬不知耻地攫取资源。毕竟我是在中国受教育的，也会受到这种影响。要改变在中国养成的坏习惯并不容易。就算到了海外也是一样。必须花大力气才能改变习惯。尤其是中国人贪小便宜的习惯。


我现在很羞愧自己二十岁的时候为了自保没有签署《零八宪章》。2015年709维权律师大抓捕的时候也没有发声。为了自保我保持了沉默。


这种沉默是无奈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沉默就是帮凶。沉默是不光彩的。虽然保全了自己，但是愧对谢阳律师，六四画家武文建这些朋友。也愧对李和平律师。


也许这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恶的平庸性吧，也就是平庸之恶。很多人总是认为，在面对极权不公的时候，沉默自保是没问题的。但是这在客观上助推了体制的延续。沉默的旁观者，也是极权之恶的一部分。


这种恶的平庸性，正是极权的可怕之处，它逼迫普通人为了自我保护成为极权的帮凶。极权之下，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无一例外。从无权者到高官，都是一样，都不能讲真话。


我现在深刻反思自己在中国受到的洗脑教育。感觉自己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很多该写的东西没有写，该做的视频没有做。该发声的时候为了自保没有发声。


中国的教育在倒退。现在是2026年，中国的小学生，初高中生，大学生受到的教育比我小时候还要差。极权对老师的管控更厉害，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了。任何敢讲真话，不按照党八股上课的老师都要被边缘化。经济上被打压，人格上被侮辱。


不少老师像李田田，宋庚一，许章润一样失去了工作。要么像蔡霞一样远走海外。


而且中国的学生严重缺乏户外运动，从小被培养成党的驯服工具和考试机器。和真正的文明离得很远。普遍急功近利。从自由度和文化上看，2026年是不如1986年的。也就是我出生之前。很多当时能上映的电影，现在都不可能上映。



王昊轩讲故事




我现在想，必须反思自己的错误，向受害者道歉。不能总是以共产极权的受害者自居，也要反思下自己在扭曲的教育下有没有成为帮凶，伤害到别人，辜负朋友的信任。我在油管开了个频道“王昊轩讲故事”讲我的看法和经历，还有张内咸，许志永，谢阳，武文建，郝劲松的故事。我想自己应该为那些无法发声的人发声。如果想和我交流。我的电子邮件是pangwa5@gmail.com。


一个不反思的人无法改正缺点，养成好习惯。一个不反思历史灾难的国家，也永远不会迈向文明，成为发达国家。我想我应该从自己开始反思，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如果我老是顺从和沉默，就可能沦为共产极权制度的帮凶，这是我的教训，我的反思。而反思会成为他人的宝贵财富。也包括提供给想要改变中国的后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