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性贪腐（网络图片）

 

如此防贪

 

一茬茬「野火烧不尽」的贪官，中南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软在手上。不打不肃不行——「窟窿」越来越大，必将蚀尽「无产阶级专政」根基；可真动真格，一个王歧山就已「地动山摇」——打出偌大一批贪官，甚碍中外观瞻——「无产阶级先锋队」咋一个个尽是贪官？从中央到地方，洪洞县里已无好人！「社会主义法治」还有指望吗？如何防贪制腐，中南海首鼠两端，依违两难。

 

上有所急，下必有献。2009年2月19日《东莞时报》载文：〈人越腐败，死得越快〉，从贪腐影响健康角度为中南海分忧。该文报道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洪昭光（1939～ ），赴穗举行健康讲座。洪昭光引经据典，专论贪官命短，将腐败与命短「有机」结合起来，一时成为中宣部很感兴趣的宣传重点。

 

洪昭光指出，病由心生，心理压力乃百病之源，76％的疾病为情绪性疾病。贪官心理压力都很大，之所以易患病或短命，皆由心中贪欲与精神压力所致——

人要心存正气，要做好人，不能做坏人，不能贪污，不能腐败，越是腐败，死得越快。所以结论是：廉洁有益健康，腐败导致死亡。因为腐败的人啊，他贪婪，也就恐惧，多数人白天食不知味，夜里寝不能寐，惶惶不可终日，导致身体免疫机能全面下降，极易患病。

 

洪昭光出示论据：一名医生跟踪调查一批官员，其中16名后来被揪出（证明是贪官），当时他们平均年龄41岁。十年后，16人中15人得病，不少是癌症，病死6人。巴西一家医疗机构调查583名贪官和583名廉洁官员，十年随访数据：贪官60％以上得癌症、脑出血、心肌梗塞，廉洁官员患病率只有16％。

 

洪昭光的结论掷地有声：腐败的官员都活不长！

 

只能靠「贪官命短」教育官员、只能用朱元璋「剥皮实草」的恐吓手段防贪肃贪，当然说明中共黔驴技穷，实在没招了。

 

贪官通病

 

广州一家三甲医院肿瘤中心主任向记者透露：他救治的肿瘤患者中，因贪贿撤职或正被调查的官员占相当比例。他们普遍心绪不宁、惊惶恐慌、暴躁抑郁。

 

2015年5月4日，安徽教育厅外事处长耿尊芳跳下办公楼。这已是这年5月第一周大陆第三起官员自杀。三起事件通报中，自杀官员均为因「抑郁」、「失眠」、「情绪低落」。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医生李恒告诉记者：近三年抑郁症官员就诊人数一路上升，求诊官员大多通过朋友介绍而来，多数要求约医生「出去谈一谈」，直接上医院挂号求诊者少之又少。即使直接求诊，也大多要求开些失眠或抗抑郁的药——

 

他们挂号开药不会多说话，病历上往往只有失眠的记录。开抗抑郁的药，也通常不会走医保。一是担心这病影响仕途，甚至担心自己会被贬「拿掉」；二是看病的途径不多，他们担心医院泄露秘密。

 

这些官员患者，病因既有人际关系困扰，更不乏经济问题、婚外情等「待查」因素。李恒医生说：他们找到我，不会明说自己的具体问题，只说最近单位查得严，正开着会就有同事被带走，自己也担心经济上和社会关系上的问题。没被带走前的官员，表现得「最焦虑」，一般都是害怕吧。

 

记者问李医生，官员抑郁自杀究竟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李恒回答：近年公务员心理压力大，尤其位高权重的官员，签一个字动辄涉及一千万元的项目，压力和风险可想而知。「问题官员」的抑郁自杀一般都有不能说的秘密，企图掩盖身后的利益关系。这当然不是心理问题，亦非医学所能解决。[1]

 

中纪委数据

 

据中纪委数据：2013～2016年6月，受党纪政纪处分官员91.3万，112名省部级以上高官受司法惩处（10中委、13名中候委）。[2]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长蔡荣生承认：2005～2013年通过兜售大学录取名额，受贿2330万人民币（约合337万美元）。[3]

 

2010全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76.6%，[4]中国腐败官员80%与土地有关。[5]失去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财政便塌了大半边，当地官员也失去搞腐败的「空间」。

 

贪官的狡辩

 

北京《人民论坛》2011年5月（下）发表全国人大代表邓伟志（法学家）文章，指出「比腐败更危险的是不把腐败当腐败」，入狱贪官硬将「黑色收入」说成「灰色收入」，将「反规则」说成「潜规则」。据中国社科院法学所2011年2月发布的《法治蓝皮书》，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85.7%赞成应公开公职人员财产，被调查的县处级以下官员七成以上赞成。[6] 在欧美，「公开财产」乃公务员入门台阶，但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么多年了，硬就迈不上去，阻力在哪？还不清楚吗？

自己能做，别人不能说（除了歌功颂德的表扬），居然成为「两手都要硬」中的一只手。笔者实在不明白中南海怎么好意思如此不顾基本事实基本是非！中国怎么会被带到如此不讲道理的今天？！

 

明明知道必须公开官员财产、明明知道只有监督权力才能从源头上卡住贪腐，但一切的一切因涉及「一党专政」，涉及中共必须放权，于是一切只能「从长计议」被搁置。中国人民就这幺七十年强迫生活在「党的光辉下」、必须时时「顾全大局」。

 

在《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报告中，王小鲁推算出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235万亿人民币，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可支配收入高54万亿，约占当年国民总收入15%，这一差额俗称灰色收入与黑色收入。「这笔藏在权贵阶层壁橱里的巨款，主要围绕权力产生，极大地恶化了强弱群体之间的财富落差。」「权力变现，通过对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强势支配，不受限的权力获得巨额腐败租金，这才是中国贫富差距畸高的核心原因。」199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53.4%下降至46%，这几年继续下降，政府与企业收入占比则一路上升。

 

走向共同富裕，实效分配要按市场规则，再分配则要由纳税人说了算。追求共富不能仅靠政府发善心。[7]

 

结语

 

江胡时代一直沿用「阶级觉悟」、「提高认识」，一路整出「保先」（保持先进性）等老套思想教育运动，效果如何？王歧山这还是「选择性反腐」，就已使习近平必须考虑「影响形象」的负效了。事实再三说明，「思想制贪」不行，可欧美有效的「制度防贪」又涉及三权分立、一党专政等「万万走不得的邪路」，中南海确实「方向」难明，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上述国情，中外咸知，但囿于中共的既不改良又不「自我革命」，也只能瞪着眼睛「静观事态」，中共带着中国进入无法转身的「死胡同」，奈何？奈何！我们很爱国，但我们无奈何。

 

3/12/2018  Pr

 

体制性贪腐（网络图片）

 

如此防贪

 

一茬茬「野火烧不尽」的贪官，中南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软在手上。不打不肃不行——「窟窿」越来越大，必将蚀尽「无产阶级专政」根基；可真动真格，一个王歧山就已「地动山摇」——打出偌大一批贪官，甚碍中外观瞻——「无产阶级先锋队」咋一个个尽是贪官？从中央到地方，洪洞县里已无好人！「社会主义法治」还有指望吗？如何防贪制腐，中南海首鼠两端，依违两难。

 

上有所急，下必有献。2009年2月19日《东莞时报》载文：〈人越腐败，死得越快〉，从贪腐影响健康角度为中南海分忧。该文报道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洪昭光（1939～ ），赴穗举行健康讲座。洪昭光引经据典，专论贪官命短，将腐败与命短「有机」结合起来，一时成为中宣部很感兴趣的宣传重点。

 

洪昭光指出，病由心生，心理压力乃百病之源，76％的疾病为情绪性疾病。贪官心理压力都很大，之所以易患病或短命，皆由心中贪欲与精神压力所致——

人要心存正气，要做好人，不能做坏人，不能贪污，不能腐败，越是腐败，死得越快。所以结论是：廉洁有益健康，腐败导致死亡。因为腐败的人啊，他贪婪，也就恐惧，多数人白天食不知味，夜里寝不能寐，惶惶不可终日，导致身体免疫机能全面下降，极易患病。

 

洪昭光出示论据：一名医生跟踪调查一批官员，其中16名后来被揪出（证明是贪官），当时他们平均年龄41岁。十年后，16人中15人得病，不少是癌症，病死6人。巴西一家医疗机构调查583名贪官和583名廉洁官员，十年随访数据：贪官60％以上得癌症、脑出血、心肌梗塞，廉洁官员患病率只有16％。

 

洪昭光的结论掷地有声：腐败的官员都活不长！

 

只能靠「贪官命短」教育官员、只能用朱元璋「剥皮实草」的恐吓手段防贪肃贪，当然说明中共黔驴技穷，实在没招了。

 

贪官通病

 

广州一家三甲医院肿瘤中心主任向记者透露：他救治的肿瘤患者中，因贪贿撤职或正被调查的官员占相当比例。他们普遍心绪不宁、惊惶恐慌、暴躁抑郁。

 

2015年5月4日，安徽教育厅外事处长耿尊芳跳下办公楼。这已是这年5月第一周大陆第三起官员自杀。三起事件通报中，自杀官员均为因「抑郁」、「失眠」、「情绪低落」。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医生李恒告诉记者：近三年抑郁症官员就诊人数一路上升，求诊官员大多通过朋友介绍而来，多数要求约医生「出去谈一谈」，直接上医院挂号求诊者少之又少。即使直接求诊，也大多要求开些失眠或抗抑郁的药——

 

他们挂号开药不会多说话，病历上往往只有失眠的记录。开抗抑郁的药，也通常不会走医保。一是担心这病影响仕途，甚至担心自己会被贬「拿掉」；二是看病的途径不多，他们担心医院泄露秘密。

 

这些官员患者，病因既有人际关系困扰，更不乏经济问题、婚外情等「待查」因素。李恒医生说：他们找到我，不会明说自己的具体问题，只说最近单位查得严，正开着会就有同事被带走，自己也担心经济上和社会关系上的问题。没被带走前的官员，表现得「最焦虑」，一般都是害怕吧。

 

记者问李医生，官员抑郁自杀究竟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李恒回答：近年公务员心理压力大，尤其位高权重的官员，签一个字动辄涉及一千万元的项目，压力和风险可想而知。「问题官员」的抑郁自杀一般都有不能说的秘密，企图掩盖身后的利益关系。这当然不是心理问题，亦非医学所能解决。[1]

 

中纪委数据

 

据中纪委数据：2013～2016年6月，受党纪政纪处分官员91.3万，112名省部级以上高官受司法惩处（10中委、13名中候委）。[2]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长蔡荣生承认：2005～2013年通过兜售大学录取名额，受贿2330万人民币（约合337万美元）。[3]

 

2010全国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76.6%，[4]中国腐败官员80%与土地有关。[5]失去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财政便塌了大半边，当地官员也失去搞腐败的「空间」。

 

贪官的狡辩

 

北京《人民论坛》2011年5月（下）发表全国人大代表邓伟志（法学家）文章，指出「比腐败更危险的是不把腐败当腐败」，入狱贪官硬将「黑色收入」说成「灰色收入」，将「反规则」说成「潜规则」。据中国社科院法学所2011年2月发布的《法治蓝皮书》，被调查的省部级官员85.7%赞成应公开公职人员财产，被调查的县处级以下官员七成以上赞成。[6] 在欧美，「公开财产」乃公务员入门台阶，但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么多年了，硬就迈不上去，阻力在哪？还不清楚吗？

自己能做，别人不能说（除了歌功颂德的表扬），居然成为「两手都要硬」中的一只手。笔者实在不明白中南海怎么好意思如此不顾基本事实基本是非！中国怎么会被带到如此不讲道理的今天？！

 

明明知道必须公开官员财产、明明知道只有监督权力才能从源头上卡住贪腐，但一切的一切因涉及「一党专政」，涉及中共必须放权，于是一切只能「从长计议」被搁置。中国人民就这幺七十年强迫生活在「党的光辉下」、必须时时「顾全大局」。

 

在《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报告中，王小鲁推算出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235万亿人民币，比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可支配收入高54万亿，约占当年国民总收入15%，这一差额俗称灰色收入与黑色收入。「这笔藏在权贵阶层壁橱里的巨款，主要围绕权力产生，极大地恶化了强弱群体之间的财富落差。」「权力变现，通过对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强势支配，不受限的权力获得巨额腐败租金，这才是中国贫富差距畸高的核心原因。」199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53.4%下降至46%，这几年继续下降，政府与企业收入占比则一路上升。

 

走向共同富裕，实效分配要按市场规则，再分配则要由纳税人说了算。追求共富不能仅靠政府发善心。[7]

 

结语

 

江胡时代一直沿用「阶级觉悟」、「提高认识」，一路整出「保先」（保持先进性）等老套思想教育运动，效果如何？王歧山这还是「选择性反腐」，就已使习近平必须考虑「影响形象」的负效了。事实再三说明，「思想制贪」不行，可欧美有效的「制度防贪」又涉及三权分立、一党专政等「万万走不得的邪路」，中南海确实「方向」难明，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上述国情，中外咸知，但囿于中共的既不改良又不「自我革命」，也只能瞪着眼睛「静观事态」，中共带着中国进入无法转身的「死胡同」，奈何？奈何！我们很爱国，但我们无奈何。

 

3/12/2018  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