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维护说话的权利——支持章怡和








 
听说能与章怡和见面,我特地翻出了她的《往事并不如烟》(打字版)。才看了两章,已经两次落泪,并惊叹她的优雅文笔,观察人物及自身感情的细腻,对事物评价的精辟,以及那种哀而不怨的情调……我深知,不是经年久炼到一定程度,是出不来这种炉火纯青的作品的。仅凭这一本书,我就断言,怡和没有白活。对于当代人的各类作品,我有很多喜欢的,但此时我要说,章怡和是我第一钦佩的女作家。

我甚至拟出了几个题目,想借机对怡和来一个采访:

1、当年章、罗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2、作为一个在新中国活了大半生的人,你认为自己受父辈的自由民主理念的影响更深,还是“党文化”的影响更深?它们的比例是怎样的?或者说,自57年以来,你一直生活在一个“异己的社会”当中,你怎样使自己能够保持身心健全?

3、浦熙修是不是周恩来派给罗隆基的?

4、你认为,民主党派为什么硬不起来?它们现在有没有自己的经济?

5、你有没有参加民主党派?对政治有没有兴趣?或者说,有没有某种责任感?

……

但事到临头,我把什么都忘记了。一则因为我自己的脑伤后遗症;一则因为当时的怡和,似乎有自己的“兴奋点”。

至于她说的是什么事情,我,一个“废人”加“历反”(人们对“历史反革命”的戏称),感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就没有多问。丁东出事时,我还真有一点说话的欲望,但很快遭到了朋友的反对,说:你帮他,说不定是害了他。这话让我想起了少年时代的一种情景:文革中,所有“历反”都遵守不与“现反”(“现行反革命”的戏称)来往的原则。大抵因为,“现反”这个名称虽然更可怕,但在“历反”自己的心目中,自己给人带来的危险更大!

直到今天,看到朋友传来的怡和关于《伶人往事》被禁发表的声明,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想起那天,我的确看到了一份最新“禁书名单”,人们也间或提到一个姓“邬”的什么人,但我也没有去问一个“为什么”。我只以为,又是海外出的新书,被禁止入境而已。我还乐呵呵地说:

“以后大家就按照官方开的名单去买书,也省得自己花筛选的工夫了。”

禁书——这种违反宪法、侵害公民权利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其实已经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从这次邬某人那种语气就可以看出,它早已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这类禁止,侵害过无数人的权利,有的因书,有的因人,也是早已存在的惯例。但能像邬某人这样轻飘飘地说出口的,还很少见。记得当年社科院解聘我时,院党委还订立过一个“攻守同盟”:任何人不能透露是某个人的意见,也不要说是为什么。能说出口的,只说是某个“老同志”。当时,我连生气的对象都找不着,只有以“心知肚明”自我安慰算了……所以,温家宝总理和作家谈“说真话”时,我就说,他的话,意思是好的,只是进错了门,他应该去找中宣部长“谈心”。而且,说白了,这也不是中宣部长的事,他应该和政治局常委们“谈心”,应该和这个党“谈心”。时至今日,这个执政党仍然依靠一种原始的规则——给人的嘴上穿铁丝——治理国家,这难道是一个两个人的事情吗?说实话,在今天的时代,没有什么道理是什么人不能明白的。关起门来说话,放下各人的利益和处境,哪里有什么左中右的差别?问题仅仅在于,在利益和利益边界相撞时,有没有公道!是“强权”说了算?还是“公理”说了算?

读了怡和的“声明”,我钦佩她的血性,也感到振奋。以怡和的作品,她的身分,放在今日的世道里,她的行为是会有影响力的。我虽已愚钝,也知道,“寡妇拼命”会是什么结果。

2007年1月20日晨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民主中国 | minzhuzhongguo.org

用生命维护说话的权利——支持章怡和








 
听说能与章怡和见面,我特地翻出了她的《往事并不如烟》(打字版)。才看了两章,已经两次落泪,并惊叹她的优雅文笔,观察人物及自身感情的细腻,对事物评价的精辟,以及那种哀而不怨的情调……我深知,不是经年久炼到一定程度,是出不来这种炉火纯青的作品的。仅凭这一本书,我就断言,怡和没有白活。对于当代人的各类作品,我有很多喜欢的,但此时我要说,章怡和是我第一钦佩的女作家。

我甚至拟出了几个题目,想借机对怡和来一个采访:

1、当年章、罗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

2、作为一个在新中国活了大半生的人,你认为自己受父辈的自由民主理念的影响更深,还是“党文化”的影响更深?它们的比例是怎样的?或者说,自57年以来,你一直生活在一个“异己的社会”当中,你怎样使自己能够保持身心健全?

3、浦熙修是不是周恩来派给罗隆基的?

4、你认为,民主党派为什么硬不起来?它们现在有没有自己的经济?

5、你有没有参加民主党派?对政治有没有兴趣?或者说,有没有某种责任感?

……

但事到临头,我把什么都忘记了。一则因为我自己的脑伤后遗症;一则因为当时的怡和,似乎有自己的“兴奋点”。

至于她说的是什么事情,我,一个“废人”加“历反”(人们对“历史反革命”的戏称),感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就没有多问。丁东出事时,我还真有一点说话的欲望,但很快遭到了朋友的反对,说:你帮他,说不定是害了他。这话让我想起了少年时代的一种情景:文革中,所有“历反”都遵守不与“现反”(“现行反革命”的戏称)来往的原则。大抵因为,“现反”这个名称虽然更可怕,但在“历反”自己的心目中,自己给人带来的危险更大!

直到今天,看到朋友传来的怡和关于《伶人往事》被禁发表的声明,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想起那天,我的确看到了一份最新“禁书名单”,人们也间或提到一个姓“邬”的什么人,但我也没有去问一个“为什么”。我只以为,又是海外出的新书,被禁止入境而已。我还乐呵呵地说:

“以后大家就按照官方开的名单去买书,也省得自己花筛选的工夫了。”

禁书——这种违反宪法、侵害公民权利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其实已经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从这次邬某人那种语气就可以看出,它早已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这类禁止,侵害过无数人的权利,有的因书,有的因人,也是早已存在的惯例。但能像邬某人这样轻飘飘地说出口的,还很少见。记得当年社科院解聘我时,院党委还订立过一个“攻守同盟”:任何人不能透露是某个人的意见,也不要说是为什么。能说出口的,只说是某个“老同志”。当时,我连生气的对象都找不着,只有以“心知肚明”自我安慰算了……所以,温家宝总理和作家谈“说真话”时,我就说,他的话,意思是好的,只是进错了门,他应该去找中宣部长“谈心”。而且,说白了,这也不是中宣部长的事,他应该和政治局常委们“谈心”,应该和这个党“谈心”。时至今日,这个执政党仍然依靠一种原始的规则——给人的嘴上穿铁丝——治理国家,这难道是一个两个人的事情吗?说实话,在今天的时代,没有什么道理是什么人不能明白的。关起门来说话,放下各人的利益和处境,哪里有什么左中右的差别?问题仅仅在于,在利益和利益边界相撞时,有没有公道!是“强权”说了算?还是“公理”说了算?

读了怡和的“声明”,我钦佩她的血性,也感到振奋。以怡和的作品,她的身分,放在今日的世道里,她的行为是会有影响力的。我虽已愚钝,也知道,“寡妇拼命”会是什么结果。

2007年1月20日晨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