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是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梅贻琦
胡锦涛就读的清华，不是梅贻琦的清华，而是毛泽东的清华。所以，胡锦涛在清华学不到“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毛泽东时代，每一个被教育者都被扭曲成听党的话的螺丝钉。此教育模式遗毒至今。一位教育界人士痛心疾首地说：如今的中国的教育不把人弄成废物就绝不收场。胡锦涛的一生正是这句话的最佳例证，他首先是被害者，然后是害人者。
二零一零连七月十三日，中共召开“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用胡锦涛的话来说，“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故而意义重大。胡锦涛特意出席此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以示最高当局对教育的重视。然而，从这篇讲话中可以看出，胡锦涛不仅是一个废物，更是教育最大的敌人。
首先，胡锦涛用很大的篇幅作自我吹捧：“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仅仅是胡锦涛一个人感受，与大部分国民的真实感受截然对立。胡锦涛本人也知道这些大话、空话、谎话当不得真。否则，既然中国的教育如此欣欣向荣，为什么胡锦涛、习近平、薄熙来的儿女全被送到腐朽不堪的资本主义国家念大学呢？他们的孩子可以留洋，老百姓的孩子却只能留在中国遭害。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胡锦涛偏偏就要“已所不欲，强施于人”。
胡锦涛的讲话，透露出当局在教育领域使出的“三柄利剑”。其一，全面施行党化洗脑教育。胡锦涛说：“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深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和信心。”可见，胡锦涛心仪的教育模式，不是公民教育，而是愚民教育。
其二，党要像绝对控制军队一样绝对控制教育。胡锦涛说：“要加强和改进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健全各级各类学校党的组织，坚持和完善公办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在优秀青年教师、优秀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重视学校共青团、少先队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牢牢把握党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可见，党支部不仅要建在连队上，还要建在各级学校的班级上。胡锦涛深知，控制教育界，才能控制年轻一代的心灵，从而延续党的命脉。因此，中国教育必须全面法西斯化。
其三，在网络时代，要严控校园网络。胡锦涛说：“要深入开展平安校园、文明校园、绿色校园、和谐校园创建活动，加强校园网络管理。”换言之，网络是一块新的战场。控制了网络，就控制了学生的思想。所以，胡锦涛下令让校园网络成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如同一座座的孤岛，这样，年轻人在网上看到什么和说了什么，党就能了如指掌了。
别人是择善而从，胡锦涛偏偏要枉己正人。中国向来是上行下效，既然胡锦涛如此指示，上至教育部长、大学校长，下至乡村教师、幼儿园园长，都“深入学习，全面领会、切实实践”。于是，中国教育便以自由落体的速度走向沉沦。且看“动物庄园”般的大学里，“叫兽”们是如何表演的。
北大“会商”，焚琴煮鹤
近年来，北大丑闻不断，这所中国最高学府的声誉已跌破底线。有人借用《红楼梦》中柳湘莲评论荣国府的那句话来说北大：除了校门口的那对石狮子，偌大的校园里，再也找不到其他干净的东西了。
北大最近的一则丑闻，是校方设立“会商制度”制裁“思想偏激”的学生。北大学生孙宇晨在一封给北大师生的公开信中指出，这是一个旨在将全面控制学生制度化的残酷设想，将北大每个活泼而丰富生命划分为十类称呼充满偏见与歧视的群体，所谓“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并对于这十类人群进行名正言顺的“会商”。所谓“会商”，说白了就是坐学习班，就是“文革”的牛棚、上访者的“黑监狱”的“升级版”。
什么样的学生会被归入“思想偏激”的行列？会商制度的始作俑者、北大学工部的官员举例说，有的学生仅仅因为食堂的饭菜不佳，就辱骂学校，这就是思想偏激。以此而论，那些九十年前参与共产党建党的北大学生，个个都是思想偏激者，个个都该送进学习班。
“会商”制度被媒体披露之后，饱受各界之质疑。一开始，北大校方采取鸵鸟政策，不作任何回应。然后，北大有关认识说，这是北大公关方面的失误。再以后，校长周其凤亲自赤膊上阵，在“岳麓教育论坛”的演讲中回应说：“会商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不知为什么会被误解，希望社会能宽容北大的学工老师。”他又说：“允许大家犯一点错误，其实还不一定是错误。”
这段言论显示，周其凤指鹿为马的能力直追秦朝的宦官头子赵高。所谓“思想偏激”的学生“被会商”，也就是强制上学习班，不仅是对自由思想的扼杀，更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这种做法，岂止是错误，简直就是罪恶！当年，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整肃大学，使用的不就是同样的手腕吗？
因此，孙宇晨评论说，十九世纪，德国的独裁者腓特烈威廉三世，可以荼毒他的国家，却不敢视柏林洪堡大学的自由传统于无物，不敢将监视与举报带于学术自由之上，更不敢将这个学校追求自由与思想的师生诬蔑为思想偏激与别有用心，甚至扬言将他们送入疯人院。这是大学尊严的明证，更是对真理与学院的敬畏。而两百年后，在我们这个共和国，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爆发出如此丑闻，将审查与举报视为家常便饭，将践踏自由的会商制度看作是制度创新，将钳制思想的谈话看作是关心帮助。
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周其凤明知“会商制度”之独断蛮横，却在对与错之间模棱两可。他不是有学术良知的学者，而是深味厚黑之道的官僚。一九八九年之后的北大校长，基本上都是挂着学者名号的官僚，周其凤是其中官气最足者。他打官腔说，大家应当“宽容”那个设计“会商制度”的年轻的学工部老师。实际上，需要宽容的，是那些朝气勃勃、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学生，他们不应“被会商”，而应受鼓励和褒扬；而不需要宽容的，是那些不宽容的做法和人物，如思想警察、五毛党、学工干部，他们早该清除出大学校园。
学工部这样的机构，是大学的毒瘤和党化教育的怪胎。学工部以及控制学工部的党委，一天不取消，大学的学术自由就一天得不到保障。有人建议，北大应当开除那个出此妙策的学工部干部；我倒有更好的建议，他适合升任监狱管理局局长，一定能将监狱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是，用管理监狱的办法管理大学，大学便成为一潭死水。北大的黄金时代，是大师辈出、思想激荡的“五四”时代。很多成就斐然的学术大师，在学生时代都是“思想偏激”的“怪人”，他们卓尔不群的言行，不会受到摧抑和修剪，因为北大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之地。人们说，没有“怪人”的北大，不成其为北大。如果在今天严酷的“会商制度”之下，这些“怪人”还没有来得及露出尖尖角，就在打压中灰飞烟灭了，哪里有希望修练成“大师”呢？
从《毛选》到《我的奋斗》
北大校方在纪念“五四”青年节时，搞了一个“名教授推荐好书”活动。由五十位教授向全校学生荐书。
你猜，得票最多的书是哪一本？是《毛选》！
向学生推荐《毛选》的，究竟是哪些教授呢？其中，既有土鳖博士，也有留洋海归；既有理科的学术带头人，也有文科的著名“公知”。身份最为显赫的，是北大副校长、党委常委副书记吴志攀。
上网一查简历，原来吴副校长是出洋见过大世面的人。吴志攀曾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学者，有过在美国访学的经历。美国大概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这段经历无非让他的履历看上去风光一些而已。因为，吴志攀没有向学生们推荐有关美国的民主自由传统的杰作，比如：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潘恩的《常识》以及《联邦党人文集》。这些作品中的伟大思想，不仅属于美国，也属于世界，而且成为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吴副校长最喜欢的是哪些书呢？他对记者说，《毛选》、《雷锋日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几本书，让他认识到人生的意义、人应当过理想主义的生活。如此逐臭之夫，果然不愧为“学者型的党务工作者”！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吴志攀完全知行脱节。他爱财如命，背地里放任老婆、曾任季羡林秘书的杨锐，偷窃季老的珍贵书画，而受到季羡林家人的谴责与起诉。但在公开场合，他却借用老毛的牌坊教导青年学生如何过“理想主义”的生活，像雷锋一样听话，像保尔一样无私。其人无耻之尤，堪称举世无双。
《毛选》是《我的奋斗》之姊妹篇。但是，你能想像今天德国的一名大学教授向学生推荐说，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一本好书，并要求学生以此为榜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吗？在今天的德国，颂扬希特勒、为纳粹辩护，不是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而是犯罪行为。而在今天的中国，颂扬毛泽东、为毛泽东辩护，是一种时髦，得到官方的纵容与鼓励。
二零零三年，在毛泽东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的热潮中，胡锦涛在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半退的江泽民也出席了名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大型音乐会。二零零九年，在中共建政六十年的庆典上，毛泽东的画像再度被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方阵备受瞩目。作为毛泽东精神上的孩子，胡锦涛企图模仿老毛的作派与威风，却无法像毛一样成为民众心中之偶像。
中国人最大的特征，不是已故台湾作家柏杨说的“丑陋”，乃是我概括的“卑贱”。一个暴徒，杀害你的父兄，奸污你的妻女，剥夺你的自由，践踏你的人权，甚至还要终结你的生命，你却还要跪倒在他面前山呼万岁，这不是“卑贱”又是什么呢？
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毛时代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右派”。如今，他戴着墨镜在天安门观礼台上遥望毛的幽灵翩翩起舞，不知心中有何感想？同样是毛时代“右派分子”的名作家、前文化部长王蒙，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宣称“目前是中国作家创作最自由的时期”，因言入狱的作家刘晓波是他视而不见的“隐形人”。卑贱成了这些卑贱者的通行证。
正是朱镕基、王蒙、吴志攀等卑贱者的存在，《毛选》才得以继续荼毒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中国年轻一代的心灵。胡锦涛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而刘晓波指出，这种“骄傲”，只属于独裁党，而不属于所有反独裁的人们。
名为“儒学院”，实为“官学院”
北大高调宣布，在成立国学研究院和高等人文研究院之后，又成立儒学研究院。八十三岁高龄的资深教授汤一介出任院长。汤一介是民国时代国学大师汤用彤的儿子，在八十年代曾参与多份人权文件的签名，与妻子、比较文学专家乐黛云一起，在“八九”民运中相当活跃。
进入九十年代，汤一介一度颇为消沉。后来。当官方扶持传统文化、国学、儒学，他大概耐不住晚年的寂寞，遂奋不顾身地参与其中。季羡林去世之后，汤一介大有跻身当代“博学鸿儒”的国师的势头。
谁也料想不到，进入二十一世纪，儒学居然由小妾熬成正室，甚至悄悄取代马列主义的“核心”地位。北大儒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博对媒体表示，儒学要在当代社会发挥贡献作用，必须解决儒学与当代中国的关系，包括“儒学与和谐社会”等。这是赤裸裸地向胡锦涛抛媚眼。是的，如果这个课题研究成功，用儒学达致和谐社会之目标，便可节省六千多亿维稳经费，对国家的贡献将何等巨大！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表示，现在不少高校在开展儒商班，都是对企业家的培训，但这不够，儒家思想应该参与到加强干部培训的课程中去。是的，如果儒学可以熏陶出一批“富贵不能淫”的“儒官”来，如果儒学可以遏制官场“无官不贪”的怪现状，那么连中纪委和反贪局等机构都可以撤销，更不必学习香港设置廉政公署来防范与惩治愈演愈烈的腐败了。
中共建政以来，孔夫子和儒学的命运如同过山车一般，忽上忽下，时而被打入地狱，时而被捧上云霄，大概孔子本人也受不了。砸孔庙、挖孔墓的，是共产党；跨越政教分界线、耗费国家财政收入举办祭孔大典并在全球兴办孔子学院的，也是共产党。“八九”之后，马列式微，儒家当立。从马列到儒家，看似南辕北辙，北京当局自有其算盘：既然马列的油彩逐渐褪去，扮相不再吸引人，那么儒家和国学的面具暂时可借来用一下。换块招牌无妨，只要里面还是专制独裁的那一套。
于是，儒学也“与时俱进”，过去为帝王将相服务，今天为共产党服务。主人换了，服务的项目和内容没有变。文人自古不自由，学术从来不独立。北大“国学院”和“儒学院”的教授们，人生目标是当“国子监祭酒”。在北大校方眼中，“国学院”或“儒学院”不是耐得寂寞的学术净土，而是让富豪前来镀金、为大学捞大钱的“商学院”，更是为权贵和官僚提供贴心服务的“官学院”。官场无义战，身心俱疲的官员们，忙里偷闲，可以到这里来接受精神按摩，还可以获得北大的烫金学位，何乐而不为？
然而，即便叠床架屋地设置“国学院”和“儒学院”等机构，亦难以扭转北大学术水准的直线下降的趋势。根据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QS公布的二零一零年亚洲大学排行榜，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名列前茅，北大则跌出前十位。北大的论文援引数量更是只有七十四名。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大抛弃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传统，转而充当官的帮忙与帮闲，及商的帮忙与帮闲，学术的冷板凳没有人愿意坐。倡导儒学的贤士们，个个都是“身在未名湖，心在中南海”，如果能到南书房去值一个夜班，便是一生中莫大的荣耀。
“国学热”、“儒学热”与“中国模式”、“大国崛起”齐头并进，炙手可热。北大有汤一介、张祥龙，民间有蒋庆、王康，帝王师的竞争无比激烈。然而，以儒学救中国，根本就是缘木求鱼，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儒学早已是魂不附体的“现代游魂”——自救尚且不能，何能救人？
好一个“乌烟瘴气鸟教授”！
“当你四十岁时，没有四千万身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北师大教授董藩发微博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
董大师肯定拥有四千万财产，否则怎么可能拿这个具体数据要求学生？他若没有四千万，他在自己的导师面前不就颜面无存吗？手中没有金刚钻，怎敢揽瓷器活？好事者该去税务局查查看，董教授是按多少收入纳的税。若少于四千万，税务部门一定要向董教授如数追缴。
这不是该教授第一次发表惊人之语了。被称为四大房地产名嘴的董藩，此前多次高调为中国的房地产经济辩护，扬言说：“所有反对房地产复兴的想法都是危害国家利益”，“我给他们的帽子是‘反人类’”。那么，出台多项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温家宝总理，岂不该第一个戴上“危害国家利益”和“反人类”这两顶大帽子？董教授不要欺软怕硬，一定要到中南海去，将这两顶帽子郑重地送给温总理。
随便一开口就是“国家利益”，仿佛他是“国家利益”的托管人。董藩教授对“国家利益”魂牵梦绕，不妨去游说全国人大的代表们，在下一届政府中，将他任命为对“国家利益”负有最重大责任的国家安全部部长。在那个位置上，董教授一定会兢兢业业地四处抓“坏人”——包括温家宝在内。可惜，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了，否则董大师随意给人扣上一顶“反人类”或“反革命”的帽子，就能致人于死地。
实际上，“反人类”的，并不是那些“望房兴叹”的“蜗居族”和“蚁居族”，而正是董藩这样出卖灵魂伪知识分子，以及权贵阶层的帮忙、帮闲和帮凶。有钱就意味着成功，有钱就意味着幸福，董大师一不小心道出了主宰今天中国教育界的“显规则”。
受董教授理论的影响，在很多所谓的“贵族幼儿园”之中，老师悉心调查家长们的官职与资产，以此为标准对孩子们区别对待。官越大、钱越多的家庭的孩子，会受到最为周到的照料。董大师更是高瞻远瞩，对学生的未来早有评估和规划，有出息者即被视为“长线股票”。
在董大师眼中，穷人不是人。只有董大师和那些有出息的学生，才是有资格生存下来“高等华人”。这就是希特勒理论的中国版。董导师将钱财作为衡量人才的惟一标准，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辍学生，在董导师眼中，肯定一文不值。然而，正是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这样的天才，既用技术改变了世界，又让自己成为超级富豪，这是董导师做梦也想不到的结果。
中国的学者们大都是趋炎附势之徒。在侮辱人民和谄媚权贵这两个极端上，无所不用其极。在中国的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里，董导师之类的小丑比比皆是：将北韩独裁者金正日吹捧为当今第一伟人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向统治者建议学习希特勒奋发图强的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摩罗，将上访者污蔑为精神病的北大医学院教授孙东东……这批误人子弟者纷纷窃据讲台，学生们的前程岂不堪忧？
北师大应当以董教授为荣，还是为耻？既然北师大最优秀的教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关押在监狱里，就只好让董藩这样的小丑粉墨登场。鲁迅早就说过，寻不到一个导师倒是青年的运气！他说：“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传，岂不可笑！”
鲁迅说得何其透彻，何其痛快，何其锐利！一棒下去，便打出了“导师”们猥琐的原型：“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