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补赫鲁晓夫一课——读《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有感

一、年鉴学派+口述历史+春秋笔法=有益的尝试
二、毛泽东的无情和“有情”
三、“文革”前存不存在推翻毛的可能?
四、共产党暴政的人文历史根源
五、重新评价毛泽东,化解政治改革僵局
 
一、年鉴学派 + 口述历史 + 春秋笔法 = 有益的尝试


一向不对上了畅销书榜首的作品跟风,特别是专门写给外国人看、出口转内销的著作。但毛泽东这个题材,对笔者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不仅是因为算得上是半个“文革”亲历者(“文革”开始笔者上小学二年级),而且由于职业关系,过去对党史有所涉猎,加上一位作家朋友推荐,所以认真地读了起来。很快就被里面的内容所吸引,赶上万圣节假日,一口气读完,掩卷长叹之余,不免徒生一种游览一处名胜之后的不虚此行之感。


首先应该说,这是一本信息量非常大的书。洋洋600多页,时间坐标近一个世纪,地理坐标全世界,用一根红色指针,给毛的一生一个指向,从韶山冲的降临,一直到躺进水晶棺材。这种信息量读起来虽然让人有一种负重感,但是让人触摸到历史的质感,使人对两位作者十二年磨一剑沥血笔耕,油然而生敬佩。我们已经进入网络时代,多少人写书只要用google搜一下,然后加工一挥而就,所以翻翻该书后面的文献目录,加上那么多的人物采访,更是让人体验到专业历史学家(Jon Halliday)的敬业精神和素养。


资料的原始性和首次使用,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研究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不外乎有三个,即中国中央档案馆档案、前苏联档案和共产国际档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档案尚未开放,原始材料只能从公开出版物中钩稽。但前苏联档案的开放,对历史研究人员,敞开方便之门。两位作者有心人捷足先登,而且从书中看,大有斩获,许多材料都是第一次使用,这更加重了本书的份量。但遗憾的是,俄国人并未公布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档案,即林彪飞机失事的黑匣子,我想俄国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公布。


就像每一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出来,有史学派和文学派之争一样,每一部描写现代史的书出来,也都有文史恩怨情结。加入这样的讨论,不是笔者目的和兴趣。以前读过一本《文革十年史》,感到像是剪报。后来看了几本毛、周的传记,如同读金庸。直到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面世,才第一次领略到有份量的中共党史著述。高曾经是体制内人,虽然能看到大量内部档案,能接触到中共高干,但可能是由于身处中直要害部门,受到党八股文案浸淫有年,所以行文布局,有些放不开身手,可读性稍逊。顺便提一下,中共建政之后对大陆文风的影响,是贻害无穷的。马恩列斯中,数斯大林的东西最枯燥,大概是因为其早年为当牧师受教会教育之故。平心而论,“四人帮”的文风,强于胡乔木、邓立群之类党御用绍兴师爷的文笔。若论《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下称《毛》)的杀伤力,笔者认为首推它的可读性。可能是由于原文是英文的缘故,加上中文译本第二次创作,两位作者把将像珍珠一样散落在历史角落的素材,用一根引线串起来,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如果说,这是两位作者的初衷,他们确实是做到了,而且超额完成了任务。西洋人对毛泽东的认识,远不如对希特勒、斯大林那样清楚,特别是他们不知道,有那麽多中国人,死在毛通向个人权力之巅的道路上。许多当年参加1968年欧洲红色风暴的人,仍然以兴奋的心情,谈到那段往事。该书的其他语言版本,正在陆续上市,这有助于在西洋读者心中,扫除一个神话,揭开古老东方中央王国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只有当西方人看到从上海外滩望出去、那幅高楼耸立的现代化风景背后,曾经的那种血雨腥风和暗流汹涌,才能真正体会到改革开放对中国人的意味,才能有一种更想建树的从外部推动中国政改的动力。据说,美国总统布什读了妻子劳拉送给他的《毛》书后,说还不知道毛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更坏。我想,不光是布什,也不光是西方人,普通中国人读后,也会产生这种感觉。


本书的不足,笔者感到有三个方面。虽然在史料收集方面,作者煞费苦心、四处奔忙,例如上面提到的查阅前苏联档案,以及引用杨开慧家墙内找到的她的信和文章等,但仍感到有些重要资料作者没有看到或没有提及。例如毛泽东青年时,暑期曾同萧瑜一起讨饭了解社会,后来萧写了一本《我和毛泽东行乞记》。这一段好像书中没有提及。毛在年轻时,就想出人头地,曾经用笔名“二十八划生”登广告,征集志同道合者,开始只有李隆郅(后来的李立三)一个人前来应召。还有让毛读萧明太子《文选》、为毛打下日后文字基础的国文教师袁大胡子,借助通信向毛介绍共产主义思想、对毛早期影响很大的蔡和森等,这些都似嫌铺垫不够。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书单中未见列出,不无遗憾。连毛自己都说,陈独秀和王明是对中共危害最大的。其次本书在谋篇布局上,给人头重脚轻之感。可能是因为后面特别是“文革”,大家都太熟悉了,再怎么写也写不出新意。好在还有一本《晚年周恩来》,正好衔接起来阅读,互相弥补。


最后就是作者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下的结论,有些笔者尤不以为然。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不用说尼克松、基辛格都不是一般智商的人,就是他们真的如作者所说,轻易被毛忽悠玩于股掌,那么参众两院、各种小组委员会和智囊机构,也都是吃干饭的吗?你把美国也看得太简单了。当然,美国总统不能不考虑大选得失,但国家利益还是有底线的。你打美国牌,别人就不打中国牌了吗?“乒乓外交”之后,中国从美国的得分,并不大于美国从中国的得分。美国利用和中国的和解,摆脱了越南战争的泥潭,并且和前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这些都是实质性的。而中国从美国那里拿到的,是口头担保苏联进攻中国时有动作,和不具法律约束力的《上海公报》。作者也许没有认识到,夸大毛对美国外交的胜利,自己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毛泽东的神话。
 
谈谈蒋介石以红军换儿子、张治中和胡宗南是红色代理人。这是作者献给读者的几个最爆料的新闻之一。作者认为,每次在红军陷入绝境、濒临灭亡时,都是因为蒋经国作为人质扣在苏联,蒋介石不想绝后。听上去像是春秋战国时,人质外交的重演,不无可信性。但仔细推敲,总觉得似是而非。人质只有在不杀的时候,才有最大的价值,难道苏联和蒋介石都不懂得这个道理吗?作者将蒋经国人质和红军联系起来分析,是在红军南下贵州、“四渡赤水”时。在此之前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分共大开杀戒,大批共产党人头落地,包括苏联顾问也存在生命危险,难道这时蒋介石就没有想到儿子的安危?如果要杀,这个时候是最应该杀的。很显然,蒋心里明白,儿子是安全的,苏联要用它达到最大价值。当时红军形同流寇,人少枪寡,根本成不了大气候,够不上苏联整体国家利益考量的筹码。张治中和胡宗南,前者作者肯定为红色代理人,后者定性为“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听说胡宗南的家人要打官司,不过他们在新加坡,已经不受治于两岸任何一方。但张的家属在大陆,如此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你说是让人家辩护还是不辩护?辩护大陆脸上挂不住,不辩护自己脸上挂不住。笔者不否认两位都同情共产主义,但在北伐时,谁不是这样呢?蒋介石在北伐时,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的确,周恩来后来说过,当初遗憾没有把胡策反起义留下来。作者或许会说,他们是为了理想献身。如果说是一般中下级军官,还有情可缘,张、胡已经做到这么高的地位,荣华富贵应有尽有,有必要冒这个险吗?如果各位看官处在张、胡的位子上,你割舍得了吗?只要用平常心想一想就明白。延安整风时,毛要周回去接受批判。毛的为人,周是知道的,为此确实考虑过另寻出路。当时周的恩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可能是受蒋介石之托,曾劝说周投奔国民党。但周是聪明人,说国民党看重他是因为他在中共内的职务,如果一旦失去这个位子,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张治中在上海淞沪抗战打日本和胡宗南部下在进攻陕北时被歼,其原因都不是只有红色代理人一条可以解释的。连最后张治中和邵力子等滞留北平,也是中共秘密把他们的家属送到了北平,给他们来了一个既成事实。
 
二、毛泽东的无情和“有情”


《毛》书中最令人拍案叫绝之处,就是描写了毛泽东的无情无义,让读者一窥一个道貌岸然、半人半神的开国领袖的龌龊内心,使人进而对当今执政党,油然而生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蒋纬国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的父亲告诉我,共产党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人性。共产党的没有人性,在毛泽东身上,做了最鲜明的人格化体现。毛泽东不是标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吗,确实从手段、时间、规模和害人之深而言,毛泽东的阴险毒辣、翻云覆雨,历史上没有哪个人能与其攀比,秦始皇不行,刘邦、朱元璋不行,张献忠也不行。斯大林杀过不少人,但和毛泽东相比,斯大林至少有一点比毛强,就是他内心并不仇视知识分子。路易十四说过,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据说毛在看了列宁的水晶棺材之后,发表议论说,人都死了,躺在那个东西里有什么用。毛一辈子只在乎一件事,就是手中的权力,就是想方设法在党内橡皮图章式的代表会议上当选,任何妨碍毛的人,都等同于惹上大祸,毛一定会迟早除之而后快。


毛不但无情,而且记仇,并且有些仇是记了一辈子的。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时,受到大知识分子胡适等的冷遇,这种羞辱想必让毛一想起来就怒火中烧。可偏偏就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人,“大右派”罗隆基对共产党统治不满,说现在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不是明摆着揭毛的伤疤吗。整个“反右”的定性,和罗隆基的这句话有一定的关系。项英在中央红军撤离江西时,向博古和李德建议提防毛泽东,不要带上他,因此也就上了毛秋后算帐的名单。张国焘和毛争权,比其他人都更有危险,不仅因为四方面军兵强马壮,而且因为张本人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参加过一大,亲眼见过列宁,更有资格做共产党的领袖。所以毛无论如何要借刀杀人消灭西路军,让张国焘失去和自己争雄的政治资本。应该说,张国焘与中共分道扬镳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毛泽东这样的人,深谙帝王统驭之术,是不会给政治对手留下太多想像空间的。王明是继张国焘之后,中共党史上对毛泽东真正构成威胁的人。王有莫斯科的尚方宝剑,而且本人精通马列,有理论水平,在延安差点掀翻了毛的宝座。从毛泽东的为人和一些事实来看,对王明下毒是确有其事的。幸好王明和张国焘一样,对毛是看透的,远走苏联避祸,两人都得以安度晚年。周恩来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有意延误周病的治疗,希望周死在自己前面,而且临死之前都还在推敲,在延安写的批周的九篇文章,可见在红四军和中央苏区两次被周夺权,这个心结毛是一直没有解开的。


人说毛的长相女了女气,没有胡子。据说这样的男人心狠。项羽因刘邦先入咸阳,要烹杀刘邦父亲,刘邦这个市井流氓竟然要项羽分他一杯羹。毛泽东就更有看头了,妻子老婆、兄弟和儿子等,都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筹码,在他心目中,没有什么份量。但是不是毛泽东就像张献忠那样,三笑就要杀人,把心灵世界写在脸上呢?现实中的毛泽东,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常常是人情练达,将老谋深算藏在世俗琐碎之后。比如,他为笼络张闻天和王稼祥,为他们做媒。在庐山会议期间,为了向刘少奇示好以便把刘稳住,避免刘支持彭德怀,毛邀请刘妻王光美游泳。其实,毛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目的的。像所有中外独裁者一样,毛泽东一方面是冷血动物,一方面也有恻隐之心,有时看上去挺“有情”。毛泽东一生嗜权如命,所以凡在关键时刻帮了他一把,或站在他一边的人,毛都记着的,这些人在毛那里,都等于是领了一张政治生命的免死证。


邓小平在苏区执行毛路线,是毛派“邓毛谢古”之首,从此一直受到毛青睐。不是“三起三落”邓小平永远打不倒,而是毛根本就没有想把邓小平打倒。叶剑英因为长征中,向毛密告张国焘电令陈昌浩武力解决中央,使毛甩下四方面军摆脱险境,因此被毛称为大事不糊涂,而且临死前向叶托孤。叶自己说毛的意思是要让叶做周勃,等自己死后翦灭后党江青。笔者深不以为然,毛是发信号敲打叶,不要学周勃消灭吕后。姚文元写的回忆录中,有一张毛拟订的身后政治局委员名单,江青是党的主席,张春桥是总理,下面清一色文革派,连张玉凤都是政治局委员,说明毛对江青的真实态度。林彪的表哥张浩是共产国际代表,在张国焘和毛泽东之间调解,态度倾向毛。张浩死时,毛亲自抬棺出殡。陈云是中共派往莫斯科介绍红军情况的,他在斯大林那里竭力为毛美言,使得莫斯科事实上接受毛做中共领袖,他为毛是出了大力的,所以文革中只是受了一点小的冲击。康生被毛记住的有四件事,一是护送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二是以王明追随者身份对王明反戈一击,三是为江青证明政治清白、以便毛与江青结婚,四是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扫除异己。林彪除了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之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昧着良心做了挺毛的发言,扭转会议进程,在政治上救了毛一命。毛林破裂后,毛只是想让林做个姿态,检查两句,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所以听到林飞走了之后,还说难道林彪是怕自己不能容他。毛对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对其的拥戴,报之以让刘做二号人物,毛以后打倒刘,是因为刘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三、“文革”前存不存在推翻毛的可能?


历史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构成的。有人说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如果短一点,世界历史将会改写。想像一下,如果毛泽东在组织“秋收起义”被民团抓住时枪毙,或者中央红军撤退时不带毛走,或者在毛尔盖被陈昌浩解决,或者在延安被王明夺权做了阶下囚,那样一来中国历史会是怎样?可惜历史是一个不可逆的线性过程,成王败寇是不能翻案的结局。不过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除了手段之外,其多次受幸运眷顾,也是值得注意的。


从延安整风,经过“七大”和“八大”,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共经历了一个造神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命运,交给了一个政治迫害狂和权力崇拜精神病患者。毛泽东挟共产党以令天下,以冠冕堂皇的旗号,行一己之私,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使整个中国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从建国初年毛泽东写给亲朋好友的书信来看,在那龙飞凤舞的毛笔字之间,透露着一种改朝换代、江山到手的自我成就感。毛泽东家乡的人,甚至考虑起了新王朝的年号。以后的岁月里,毛也确实像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一样,靠玩弄权术维系自己的统治。


毛一生只做三件事,即搞政治、搞女人和读线装书。这后一件事读线装书,是专门为了研究古代帝王驾驭臣下的。毛像斯大林一样,喜欢下面钩心斗角,这样可以各个击破,保持一种有利于自己的平衡。而且毛泽东搞运动的本领,就像林彪打仗一样,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能够在认清对自己的主要威胁情况下,主动挑起事端,然后借刀杀人。高岗事件其实是毛泽东一手挑起的。斯大林自从被迫牺牲王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以来,一直没有放弃搞掉毛泽东的打算。莫斯科看出东北实力派高岗野心不小,在下面与高有一些小动作。毛知道,如果没有来自莫斯科的支持,中共内部的反对派,谁也奈何不了他,所以高是心腹大患。高在受到毛暗示可以取刘而代之后,向刘发难,结果中了套。


毛泽东打仗不行,对经济一窍不通,只会搞阶级斗争,而且是永远正确,拒不认错。由“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导致1962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这是唯一一次毛象征性地作“罪己诏”的时候,也是唯一一次能够推翻毛的机会。首先这个会议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会,既不是中央委员全会,也不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做决议权和选举权。毛是想在这样的会议上,走一走过场。刘少奇最后在大会上的发言,着实让毛出了一身冷汗。当时天怨人怒,真理和人心都不在毛的一边,而且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登高一呼,朱德、陈云、邓小平和彭真等人也赞成让毛靠边,下面直接感受人民苦难的父母官们支持谁是可想而知的。并且当时负责军队的是贺龙,他对毛一向有些大不敬。据贺龙的女儿回忆说,当谈到读毛的书的时候,贺龙说应该多读刘少奇主席的书。一次在某体育活动仪式上,当演奏《东方红》乐曲时,贺龙竟扬长离去,在家看电视转播的贺龙妻子惊呼“槽了”。但是林彪的发言搅了局。虽然从彭真事前去四川见过彭德怀、贺龙随后也到了四川这个迹象来看,刘少奇、彭真和贺龙等应该是有倒毛计划的。但可能因为害怕没有把握,没有联络更多的人。笔者认为之所以功亏一篑,关键这其中缺少一个穿针引线的人。彭德怀最适合做这个人,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打倒了。
 
四、共产党暴政的人文历史根源


网上有文章说,曾有过去的红卫兵骨干在美国作报告,话语中非但没有对自己在文革中所作所为有所悔悟,反而一种亲历者的自豪感溢于言表。有美国人当场拍案而起,怒斥其为什么不做内心忏悔。生长在西方社会中的人,永远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有时我们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我向看到我正在读《毛》书的中国人推荐一读此书,对方告诉我说,他知道毛很坏,但是不想去改变对童年的记忆,那里有一些美好的东西。这还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高智商的中国人。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这就涉及到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即共产党暴政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就是说,柏杨先生的中国文化酱缸里面,有没有滋润共产主义在中国肆虐的养分,以怎样一种方式为共产党暴政推波助澜。笔者深知自己没有功力回答这个问题,但愿意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引起大家的讨论,以便对产生毛泽东的土壤,有一种更清醒的认识。


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溯源,是法国大革命的暴力传统。由暴民推动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让人说理的暴力高潮,断头台下血流成河的革命恐怖,与法国香水和法式大菜一起,是法兰西贡献给世界历史的遗产。今天电视镜头上,巴黎街头熊熊燃烧的汽车,很容易使人将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这样一些历史画面衔接起来。巴黎永远是一个骚动的城市,永远不乏期翼走上街头、用拳头代替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俄国没有这个传统,是列宁把暴力革命思想移植到俄国来的。但光有暴力不足以成事,有时还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列宁天才地把暴力以组织的形势规范化,由无序进入有序,从此布尔什维克党专政应运而生。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笔者认为,送来的是理论指导和共产党组织。中国不乏暴力传统,这个东西中国有资格做俄国人的老师。而且理论+组织这种操作方式,中国人也不是不熟悉,用本土化的术语,就是秀才+农民。这个东西在近代,尤其臻于完善,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曾国藩的湘军,都是这个路数。毛泽东对此是看得很清楚的,就连对手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承认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关键是农民问题的人之一。共产党是靠其严密的组织而夺取政权的,所以自己深知组织起来民众的危险性,因此才不遗余力取缔法轮功。


共产党暴政在本土的理念溯源,主要应该是历次农民起义打出的“均贫富”旗号,这是一个屡试不爽、一呼百应的灵丹妙药。这也是一个多数人暴政的生动案例。“均贫富”和共产主义是可以无缝连接的两种乌托邦思想。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的国家里,土地占有和使用的分离,永远是一个动乱的根源。实际上,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仍然有机会战胜共产党,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党军队躲在敌后忙于壮大实力,缺乏正规作战的经验,而且因为统一战线共产党停止了土地革命政策。如果国民党把后来在台湾实行的“三七五”减租,提前到这时进行,使耕者有其田,那么国共对抗鹿死谁手,亦未可知。


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国人也时常对日本人不知悔罪而怒火填膺。中国人在嗜杀成性、凶狠残忍方面,丝毫不输日本人。两国都是儒家文化,都是表面温良恭俭让、骨子眼里极端自私自利、寡廉鲜耻的,难道这是一种巧合吗?文革中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暴行,甚至人吃人,是有正常心态的人之所为吗?是光靠一句受了极左思潮蒙蔽能解释得了的吗?有人说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主张对党文化大加讨伐。首先要肯定,这是非常值得干的一件事。但是往深处想,难道这不是有点舍本求末吗?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应该负责了吗?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缺少两个东西,一个是人本主义的终极关怀,一个是对善恶的内心反省,而恰恰这两个东西,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只有西方文明才有,前者来自文艺复兴,后者来自基督教。正因为我们肌体的先天不足,我们才对共产主义舶来品丧失抵抗力,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任其长出恶性毒瘤。好像是辜鸿铭说过,中国文化是一种自省的文化,中国人每日三省吾身。但这种自省,是基于功利主义的患得患失,与基督教文明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不可同日而语。黑格尔对孔子言论不屑一顾,认为无非是些生活中的浅显道理。儒家和法家实际上是互为表里,儒家掌了权,也会大开杀戒的。孔子也是杀了少正卯的。中国文化只知道告诉人追求功利,而不问真理。有人会问,德国属于西方文明,有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眷顾,但也发生了杀戮犹太人的罪孽。问题是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基本上是一种国家行为,而且是以日尔曼民族优越论的种族主义宣传为掩盖的,不像中国是一种个人复仇式的残忍内心渲泄,越是周围熟人越是遭殃,完全是人性泯灭的歇斯底里。被打死的北师大女附中校长丈夫说,这么多年来,参与其事者没有一个人来说过一声道歉。余杰要求余秋雨忏悔,是有其道义基础的。当然需要忏悔的,不是余秋雨一个人,我们所有从那个岁月走过来的人,无论参与或者没有参与其中,都应该忏悔,结束我们心中对那个暴政的无言背书。
 
五、重新评价毛泽东,化解政治改革僵局


邓小平对毛泽东有一个盖棺论定,所谓“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也就是说,成绩是主要的。邓从共产党统治长治久安角度考虑,希望把这个结论作为定论,以便把全党全国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姑且不论“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提法准确不准确,仅是这盖棺论定,就颇值得商榷。毛泽东的阴魂不散,就像家里衣柜中的骷髅一样,是永久的家丑,使中国人每想到此,就心有余悸、脸面无光。笔者认为,眼下需要的,恰恰不是盖棺论定,而是开棺鞭尸,让世人知道毛泽东的罪恶,向外界显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拥抱西方文明的决心。所以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应该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中国恶补否定前独裁者毛泽东这一课。


彻底否定毛泽东,可以收获这样几个好处。首先可以为党内不同派别,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化解政治改革的僵局。本来为“六•四”平反,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但“六•四”问题过于敏感,所涉当事人都还健在,有些还有可观的政治影响力,可操作性不强。对毛泽东的评价不涉及现在的人,比较容易统一思想。其次,可以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力配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宣传。第三,改善台湾人心目中的大陆形象,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历史从来都是英雄创造的。特别是中国政治中,由统治者自身素质决定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在关键时刻挽狂澜于即倒,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赫鲁晓夫是共产党世界里,第一个敢为天下先者,虽然勃列日涅夫时代是对赫鲁晓夫时代的倒退,但没有赫鲁晓夫,就没有日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前者为后者做了思想准备。当今胡温政府崇尚和谐社会,想方设法给人以亲民印象,笔者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希望他们在中国政治改革上有所建树。


所谓以赫鲁晓夫为榜样,当然不是什么都学,像焚尸扬灰,就大可不必。毛泽东纪念堂,是耗用了大量民脂民膏建设的,而且地理位置这样好,应该物尽其用,发挥其最大价值。笔者有一个建议,即将毛泽东水晶棺材,迁往韶山,由国家财政支出拨出一次性经费,建纪念馆永久存放。日后开支由旅游门票收入打理。将天安门原纪念堂,改为“中华民族先贤祠”,供奉从古到今的所有中华民族先贤先烈,并且在每年清明节,由国家元首携全体内阁成员集体参拜。另外将“人民英雄纪念碑”改两个字,更名为“无名英雄纪念碑”,前面设置长明火,由更名为“中国国防军”、直接隶属国家的军队仪仗队守卫。这是本人的一个愿景,希望它能实现。
(全文完)
 
 
(文章中引述他人话语或著作,全系笔者根据所阅资料之记忆,若有出入,责任全在笔者自己。)
 
2006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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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补赫鲁晓夫一课——读《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有感

一、年鉴学派+口述历史+春秋笔法=有益的尝试
二、毛泽东的无情和“有情”
三、“文革”前存不存在推翻毛的可能?
四、共产党暴政的人文历史根源
五、重新评价毛泽东,化解政治改革僵局
 
一、年鉴学派 + 口述历史 + 春秋笔法 = 有益的尝试


一向不对上了畅销书榜首的作品跟风,特别是专门写给外国人看、出口转内销的著作。但毛泽东这个题材,对笔者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不仅是因为算得上是半个“文革”亲历者(“文革”开始笔者上小学二年级),而且由于职业关系,过去对党史有所涉猎,加上一位作家朋友推荐,所以认真地读了起来。很快就被里面的内容所吸引,赶上万圣节假日,一口气读完,掩卷长叹之余,不免徒生一种游览一处名胜之后的不虚此行之感。


首先应该说,这是一本信息量非常大的书。洋洋600多页,时间坐标近一个世纪,地理坐标全世界,用一根红色指针,给毛的一生一个指向,从韶山冲的降临,一直到躺进水晶棺材。这种信息量读起来虽然让人有一种负重感,但是让人触摸到历史的质感,使人对两位作者十二年磨一剑沥血笔耕,油然而生敬佩。我们已经进入网络时代,多少人写书只要用google搜一下,然后加工一挥而就,所以翻翻该书后面的文献目录,加上那么多的人物采访,更是让人体验到专业历史学家(Jon Halliday)的敬业精神和素养。


资料的原始性和首次使用,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研究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不外乎有三个,即中国中央档案馆档案、前苏联档案和共产国际档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档案尚未开放,原始材料只能从公开出版物中钩稽。但前苏联档案的开放,对历史研究人员,敞开方便之门。两位作者有心人捷足先登,而且从书中看,大有斩获,许多材料都是第一次使用,这更加重了本书的份量。但遗憾的是,俄国人并未公布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档案,即林彪飞机失事的黑匣子,我想俄国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公布。


就像每一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出来,有史学派和文学派之争一样,每一部描写现代史的书出来,也都有文史恩怨情结。加入这样的讨论,不是笔者目的和兴趣。以前读过一本《文革十年史》,感到像是剪报。后来看了几本毛、周的传记,如同读金庸。直到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面世,才第一次领略到有份量的中共党史著述。高曾经是体制内人,虽然能看到大量内部档案,能接触到中共高干,但可能是由于身处中直要害部门,受到党八股文案浸淫有年,所以行文布局,有些放不开身手,可读性稍逊。顺便提一下,中共建政之后对大陆文风的影响,是贻害无穷的。马恩列斯中,数斯大林的东西最枯燥,大概是因为其早年为当牧师受教会教育之故。平心而论,“四人帮”的文风,强于胡乔木、邓立群之类党御用绍兴师爷的文笔。若论《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下称《毛》)的杀伤力,笔者认为首推它的可读性。可能是由于原文是英文的缘故,加上中文译本第二次创作,两位作者把将像珍珠一样散落在历史角落的素材,用一根引线串起来,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如果说,这是两位作者的初衷,他们确实是做到了,而且超额完成了任务。西洋人对毛泽东的认识,远不如对希特勒、斯大林那样清楚,特别是他们不知道,有那麽多中国人,死在毛通向个人权力之巅的道路上。许多当年参加1968年欧洲红色风暴的人,仍然以兴奋的心情,谈到那段往事。该书的其他语言版本,正在陆续上市,这有助于在西洋读者心中,扫除一个神话,揭开古老东方中央王国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只有当西方人看到从上海外滩望出去、那幅高楼耸立的现代化风景背后,曾经的那种血雨腥风和暗流汹涌,才能真正体会到改革开放对中国人的意味,才能有一种更想建树的从外部推动中国政改的动力。据说,美国总统布什读了妻子劳拉送给他的《毛》书后,说还不知道毛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更坏。我想,不光是布什,也不光是西方人,普通中国人读后,也会产生这种感觉。


本书的不足,笔者感到有三个方面。虽然在史料收集方面,作者煞费苦心、四处奔忙,例如上面提到的查阅前苏联档案,以及引用杨开慧家墙内找到的她的信和文章等,但仍感到有些重要资料作者没有看到或没有提及。例如毛泽东青年时,暑期曾同萧瑜一起讨饭了解社会,后来萧写了一本《我和毛泽东行乞记》。这一段好像书中没有提及。毛在年轻时,就想出人头地,曾经用笔名“二十八划生”登广告,征集志同道合者,开始只有李隆郅(后来的李立三)一个人前来应召。还有让毛读萧明太子《文选》、为毛打下日后文字基础的国文教师袁大胡子,借助通信向毛介绍共产主义思想、对毛早期影响很大的蔡和森等,这些都似嫌铺垫不够。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书单中未见列出,不无遗憾。连毛自己都说,陈独秀和王明是对中共危害最大的。其次本书在谋篇布局上,给人头重脚轻之感。可能是因为后面特别是“文革”,大家都太熟悉了,再怎么写也写不出新意。好在还有一本《晚年周恩来》,正好衔接起来阅读,互相弥补。


最后就是作者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下的结论,有些笔者尤不以为然。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不用说尼克松、基辛格都不是一般智商的人,就是他们真的如作者所说,轻易被毛忽悠玩于股掌,那么参众两院、各种小组委员会和智囊机构,也都是吃干饭的吗?你把美国也看得太简单了。当然,美国总统不能不考虑大选得失,但国家利益还是有底线的。你打美国牌,别人就不打中国牌了吗?“乒乓外交”之后,中国从美国的得分,并不大于美国从中国的得分。美国利用和中国的和解,摆脱了越南战争的泥潭,并且和前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这些都是实质性的。而中国从美国那里拿到的,是口头担保苏联进攻中国时有动作,和不具法律约束力的《上海公报》。作者也许没有认识到,夸大毛对美国外交的胜利,自己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毛泽东的神话。
 
谈谈蒋介石以红军换儿子、张治中和胡宗南是红色代理人。这是作者献给读者的几个最爆料的新闻之一。作者认为,每次在红军陷入绝境、濒临灭亡时,都是因为蒋经国作为人质扣在苏联,蒋介石不想绝后。听上去像是春秋战国时,人质外交的重演,不无可信性。但仔细推敲,总觉得似是而非。人质只有在不杀的时候,才有最大的价值,难道苏联和蒋介石都不懂得这个道理吗?作者将蒋经国人质和红军联系起来分析,是在红军南下贵州、“四渡赤水”时。在此之前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分共大开杀戒,大批共产党人头落地,包括苏联顾问也存在生命危险,难道这时蒋介石就没有想到儿子的安危?如果要杀,这个时候是最应该杀的。很显然,蒋心里明白,儿子是安全的,苏联要用它达到最大价值。当时红军形同流寇,人少枪寡,根本成不了大气候,够不上苏联整体国家利益考量的筹码。张治中和胡宗南,前者作者肯定为红色代理人,后者定性为“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听说胡宗南的家人要打官司,不过他们在新加坡,已经不受治于两岸任何一方。但张的家属在大陆,如此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你说是让人家辩护还是不辩护?辩护大陆脸上挂不住,不辩护自己脸上挂不住。笔者不否认两位都同情共产主义,但在北伐时,谁不是这样呢?蒋介石在北伐时,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的确,周恩来后来说过,当初遗憾没有把胡策反起义留下来。作者或许会说,他们是为了理想献身。如果说是一般中下级军官,还有情可缘,张、胡已经做到这么高的地位,荣华富贵应有尽有,有必要冒这个险吗?如果各位看官处在张、胡的位子上,你割舍得了吗?只要用平常心想一想就明白。延安整风时,毛要周回去接受批判。毛的为人,周是知道的,为此确实考虑过另寻出路。当时周的恩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可能是受蒋介石之托,曾劝说周投奔国民党。但周是聪明人,说国民党看重他是因为他在中共内的职务,如果一旦失去这个位子,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张治中在上海淞沪抗战打日本和胡宗南部下在进攻陕北时被歼,其原因都不是只有红色代理人一条可以解释的。连最后张治中和邵力子等滞留北平,也是中共秘密把他们的家属送到了北平,给他们来了一个既成事实。
 
二、毛泽东的无情和“有情”


《毛》书中最令人拍案叫绝之处,就是描写了毛泽东的无情无义,让读者一窥一个道貌岸然、半人半神的开国领袖的龌龊内心,使人进而对当今执政党,油然而生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蒋纬国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的父亲告诉我,共产党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人性。共产党的没有人性,在毛泽东身上,做了最鲜明的人格化体现。毛泽东不是标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吗,确实从手段、时间、规模和害人之深而言,毛泽东的阴险毒辣、翻云覆雨,历史上没有哪个人能与其攀比,秦始皇不行,刘邦、朱元璋不行,张献忠也不行。斯大林杀过不少人,但和毛泽东相比,斯大林至少有一点比毛强,就是他内心并不仇视知识分子。路易十四说过,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据说毛在看了列宁的水晶棺材之后,发表议论说,人都死了,躺在那个东西里有什么用。毛一辈子只在乎一件事,就是手中的权力,就是想方设法在党内橡皮图章式的代表会议上当选,任何妨碍毛的人,都等同于惹上大祸,毛一定会迟早除之而后快。


毛不但无情,而且记仇,并且有些仇是记了一辈子的。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时,受到大知识分子胡适等的冷遇,这种羞辱想必让毛一想起来就怒火中烧。可偏偏就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人,“大右派”罗隆基对共产党统治不满,说现在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不是明摆着揭毛的伤疤吗。整个“反右”的定性,和罗隆基的这句话有一定的关系。项英在中央红军撤离江西时,向博古和李德建议提防毛泽东,不要带上他,因此也就上了毛秋后算帐的名单。张国焘和毛争权,比其他人都更有危险,不仅因为四方面军兵强马壮,而且因为张本人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参加过一大,亲眼见过列宁,更有资格做共产党的领袖。所以毛无论如何要借刀杀人消灭西路军,让张国焘失去和自己争雄的政治资本。应该说,张国焘与中共分道扬镳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毛泽东这样的人,深谙帝王统驭之术,是不会给政治对手留下太多想像空间的。王明是继张国焘之后,中共党史上对毛泽东真正构成威胁的人。王有莫斯科的尚方宝剑,而且本人精通马列,有理论水平,在延安差点掀翻了毛的宝座。从毛泽东的为人和一些事实来看,对王明下毒是确有其事的。幸好王明和张国焘一样,对毛是看透的,远走苏联避祸,两人都得以安度晚年。周恩来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有意延误周病的治疗,希望周死在自己前面,而且临死之前都还在推敲,在延安写的批周的九篇文章,可见在红四军和中央苏区两次被周夺权,这个心结毛是一直没有解开的。


人说毛的长相女了女气,没有胡子。据说这样的男人心狠。项羽因刘邦先入咸阳,要烹杀刘邦父亲,刘邦这个市井流氓竟然要项羽分他一杯羹。毛泽东就更有看头了,妻子老婆、兄弟和儿子等,都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筹码,在他心目中,没有什么份量。但是不是毛泽东就像张献忠那样,三笑就要杀人,把心灵世界写在脸上呢?现实中的毛泽东,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常常是人情练达,将老谋深算藏在世俗琐碎之后。比如,他为笼络张闻天和王稼祥,为他们做媒。在庐山会议期间,为了向刘少奇示好以便把刘稳住,避免刘支持彭德怀,毛邀请刘妻王光美游泳。其实,毛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目的的。像所有中外独裁者一样,毛泽东一方面是冷血动物,一方面也有恻隐之心,有时看上去挺“有情”。毛泽东一生嗜权如命,所以凡在关键时刻帮了他一把,或站在他一边的人,毛都记着的,这些人在毛那里,都等于是领了一张政治生命的免死证。


邓小平在苏区执行毛路线,是毛派“邓毛谢古”之首,从此一直受到毛青睐。不是“三起三落”邓小平永远打不倒,而是毛根本就没有想把邓小平打倒。叶剑英因为长征中,向毛密告张国焘电令陈昌浩武力解决中央,使毛甩下四方面军摆脱险境,因此被毛称为大事不糊涂,而且临死前向叶托孤。叶自己说毛的意思是要让叶做周勃,等自己死后翦灭后党江青。笔者深不以为然,毛是发信号敲打叶,不要学周勃消灭吕后。姚文元写的回忆录中,有一张毛拟订的身后政治局委员名单,江青是党的主席,张春桥是总理,下面清一色文革派,连张玉凤都是政治局委员,说明毛对江青的真实态度。林彪的表哥张浩是共产国际代表,在张国焘和毛泽东之间调解,态度倾向毛。张浩死时,毛亲自抬棺出殡。陈云是中共派往莫斯科介绍红军情况的,他在斯大林那里竭力为毛美言,使得莫斯科事实上接受毛做中共领袖,他为毛是出了大力的,所以文革中只是受了一点小的冲击。康生被毛记住的有四件事,一是护送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二是以王明追随者身份对王明反戈一击,三是为江青证明政治清白、以便毛与江青结婚,四是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扫除异己。林彪除了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之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昧着良心做了挺毛的发言,扭转会议进程,在政治上救了毛一命。毛林破裂后,毛只是想让林做个姿态,检查两句,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所以听到林飞走了之后,还说难道林彪是怕自己不能容他。毛对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对其的拥戴,报之以让刘做二号人物,毛以后打倒刘,是因为刘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三、“文革”前存不存在推翻毛的可能?


历史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构成的。有人说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如果短一点,世界历史将会改写。想像一下,如果毛泽东在组织“秋收起义”被民团抓住时枪毙,或者中央红军撤退时不带毛走,或者在毛尔盖被陈昌浩解决,或者在延安被王明夺权做了阶下囚,那样一来中国历史会是怎样?可惜历史是一个不可逆的线性过程,成王败寇是不能翻案的结局。不过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除了手段之外,其多次受幸运眷顾,也是值得注意的。


从延安整风,经过“七大”和“八大”,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共经历了一个造神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命运,交给了一个政治迫害狂和权力崇拜精神病患者。毛泽东挟共产党以令天下,以冠冕堂皇的旗号,行一己之私,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使整个中国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从建国初年毛泽东写给亲朋好友的书信来看,在那龙飞凤舞的毛笔字之间,透露着一种改朝换代、江山到手的自我成就感。毛泽东家乡的人,甚至考虑起了新王朝的年号。以后的岁月里,毛也确实像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一样,靠玩弄权术维系自己的统治。


毛一生只做三件事,即搞政治、搞女人和读线装书。这后一件事读线装书,是专门为了研究古代帝王驾驭臣下的。毛像斯大林一样,喜欢下面钩心斗角,这样可以各个击破,保持一种有利于自己的平衡。而且毛泽东搞运动的本领,就像林彪打仗一样,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能够在认清对自己的主要威胁情况下,主动挑起事端,然后借刀杀人。高岗事件其实是毛泽东一手挑起的。斯大林自从被迫牺牲王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以来,一直没有放弃搞掉毛泽东的打算。莫斯科看出东北实力派高岗野心不小,在下面与高有一些小动作。毛知道,如果没有来自莫斯科的支持,中共内部的反对派,谁也奈何不了他,所以高是心腹大患。高在受到毛暗示可以取刘而代之后,向刘发难,结果中了套。


毛泽东打仗不行,对经济一窍不通,只会搞阶级斗争,而且是永远正确,拒不认错。由“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导致1962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这是唯一一次毛象征性地作“罪己诏”的时候,也是唯一一次能够推翻毛的机会。首先这个会议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会,既不是中央委员全会,也不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做决议权和选举权。毛是想在这样的会议上,走一走过场。刘少奇最后在大会上的发言,着实让毛出了一身冷汗。当时天怨人怒,真理和人心都不在毛的一边,而且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登高一呼,朱德、陈云、邓小平和彭真等人也赞成让毛靠边,下面直接感受人民苦难的父母官们支持谁是可想而知的。并且当时负责军队的是贺龙,他对毛一向有些大不敬。据贺龙的女儿回忆说,当谈到读毛的书的时候,贺龙说应该多读刘少奇主席的书。一次在某体育活动仪式上,当演奏《东方红》乐曲时,贺龙竟扬长离去,在家看电视转播的贺龙妻子惊呼“槽了”。但是林彪的发言搅了局。虽然从彭真事前去四川见过彭德怀、贺龙随后也到了四川这个迹象来看,刘少奇、彭真和贺龙等应该是有倒毛计划的。但可能因为害怕没有把握,没有联络更多的人。笔者认为之所以功亏一篑,关键这其中缺少一个穿针引线的人。彭德怀最适合做这个人,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打倒了。
 
四、共产党暴政的人文历史根源


网上有文章说,曾有过去的红卫兵骨干在美国作报告,话语中非但没有对自己在文革中所作所为有所悔悟,反而一种亲历者的自豪感溢于言表。有美国人当场拍案而起,怒斥其为什么不做内心忏悔。生长在西方社会中的人,永远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有时我们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我向看到我正在读《毛》书的中国人推荐一读此书,对方告诉我说,他知道毛很坏,但是不想去改变对童年的记忆,那里有一些美好的东西。这还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高智商的中国人。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这就涉及到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即共产党暴政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就是说,柏杨先生的中国文化酱缸里面,有没有滋润共产主义在中国肆虐的养分,以怎样一种方式为共产党暴政推波助澜。笔者深知自己没有功力回答这个问题,但愿意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引起大家的讨论,以便对产生毛泽东的土壤,有一种更清醒的认识。


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溯源,是法国大革命的暴力传统。由暴民推动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让人说理的暴力高潮,断头台下血流成河的革命恐怖,与法国香水和法式大菜一起,是法兰西贡献给世界历史的遗产。今天电视镜头上,巴黎街头熊熊燃烧的汽车,很容易使人将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这样一些历史画面衔接起来。巴黎永远是一个骚动的城市,永远不乏期翼走上街头、用拳头代替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俄国没有这个传统,是列宁把暴力革命思想移植到俄国来的。但光有暴力不足以成事,有时还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列宁天才地把暴力以组织的形势规范化,由无序进入有序,从此布尔什维克党专政应运而生。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笔者认为,送来的是理论指导和共产党组织。中国不乏暴力传统,这个东西中国有资格做俄国人的老师。而且理论+组织这种操作方式,中国人也不是不熟悉,用本土化的术语,就是秀才+农民。这个东西在近代,尤其臻于完善,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曾国藩的湘军,都是这个路数。毛泽东对此是看得很清楚的,就连对手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承认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关键是农民问题的人之一。共产党是靠其严密的组织而夺取政权的,所以自己深知组织起来民众的危险性,因此才不遗余力取缔法轮功。


共产党暴政在本土的理念溯源,主要应该是历次农民起义打出的“均贫富”旗号,这是一个屡试不爽、一呼百应的灵丹妙药。这也是一个多数人暴政的生动案例。“均贫富”和共产主义是可以无缝连接的两种乌托邦思想。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的国家里,土地占有和使用的分离,永远是一个动乱的根源。实际上,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仍然有机会战胜共产党,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党军队躲在敌后忙于壮大实力,缺乏正规作战的经验,而且因为统一战线共产党停止了土地革命政策。如果国民党把后来在台湾实行的“三七五”减租,提前到这时进行,使耕者有其田,那么国共对抗鹿死谁手,亦未可知。


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国人也时常对日本人不知悔罪而怒火填膺。中国人在嗜杀成性、凶狠残忍方面,丝毫不输日本人。两国都是儒家文化,都是表面温良恭俭让、骨子眼里极端自私自利、寡廉鲜耻的,难道这是一种巧合吗?文革中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暴行,甚至人吃人,是有正常心态的人之所为吗?是光靠一句受了极左思潮蒙蔽能解释得了的吗?有人说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主张对党文化大加讨伐。首先要肯定,这是非常值得干的一件事。但是往深处想,难道这不是有点舍本求末吗?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应该负责了吗?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缺少两个东西,一个是人本主义的终极关怀,一个是对善恶的内心反省,而恰恰这两个东西,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只有西方文明才有,前者来自文艺复兴,后者来自基督教。正因为我们肌体的先天不足,我们才对共产主义舶来品丧失抵抗力,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任其长出恶性毒瘤。好像是辜鸿铭说过,中国文化是一种自省的文化,中国人每日三省吾身。但这种自省,是基于功利主义的患得患失,与基督教文明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不可同日而语。黑格尔对孔子言论不屑一顾,认为无非是些生活中的浅显道理。儒家和法家实际上是互为表里,儒家掌了权,也会大开杀戒的。孔子也是杀了少正卯的。中国文化只知道告诉人追求功利,而不问真理。有人会问,德国属于西方文明,有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眷顾,但也发生了杀戮犹太人的罪孽。问题是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基本上是一种国家行为,而且是以日尔曼民族优越论的种族主义宣传为掩盖的,不像中国是一种个人复仇式的残忍内心渲泄,越是周围熟人越是遭殃,完全是人性泯灭的歇斯底里。被打死的北师大女附中校长丈夫说,这么多年来,参与其事者没有一个人来说过一声道歉。余杰要求余秋雨忏悔,是有其道义基础的。当然需要忏悔的,不是余秋雨一个人,我们所有从那个岁月走过来的人,无论参与或者没有参与其中,都应该忏悔,结束我们心中对那个暴政的无言背书。
 
五、重新评价毛泽东,化解政治改革僵局


邓小平对毛泽东有一个盖棺论定,所谓“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也就是说,成绩是主要的。邓从共产党统治长治久安角度考虑,希望把这个结论作为定论,以便把全党全国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姑且不论“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提法准确不准确,仅是这盖棺论定,就颇值得商榷。毛泽东的阴魂不散,就像家里衣柜中的骷髅一样,是永久的家丑,使中国人每想到此,就心有余悸、脸面无光。笔者认为,眼下需要的,恰恰不是盖棺论定,而是开棺鞭尸,让世人知道毛泽东的罪恶,向外界显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拥抱西方文明的决心。所以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应该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中国恶补否定前独裁者毛泽东这一课。


彻底否定毛泽东,可以收获这样几个好处。首先可以为党内不同派别,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化解政治改革的僵局。本来为“六•四”平反,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但“六•四”问题过于敏感,所涉当事人都还健在,有些还有可观的政治影响力,可操作性不强。对毛泽东的评价不涉及现在的人,比较容易统一思想。其次,可以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力配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宣传。第三,改善台湾人心目中的大陆形象,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历史从来都是英雄创造的。特别是中国政治中,由统治者自身素质决定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在关键时刻挽狂澜于即倒,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赫鲁晓夫是共产党世界里,第一个敢为天下先者,虽然勃列日涅夫时代是对赫鲁晓夫时代的倒退,但没有赫鲁晓夫,就没有日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前者为后者做了思想准备。当今胡温政府崇尚和谐社会,想方设法给人以亲民印象,笔者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希望他们在中国政治改革上有所建树。


所谓以赫鲁晓夫为榜样,当然不是什么都学,像焚尸扬灰,就大可不必。毛泽东纪念堂,是耗用了大量民脂民膏建设的,而且地理位置这样好,应该物尽其用,发挥其最大价值。笔者有一个建议,即将毛泽东水晶棺材,迁往韶山,由国家财政支出拨出一次性经费,建纪念馆永久存放。日后开支由旅游门票收入打理。将天安门原纪念堂,改为“中华民族先贤祠”,供奉从古到今的所有中华民族先贤先烈,并且在每年清明节,由国家元首携全体内阁成员集体参拜。另外将“人民英雄纪念碑”改两个字,更名为“无名英雄纪念碑”,前面设置长明火,由更名为“中国国防军”、直接隶属国家的军队仪仗队守卫。这是本人的一个愿景,希望它能实现。
(全文完)
 
 
(文章中引述他人话语或著作,全系笔者根据所阅资料之记忆,若有出入,责任全在笔者自己。)
 
2006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