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接触朋霍费尔（港台译作潘霍华）。朋霍费尔进入我的视野，得益于在建设汉语神学上作出重要贡献的刘小枫的翻译和推荐。在刘小枫的著作《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中，有专门的章节论述朋霍费尔。此后，朋霍费尔的神学著作《狱中书简》、《作门徒的代价》以及传记《力挽狂轮》等相继出版，使得中国知识界对朋霍费尔有了越来越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在天安门屠杀之后漫长的沉默、绝望、玩世不恭、随波逐流之中，有两颗星辰让少数不愿屈服和失去理想的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翘首仰望，这两颗星辰便是顾准与朋霍费尔。顾准和朋霍费尔都是他们所处时代和国族中的孤独者。在万马齐喑的毛泽东时代，在食不果腹的劳改集中营，顾准从希腊的民主价值那里找到了穿透黑暗帝国的火种；在同样全民狂热的希特勒时代，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盖世太保的监狱，朋霍费尔得到圣灵的启示发展出了影响此后西方神学走向的“苦难神学”。奇妙的是，这两位生前不曾谋面的人物，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却不期而遇，共同参与了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复兴事业。
如果说顾准让我们回到“雅典”，那么朋霍费尔则让我们回到“耶路撒冷”。“雅典”与“耶路撒冷”的精神一直在现代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中缺席。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服膺于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激进化思路，“巴黎”和“莫斯科”是他们内心无比向往的“世界革命的中心”。在龙种变成跳蚤、天堂变成地狱、革命变成屠杀之后，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在一无所有中开始了彻底的反省。以发现顾准和朋霍费尔为契机，“雅典”和“耶路撒冷”终于逐步取代“巴黎”和“莫斯科”，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人格模式和信仰立场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其中，朋霍费尔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史，尤其值得疏理。知难，行亦难；好怜悯难，行公义亦难。朋霍费尔知行合一，好怜悯与行公义也合一，他博学深思、以身殉道，带给中国知识分子震撼性的精神刺激，亦让这群特殊人士体验到自由的基督信仰之维。朋霍费尔的著作及生命，更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理解：自由不仅是权利，而且是恩典。没有爱，便没有自由；没有真理，便没有自由。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加拉太书》五章一节）人权和自由不是孤立的、自洽的价值，人权是上帝赋予的，自由也是上帝赋予的。信仰之维的进入，使得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获得了蓬勃的生命力。
谁是朋霍费尔，朋霍费尔何以进入中国？
朋霍费尔进入中国迟到了将近半个世纪。
是否我们有意回避这一“标杆”——朋霍费尔所理解和捍卫自由，对于我们来说太过沉重了？
对于天安门大屠杀之后的中国来说，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堪称一部明光照耀的启示录。当我阅读《狱中书简》时，想起了异议知识分子刘晓波在狱中与妻子刘霞之间的通信及诗歌唱和。朋霍费尔从美国返回纳粹德国参与抵抗运动，刘晓波从美国返回天安门广场参与学生民主运动，他们的选择何其相似。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自由，为个人的自由，更为同胞的自由；为外在的自由，更为内在的自由。一个人在异国他乡享受的自由，仅仅是“生活在别处”的自由；只有与同胞一起争取到的自由，才是真实的、赋予生命以尊严的自由。他们毅然回到罪孽深重、灾难深重的祖国，不是为了名誉，也不是为了权力，仅仅是为了自由。
我读过刘晓波的狱中笔记，深感破除外在的束缚容易，获得内心的自由难，如王阳明所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内省式的人格，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过是变色龙的把戏罢了。痛感于此，刘晓波在狱中读圣经、读薇依、读朋霍费尔、读图图大主教，知识结构的调整亦带来精神气质的变化。九十年代中后期，刘晓波出狱之后，思想境界日趋精进，成为中年一代异议知识分子中对自由主义的精义领悟与阐发最深者之一。从尼采走向朋霍费尔，从骄傲走向谦卑，从怀疑一切走向信望爱，也许是刘晓波这一代人和更年轻的我这一代人，共同走过的一段相似的精神历程。以身殉道的朋霍费尔，理应成为中国自由主义者最重要的精神资源。
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在巴伐利亚森林中，一个名为弗洛森布格的小村子，一位身材高大、目光炯炯的囚徒，迈着坚定的脚步走向盖世太保设置的简易绞架。这一天，离希特勒可耻的自杀仅仅还有二十一天。这名囚徒就是朋霍费尔，他没有享受到自由那甘甜的果实，却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九三九年，在美国讲学的朋霍费尔听说了纳粹的暴行，决定回国参加抵抗运动——以基督徒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他在美国享有完全的自由，但他不愿独享这份“廉价”的自由。当同胞全都生活在奴役和蒙昧之中时，“一个人的自由”过于奢侈。他坚信，作为基督徒，敬拜耶稣的最好方式，便是像耶稣那样生活；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热爱自由的最好方式，便是将自由的原则贯穿到个体生命之中。他不仅要用真理和真相来揭穿纳粹的谎言，还要用行动来反抗乃至结束希特勒的暴政。信仰以及自由，是否必须付诸行动？这是朋霍费尔遇到过的问题，也是我们已经遇到或即将遇到的问题。
朋霍费尔是德国少数挺身抗议纳粹神学——即所谓“日尔曼基督徒”的谬论——的神学家之一。纳粹官方神学高举日尔曼民族的历史、民俗和神话，将上帝打扮成日尔曼人的上帝。许多神学家向希特勒献媚，他们论证说，纳粹主义是基督教发展的最高阶段。许多神父和牧师默许了纳粹党徒在教堂中宣扬纳粹思想。朋霍费尔拒绝认可这种歪曲基督信仰的御用神学。他认为，一个有良心的人，“在要求作出某种抉择的处境下”，应当“只身抗击压倒一切的不平”。他的大学论文《存在与行动》以及给他带来崇高声誉的《作门徒的代价》和《共同的生活》两部著作，均围绕这些当代最严峻的议题而展开。
在这个全民族堕落——连哲人海德格尔也投向纳粹的怀抱——的时代里，朋霍费尔像堂吉诃德一样，以灯蛾扑火的方式申明了人类必须坚守高贵的品质：“高贵，是从自我牺牲、勇气以及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始终如一的责任感当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期待着对自己的应有的尊重，但也对他人表现出同样自然的尊重，不论他们的等级是高是低。”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因此而高贵。人性的高贵不存在于财富和地位之中，而存在于上帝赐予人类的自由和尊严之中。
第三帝国的铁蹄踏遍欧洲之时，也正是德国民众完全丧失其公民责任感和自由意志之时。当时，德国的老百姓普遍都相信，自由是一种奢侈之物，为了德意志帝国辉煌的未来，人人都应当放弃个人自由，臣服于国家的远景之下。按照此种逻辑，杀人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只要杀人的结果能够达成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复兴。人们将个人自由拱手献给希特勒，同时也将对耶稣的信仰改换成对希特勒的信仰。他们不再阅读《圣经》，转而阅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好基督徒，必然是好公民。放弃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也就是亏缺上帝的荣耀、玷污基督徒的名号。面对国内种种令人绝望的状况，朋霍费尔没有放弃希望，他高声疾呼：“公民的勇气只能从自由人的责任感当中成长起来。只是到现在，我们德国人才开始发现自由的责任感的意义。它所依靠的是这么一个上帝。这个上帝要求以勇敢的行为作为信仰的自由响应，对于在此过程中成了罪人的人，这个上帝允诺予以宽恕和安慰。”他指出，公民的勇气来自于对上帝的信仰。当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人便拥有了自由。自由是不可被让度的，自由是不可被剥夺的，自由是上帝赐予人的礼物，自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先在条件。人类对自由的捍卫，也就是对上帝之爱的回应。
在这个世界上，不喜欢自由的、排斥自由的，大概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独裁者，一种人是奴隶。自由的力量如涌动的火山的岩浆，它同时让独裁者和奴隶们感到不安与恐惧。取消民众的自由，是独裁者成为独裁者的前提。昔日自己动手给自己戴上皇冠的拿破仑是如此，今日宣称要将德国人民带进黄金世界的希特勒也是如此。放弃个人的自由，是自由人向奴隶沦落的转折点。昔日那些不愿出埃及的犹太人是如此，今日那些协助希特勒杀人的德国的“志愿的行刑者”也是如此。
朋霍费尔的思想、著作及殉道的生命历程，让奥斯威辛之后的人类重新走向上帝，也提升了人类对自由的认知。当年他的追问仍然构成对今天的我们的挑战：“何谓和解及拯救？何谓重生及圣灵？何谓爱仇敌、十字架及复活？何谓在基督里的生命及追随者？这些都是如此沉重及遥远，使我们几乎不敢提及……这是我们自己的罪。”基督徒本应是对罪最为敏感的一群人，但在今生今世，若干基督徒和教会妄自高大，用教条将自身与世界隔绝开来。因为对真理的排斥、隔绝和断章取义，才导致了自由的丧失。
忠言从来逆耳，狂轮从来难挽。在纳粹暴力肆虐的德国，整体而言，基督徒和教会并未成为自由的先锋和人权的捍卫者。新教和天主教的主流教会均对希特勒宣誓效忠，许多神职人员甚至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呼吁会众参军上前线。朋霍费尔却选择成为一名自由战士，为自由而战，亦是为上帝的公义而战。他认为，为了绝大多数人的自由，为了将无数被奴役的人们从独裁者的重轭下解放出来，刺杀希特勒是可行的，且符合圣经的教导。他参与其中并为之而献身。
遗憾的是，朋霍费尔对教会和同胞的批评，以及对自由是一种“昂贵的恩典”的认知，在其死难之后亦未能被人们所普遍接受。一九五三年，在浮罗森堡集中营举办了朋霍费尔的追思会，当地的主教麦塞却示威性地缺席。麦氏认为，朋霍费尔是政治异议者，而不是教会的殉教者。耶稣受死之后，包括这位主教在内，究竟有多少教会和信徒，背弃了上帝赋予人类的自由、背弃了耶稣教导的十字架的道路？
朋霍费尔进入中国，首先是异议知识分子的身份，然后才是基督徒和神学家；因此，他首先进入的不是中国的教会系统，而是独立知识分子群体。于是，朋霍费尔的思想和精神，对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基本结构有了一次重大的更新。
——二零零六年八月初稿，二零零七年七月改定
费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