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德审判不能替代公共性监督

2007-04-30 09:24:43

    
  昨日,有两则新闻备受关注:公布《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自6月1日起施行;二是云南省通报了该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出逃一案,已查明其收受巨额贿赂、生活腐化等违法违纪事实。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签署,无疑为我国整顿吏治指明方向,这一由政府部门主持发布,涉及国家权力运作的政治议题,当有严肃的公众关注才对。不过,遍览各大报纸、网站,无不以事件所涉的私情败德切题——“公务员包养情人、遗弃家庭成员将给予开除处分”;而对胡星一案,网上留言也无非充斥对其腐烂生活的调侃起哄。


  这样的公众反应由来有自,纵观历年谈及贪污腐败官员的报道,无不以“包养情妇、涉及重婚”等私德问题为先,而这些贪官“涉嫌贪污渎职”,这些对公权的亵渎行为,却放在其后,似乎暗藏了这样一个逻辑:官员之所以贪污,实是个人私德败坏在先,均从生活作风不良、情趣低下开始。这种逻辑,无非以个人意志的薄弱和道德的腐化等偶然因素,替代了权力约束体系的缺位等贪腐的必然源头。


  一个可以察觉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腐败案情开始以“情妇”、“二奶”为故事主线,而充斥其中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更得到媒体强调和公众传播。人们津津乐道的,甚至是官员如何用MBA知识管理情妇团队,女贪官如何用美色引诱和身体公关获得提升等等。民众毫不厌弃这些细节的冗长披露,自然也谈不上对公权流失的政治警觉。每一桩腐败案的报道和披露,都越来越像香艳的情欲故事和神勇的侦破传奇。在制度反腐的普遍失意之下,公众把严肃的政治课题消化成了私人生活的开心一刻。


  腐败频发的政治现实,令公众的严肃关注产生疲劳,制度反思也因缺乏出口而开始冷落,于是,猎奇与起哄,转而成为公众常态的反应,无所事事的看客心态和无可奈何的认命心理,逐渐加重中国社会的政治冷漠。如此公众心态与舆论环境,实在无法与国家最新颁布的《条例》所伴随的决心和意志相称。


  必须看到,将私德审判置于公共性监督之上,必然导致公众对腐败根源追溯的无力,而规避讨论权力监督机制缺位,亦无非回避了公众参与公共性监督的可能。当公共讨论存在言不尽意的玻璃屋顶,当热烈的公意无法输入政府议程,精神强大的公民也不得不成为现实的小白鼠,不断地退缩,无奈地矮化,公民要么政治冷漠,要么娱乐亢奋。种种情形之下,才有今日反腐题材变成情色故事、转型之痛成就娱乐新闻的社会怪象。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颁布之时,政府无疑要反思这种公民精神的流失,有更积极的制度建设。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无不在制度上珍视而非抵制它的公民参与,在教育上厚植而非侵蚀它的公民精神。即使是这些国家,官员同样有滥情的故事,媒体和公众也同样追逐情色私欲的细节,但民主政治的权力运作,释放了公民的这种政治焦虑,其最终的结果,反而强化了主权在握的公民信心。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一度也是公众的绯闻焦点,报章杂志也连篇累牍报道关注,但并没有出现制度咒骂和对总统私情的无端起哄。因为公众普遍相信,司法程序会确保得出公正结论。克林顿最终还是承认与莱温斯基的不恰当关系,还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政敌弹劾他的原因,是他的不诚实,而与其私生活无涉。


  由此可见,政府官员的私德问题,落实到公众视野里,其实就是公共权力的运作现实。公众反应的差别,也正折射出与此联系的权力运作的不同基础。一直以来,我们始终相信,通过坚持不懈的思想道德教育,可以打造廉洁勤政的官员队伍。执政高层也不断强调,各级官员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官员的私德修炼被提到相当的高度。而现实告诉我们,空洞的道德诉求与滞后的制度建设,一起成就了今天虚无逃离的公众情绪。


  在《条例》颁布之时,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制度建设,能挽回这些在喧嚣中走向泡沫的公民精神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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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德审判不能替代公共性监督

2007-04-30 09:24:43

    
  昨日,有两则新闻备受关注:公布《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自6月1日起施行;二是云南省通报了该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出逃一案,已查明其收受巨额贿赂、生活腐化等违法违纪事实。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签署,无疑为我国整顿吏治指明方向,这一由政府部门主持发布,涉及国家权力运作的政治议题,当有严肃的公众关注才对。不过,遍览各大报纸、网站,无不以事件所涉的私情败德切题——“公务员包养情人、遗弃家庭成员将给予开除处分”;而对胡星一案,网上留言也无非充斥对其腐烂生活的调侃起哄。


  这样的公众反应由来有自,纵观历年谈及贪污腐败官员的报道,无不以“包养情妇、涉及重婚”等私德问题为先,而这些贪官“涉嫌贪污渎职”,这些对公权的亵渎行为,却放在其后,似乎暗藏了这样一个逻辑:官员之所以贪污,实是个人私德败坏在先,均从生活作风不良、情趣低下开始。这种逻辑,无非以个人意志的薄弱和道德的腐化等偶然因素,替代了权力约束体系的缺位等贪腐的必然源头。


  一个可以察觉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腐败案情开始以“情妇”、“二奶”为故事主线,而充斥其中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更得到媒体强调和公众传播。人们津津乐道的,甚至是官员如何用MBA知识管理情妇团队,女贪官如何用美色引诱和身体公关获得提升等等。民众毫不厌弃这些细节的冗长披露,自然也谈不上对公权流失的政治警觉。每一桩腐败案的报道和披露,都越来越像香艳的情欲故事和神勇的侦破传奇。在制度反腐的普遍失意之下,公众把严肃的政治课题消化成了私人生活的开心一刻。


  腐败频发的政治现实,令公众的严肃关注产生疲劳,制度反思也因缺乏出口而开始冷落,于是,猎奇与起哄,转而成为公众常态的反应,无所事事的看客心态和无可奈何的认命心理,逐渐加重中国社会的政治冷漠。如此公众心态与舆论环境,实在无法与国家最新颁布的《条例》所伴随的决心和意志相称。


  必须看到,将私德审判置于公共性监督之上,必然导致公众对腐败根源追溯的无力,而规避讨论权力监督机制缺位,亦无非回避了公众参与公共性监督的可能。当公共讨论存在言不尽意的玻璃屋顶,当热烈的公意无法输入政府议程,精神强大的公民也不得不成为现实的小白鼠,不断地退缩,无奈地矮化,公民要么政治冷漠,要么娱乐亢奋。种种情形之下,才有今日反腐题材变成情色故事、转型之痛成就娱乐新闻的社会怪象。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颁布之时,政府无疑要反思这种公民精神的流失,有更积极的制度建设。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无不在制度上珍视而非抵制它的公民参与,在教育上厚植而非侵蚀它的公民精神。即使是这些国家,官员同样有滥情的故事,媒体和公众也同样追逐情色私欲的细节,但民主政治的权力运作,释放了公民的这种政治焦虑,其最终的结果,反而强化了主权在握的公民信心。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一度也是公众的绯闻焦点,报章杂志也连篇累牍报道关注,但并没有出现制度咒骂和对总统私情的无端起哄。因为公众普遍相信,司法程序会确保得出公正结论。克林顿最终还是承认与莱温斯基的不恰当关系,还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政敌弹劾他的原因,是他的不诚实,而与其私生活无涉。


  由此可见,政府官员的私德问题,落实到公众视野里,其实就是公共权力的运作现实。公众反应的差别,也正折射出与此联系的权力运作的不同基础。一直以来,我们始终相信,通过坚持不懈的思想道德教育,可以打造廉洁勤政的官员队伍。执政高层也不断强调,各级官员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官员的私德修炼被提到相当的高度。而现实告诉我们,空洞的道德诉求与滞后的制度建设,一起成就了今天虚无逃离的公众情绪。


  在《条例》颁布之时,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制度建设,能挽回这些在喧嚣中走向泡沫的公民精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