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颐年堂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
1957年《星星》诗刊创刊时期的流沙河。本刊资料图片
《星星》（四川的诗刊）里面有几首诗还是好的，有几首是不好的，要酝酿一下，不要骂。
（《星星》在叫喊，不要忙，沉住气，酝酿一下，不要仓皇应战，不打无准备之仗，过去的“批评”，群众投我们的票少。）
对那些写了坏作品的作者要帮助，要调查。
我们的主张是：毒草与香花齐放，落霞与孤骛齐飞。
附：在颐年堂听毛泽东谈双百方针（张光年）
话题扯到《草木篇》，这时四川诗人流沙河的新作，已经引起争论。我直率地说，这篇诗不好，我们要发文批评。他教导说：“你也不要全盘否定,他总有两段写得还好的（随口举出两例）。你先说这两段写得好,然后讲他以后几段写得不好。读者看了心服。”毛主席这段话，我当时印象很深，铭记在心。可惜”反右”运动中，这讲的人、听的人都把它忘得干干净净了。
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谈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
（四川曾想封《星星》杂志社。）
《星星》还是不要封。这次会议一开，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又会冒出来，不要急，我们不忙于理它，它大有劲头了。你们不是反映有些教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诱敌深入”吗？我们对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两条：（一）必须批评，（二）必须批评得好，因此必须要有准备，要有说服力，毒草在中国长了几千年，再长七、八年也不要紧。而且我们还是要做事情的。他们一肚子气，可以让他们讲，毒草不可怕，如用压下来的办法，还是要翻的。（有人说，《星星》所谓七君子中二个有杀父之仇的。）这样，《星星》出现那些东西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如何对付不正确思想：要有办法，不要急躁，不要简单，应该研究方法。中国有几千万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高等学校80%学生是他们子弟，那些有杀父之仇的，能不恨，不骂我们。但应估计到，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可以争取的，现在高等学校工农子弟还不多，在中小学。匈牙利高等学校60%学生是工农子弟，照样闹事，反苏反共，我们80%是那样子弟还没闹事。
《星星》的“草木篇”是应该批评的，如不批评真是让毒草长起来了。
领导思想斗争的方法要研究，过去是对敌斗争，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现在问题是复杂的，有科学、文艺、高等学校，还有“草木篇”，他能写，我就不能写，诗经、楚词是什么呀！大部是草木篇。他们和我们作对，不怕，四川是大国，有几千万人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
(1957年3月8日)
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
有一种看法,实际上是认为思想不能指导创作,这种看法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正确看法有关系。要求所有的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这里边,当然还要有帮助。
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若论出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蛮革命,我也是算在这个范畴之内的。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有的人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如何区分法,我看很难。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
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剿工蒙，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工作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情看来，写文章的人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有多高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还是为着帮助他嘛!要批评一个人的文章，最好跟被批评人谈一谈，把文章给他看一看，批评的目的，是要帮助被批评的人。可以提倡这种风气。
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这类的作品？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选自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纪录稿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下午五时于怀仁堂）
北京最近发生了一次“世界大战”，好多人包围青年作家王蒙，我们替王蒙解了围。把他救出来，虽然他的作品有缺点，但是，讲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揭露了官僚主义。总而言之，讲不得，一讲就军法从事，违犯了军法。
今天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要扣大帽子。似乎扣大帽子就好办事儿了，加他一点顶资产阶级的帽子。许多文章都是扣帽子，当然也不是每篇文章都扣帽子。人总是要戴帽子的，在冬天不戴帽子，在外走不感冒我就不相信。但个人的帽子要适合自己的头，别人的帽子是没有量过尺寸的，往往剪捡了一顶即给扣上。
香花毒草是对立的，毒草长多了，就会有人把毒草挖掉。
一百多年以前的毒草，现在变成香花了。
四川省流沙河写了一个“草木篇”的诗，草木篇是毒草，出了这么一篇,以为天下就会乱了，我看出一百篇也不会乱，如果有一百篇，问题即解决了。在座的看过没有?好文章呀!可以再印一下，最好今天晚上就把它印出来。向草木篇开火，开的对；四川的同志，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是，批评的方法有问题。你们四川同志，不要以为我是赞成“草木篇”，反正你们的批评，我是讲，你们可以让它放一下，征求读者的意见，让懂得的人去批评。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
对待敌人，可以一刀一枪，简单明了；对待同志不能用粗暴的办法，甚至对待“草木篇”,是思想问题也不要用粗暴。抗美援朝，对美国是用粗暴的办法，对蒋介石，也是用粗暴的办法。我们对蒋介石打了那么多年，粗暴的办法就是打。可是我们在对500万知识分子，几亿农民，对多少万民族资本家，和民主人士，打的方法是不适宜的。有些同志，习惯那种方法，“你还调皮呀!”，那是错误的办法，错误的方针。因此，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草木篇”、包括有杀父、杀夫、杀子之仇的，有些亲戚朋友血肉相连被镇压的，这些人要他们那么舒服,不容易。一有机会，“草木篇”一篇，所以要提出统一战线，团结教育。
附：黎之《文坛风云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7月,第74页〕
当谈到不要怕毒草时,毛泽东说,不要怕毒草。我就有好多右派朋友。蒋委员长也是我的老朋友。(说到这里毛泽东面前由医生限定他的香烟抽完了。他伸出手向陆定一说:借点粮食吧!“文革”中我看到一个不完整的传抄材料说向蒋委员长借点粮食。不知怎么错成这样。)我劝我的孩子上街去算命,让他们见识见识。在杭州我让他们去抽签。他们算了一回但不诚心诚意。再过几十年就见不到了。不要禁止人们同坏的东西接触。有人写了个《草木篇》,就怕乱。《草木篇》不好,四川的同志,我同意你们向它开火。有杀父之仇,隔些日子给你来一篇《草木篇》。印发了没有?(有人答:没有。)印一下让大家看看。批评是时机问题,是方法问题,现在放得还不够。当晚印发了《草木篇》。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当时没有发表,直到1964年又作了重大修改,加强了阶级斗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内容,选入当时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中。
附：黎之《文坛风云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7月,第105页〕
3月12日在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当年6月毛泽东曾作了重要修改,不知为什么当时没有发表。1964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中第一次与广大读者见面。发表前毛主席又作了修改,批送有关人提意见,在批语中说:“这是一篇老讲话,没有发表过。田家英同志说要印进一个新的简选本里去,也就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印?”1967年7月选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论文艺》一书。
接着他讲到流沙河的《草木篇》。毛泽东说:四川的同志,你们向《草木篇》开火(当时四川报刊上在批评刚创刊的《星星》诗刊上发表的《草木篇》和《吻》),我同意你们开火。《草木篇》不好,有杀父之仇,隔两天,给你来一个“草木篇”。开火是对的,只是方法问题,时机问题。现在放的不够,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毒草。
听了这段话,我有点惊讶。我想到一定时机还是要向一些被认为“毒草”的东西开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