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亚东
石天河先生
流沙河先生应该称“先生”，无论活着的、还是走了的。
应该叫《逝川忆语——〈星星〉诗祸亲历记》，只是书名长，以《亲历记》代之。
应该称“细读”，只是细读之后，马上就是辨误。最好开宗明义。
再说一点，或许多余的话：这篇文章，原先没想写。
流沙河先生，我非他学生，更非他粉丝，虽然很尊敬。石天河先生，今年95岁，（2020年）我应该致敬。何况又是，我已去世的苏恒老师的朋友。所以动笔前，不免要踌躇。
可是涉及历史，可是涉及认知。总得有人为，不再能自己开说的人说话。
《亲历记》辨误
我的辩诬，从辨误开始。辨什么误？
辨2002年以后，石天河先生“《星星》诗祸”言说之误。
1957年的“草木篇冤案”，或“《星星》诗祸”，是世所共知的。在1956年“双百方针”的背景下，四川成都诞生的诗歌刊物《星星》，出刊十四天就被严厉批判，因反批评升级，由于毛泽东宽和讲话而一时降温。毛讲话为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但被批判以为给自己撑腰，而在后来的整风中“向党进攻”。很快在“反右”中，编辑部一锅端，更殃及作者、读者——一篇草木篇，竟如瓜蔓抄，成为波及全国的大案。
这个故事，无论详与略，很多人知道。“阴谋”抑“阳谋”，迄今聚说纷纭。
相对来说，关于“反右”的回忆与言说，像两年前“反胡风”一样，一直比较多。至于“草木篇冤案”，“历史的原文”虽多，可当事人的回忆、历史学的研究，就跟不上了——应指出这一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事人流沙河先生《锯齿啮痕录》（三联书店1988年1月）一书，基本聚焦“史无前例”，关于此前罹难，匆匆一笔带过：“许多人（几乎都是从未晤面的）为此受牵连，遭遇很惨”。最带情绪的话，不过“因为有了《草木篇》这根毒草，‘多、快、好、省’一下就牵出了25000多个右派”一句。没有更多话，叙述就跳到：“被错划为右派后，诚惶诚恐，‘认罪’尚好，幸获宽大，开除共青团，开除公职，留在省文联机关内监督劳动，扫地，烧水，拉车……”。一直到“山雨欲来”之际，叙说自己将被押送原籍，想到该出去走一圈，跟这儿告别：
走到农场南端的水塘边，忽然想起1960年夏，我害了饥饿性水肿，脸肿了，腿肿了，整天嗜睡，迷迷糊糊。有一天正午我从二砖厂拉粪车回农场，倒在这草碧如染、茭荻沙沙摇响的水塘边，在炙肤如火燎的阳光下，竟昏昏沉沉地睡去。被一位从机场里出来散步的解放军摇醒时，残阳已快落山了。想起这件事情，我不愿意再向前走了，因为前面还有更伤心的故事，我不想去触动它们。
——“更伤心的故事，我不想去触动”。
一晃又是十几年，另一当事人石天河先生，说“正当作者在着手对‘《星星》诗祸’的回忆文字开始动笔的时候，在北京《新文学史料》上，读到了‘七月派’作家阿垅1965年在狱中所写的申诉材料……阿垅的这篇遗作，对我的触动很大。我随即满怀激愤地写了《回首何堪说逝川》一文，把从‘反胡风’到‘《星星》诗祸’那一段时间，我所经历的各种奇特事件的经过，作了一次扼要的追述。”他交代：
……写作这样的文字，本来是一件苦差，好像是要在精神炼狱中重走一遍。对于一个当时已年近八十疾病牵缠的老人，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其所以要不惮烦劳地写下去，并不只是为了自己要宣泄胸中的郁愤，或对过去的仇家进行报复性的抨击。……
下面的话，不抄了。见“附录前面的说明”，“亲历记”第523、524页。
记住写作年龄，“年近八十疾病牵缠”，就知道不易。近八十着手，一直写到2007年1月，即《星星》诗刊创刊五十年之时。“结束语”说：“我到八十岁以后，才开始动笔。人老了以后，精力已经不济，加上脑梗塞疾病的牵缠，记忆力衰退得非常厉害。写‘诗祸’的部分，由于有官方文件可资参考，回忆起来可以作到准确无误”，而拟写的“劳改生活”部分，则若干细节“往往都有些记忆模糊”，“希望读者谅解”。
书出更晚。直到2010年9月，才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书名《逝川忆语——〈星星〉诗祸亲历记》。次年2月，《〈逝川忆语〉出版感言》云：
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心里虽然感到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松快，但更多的仍然是无法解脱的遗憾。因为，这本书出版得太迟了，当年的许多朋友，不仅比我年长的白峡、孙遐龄已经一个一个地老成凋谢，连比我年轻得多的万家骏、王志杰、陈谦，都没有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我感到很对不起他们。（石天河：《〈逝川忆语〉出版感言》）
总之，八十岁后动笔，“记忆力衰退得非常厉害”。
应该有见于此。眼见记忆力衰退，又想为历史作证：
半个世纪的风雨烟云，已经把很多事情都弄得模糊不清，“《星星》诗祸”的故事，因为某些人的谢世、某些人的健忘、某些人有意无意的遮盖，对于现在的青年人，已经有点像白头宫女谈开元遗事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亲历其事的当事人，我有责任，把它作一次尽可能保存原样的记述。（p376～377）
就想到应该，作“尽可能保存原样的记述”，最好“让事实说话”：
……在我的有关“《星星》诗祸”的回忆文字中，我将尽可能采取“让事实说话”、以“历史的原文”和“人们当时的本来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一切客观事实和历史文本，以及我自己的种种愚蠢、恶劣、谬误的表现，都不作任何事后的修饰。（p40）
老实说，我的这部回忆录式的东西，假若不是借重了四川文联编印的《会议参考文件》，要全凭个人记忆去回溯五十年前的事实，也必将是挂一漏万，非常不连贯的。（p328）
……前面的那些“回忆”，实际上，都是借助于四川文联编印的几本《会议参考文件》，帮助我把事件发展的脉络和某些细节，讲述得比较清楚，同时，也比较具有客观性，使读者可以从官方文件和我的解说中，做出参照对比的思考，避免我个人主观讲述的偏蔽。（p345）
应当留意这些，肯定他的努力——无论见证的意识，还是采用的方法。
所以“亲历记”，有其客观性。进一步讲，历史当事人的讲述，哪怕多年后，也还是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可与此同时，须对照阅读。毕竟个人著述，难免“个人主观讲述的偏蔽”——还有作为后辈，我不知该怎么说？尽可能“学术地”讲吧：
具体而言，“《星星》诗案”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极少数的历史当事人（如石天河）对事件的痛苦追忆与激情控诉，这无疑为我们重返历史现场和观察那段历史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然而当代研究者以同情的姿态致力于呈现“受难者”的高贵精神、鲜明个性和悲苦人生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忽视了以学理的眼光从不同的维度重新考察“《星星》诗案”所关涉的当代诗歌成长所遭遇到的复杂难题。
（巫洪亮：《“十七年”文学媒介权力结构探微——以1957年“《星星》诗案”为例》，《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2期）
我想对一本书，最大的尊重打开来读，认真、细致阅读。这点，我作到了。
我想对作者，最大的尊重是真挚，认定他是人。哪怕是长辈，受了很多苦。
下面开宗明义，指出石天河“亲历记”和一系列言说，所存在的偏失。
一是有自觉，依旧肝火旺，不能说没有“对过去的仇家进行报复性的抨击”。即如《最后的批判和我的被捕》一节，末尾的话：
在那样的运动中，人都是不由自主的，许多人都不免于作违心的事，说唯心的话，那都是可原谅的。只有那些被运动泯灭了作人的基本善性与良知，瞒心昧己地诬加罪名去陷害朋友和同志的人，才是灵魂掉下了地狱的最可耻的一类，他们应该遭到历史耻辱柱上的唾骂。（p360）
——“灵魂掉下了地狱”。这还不是，唯一的鞭挞。
《邂逅相遇的陌生面孔》一节，提到离开峨眉山前，来了个陌生人——“就是这个李中璞，在我离开峨眉山以后，立即找万家骏了解我的情况，要万家骏写检举揭发我的材料”，回到成都后，写成《李中璞揭露右派分子石天河在峨眉山进行的反党活动》。
“亲历记”第145页至146页，将他打入地狱：
万家骏后来被判刑十五年，主要就由于他“调查”之后的推荐，把万家骏说成我的“喽罗”。李中璞在“反右”之后，自然是平步青云的。后来在“文革”中是否立了“新功”？他现在是否还在干同样的工作？我无从知道。但是，我从但丁的《神曲》中，却知道了用谎言欺骗群众以诬害善良的人，在地狱里，是用四根木柱钉成十字，裸身横在路上，让人们从他身上踏过去。因为，地狱给他的惩罚，是要使他知道每一个人的重量。
——愤激能理解。只是他的愤激，被“历史的原文”和“让事实说话”淹没。如果不加分辨，则“官方文件和我的解说”会起到相互印证、巩固的作用。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忘了福柯提醒：“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我想应该辨别，呈现时代落差——我必须说，石天河“讲述”与“历史的原文”存在距离。突出表现是，虽然有自觉，若仔细读，发现并非像他所说，“对一切客观事实和历史文本，以及我自己的种种愚蠢、恶劣、谬误的表现，都不作任何事后的修饰”，而是有“修饰”的。突出表现是，对“官方文件”，即石天河大量抄录的四川文联1957年11月10日编印，作为“会议参考文件之九”的《四川文艺界右派集团反动材料》中，几份重要文件的选择性无视——诸如《游祥芝同志检举石天河的反动言行的材料》。
为什么失收？应该收进去。让我说明原因：首先当时，它很重要。
一本《四川文艺界右派集团反动材料》，材料不少，“编者说明”还是强调：“这里着重用右派自己的材料来揭发他们的罪恶活动。因而，只编入了石天河几次提到的一件材料，即：游祥芝同志检举石天河的反动言行的材料……”，足见其重要。它不是“交代”，名称就是“检举”，跟材料中众多交代有别。而且形成时间也早，落款1957年2月。因为种种缘故，“石天河的反动材料”中，它排第一位。
而且更多“历史的原文”，能够印证它的重要。
即如当年4月2日，石天河给南京好友姚北桦信云：
……随即蒙蔽领导，驱使他的爪牙，到处去搜索我“反党活动”的材料，企图进行又一次的政治陷害。无如到处搜索，并无材料可搜，仅仅因为我和山莓来往较密切，便叫山莓的爱人，把我平日偶尔说过的一些牢骚话，搜集起来，写成一篇检举材料，如此便罗织成一个“反党”的罪名，企图加到我的头上。（p55）
还有5月27日，他在《让良心发言——作为参加座谈会的补充发言》中声讨：
诗人山莓，你的良心到哪里去了呢？山莓夫妇，明明以他们编造的“罪证”，参加了对我的迫害，今天却否认事实，居然要叫文联说明“真相”。是的，这种“真相”应该说明，应该把山莓夫妇所编造的“罪证”，以及文联某些人编造的其他关于“裴多菲俱乐部”、“七人团”的“罪证”，全部公诸于世，使党和群众，深刻的认识一下这种迫害的真相。
构成最早的“罪证”，就不该无视。何况“亲历记”一书，没有收文本，可讲述部分还是绕不过。《批斗会的戏剧》一节，讲述机关大会上，“最主要的”事项中第一项，是“文联党组成员、音协负责人羊路由，宣读了山莓的夫人，向文联党组织揭发我在他们家乱发反动言论的材料，……对这类揭发材料，我当时只是默默的听着。”（p189、190）
——如此重要材料，怎么让它埋没？这还不是，唯一的“疏忽”。
还有《我的几个“集束手榴弹”》一节，说自己“停职反省”期间，给省文联党组书记常苏民写了几封信，“反右”时被视为向党发射的“集束手榴弹”。现在“水过三秋，鱼龙寂寞”，“我想，应该把它赤裸裸地呈现出来，让大家都能看清真相。”后面又再次说，要“原本原样地展示出来，随大家自己去看。”
话说得明白，“原本原样地展示”。可惜并非如此。
一共五份信，过滤了两封，咋叫“原本原样”？过滤掉的两封，一是“鸣放”期间6月1日的信，一是“反右”起来后6月20日信，细看更重要。
不是我说重要。当年“编者按”，明明白白写：
石天河敢于在常苏民副主席面前肆无忌惮地攻击党，用他的话来说：“只有看过水浒传上，李逵拿着板斧去砍宋江的人，才懂得这时什么意义。”
这句“肆无忌惮”的话，出自失收的6月1日信，其上下文：
是的，你们把我看作敌人，因为我发牢骚时说：“你们会要逼得我拿起刀杀人”！这话只有我才说，那些人绝不会说，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还不是反党反革命么？不是现成罪证么？只有看过水浒传上，李逵拿着板斧去砍宋江的人，他才懂得这是什么意义。
——不管后世怎么评价，对于还原那时，它的价值相当高。而且“亲历记”，很多的反思与议论，都是指向当年，愚不可及的“第二种忠诚”……为什么原文，“亲历记”不收？实在费解。还有6月20日信，也不该失收。因为很重要。当年官方指控：“今天的右派分子抄了胡风的经验，转入退却，等待时机，卷土重来……”（1957年7月24日《文汇报》第5版“编者按”），是依据此信。石天河自己，在几十年后指控流沙河的文章中如此这般照应：“四川文联完全按照‘反胡风’的办法，制造出了一个‘以军统特务石天河为首’的“四川省文艺界反革命集团”（《回首何堪说逝川》）……如此重要的材料，“亲历记”居然不收进去，岂不奇怪？
细看6月20日信：“我前次写的书面意见，是寄给流沙河的，并嘱他在宣读前，交您看一看……”，可见书面意见，是“嘱他”交领导人常苏民的。而几十年后，石天河所做的，是谴责流沙河“仿效舒芜”，则此信存在，成为妨碍——能这样说吗？
问题是案情，就失重要环节。请看信中的话：
……目前正在反击右派 ，我也不愿让别人钻空子抓住个别词句便与右派混为一谈。所以，我早两天，已经写信给流沙河，叫他把原稿退我，不宜读了。但他没有给我回信。如果您已看到这发言稿，就作为我内部提的意见，交党组织研究好了；如果明后天流沙河将发言稿退给我了，那么，将来，我修改后再寄回。总之，目前形势，我不能不避免一些“嫌疑”，必须把我的意见，与右派严格划分清楚。
——可知官方指控，强蛮是肯定的，也还有其“针对性”。
几十年后编书，它们不被收入，好不好说案情，就被遮蔽了？且不说常识——“不说出全部真相，基本上就等于说谎”，先不说那个；都跟读者许诺了，要“原本原样地展示”，我想读者也会信以为真，可事实上藏着揶着，让人该怎么说？
还有更大问题，我以为是，对于当时冤案的“认知性歪曲”。
我说的是“亲历记”前，作为其写作“规范”的2002年，石天河《何堪回首说逝川——从反胡风到《星星》诗祸》（《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纪念胡风先生百年诞辰专辑）一文，对曾经“同案犯”流沙河提出的指控：
后来，在1957年“《星星》诗祸”和反右运动中，有一位朋友的妻子为怕连累她的丈夫，写了个检举材料来“帮助我改正错误”。加上当时，《星星》诗刊内部，也出现一位仿效舒芜“适时起义”、“反戈一击”的“义士”(流沙河，当时是《星星》编辑之一)，把我和另一位同情胡风的学生徐航和他通信的信件, 交给上海《文汇报》记者姚丹，在1957年7月24日的《文汇报》上加上编者按语发了一大版。按语中除了认定我是“军统特务”外，还指明我们“抄了胡风的经验”。于是，四川文联完全按照“反胡风”的办法，制造出了一个“以军统特务石天河为首”的“四川省文艺界反革命集团”。列名于这一集团的青年作家和业余作家,计有：流沙河、储一天、陈谦、遥攀、万家骏、徐航、晓枫、邱原、白航、白堤、沈镇、杨千廷、华剑、罗有年、张宇高、李加健、王志杰、李远弟、孙遐龄、张望、许君权、李明隽、杨光裕，共24人。……我没有料到，“胡风集团”的问题，会这样阴错阳差地和我搅在一起。
……“《星星》诗祸”的结局是：我被认定为“四川文艺界反革命右派集团”的首犯。“集团”里的我和储一天、陈谦、万家骏、晓枫被判刑(我判15年。储一天判无期徒刑。陈谦判5年。晓枫判15年。万家骏先判15年，后来在“文革”中被加判死刑，因“四人帮”垮台，才未及执行)。邱原开除公职，其他人都被处劳教。白峡虽未列入集团，也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其他同情《星星》的读者，遭到批斗的数以千计。只有流沙河一人，因写过一万二千多字的《我的交代》，认罪态度较好、检举揭发有功，使当时文联领导顺利地挖出(一读编造)了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因而，唯一地获得了宽大处理，划为右派后，仍留在四川文联机关管制，做些帮助看稿之类的工作。但“文革”中也下放农村劳动过。……“《星星》诗祸”，很像是“胡风集团冤案”的重演。因此，一看到谈“反胡风运动”的文章，我就不能没有感慨。
——上面是指控。是我文章一开始就说的，要辩之“诬”、要辨之“误”。
为什么辩诬？为什么辨误？不光是事关个别当事人的名誉，更关系到历史真相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对该历史、该事件的认知。作为当事人，才过多少年，而且说了是“把它作一次尽可能保存原样的记述”，实际讲述又如此偏离，岂不令人痛心？
不能说石天河先生，为文不严谨、写作不认真。我以为在他主观上，相当努力了。不光方法上，力求“让事实说话”。写作中也精益求精。比如上面文字，收入“亲历记”一书时，一旦“发现记忆有误”，就“另行加注说明”。如“储一天判无期徒刑”，书中为“储一天先判无期，后改判20年”；“晓枫判15年”，书中为“晓枫先判劳教，后来被两次加刑到20年”……应该注意这些，老来著述，岂是容易？
只是令人遗憾，更大的错误，从撰文到编书，一直没人提醒，他也没有纠正的是，上面讲述中，所谓流沙河把信件“交给上海《文汇报》记者姚丹”，是不存在的事。
因而他的整个指控，只能是凌空虚构或移花接木的“叙事”。
不愿说得严重，只有这么用词。所谓“《文汇报》记者姚丹”，根本不存在的人。我翻了1957年7月24日《文汇报》第5版，没有一个“姚丹”出现，包括“本报记者姚丹”。所谓“交出反动信件”，细看不过是：
［本报成都20日专电］四川文艺界人士19日在文联集会，声讨右派分子石天河、流沙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还有“编者按：本月19日，右派分子流沙河在四川省文艺界座谈会上交出了八封信，我们摘要刊在下面。……”一言以蔽之，在会上交出。另一则编者按：
这八封信是用电报发来的，在译发过程中可能有个别差错，留待以后补正。
——可见石天河先生，几十年后指控时，重大细节失察。
可是既然如此，何必信誓旦旦，给人感觉像真的一样？
还有一个地方，义正词严控诉，195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上，“本报记者 姚丹”及其《在“草木篇”的背后》一文：
这是一位世所罕见的“刀笔吏”式的记者。关于《星星》和《草木篇》事件的报道，我曾在《文汇报》上，看到他以“本报记者”身份揭露我和流沙河通信的信件，不知他是否从《人民日报》调到《文汇报》去的。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把张默生先生和《文汇报》记者范琰列为“在反党集团背后站着”的“两位赫赫有名的将军”。显然就是要“挖后台”的提示。这种“挖后台”的斗争方式，后来一直沿用到“文革”，其“功劳”实在不小，历史应该记住他的文章和他的名字。（p281）
——“曾在《文汇报》上看到……”云云，实在不可能。年纪大了，记忆不好，发生混淆，不打紧的。可是自己都记得不真，怎么好要求“历史应该记住”？
何况过来人，一般都知道，姚丹“世所罕见”，姚文元往哪里摆？
所以史实有问题。史识也有问题。了解一点历史的人，知道“反右”号角吹响后，“党的新闻工作者”如何争先恐后、冲锋陷阵，还有各行各业干群，如他尚未揪出来，一般也是听从号令，“拿起笔，做刀枪”的……我想不能够，忘却了这些。至于“本报记者 姚丹”，如有平常心，就不妨承认，他是《人民日报》驻四川记者站的记者之一，比较普通那种，算不上杰出。此文是他写的，未必是他的话，他只是“传声筒”。
这是个常识，党报是“喉舌”。不妨看那时，该报驻川记者站负责人回忆：
……我们记者站的工作条件十分优越。能经常列席省委常委会议，及时看到文电。（纪希晨《在风口上——从反右派到反右倾》，《人民日报回忆录1948—1988》，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6月，第127页）
所以我要辩诬，为了记得历史。再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李中璞”。
此人何许人？石天河一直在琢磨。“亲历记”一处写：“我一直不知道李中璞是干什么的，但从他写的这篇材料看，大概是‘专案调查人员’中的一个头目。”（p143）另一处一则注释云：“在刊载这篇材料的《会议参考文件》上，并未说明李中璞是在什么机关担任什么职务，估量是由于他有不便于公开的特殊身份。”（p146）
刚读“亲历记”，我也很好奇。作者那样想，一定有道理。只是有一天，想到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何妨搜一下？搜索的结果，真相大白了，马上又难过，为石天河先生。
通过“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可知从1957年2月到1982年5月，“李中璞”通讯报道很多。除1957年7月22日三版《右派分子石天河在峨眉山进行的反共活动》一文外，光发表在《四川日报》上的通讯，就有十几篇。随便看标题：《“奴隶”奔向新生活——访一个彝族高级农业社》（1957年2月16日）、《惊涛骇浪抢救阶级弟兄——记“一○一”号轮船抢险前后》（1961年8月11日）、《旅客的知心人——乐山汽车站见闻》（1964年10月13日）、《春风送暖满车情——重庆铁路分局京渝9/10次特快列车见闻之二》（1982年4月26日）……包括“文革”爆发前一年，跟纪希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用两分法领导生产——记严龙公社领导生产斗争的方法》一文（1965年6月6日）……基本可以判断：李中璞同志，“四川日报记者”。
事实上也是，无任何悬念。想石天河先生，“敌情”观念重。或许算是，“政治运动后遗症”吧？能够理解，他的创伤。但是的确，杯弓蛇影。
不好一概说，“被迫害妄想”。要看什么时候，要看什么事情？“反动材料”显示，他起码五五年就开始受迫害。《游祥芝同志检举石天河的反动言行的材料》披露：
有一次，他连说带骂的喊着：“他妈的，我怎么忘得了嘛！我到五月文化服务社下棋都有公安局的人监视我。（肃反中并未对他进行任何监视，这是他由于有军统特务问题，而疑神疑鬼——编者）。这真是侮辱人格！”
这不是孤证。《流沙河交代石天河的材料》也提到：
……还告诉我，肃反时，他在街上走，也有公安局的人盯梢。在茶馆里下围棋，也有人监视。我当时不明真相，听了很气愤。
因而有时，情绪激动。甚至会有，“意气用事”。
举个例子吧：1957年“反党万言书”中，对“李累拥护者”穷追猛打，一个都不放过。比如痛斥李伍丁：
好一个李伍丁呵！真正是“公侯干城”、“公侯腹心”了。
过了几十年，看法有了更正。“万言书”中，加了注释：
我在这篇发言中，针对李伍丁所说的这些话，是由于我不了解运动的实际情况，凭自己主观判断，意气用事说出来的。后来，事实证明，我对李伍丁的看法是错误的。李伍丁在运动中也被划为右派，劳教，直到中央平反冤假错案时，才同时平反。
由一则更正，我想到很多。“郑重不从今日始，出山使节千徘徊。”
但是“亲历记”，我以为最大的偏失，是“以论带史”。“附录前面的说明”云，之所以把《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回首何堪说逝川》一文附在书后：
不仅因为它大致可以代替我原先拟写的文章，对“《星星》诗祸”发生的历史背景，做简要的说明。而且，我想把它作为读者所认可的一种文字风格的标准件，用它来对比地规范我的回忆文章的写作。（p524）
——“对比地规范”一语，不太好理解。只是“亲历记”，确有两张皮：一为“亲历”部分，包括叙述、议论；一为“史料”部分，虽然不齐全。一个不争之实是，“亲历”部分受限于记忆，不好不信、又不好尽信；而“史料”部分，又似乎受限于《回首何堪说逝川》之“规范”，就是用它量衣裁体、削足适履——削1957年之足，适2002年之履。
因而很遗憾，书写得辛苦，或许“亲历”与见证价值有限？
我为指出这点，而表示歉意。作者太自信，还是不自信？却是忘了一点，“看法总是要陈旧过时的，只有事实不会陈旧过时”（辛格）。以年近八十疾病牵缠时的叙事或指控为“标准件”，主导“亲历记”的写作，使它很难成为，自己期待的“诗与诗人的受难史”——“野史”或许是，难说是信史。还怎么说呢？作为后学，尽量“学术地”讲，我以为“亲历记”性质，多少像李若建先生《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一文所指陈：
当事人的回忆具有资料价值，但往往是一种悲愤与无奈心情的表露，缺乏学术探讨。
2020年1月28日，于海南文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