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共湖南省委平地惊雷般发出了解放思想的号召，乍闻似有去浊扬清之感，碰巧百多年来湖南属于这方面的漩涡之地，遂引发了社会生活一阵子惊讶与骚动，令人联想到了四十多年前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那场大讨论，由湖南出的黑马胡耀邦力推，得到了资深大佬邓小平支持，现实意义曾如核爆。它确有的放矢，矛头直指前党领袖的思想、路线及教条。那位前党领袖，曾是公认的神，他仿佛没有死，上天庭汇报去了，便反衬出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非常。今次奉命行事的解放思想，标靶何指、何在？依常理看现实，该不是今上一尊，那等于谋反。若非指向权威，又何须解放思想？兴许，标靶是“邓三科”，他们复辟了资本主义，导致了今天红朝的内外交困，但要甩锅似乎也不对。因为任怎么看他们都延长了红朝寿命二十年，博得了官场和精英层的拥戴。而这个资本主义，难道后台老板不是共产党？否定他们，题目太大，利害太广，小小的湖南省委吃不消的。似此既要又要，有点让人搞不懂了。看来，此事醉翁之意不在酒，当然也可能就是一个需要转移社会视线、表明当局仍存革新之志的小闹剧。

在红朝谈解放思想，本身是个伪命题，是当局在玩弄权术。因为，思想无非人对自然事物、社会事物认识的深入与升华。生活越开放，新闻越自主，此深入与升华越推进，无需任何势力来说教。反之，思想被禁锢，被窒息，从来都是强权专制作恶所致，几千年来没有例外。

为什么这个伪命题值得说说，是因世人的思想被禁锢被窒息已成了常态，即使红朝之前于大多数人仍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于是少量敏感者猛然间有了如梦方醒之感的产物，也就导致了生活的骚动。此正是红朝的现实，此现实首先反映的是统治者的机心和邪恶，其次也反映了国人尤其知识界的弱智与功利。

如果说1957年大量知识分子纷纷落入陷阱，还有一个历史局限的因素，弱智占了主要成份。那么1978年响应红朝的解放思想，就主要是功利作祟。无需把那些积极分子多高看。他们的忧国忧民、对毛时代的反思、拥护改革开放、希望参与共产党以便改造共产党，等等，主要是托词，实质是要在新时代分得一杯羹。固然，在改变不了中共专制统治的前提下这样做情有可原，但情有可原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问题在于，国人尤其有话语权的精英层知识界至今仍是如此。看看这个愚昧民族及弱智精英层知识界是如何配合红朝表演吧。
已存在七十五年的红朝，从不相同的内政外交路线特点上看，大致分为毛泽东、邓小平（邓三科）习近平三个时代。很多人认为不应抹杀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皆曾作为红朝领军人物的各自作用，并非无的放矢，但有什么切实意义呢。因为这五个人的作用于红朝乃至于中国的走向，所起的都不是决定性作用。他们都不属于可以行使独立意志的领军人物，当然也就形成不了自己的时代。主要是，所谓毛、邓、习三个时代，在维系红朝专制统治这个根本点上，是一脉相承的。对此，还需要怀疑、论证么？

这三个时代不相同的特色是：
毛泽东时代属于绝对极权下的列宁主义。无论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是列宁的学生，尔后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属于学生的学生。
这个列宁主义，承袭了一部份卡尔•马克思的半书斋派理念，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为罪恶渊蔽。此论的重大缺陷一望便知。因为资本主义孰是孰非，真正起作用的既是所有制，更是所有制后面的所有权，而私有的源头是人性，为生存所需。用时代的局限来解释此种理论上的重大缺陷，不能令人信服。说白了，都是肉眼凡胎，超人是没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教旨不肯承认这一点，很明显是要为他们的超人身份服务。这就成了超人级别的掠夺心理掠夺气质。

有了这种超人级别的掠夺心理掠夺气质，行为上的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便顺理成章。此为列宁主义的精髓，只讲目的，不问手段。此种主义当然可以称为思想，却算不得理论创新。诚然，同时期的启蒙思想一样有缺陷，但少了霸道。而霸道一旦诉诸实践，所谓列宁主义，便回归到了古罗马帝国奴隶主阶层的治国理政。而所谓毛泽东思想，还要加上祸害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商君术。事实上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红一代多数人的嗜血成性，较之暴秦的视人命如草芥，堪称青出于蓝胜于蓝。

这样的时代难以长存需要反对反抗是显而易见的。一度无比强大的古罗马帝国见证了这一点。的确，古罗马帝国并非覆灭于奴隶的反抗，而是灭亡于“蛮族”的入侵。然而，深刻的原因乃是罗马文明已形存实亡。因为帝国的社会基础，市民阶层，已心冷心死，他们对帝国没了兴趣，这才是致命性因素。

所以，另一个空前强大的中国暴秦即使没有亡于后来的山东乱，它的崩溃也是注定的，时间问题而已。当然，电视剧《大秦帝国》的编导，无须关心这号命题，他们只要有收视率，能迎合习总书记的审美，便够了。

中国的元灭宋，是否与多数汉人的心冷心死有关呢？笔者因对那页历史少涉猎，就不说了，但笔者知道，清灭明，却与多数汉人的心冷心死密切相关。曾经的崖山壮烈不复再现，见证了这一点。有一点是无须论证的，旧朝、新朝，不就是换了个名号么！既然那帮子自称忧国忧民的士大夫都拥戴新朝，小民何苦去争短长。似此猫儿趴灶台，一代传一代，无疑是专制的杰作。但杰作不假，若说思想，属于垃圾。

由此来看红朝的思想。

笔者以为，毛泽东思想还是可以称为思想的，当然是陈腐得近乎恶臭的思想。它的致命伤是把阶级敌人这一部份人不当人看，逐渐发展到不把所有的人当人看。这页历史，叙述多矣，就不详说了。他若早死二十年，他不会上历史的耻辱柱。他若晚死十年，他一样会招致绝大多数时人的唾骂。这就是所谓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核心内容。其它内容如经济一步步走向崩溃边缘，几亿人饥寒交迫，党文化下只能歌德颂圣，科学教育医疗事业与世界差距越拉越远，各行各业包括官场纷纷陷入失智和半失智状态，相当多人的人性中的极丑陋一面被恶性激活，冤假错案遍于国中，等等，都不过是红朝核心内容的外延或衍生物。

毛泽东死后，华国锋以及以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组成的团队掌权了大约两年，基本面上仍属于毛泽东时代的延续。从现实政治看，他们只能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因为，弯子不能转得太快，国家战略与社会生活皆少不得一个适应期。但事态另有一面，这个团队纵有推陈出新之志，手法上也欠适应期过后大刀阔斧的魄力。此魄力缺乏一是因为素质平庸，二是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思想，哪怕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教旨思想都没有。那不过是他们衣服上的饰品，他们只能且行且看。

邓小平的再出山属于应时而起。红朝早就演化成了生米成了熟饭，多少人要靠这锅熟饭过日子，哪里还能考虑另起炉灶，另找米下锅。邓小平必须面对现实，当然也是他的利益所在。他的不失为过人之处在于：他明白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路线必作大修正才行，小打小闹已不可以。用他的话说，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这话，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他的心里话。而他之所以敢讲此狠话，离不开他的自信。他的资历、能力、魄力，在当时的红朝权力场上十分醒目。

然而，这不是解放思想，另有想法而已。并且，他那个狠话，半是对权贵集团的警告，半是权谋的运用。后者乃由专制王朝的性质所决定。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世界发生了大变化。有一点很明显，且是不争的事实。“三面红旗”之前，国计民生上面，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如台港、日韩，差别并不大。二十年后，竟有了天差地别。若由得这个差别发展下去，中国委实不堪设想。那帮子守旧权贵，否认不了这一点。如此，若世界仍停留在十九世纪之前，红朝仍可以洋洋自得，毛泽东思想及路线仍可以自诩为福音书。相应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便少了紧迫感。

为什么说“改革开放”半是权谋的运用，甚至权术起了杠杆作用。是因一朝天子一朝臣，邓小平逃不出此宿命。他要使红朝中兴，就得掌握主要话语权。在不改变红朝基业的前提下，他不玩权术，一样寸步难行。他基本上成功了，但也使他的“改革开放”只能进不能退了，因为此时他的政治生命已建立在“改革开放”的绩效上。此为专制下政治人物的通病。当“改革开放”已成大气势，他是不可以自废武功、自食其言的。他只能祈愿“改革开放”能够成功。那么，如果事与愿违怎么办呢？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事实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意也是要打造一个能彪炳青史的新纪元，绝对不会希望产生的是天怒人怨局面。但大错大恶铸下，他该担责就得担责，邓小平一样如此。他倡导“改革开放”，如果这个“改革开放”走向了事与愿违，他一样该担责就得担责。他相信“改革开放”正确，就当时来说，无可指摘，理应理解他，拥护他。但“改革开放”正确，不等于一直正确，正确到底。因为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属于中性词汇，并不表示一定一直正确，当然也不表明一开张就是错误，会一错再错。“改革开放”能否实现专制统治的千年盛世目标，历史上无数次的改革或变法基本上都走向了事与愿违，已经有力地回答了这一点。这就要求，迫于时势的改革或变法，得有超然于王朝或党派利益的思想指导。退一大步说，险恶局势下的锐意改革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这条路上能否及时纠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改革或变法的功与罪，便要另当别论了。

从现实功效上尤其站在一代人得失的角度上看，红朝中兴事业取得了很大绩效，无疑是“改革开放”之功。所谓的邓小平理论，建基于此。但这个理论仍算不得思想，因为“改革开放”并无真正的建基于大历史纵深的思想作指导。如果非要说有思想，那么这个思想也是毛为里，邓为表，是因红朝专制统治的本质没有变也不允许变。六•四后的鼓吹继续改开派实在应该正视现实，即使只谈有形的经济绩效，也该正视另外两点：1、外部世界的作用，这可不是红朝打造出来的。2、不复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毛泽东死后的红朝统治者就不搞发展经济吗？有理由认定，若非毛泽东路线留下的后遗症积重难返，或熬过了过渡期，华国锋及其团队搞经济的劲头不会比邓小平搞经济的劲头小。说白了，六•四后的继续改开派，为了既得利益只能这么说罢了。毫不奇怪，毛泽东死后那几个人若仍掌控话语权，文化大革命就仍是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这号丑陋的政治话术，与思想沾得上边吗？

一度有个说词，毛泽东建国有功，治国有罪。这不过是红色权贵及子女们的话术罢了，便是相当多愚民也认可此话，仍是谬论。真实的历史是红朝自诩的人民共和国，原是对中华民国的开倒车。民国抛弃帝制是真诚的，国家战略思想是向着世界主流看齐。它并非无失误，有些事儿它应该去做却没有做，结果是害了国家也害了自己。例如，它原该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纵然此问题是大清国的负面遗产。它退守台湾后才着力于此，仍应表扬，但它于大陆时期却是无可挽回的败笔，极大地助力了中共的劣币驱逐良币。毛泽东及红朝为了彰显自己比民国优越，外交上只向半个世界看齐，导致了偏信则暗，内政上尤其对生命毫无敬畏，一味任性，任死了多少人都只是个冰冷的数字，建这样的国有功于文明演进吗？

不过，认为邓小平开启了改开之路一度有功，倒是能成立。在不可能另起炉灶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应属于务实路线。但是，务实路线可贵，把邓理论与思想挂钩，就是政治宣传了。他的改开败笔从一开始就埋伏了下来。因为，务实只对过去改正方法上的错误，而不对改开路上的新错误纠错，从根本上讲是不能再叫务实的，从性质上讲叫投机。这正是“改革开放”的现实，必定隐藏着不可测的凶险。导致此局面的源头之一，便是“解放思想”“向前看”夹有很大的私货，与固权固位密切关联。这已经是不祥之兆了，偏偏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终致改开大变形大走样。

六•四，是邓小平对国祚民脉犯下的莫大罪孽。此事不可以就事论事，需要放在已知红朝历史的整体上看问题。他振振有词：“不稳定，什么事都干不成”。笔者认为，若就事论事，他的言行并非毫无依据，尽管这是所有的专制统治者都会讲的话。六•四的要害在于：

一、手法上太过凶残，完全无视了此举突破了社会心理的底线。因为动用几万军警手持警棍、盾牌、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去弹压“动乱”，与动用几十万野战军荷枪实弹大开杀戒，有着性质上的大不同。

二、社会心理的底线一旦突破，再恢复原状就十分困难了。从来如此，做个正直人往往需要半生努力，成为恶人一天就够了，改恶从善的人从来极少。偏偏文革的无数血淋淋画面已经突破了一次社会心理的底线，国人仍余悸犹存，现在又来上一次，国人将如何看待自己的命运呢？既然改变现实无望，那就只能是好死不如孬活着，它的逻辑发展必定是心冷、心硬、心死、道德崩塌、全民互害……

三、经济发展确有可能转移国人的视线，但不等于国人深层的恐惧心理从此消失。况且，经济发展不可能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旦迎来经济萧条，旧恨新怨便不免一齐涌上国人的心头。更重要是，高压下已失去底线的社会心理，意味着古罗马帝国的社会生态再现，其演化逻辑不但是国家可能解体，而且是文明可能消亡。今天，此恶果已经大面积出现。而中国的知识界精英层，竟对此视若无睹。

四、二十世纪末的世界已经有了新内涵，例如专制王朝已严重不合时宜，另有人权高于主权的普世价值。邓小平不但与此对着干，而且公然复辟八旗世袭特权制度。邓小平不知道这样干的后患严重吗？笔者以为，邓小平是知道这一点的。甚至，他还知道多数红朝权贵及其子女究竟是些什么料子，这些人撑得起红朝大厦再继续一百年？但是，邓小平偏偏这样干了。

上述四点可谓于国祚民脉条条要命，岂是一代人肉眼可见的经济绩效可以补救的。另者，前面说了，没有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中国就别无选择只能走北韩之路吗？从理论上讲，没有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中国确有可能走北韩之路，但同样有可能走融入世界经济之路，甚至，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可能稳健，进而质量更高，而不是今天的经济模式不能持续，恶果严重。有一点是六•四后的既得利益者不会谈的。便是中国走北韩之路的概率并不大。因为北朝鲜区区两三千万人，靠不多的外援便能生存下去，中国却无此可能，谁有能耐让十几亿人靠外援就能活下去？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然发展经济，否则，红朝真正只能是“死路一条”。

再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及今天又唱“解放思想”。

习近平能登大位，根本上乃是靠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复辟八旗世袭特权。关于他的上位过程，拙文就不说了。拙文要说的是，如果说邓小平还有个改开前期不失为务实的“猫论”和“模论”，习近平就实在拿不出可以勉强自圆其说的系统性思路。不客气地讲，他的知识实在可怜。大国师王沪宁为他包装的那些高大上思想，笑话罢了。事实上，王沪宁自己也未必明白他那套政治化妆术有多少含金量。话儿说重一点，他自以为是个学者，其实就是一个当代赵高。问题在于，赵高糊弄不了始皇帝，糊弄二世胡亥却很称职。今天，红朝又唱“解放思想”，是否有点打赵高脸的味儿呢？看来，红朝这一次“解放思想”若想煞有介事，已不能再倚靠金灿荣、张维为之流了。他们已经江郎才尽。

笔者以为，登大位前的习近平，尚不失为社会心理能认可的党官。重要的是他上位后的如何作为。他的前一个五年任期，除了选择性反腐外，基本上是萧规曹随。不曾乱作为，坏大事。待到他平安过渡到第二任期，事态就开始显著变化。

他的大败笔始于跟川普打贸易战。从国祚民脉着眼，结合冷战后世界新形势，习当局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本去“以牙还牙”，结果是面子里子皆失。如果他及时识趣，事态还有挽回可能。然而，他可不这样认为，反而激发了他的牛劲。

急剧膨胀的虚荣心使他不再满足于掉书单，而是要为世界指明发展方向。这是世界众多知名智库都不敢讲的话，因为题目太大，需要的知识太广，要解决的复杂问题太多，有些问题还测不准，怎能想当然地信口开河。从实力上讲，中国的人均产值和收入至少要达到美国人的三分之一，技术上与美国不相上下，特别是国人的凝聚力、向心力要稳固到无需天天维稳，此时讲为世界指明方向才不算离谱。这样的志气，只会让美西方冷笑之余对你提高警惕。

疫情问题上不肯和不敢向世界开诚相见尤其坏事。这号大事无须多次，一次就够了，就足以让世界把问题提升到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高度。它的恶果已经逐一显现。例如，常态下中美贸易战三年左右便能通过相互让步而结束，因为严格地说没有赢家，输的程度不同罢了。既然中美关系走向了变态，贸易战后的科技战、金融战，也就不奇怪了。

以上三点早就不是新闻，仍需要强调乃因中国被世界孤立是大概率。除非中国出来民选政府，以真诚待人，世界才会对中国改变政策。说什么美帝已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对待，只要仍是强权国家时代，此话就只能信一半看一半，因为不具备操作性。问题在于，是谁挑起的事端，中国承受得住被世界孤立的后果？

内政上的处理就更让国人齿冷了，关于这个方面的种种荒唐闹剧，国内外皆看在眼里，就不复述了。它对应的是当局已然顾此失彼，只能谎话连篇，严禁妄议，打肿脸充胖子。这日子何日是头呢？

这便是又需要“解放思想”的由来。它已不是可悲，而是可怕。因为当局已拿不出能鼓舞党心和民心的动人话语，如果是希翼再现四十多年前一呼百应情况，怎奈曾响应邓小平解放思想的全民悲情一去不复返了。真个去动邓三科，可能性尤其成功性很小。以此敲打躺平心态，是行政命令的事儿，与思想无关。

总之，今次解放思想，是无的放矢。它已无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已严重糜烂。几年前有个想出风头的李光满曾预言会出来符合当局心态的新思潮大运动，却沦为了笑话。中国确需要一场解放思想运动，但不能由官办，官办只会招来反噬，另需要再来一场天谴对国人包括对中产阶级的重击。观念的浅薄加上德行的不堪，使他们逃避不了这一点。官家需要明白，它何时有过真正的思想？不必徒劳地折腾了，不如留点精力，该吃吃，该睡睡，等待迎来暴风雨的一天吧。

近来，中共湖南省委平地惊雷般发出了解放思想的号召，乍闻似有去浊扬清之感，碰巧百多年来湖南属于这方面的漩涡之地，遂引发了社会生活一阵子惊讶与骚动，令人联想到了四十多年前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那场大讨论，由湖南出的黑马胡耀邦力推，得到了资深大佬邓小平支持，现实意义曾如核爆。它确有的放矢，矛头直指前党领袖的思想、路线及教条。那位前党领袖，曾是公认的神，他仿佛没有死，上天庭汇报去了，便反衬出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非常。今次奉命行事的解放思想，标靶何指、何在？依常理看现实，该不是今上一尊，那等于谋反。若非指向权威，又何须解放思想？兴许，标靶是“邓三科”，他们复辟了资本主义，导致了今天红朝的内外交困，但要甩锅似乎也不对。因为任怎么看他们都延长了红朝寿命二十年，博得了官场和精英层的拥戴。而这个资本主义，难道后台老板不是共产党？否定他们，题目太大，利害太广，小小的湖南省委吃不消的。似此既要又要，有点让人搞不懂了。看来，此事醉翁之意不在酒，当然也可能就是一个需要转移社会视线、表明当局仍存革新之志的小闹剧。

在红朝谈解放思想，本身是个伪命题，是当局在玩弄权术。因为，思想无非人对自然事物、社会事物认识的深入与升华。生活越开放，新闻越自主，此深入与升华越推进，无需任何势力来说教。反之，思想被禁锢，被窒息，从来都是强权专制作恶所致，几千年来没有例外。

为什么这个伪命题值得说说，是因世人的思想被禁锢被窒息已成了常态，即使红朝之前于大多数人仍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于是少量敏感者猛然间有了如梦方醒之感的产物，也就导致了生活的骚动。此正是红朝的现实，此现实首先反映的是统治者的机心和邪恶，其次也反映了国人尤其知识界的弱智与功利。

如果说1957年大量知识分子纷纷落入陷阱，还有一个历史局限的因素，弱智占了主要成份。那么1978年响应红朝的解放思想，就主要是功利作祟。无需把那些积极分子多高看。他们的忧国忧民、对毛时代的反思、拥护改革开放、希望参与共产党以便改造共产党，等等，主要是托词，实质是要在新时代分得一杯羹。固然，在改变不了中共专制统治的前提下这样做情有可原，但情有可原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思想解放。

问题在于，国人尤其有话语权的精英层知识界至今仍是如此。看看这个愚昧民族及弱智精英层知识界是如何配合红朝表演吧。
已存在七十五年的红朝，从不相同的内政外交路线特点上看，大致分为毛泽东、邓小平（邓三科）习近平三个时代。很多人认为不应抹杀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皆曾作为红朝领军人物的各自作用，并非无的放矢，但有什么切实意义呢。因为这五个人的作用于红朝乃至于中国的走向，所起的都不是决定性作用。他们都不属于可以行使独立意志的领军人物，当然也就形成不了自己的时代。主要是，所谓毛、邓、习三个时代，在维系红朝专制统治这个根本点上，是一脉相承的。对此，还需要怀疑、论证么？

这三个时代不相同的特色是：
毛泽东时代属于绝对极权下的列宁主义。无论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是列宁的学生，尔后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属于学生的学生。
这个列宁主义，承袭了一部份卡尔•马克思的半书斋派理念，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为罪恶渊蔽。此论的重大缺陷一望便知。因为资本主义孰是孰非，真正起作用的既是所有制，更是所有制后面的所有权，而私有的源头是人性，为生存所需。用时代的局限来解释此种理论上的重大缺陷，不能令人信服。说白了，都是肉眼凡胎，超人是没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教旨不肯承认这一点，很明显是要为他们的超人身份服务。这就成了超人级别的掠夺心理掠夺气质。

有了这种超人级别的掠夺心理掠夺气质，行为上的不惜代价、不择手段便顺理成章。此为列宁主义的精髓，只讲目的，不问手段。此种主义当然可以称为思想，却算不得理论创新。诚然，同时期的启蒙思想一样有缺陷，但少了霸道。而霸道一旦诉诸实践，所谓列宁主义，便回归到了古罗马帝国奴隶主阶层的治国理政。而所谓毛泽东思想，还要加上祸害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商君术。事实上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红一代多数人的嗜血成性，较之暴秦的视人命如草芥，堪称青出于蓝胜于蓝。

这样的时代难以长存需要反对反抗是显而易见的。一度无比强大的古罗马帝国见证了这一点。的确，古罗马帝国并非覆灭于奴隶的反抗，而是灭亡于“蛮族”的入侵。然而，深刻的原因乃是罗马文明已形存实亡。因为帝国的社会基础，市民阶层，已心冷心死，他们对帝国没了兴趣，这才是致命性因素。

所以，另一个空前强大的中国暴秦即使没有亡于后来的山东乱，它的崩溃也是注定的，时间问题而已。当然，电视剧《大秦帝国》的编导，无须关心这号命题，他们只要有收视率，能迎合习总书记的审美，便够了。

中国的元灭宋，是否与多数汉人的心冷心死有关呢？笔者因对那页历史少涉猎，就不说了，但笔者知道，清灭明，却与多数汉人的心冷心死密切相关。曾经的崖山壮烈不复再现，见证了这一点。有一点是无须论证的，旧朝、新朝，不就是换了个名号么！既然那帮子自称忧国忧民的士大夫都拥戴新朝，小民何苦去争短长。似此猫儿趴灶台，一代传一代，无疑是专制的杰作。但杰作不假，若说思想，属于垃圾。

由此来看红朝的思想。

笔者以为，毛泽东思想还是可以称为思想的，当然是陈腐得近乎恶臭的思想。它的致命伤是把阶级敌人这一部份人不当人看，逐渐发展到不把所有的人当人看。这页历史，叙述多矣，就不详说了。他若早死二十年，他不会上历史的耻辱柱。他若晚死十年，他一样会招致绝大多数时人的唾骂。这就是所谓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核心内容。其它内容如经济一步步走向崩溃边缘，几亿人饥寒交迫，党文化下只能歌德颂圣，科学教育医疗事业与世界差距越拉越远，各行各业包括官场纷纷陷入失智和半失智状态，相当多人的人性中的极丑陋一面被恶性激活，冤假错案遍于国中，等等，都不过是红朝核心内容的外延或衍生物。

毛泽东死后，华国锋以及以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组成的团队掌权了大约两年，基本面上仍属于毛泽东时代的延续。从现实政治看，他们只能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因为，弯子不能转得太快，国家战略与社会生活皆少不得一个适应期。但事态另有一面，这个团队纵有推陈出新之志，手法上也欠适应期过后大刀阔斧的魄力。此魄力缺乏一是因为素质平庸，二是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思想，哪怕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教旨思想都没有。那不过是他们衣服上的饰品，他们只能且行且看。

邓小平的再出山属于应时而起。红朝早就演化成了生米成了熟饭，多少人要靠这锅熟饭过日子，哪里还能考虑另起炉灶，另找米下锅。邓小平必须面对现实，当然也是他的利益所在。他的不失为过人之处在于：他明白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路线必作大修正才行，小打小闹已不可以。用他的话说，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这话，很大程度上可视为他的心里话。而他之所以敢讲此狠话，离不开他的自信。他的资历、能力、魄力，在当时的红朝权力场上十分醒目。

然而，这不是解放思想，另有想法而已。并且，他那个狠话，半是对权贵集团的警告，半是权谋的运用。后者乃由专制王朝的性质所决定。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世界发生了大变化。有一点很明显，且是不争的事实。“三面红旗”之前，国计民生上面，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如台港、日韩，差别并不大。二十年后，竟有了天差地别。若由得这个差别发展下去，中国委实不堪设想。那帮子守旧权贵，否认不了这一点。如此，若世界仍停留在十九世纪之前，红朝仍可以洋洋自得，毛泽东思想及路线仍可以自诩为福音书。相应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便少了紧迫感。

为什么说“改革开放”半是权谋的运用，甚至权术起了杠杆作用。是因一朝天子一朝臣，邓小平逃不出此宿命。他要使红朝中兴，就得掌握主要话语权。在不改变红朝基业的前提下，他不玩权术，一样寸步难行。他基本上成功了，但也使他的“改革开放”只能进不能退了，因为此时他的政治生命已建立在“改革开放”的绩效上。此为专制下政治人物的通病。当“改革开放”已成大气势，他是不可以自废武功、自食其言的。他只能祈愿“改革开放”能够成功。那么，如果事与愿违怎么办呢？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事实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意也是要打造一个能彪炳青史的新纪元，绝对不会希望产生的是天怒人怨局面。但大错大恶铸下，他该担责就得担责，邓小平一样如此。他倡导“改革开放”，如果这个“改革开放”走向了事与愿违，他一样该担责就得担责。他相信“改革开放”正确，就当时来说，无可指摘，理应理解他，拥护他。但“改革开放”正确，不等于一直正确，正确到底。因为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属于中性词汇，并不表示一定一直正确，当然也不表明一开张就是错误，会一错再错。“改革开放”能否实现专制统治的千年盛世目标，历史上无数次的改革或变法基本上都走向了事与愿违，已经有力地回答了这一点。这就要求，迫于时势的改革或变法，得有超然于王朝或党派利益的思想指导。退一大步说，险恶局势下的锐意改革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这条路上能否及时纠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改革或变法的功与罪，便要另当别论了。

从现实功效上尤其站在一代人得失的角度上看，红朝中兴事业取得了很大绩效，无疑是“改革开放”之功。所谓的邓小平理论，建基于此。但这个理论仍算不得思想，因为“改革开放”并无真正的建基于大历史纵深的思想作指导。如果非要说有思想，那么这个思想也是毛为里，邓为表，是因红朝专制统治的本质没有变也不允许变。六•四后的鼓吹继续改开派实在应该正视现实，即使只谈有形的经济绩效，也该正视另外两点：1、外部世界的作用，这可不是红朝打造出来的。2、不复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毛泽东死后的红朝统治者就不搞发展经济吗？有理由认定，若非毛泽东路线留下的后遗症积重难返，或熬过了过渡期，华国锋及其团队搞经济的劲头不会比邓小平搞经济的劲头小。说白了，六•四后的继续改开派，为了既得利益只能这么说罢了。毫不奇怪，毛泽东死后那几个人若仍掌控话语权，文化大革命就仍是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这号丑陋的政治话术，与思想沾得上边吗？

一度有个说词，毛泽东建国有功，治国有罪。这不过是红色权贵及子女们的话术罢了，便是相当多愚民也认可此话，仍是谬论。真实的历史是红朝自诩的人民共和国，原是对中华民国的开倒车。民国抛弃帝制是真诚的，国家战略思想是向着世界主流看齐。它并非无失误，有些事儿它应该去做却没有做，结果是害了国家也害了自己。例如，它原该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纵然此问题是大清国的负面遗产。它退守台湾后才着力于此，仍应表扬，但它于大陆时期却是无可挽回的败笔，极大地助力了中共的劣币驱逐良币。毛泽东及红朝为了彰显自己比民国优越，外交上只向半个世界看齐，导致了偏信则暗，内政上尤其对生命毫无敬畏，一味任性，任死了多少人都只是个冰冷的数字，建这样的国有功于文明演进吗？

不过，认为邓小平开启了改开之路一度有功，倒是能成立。在不可能另起炉灶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应属于务实路线。但是，务实路线可贵，把邓理论与思想挂钩，就是政治宣传了。他的改开败笔从一开始就埋伏了下来。因为，务实只对过去改正方法上的错误，而不对改开路上的新错误纠错，从根本上讲是不能再叫务实的，从性质上讲叫投机。这正是“改革开放”的现实，必定隐藏着不可测的凶险。导致此局面的源头之一，便是“解放思想”“向前看”夹有很大的私货，与固权固位密切关联。这已经是不祥之兆了，偏偏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终致改开大变形大走样。

六•四，是邓小平对国祚民脉犯下的莫大罪孽。此事不可以就事论事，需要放在已知红朝历史的整体上看问题。他振振有词：“不稳定，什么事都干不成”。笔者认为，若就事论事，他的言行并非毫无依据，尽管这是所有的专制统治者都会讲的话。六•四的要害在于：

一、手法上太过凶残，完全无视了此举突破了社会心理的底线。因为动用几万军警手持警棍、盾牌、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去弹压“动乱”，与动用几十万野战军荷枪实弹大开杀戒，有着性质上的大不同。

二、社会心理的底线一旦突破，再恢复原状就十分困难了。从来如此，做个正直人往往需要半生努力，成为恶人一天就够了，改恶从善的人从来极少。偏偏文革的无数血淋淋画面已经突破了一次社会心理的底线，国人仍余悸犹存，现在又来上一次，国人将如何看待自己的命运呢？既然改变现实无望，那就只能是好死不如孬活着，它的逻辑发展必定是心冷、心硬、心死、道德崩塌、全民互害……

三、经济发展确有可能转移国人的视线，但不等于国人深层的恐惧心理从此消失。况且，经济发展不可能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旦迎来经济萧条，旧恨新怨便不免一齐涌上国人的心头。更重要是，高压下已失去底线的社会心理，意味着古罗马帝国的社会生态再现，其演化逻辑不但是国家可能解体，而且是文明可能消亡。今天，此恶果已经大面积出现。而中国的知识界精英层，竟对此视若无睹。

四、二十世纪末的世界已经有了新内涵，例如专制王朝已严重不合时宜，另有人权高于主权的普世价值。邓小平不但与此对着干，而且公然复辟八旗世袭特权制度。邓小平不知道这样干的后患严重吗？笔者以为，邓小平是知道这一点的。甚至，他还知道多数红朝权贵及其子女究竟是些什么料子，这些人撑得起红朝大厦再继续一百年？但是，邓小平偏偏这样干了。

上述四点可谓于国祚民脉条条要命，岂是一代人肉眼可见的经济绩效可以补救的。另者，前面说了，没有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中国就别无选择只能走北韩之路吗？从理论上讲，没有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中国确有可能走北韩之路，但同样有可能走融入世界经济之路，甚至，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可能稳健，进而质量更高，而不是今天的经济模式不能持续，恶果严重。有一点是六•四后的既得利益者不会谈的。便是中国走北韩之路的概率并不大。因为北朝鲜区区两三千万人，靠不多的外援便能生存下去，中国却无此可能，谁有能耐让十几亿人靠外援就能活下去？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然发展经济，否则，红朝真正只能是“死路一条”。

再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及今天又唱“解放思想”。

习近平能登大位，根本上乃是靠了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复辟八旗世袭特权。关于他的上位过程，拙文就不说了。拙文要说的是，如果说邓小平还有个改开前期不失为务实的“猫论”和“模论”，习近平就实在拿不出可以勉强自圆其说的系统性思路。不客气地讲，他的知识实在可怜。大国师王沪宁为他包装的那些高大上思想，笑话罢了。事实上，王沪宁自己也未必明白他那套政治化妆术有多少含金量。话儿说重一点，他自以为是个学者，其实就是一个当代赵高。问题在于，赵高糊弄不了始皇帝，糊弄二世胡亥却很称职。今天，红朝又唱“解放思想”，是否有点打赵高脸的味儿呢？看来，红朝这一次“解放思想”若想煞有介事，已不能再倚靠金灿荣、张维为之流了。他们已经江郎才尽。

笔者以为，登大位前的习近平，尚不失为社会心理能认可的党官。重要的是他上位后的如何作为。他的前一个五年任期，除了选择性反腐外，基本上是萧规曹随。不曾乱作为，坏大事。待到他平安过渡到第二任期，事态就开始显著变化。

他的大败笔始于跟川普打贸易战。从国祚民脉着眼，结合冷战后世界新形势，习当局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本去“以牙还牙”，结果是面子里子皆失。如果他及时识趣，事态还有挽回可能。然而，他可不这样认为，反而激发了他的牛劲。

急剧膨胀的虚荣心使他不再满足于掉书单，而是要为世界指明发展方向。这是世界众多知名智库都不敢讲的话，因为题目太大，需要的知识太广，要解决的复杂问题太多，有些问题还测不准，怎能想当然地信口开河。从实力上讲，中国的人均产值和收入至少要达到美国人的三分之一，技术上与美国不相上下，特别是国人的凝聚力、向心力要稳固到无需天天维稳，此时讲为世界指明方向才不算离谱。这样的志气，只会让美西方冷笑之余对你提高警惕。

疫情问题上不肯和不敢向世界开诚相见尤其坏事。这号大事无须多次，一次就够了，就足以让世界把问题提升到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高度。它的恶果已经逐一显现。例如，常态下中美贸易战三年左右便能通过相互让步而结束，因为严格地说没有赢家，输的程度不同罢了。既然中美关系走向了变态，贸易战后的科技战、金融战，也就不奇怪了。

以上三点早就不是新闻，仍需要强调乃因中国被世界孤立是大概率。除非中国出来民选政府，以真诚待人，世界才会对中国改变政策。说什么美帝已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区分对待，只要仍是强权国家时代，此话就只能信一半看一半，因为不具备操作性。问题在于，是谁挑起的事端，中国承受得住被世界孤立的后果？

内政上的处理就更让国人齿冷了，关于这个方面的种种荒唐闹剧，国内外皆看在眼里，就不复述了。它对应的是当局已然顾此失彼，只能谎话连篇，严禁妄议，打肿脸充胖子。这日子何日是头呢？

这便是又需要“解放思想”的由来。它已不是可悲，而是可怕。因为当局已拿不出能鼓舞党心和民心的动人话语，如果是希翼再现四十多年前一呼百应情况，怎奈曾响应邓小平解放思想的全民悲情一去不复返了。真个去动邓三科，可能性尤其成功性很小。以此敲打躺平心态，是行政命令的事儿，与思想无关。

总之，今次解放思想，是无的放矢。它已无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已严重糜烂。几年前有个想出风头的李光满曾预言会出来符合当局心态的新思潮大运动，却沦为了笑话。中国确需要一场解放思想运动，但不能由官办，官办只会招来反噬，另需要再来一场天谴对国人包括对中产阶级的重击。观念的浅薄加上德行的不堪，使他们逃避不了这一点。官家需要明白，它何时有过真正的思想？不必徒劳地折腾了，不如留点精力，该吃吃，该睡睡，等待迎来暴风雨的一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