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烈地向读者推荐徐友渔先生的新书《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台北，渠成文化出版，2023年12月）。1999年，徐友渔出版过一本《蓦然回首》（河南人民出版社）。这本《革后余生》可以说是《蓦然回首》的姊妹篇。

《蓦然回首》从作者的童年回忆写起，写到1966年高中毕业，然后把主要篇幅写到他如何参加文革，一直写到下农村插队落户，写到1971年林彪9.13事件。这本《革后余生》则是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恢复高考写起。徐友渔先是考上大学本科，一年后又考上研究生，1986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一直写到2014年5月，他因在北京召集纪念六四25周年座谈会被当局逮捕，关进北京市第一看守所，6月5日获释为止。这两本书合在一起，就是一部完整的自传。

我和徐友渔是老朋友。我们之间的友谊至今已有57年。

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在成都十九中，他在成都一中，都是高中66级。1967年三月，我和同学们创办了一份铅印小报，转载了北京《中学文革报》遇罗克的一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通过这份小报结识了几个外校的朋友，其中之一就是徐友渔。后来成都造反派打内战搞武斗，我和徐友渔虽然分属对立的派别（我是八二六派，他是红成派），但我们都不喜欢极端，不喜欢任何一派中的激进分子。我们都反对武斗，主张联合，于是又走到一起来，为促进两派大联合做了一番努力。1969年初，老三届都被下放农村。我们十九中的同学被安排到渡口市郊区，友渔他们一中去的是安县。在知青岁月，我们有书信来往。我们先后回到成都，交往更方便也更多了。我们在一起总是谈思想，我们都关心时政，同时又对知识有着纯粹的超功利的强烈爱好。我们互相推荐好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文史哲，交流读书心得，讨论一些大问题，互相激励，互相砥砺。

友渔在《革后余生》里写道，他是受到我的鼓励去考研究生的。事情是这样的。1977年恢复高考，友渔考上了四川师范学院数学系，我却因为当初是以病残的名义回城，而当时成都招生办规定病残不准报名，因此错过了77年高考。到了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报名费才五毛，也不限制病残报考，我以“同等学力”的名义去报了名，居然考上了北大哲学系西方哲学史专业研究生，而且初试复试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友渔闻讯大受鼓舞。因为以前我们有很多交流，彼此知根知底。既然我都能考上，他应该也没问题。于是在第二年，79年，友渔以在校生的身份报考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生。这一年7月，学校放暑假，我坐火车从北京回成都探亲。车上两位邻座是北京邮电学院的女生，其中一位的姨父恰好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的徐崇温，徐友渔未来的导师之一。这位邮电学院的女生告诉我，她听她的的姨父说起过他们这次录取了一位四川考生，考分高不说，还是数学系出身，外语也好。我一听大喜，对她说：那个人是我的好朋友啊！叫徐友渔。我回到成都后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友渔。

我考取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史，友渔考取的是当代分析哲学。我的毕业论文是论休谟的因果观，友渔的毕业论文是评罗素的认识论。连我们的哲学研究取向都不约而同。

我和友渔后来都获得了硕士学位，进入了研究所，成了所谓知识分子，但其实我们早就是知识分子了。我和友渔后来都成了自由主义者，但其实我们早就是自由主义者了。是相同的精神气质，使我们成为后来的我们，使我们在成为我们之前就已经是我们。

（未完待续）

我热烈地向读者推荐徐友渔先生的新书《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台北，渠成文化出版，2023年12月）。1999年，徐友渔出版过一本《蓦然回首》（河南人民出版社）。这本《革后余生》可以说是《蓦然回首》的姊妹篇。

《蓦然回首》从作者的童年回忆写起，写到1966年高中毕业，然后把主要篇幅写到他如何参加文革，一直写到下农村插队落户，写到1971年林彪9.13事件。这本《革后余生》则是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恢复高考写起。徐友渔先是考上大学本科，一年后又考上研究生，1986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一直写到2014年5月，他因在北京召集纪念六四25周年座谈会被当局逮捕，关进北京市第一看守所，6月5日获释为止。这两本书合在一起，就是一部完整的自传。

我和徐友渔是老朋友。我们之间的友谊至今已有57年。

1966年文革爆发时，我在成都十九中，他在成都一中，都是高中66级。1967年三月，我和同学们创办了一份铅印小报，转载了北京《中学文革报》遇罗克的一篇批判血统论的文章，通过这份小报结识了几个外校的朋友，其中之一就是徐友渔。后来成都造反派打内战搞武斗，我和徐友渔虽然分属对立的派别（我是八二六派，他是红成派），但我们都不喜欢极端，不喜欢任何一派中的激进分子。我们都反对武斗，主张联合，于是又走到一起来，为促进两派大联合做了一番努力。1969年初，老三届都被下放农村。我们十九中的同学被安排到渡口市郊区，友渔他们一中去的是安县。在知青岁月，我们有书信来往。我们先后回到成都，交往更方便也更多了。我们在一起总是谈思想，我们都关心时政，同时又对知识有着纯粹的超功利的强烈爱好。我们互相推荐好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文史哲，交流读书心得，讨论一些大问题，互相激励，互相砥砺。

友渔在《革后余生》里写道，他是受到我的鼓励去考研究生的。事情是这样的。1977年恢复高考，友渔考上了四川师范学院数学系，我却因为当初是以病残的名义回城，而当时成都招生办规定病残不准报名，因此错过了77年高考。到了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报名费才五毛，也不限制病残报考，我以“同等学力”的名义去报了名，居然考上了北大哲学系西方哲学史专业研究生，而且初试复试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友渔闻讯大受鼓舞。因为以前我们有很多交流，彼此知根知底。既然我都能考上，他应该也没问题。于是在第二年，79年，友渔以在校生的身份报考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生。这一年7月，学校放暑假，我坐火车从北京回成都探亲。车上两位邻座是北京邮电学院的女生，其中一位的姨父恰好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的徐崇温，徐友渔未来的导师之一。这位邮电学院的女生告诉我，她听她的的姨父说起过他们这次录取了一位四川考生，考分高不说，还是数学系出身，外语也好。我一听大喜，对她说：那个人是我的好朋友啊！叫徐友渔。我回到成都后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友渔。

我考取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史，友渔考取的是当代分析哲学。我的毕业论文是论休谟的因果观，友渔的毕业论文是评罗素的认识论。连我们的哲学研究取向都不约而同。

我和友渔后来都获得了硕士学位，进入了研究所，成了所谓知识分子，但其实我们早就是知识分子了。我和友渔后来都成了自由主义者，但其实我们早就是自由主义者了。是相同的精神气质，使我们成为后来的我们，使我们在成为我们之前就已经是我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