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温克坚最近连发两篇重要文章：《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分解共产党》。两篇文章涉及的内容都是我这几年一直关注的。

我说克坚的两篇文章重要，当然是我个人的判断，理由有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当是在2001年的冬天，温克坚、廖亦武等一行数人，让我颇感意外（几天前网上刚刚报道说廖亦武被传讯、抄家）地来到南京之后，我对这位青年的能力、才具、独特的交往禀赋就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曾跟一些朋友私下说过，“综合考量，我所见过的30岁上下一批青年，温克坚是最突出的。”我偏偏又是一个喜欢综合考量别人的人（《议报》曾发表我给浙江范先生的一封公开信，那里面说到了几个“一点”）；二，《博讯》记者蔡楚先生特别推荐了这两篇文章，仅此，我这样的见识有限的读者就必定要重视的。看完《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之后我给朋友发短信说：就重要性看，这可以视为温克坚的第一篇文章。此前曾给我传来台湾某学者、崔之元等人演讲记录的朋友说：现在很少有人会重视这些文章了。在我看到沙叶新先生（我曾将沙先生认作“上海的吴祖光”）最新发表的重要文章后，我也生出某种感叹来。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是不肯全信的。不谈。

抛开克坚的文章内容是否他人都说到过不谈，我个人觉得，在现实政治的意义上，克坚的文章至少在“人士（我这里不使用精英一词）政治”的意义上很值得分析。我愿意开玩笑说：如果克坚是政治家的话，他的文章一定是中国最充满战略意味的文章。相比之下，例如康晓光、温铁军、朱学勤、刘军宁、贺卫方、崔卫平、徐友渔、秦晖、肖雪慧……等人的文章，在政治意味上，就显得或者太道义、或者太不道义，或者太直露、或者太隐曲，或者太简单、或者太复杂了。仅仅从文字风格上看，克坚的文章就是异常独特的。

我总是有了评论克坚文章的个人理由了。本来我想等一等，一来这些天心情特别灰暗，林牧、何家栋两位老人都很突然地说走就走了，当然还有其它很私人的事情。但老人走了，后人究竟还得过日子。二来我想等克坚发表系列文章告一段落。但我当然难以揣测克坚准备在《民主中国》改版（“滚动”等等好办；“发文原则”则不易把握）之际发表多少篇系列政论文章。三，更重要的是我在认认真真琢磨高智晟、郭飞雄事件究竟可以作哪些“分解”，尽管我已经“零交往”、非公开信息近乎空白，但我确实重视高、郭事件。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相比之下，高、郭案比魏京生以来的所有个案，都有更复杂的牵涉。有人认为，如果不是情绪受高案影响，林牧先生不可能走得这么突然。

评论什么、怎么评论呢？想了想，还是当着很朴实的事情来做吧。朴实的理由当然首先在于：不论文章怎样，中国的事情肯定与文章关系不大。何况克坚的文章同样不可能有很多读者呢。我看克坚也不是很重视字纸的人(尽管克坚的文字功夫也了得)。

这里仅仅就克坚文章中的两段话做些议论。
其一：“激进变革派只知道用道德高调来一味指责沉默的大多数，却很少正视人们趋于保守现状的客观理由：1，现政权已经进入防守性统治阶段，侵略性已经大不如前，即它不再象毛时代那样主动地寻找敌人和制造敌人，而大都是在遭遇到来自民间的主动的公开的挑战时才动用专政力量；只要民间不向其政治权威发出主动而公开的挑战，六四后中共政权已经对私下议论中的骂娘变得无动于衷了。所以，绝大多数民众喜欢私下骂娘和公开沉默。2，民众的沉默不仅是出于恐惧而且出于获益。不管在道义上如何评价，但在现实博弈中。谁也不能无视邓小平的猫论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改变，无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对经济精英的劝诱力，也不能无视胡温取消农业税对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的劝诱力。”（《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

其二，“中共的左派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三个代表等理论的提出彻底摧毁了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基础。由此而来的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中共的统治哲学，所以，中共并不是如朝鲜和古巴那样的一个僵化的统治集团, 而是具备了相当程度‘回应性’的政党。考虑到中共内部成员的变化,新一代社会精英的加入, 技术型官僚群体的崛起等事实, 这种‘回应性’会逐步增强, 中共的确有向现代政党演变的压力和倾向。”（《分解共产党》）

这两段话至少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
1，关于现政权的侵略性问题。若干年来，我的观察与思考是：由于毛泽东的奠基工作，虽说晚近对民众的侵略在方式、方向上有所变化，例如政治上的侵略运动大有减少，但基本品质没有变，这样，与其说侵略性减少，不如说具体侵略样式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例如经济抢劫运动十分疯狂，并且正由此带动了新的政治侵略：每年都要镇压数万起普通民众的规模性抗争。此外，权痞暴发户集团的蹂躏美色运动也很猖狂，“公款嫖娼”、“贪官无不贪色”、“外商嫖娼特权（投资环境）”等等，绝对是一种人权、主权的双重沦丧。非理性、反正义的增长运动对民众的健康也形成了多方面侵略运动。……从毛泽东的“极左”，到后毛时期的“极左”退居二线为极右保驾护航，基质一然，对民众的侵略本色未变。至于说“民间的主动的公开的挑战”，我不知道克坚是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主动、挑战等词语的。如果是在反侵略的意义上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这么说；如果朴实一些脱口而出地说话，我相信一般人不太可能把民间说成是挑战方。当然，我相信克坚的用语属于一种独特的“中性表达”。

2，“激进变革派只知道用道德高调来一味指责沉默的大多数”？在《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的一开始，克坚就说道：“在权利意识普遍觉醒和越来越利益化的今日中国，如果仅仅从道义善恶的角度而无视利益博弈的角度来谈论民主化变革，无论怎样慷慨陈词，也无论在道义上多么正确，也无法触及到中国民主化转型的主要问题。政权及其政治精英在政治改革问题上的僵化，是出于维护权贵阶层的特权利益；各类精英阶层与政权形成稳定共识，大多数民众对不公正秩序的忍耐，也同样是出于对既得利益的珍视和对风险的规避。”这里面的相似意思在其他人的文章中已不少见（我且不止一次作过议论），唯独对民众的看法很独特。看来克坚也不否认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既然是沉默着的，作出相关判断就一定很不方便。例如：是否“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了？怎样评估民众对其“既得利益”的感受？民众“对风险的规避”是出于对既得利益的珍视还是另有原因，或者珍视已有的利益在“对风险的规避”中占多大比重？抛开谁只是对民众一味作道德谴责的事实判断成立与否不论，我的观察和思考是：道德差了现实政法的水准也一定很差，现实政法的水准高了也一定意味着道德水准不低。一个人道德水准低，他的现实政法趋向也一定会有很多问题，无论他将其趋向命名为宪政还是别的什么。单纯的道德尺度于操作政法改造用处有限，但却是政法改造的原动力。良知（基本的是非善恶观）在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中依然是救赎性的力量。例如民众对腐败的谴责很大程度上还是道德的，比起例如儒家文化的崇奉者们来说，似乎有着更难撼动的朴直品格。

3，关于中共自新的可能性问题。首先，人们的幻想哪怕是一万次地破灭，我个人在1989年一次性破灭之后，都仍然会无奈地将中共例如以分解的方式新生，作为“但书”中的余项或者备注。我相信富有务实政治智慧的克坚也不会将中共的自新，当作中国政治转型的唯一路径依赖。不仅是克坚有这样的事实陈述：“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中共的统治哲学，所以，中共并不是如朝鲜和古巴那样的一个僵化的统治集团, 而是具备了相当程度‘回应性’的政党。考虑到中共内部成员的变化,新一代社会精英的加入, 技术型官僚群体的崛起等事实, 这种‘回应性’会逐步增强, 中共的确有向现代政党演变的压力和倾向。”这段话在例如康晓光、萧功秦、冼岩、朱学勤那里，也有过相近的表述。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恰恰是“非技术型”的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成了中共空前绝后（我几年前即提出“开明派的历史终结”命题）的开明党魁。当然，所谓人文系、技术系、政法系的说法，本身就有太多的暧昧。不管是何种专业背景的，只要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就一定会：第一，放弃或者阻止任何真正正义的诉求，依仗权痞暴富集团的黑箱优势诉诸“利益博弈”（中国式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画饼），反映到各种“圈子政治”中，总的说来都是暴富集团可以操控的了——我是说，抛开具体人物（士）的评价问题，例如“民运”、“维权”、“教会”、“网（上部）落”等等“圈子”，都难以摆脱“特务政治”的纠缠，甚至都符合暴富集团死抱住不放的黑箱战略需要；第二，继续按照权痞暴富集团的意愿安排落实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例如将1987年开始试验的村民自治继续弄得聊胜于无；再花20年玩弄似是而非的农会……2050年之后，可以真正搞民主自由了，因为权痞暴富集团会被“三个代表”安身于“法律追溯期”之外，孙子辈们能够以清白的士绅面目出现了。所谓“和谐社会”的真实战略意图，如果不出“三个代表”的意图，也就是邓小平“三步走”的意图，那么，例如陈良宇案也就只是个案而已，免除农业税等等也只能是黄宗羲定律的初始环节而已。第三，只要黑箱政治继续着，所谓的“利益博弈”就是虚幻的，真实的一定还是郑也夫、秦晖等人揭露的“权家通赢”、“赢家通吃”。所谓的内外“回应性”就一定是“投怀送抱者得宠”、“依顺强奸者给活路”、“拒绝强奸者视具体需要酌处”，“台商统战、港商联姻、韩商拉拢、日商周旋、欧商恭敬、美商忍让”……这些都很难说是表现出了向现代政党转变的倾向。李光耀回应了多少年，他那个执政党也还是个团伙而已；普京的回应性应当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吧，刚刚被谋杀的美丽女记者怎样说过他？回应也是有的，例如孙志刚案之后的政府作为，只是这样的回应太少太不可测，更远远比不上江南案面前蒋经国的回应罢了。

克坚上述两段话主要关涉意识形态。
克坚说：“谁也不能无视邓小平的猫论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改变，无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对经济精英的劝诱力，也不能无视胡温取消农业税对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的劝诱力。”“中共的左派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三个代表等理论的提出彻底摧毁了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基础。由此而来的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中共的统治哲学”。

如果意识形态是指统治者为维护统治提出的一套说词，那么，中共过去的意识形态就是似有若无的，把马恩列斯毛一锅烩、党国官僚特权与为人民服务的道德高调一脸变，当然是混乱的；如果意识形态仅仅指谎言部分，那么，对意识形态就只剩下一个戳穿的任务，但是，怎么能够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欺骗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呢？如果意识形态只是利益辩护词、实话实说的利益诉求，那么，除了在多党竞争社会的一些政党那里能够（不必然）看到外，在别的地方都还没有。我这里是在说，重要的是，在真正的民主宪政社会，作为利益博弈方有其意识形态，但国家、政府必须是天平而非尺蠖，必须兼顾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因而至少对内并无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言。这样，执政党这个概念就有很大的迷惑——党赢得大选，但却不能用党的利益原则、党的意志来代表国家、政府的利益原则、意志，在中共看来，这执的哪门子政呢？中共在“权家统治、通控”的意义上使用执政党一词，没有超出打江山坐江山，通赢通吃、统揽包办，党（改朝换代的核心团伙）的利益、意志至高无上的巢臼。所以，我认为，例如今日的欧美澳加，作为非党私物的国家是没有意识形态的。秦晖先生抓住政府的权力与责任，有拨开意识形态迷雾、搁置无谓争执的好处，有节约思考、直入实质的明澈，既有指向现实的批判性，又有面向未来的建设性。不论人们如何命名、展开自己的政治思考，一落实就都得回到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的关系上来。

我在最后一种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中国共产党的说词低于现代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前意识形态的。中共从来没有意识形态，更没有人文精神、社会理想、科学真理的追求，有的多是颠三倒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说词。

克坚说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已死，以“三个代表”为标志的新意识形态已立。什么叫死了？当然不是指文本，文本上是死的活的、正的邪的、人话鬼话都有。文本上“三个代表”与其他说词也未必有什么冲突。但“三个代表”仍然是彻头彻尾的前意识形态说词，是低于现代政党意识形态的祟言佞语，因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而至多只能表达某一阶级、某一阶层的最大利益。至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既然陈良宇们有了明确的理解与执行，就足以见到其邪恶了。难怪拆迁、征地、企业改制等等运动都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前矛，原来掠夺也可以挂“先进生产力”的招牌。这不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而是流氓无赖痞子匪盗主义。克坚虽然没有直接对“三个代表”的明确评价，但克坚是看好既有利益格局之利益竞逐，将演进出民主宪政来的战略前景的。如果人们能够稍稍离开美文般的史论，便不难看到，英国、美国的“阳光”（论者借用西方学者的用语，与法、俄“闪电”相对待）道路，同样是荆棘丛生、洒满鲜血，不乏电闪雷鸣的道路。中国当下的利益格局已经是权痞暴富集团，用民众的生命、健康、血泪融成的，我的研究表明：1989年之后的非正常死亡至少有1700万人！（拙作《当今中国的非正常死亡》发表后未见任何转载）这根本与博弈论没有任何关系了。

的确，后毛时代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把毛泽东时代的一些说词、做法弄死了。该死的死了不足惜，例如斯大林主义早被苏东巨变弄死了。弄死了老的坏不等于有了新的好，例如把毛泽东时代的义务教育、合作医疗弄死了，农民们更惨了！弄死了很多国有、集体企业——它们至少比“化公为私”要多一些“社会主义”吧，工人们生活得更苦了！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不死，就可怕了！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反对超经济剥削思想是不该死的，至今在欧美也没有死，在中国倒被共产党弄死了；该死的一党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阶级政党理论不适合苏共、中共）没有死，毛前毛后一个样。

如果克坚说的已成明日黄花的“中共左派”果真死了——例如邓力群为了一党专政、为了不断加码的抚摸安慰笼络收买，不再向以暴富集团吞噬共产党为目标的“三个代表”叫板了，那只是共产党体制内人士的品德大数律使然，正如包括有些自由民主愿望的人士在内的各类体制内精英，也都不出这一品德大数律一样。因此，如果说“中共左派”死了甚至必须死，“中国左派”却注定要生发、壮大出来。这一点我是有极大的乐观期待的。除非不超出黑箱政治，或者发生不知寿命如何的极右方向的剧变，否则，暴富集团注定面对不得现在远未成型（主要原因是很多伪左派与很多伪自由派一样，总想着入局分羹而真正独立的品格——这一千年大病，依然是今天体制内外知识界、文化人们的大丑陋）的“中国左派”。

记得中共十六大刚刚开过的2002年冬天，克坚等一行数人来寒舍闲聊，我说到：现在的中国才真的需要讲讲马克思主义呢！考虑到照搬苏联这一层，可以说真正道义性的马克思思想中共一天也没有让它存活过。李锐老先生今年刚刚纠正了“秦始皇加马克思”的说法，换成了科学、准确的“斯大林加秦始皇”。如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附加周正毅加孔子”！附加者的作用不无实用主义，也就是“三个代表”与老说词“机会主义串联”的作用。克坚说的中共左派已成明日黄花，不完全是事实——其实它将永远伴生于一党专政。写到这里，我真的忽然想到了秦晖先生关于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的睿智观察。

不过，我依然认可一般不会凭假想说话的克坚，所作出的陈述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它所陈述的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共政治局已经并将继续自觉统一于，被舆论判定为权痞暴富集团定海神针的“三个代表”。

如果仅仅从字眼上选择，坦率说，我会毫不犹豫地弃“三个代表”如弊屣，而给予“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不坏的看待。我这样说，自忖与精英们机会主义的猫论思维、劝诱效应关系不大，当然也与沉默的大多数没什么关系。至于实际政治行为上的比较，我当然有着继续观察的兴趣，而不会受到一些政治个案的影响。

基于江泽民时代就是权痞暴富集团形成的时代这一事实，我已经不止一次说到：江泽民是何清涟所说的“中国陷阱”的代名词；是秦晖所说的“化公为私”运动的总代表；是杨帆先生研究指出的60万亿腐败成果的第一责任人。我这样讲当然首先是一种道义谴责，但我当然苦于没有激进变革派可以加入，也当然没有丝毫谴责沉默群众的意思。作为中国人，反对“最偏激的权痞暴富集团”应当是一件很普通也很需要坚持的事情；反之，则至少不是道德上值得称道的。我相信作为有着新型政治家抱负的人士更应当与“三个代表”保持距离。撇开不可抛开的严肃人士评价不说，在高（智晟）、郭（飞熊）、陈（树庆）、张（建红）等人被捕、林（牧）、何（家栋）、鲁（海南大学学者鲁萌女士）、陈（演员陈述的好起码是陈良宇、周正毅们无法相比的）相继去世的日子里，我甚至更愿意这样说。

友人温克坚最近连发两篇重要文章：《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分解共产党》。两篇文章涉及的内容都是我这几年一直关注的。

我说克坚的两篇文章重要，当然是我个人的判断，理由有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当是在2001年的冬天，温克坚、廖亦武等一行数人，让我颇感意外（几天前网上刚刚报道说廖亦武被传讯、抄家）地来到南京之后，我对这位青年的能力、才具、独特的交往禀赋就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曾跟一些朋友私下说过，“综合考量，我所见过的30岁上下一批青年，温克坚是最突出的。”我偏偏又是一个喜欢综合考量别人的人（《议报》曾发表我给浙江范先生的一封公开信，那里面说到了几个“一点”）；二，《博讯》记者蔡楚先生特别推荐了这两篇文章，仅此，我这样的见识有限的读者就必定要重视的。看完《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之后我给朋友发短信说：就重要性看，这可以视为温克坚的第一篇文章。此前曾给我传来台湾某学者、崔之元等人演讲记录的朋友说：现在很少有人会重视这些文章了。在我看到沙叶新先生（我曾将沙先生认作“上海的吴祖光”）最新发表的重要文章后，我也生出某种感叹来。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是不肯全信的。不谈。

抛开克坚的文章内容是否他人都说到过不谈，我个人觉得，在现实政治的意义上，克坚的文章至少在“人士（我这里不使用精英一词）政治”的意义上很值得分析。我愿意开玩笑说：如果克坚是政治家的话，他的文章一定是中国最充满战略意味的文章。相比之下，例如康晓光、温铁军、朱学勤、刘军宁、贺卫方、崔卫平、徐友渔、秦晖、肖雪慧……等人的文章，在政治意味上，就显得或者太道义、或者太不道义，或者太直露、或者太隐曲，或者太简单、或者太复杂了。仅仅从文字风格上看，克坚的文章就是异常独特的。

我总是有了评论克坚文章的个人理由了。本来我想等一等，一来这些天心情特别灰暗，林牧、何家栋两位老人都很突然地说走就走了，当然还有其它很私人的事情。但老人走了，后人究竟还得过日子。二来我想等克坚发表系列文章告一段落。但我当然难以揣测克坚准备在《民主中国》改版（“滚动”等等好办；“发文原则”则不易把握）之际发表多少篇系列政论文章。三，更重要的是我在认认真真琢磨高智晟、郭飞雄事件究竟可以作哪些“分解”，尽管我已经“零交往”、非公开信息近乎空白，但我确实重视高、郭事件。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相比之下，高、郭案比魏京生以来的所有个案，都有更复杂的牵涉。有人认为，如果不是情绪受高案影响，林牧先生不可能走得这么突然。

评论什么、怎么评论呢？想了想，还是当着很朴实的事情来做吧。朴实的理由当然首先在于：不论文章怎样，中国的事情肯定与文章关系不大。何况克坚的文章同样不可能有很多读者呢。我看克坚也不是很重视字纸的人(尽管克坚的文字功夫也了得)。

这里仅仅就克坚文章中的两段话做些议论。
其一：“激进变革派只知道用道德高调来一味指责沉默的大多数，却很少正视人们趋于保守现状的客观理由：1，现政权已经进入防守性统治阶段，侵略性已经大不如前，即它不再象毛时代那样主动地寻找敌人和制造敌人，而大都是在遭遇到来自民间的主动的公开的挑战时才动用专政力量；只要民间不向其政治权威发出主动而公开的挑战，六四后中共政权已经对私下议论中的骂娘变得无动于衷了。所以，绝大多数民众喜欢私下骂娘和公开沉默。2，民众的沉默不仅是出于恐惧而且出于获益。不管在道义上如何评价，但在现实博弈中。谁也不能无视邓小平的猫论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改变，无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对经济精英的劝诱力，也不能无视胡温取消农业税对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的劝诱力。”（《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

其二，“中共的左派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三个代表等理论的提出彻底摧毁了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基础。由此而来的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中共的统治哲学，所以，中共并不是如朝鲜和古巴那样的一个僵化的统治集团, 而是具备了相当程度‘回应性’的政党。考虑到中共内部成员的变化,新一代社会精英的加入, 技术型官僚群体的崛起等事实, 这种‘回应性’会逐步增强, 中共的确有向现代政党演变的压力和倾向。”（《分解共产党》）

这两段话至少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
1，关于现政权的侵略性问题。若干年来，我的观察与思考是：由于毛泽东的奠基工作，虽说晚近对民众的侵略在方式、方向上有所变化，例如政治上的侵略运动大有减少，但基本品质没有变，这样，与其说侵略性减少，不如说具体侵略样式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例如经济抢劫运动十分疯狂，并且正由此带动了新的政治侵略：每年都要镇压数万起普通民众的规模性抗争。此外，权痞暴发户集团的蹂躏美色运动也很猖狂，“公款嫖娼”、“贪官无不贪色”、“外商嫖娼特权（投资环境）”等等，绝对是一种人权、主权的双重沦丧。非理性、反正义的增长运动对民众的健康也形成了多方面侵略运动。……从毛泽东的“极左”，到后毛时期的“极左”退居二线为极右保驾护航，基质一然，对民众的侵略本色未变。至于说“民间的主动的公开的挑战”，我不知道克坚是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主动、挑战等词语的。如果是在反侵略的意义上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这么说；如果朴实一些脱口而出地说话，我相信一般人不太可能把民间说成是挑战方。当然，我相信克坚的用语属于一种独特的“中性表达”。

2，“激进变革派只知道用道德高调来一味指责沉默的大多数”？在《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的一开始，克坚就说道：“在权利意识普遍觉醒和越来越利益化的今日中国，如果仅仅从道义善恶的角度而无视利益博弈的角度来谈论民主化变革，无论怎样慷慨陈词，也无论在道义上多么正确，也无法触及到中国民主化转型的主要问题。政权及其政治精英在政治改革问题上的僵化，是出于维护权贵阶层的特权利益；各类精英阶层与政权形成稳定共识，大多数民众对不公正秩序的忍耐，也同样是出于对既得利益的珍视和对风险的规避。”这里面的相似意思在其他人的文章中已不少见（我且不止一次作过议论），唯独对民众的看法很独特。看来克坚也不否认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既然是沉默着的，作出相关判断就一定很不方便。例如：是否“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了？怎样评估民众对其“既得利益”的感受？民众“对风险的规避”是出于对既得利益的珍视还是另有原因，或者珍视已有的利益在“对风险的规避”中占多大比重？抛开谁只是对民众一味作道德谴责的事实判断成立与否不论，我的观察和思考是：道德差了现实政法的水准也一定很差，现实政法的水准高了也一定意味着道德水准不低。一个人道德水准低，他的现实政法趋向也一定会有很多问题，无论他将其趋向命名为宪政还是别的什么。单纯的道德尺度于操作政法改造用处有限，但却是政法改造的原动力。良知（基本的是非善恶观）在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中依然是救赎性的力量。例如民众对腐败的谴责很大程度上还是道德的，比起例如儒家文化的崇奉者们来说，似乎有着更难撼动的朴直品格。

3，关于中共自新的可能性问题。首先，人们的幻想哪怕是一万次地破灭，我个人在1989年一次性破灭之后，都仍然会无奈地将中共例如以分解的方式新生，作为“但书”中的余项或者备注。我相信富有务实政治智慧的克坚也不会将中共的自新，当作中国政治转型的唯一路径依赖。不仅是克坚有这样的事实陈述：“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中共的统治哲学，所以，中共并不是如朝鲜和古巴那样的一个僵化的统治集团, 而是具备了相当程度‘回应性’的政党。考虑到中共内部成员的变化,新一代社会精英的加入, 技术型官僚群体的崛起等事实, 这种‘回应性’会逐步增强, 中共的确有向现代政党演变的压力和倾向。”这段话在例如康晓光、萧功秦、冼岩、朱学勤那里，也有过相近的表述。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恰恰是“非技术型”的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成了中共空前绝后（我几年前即提出“开明派的历史终结”命题）的开明党魁。当然，所谓人文系、技术系、政法系的说法，本身就有太多的暧昧。不管是何种专业背景的，只要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就一定会：第一，放弃或者阻止任何真正正义的诉求，依仗权痞暴富集团的黑箱优势诉诸“利益博弈”（中国式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画饼），反映到各种“圈子政治”中，总的说来都是暴富集团可以操控的了——我是说，抛开具体人物（士）的评价问题，例如“民运”、“维权”、“教会”、“网（上部）落”等等“圈子”，都难以摆脱“特务政治”的纠缠，甚至都符合暴富集团死抱住不放的黑箱战略需要；第二，继续按照权痞暴富集团的意愿安排落实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例如将1987年开始试验的村民自治继续弄得聊胜于无；再花20年玩弄似是而非的农会……2050年之后，可以真正搞民主自由了，因为权痞暴富集团会被“三个代表”安身于“法律追溯期”之外，孙子辈们能够以清白的士绅面目出现了。所谓“和谐社会”的真实战略意图，如果不出“三个代表”的意图，也就是邓小平“三步走”的意图，那么，例如陈良宇案也就只是个案而已，免除农业税等等也只能是黄宗羲定律的初始环节而已。第三，只要黑箱政治继续着，所谓的“利益博弈”就是虚幻的，真实的一定还是郑也夫、秦晖等人揭露的“权家通赢”、“赢家通吃”。所谓的内外“回应性”就一定是“投怀送抱者得宠”、“依顺强奸者给活路”、“拒绝强奸者视具体需要酌处”，“台商统战、港商联姻、韩商拉拢、日商周旋、欧商恭敬、美商忍让”……这些都很难说是表现出了向现代政党转变的倾向。李光耀回应了多少年，他那个执政党也还是个团伙而已；普京的回应性应当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吧，刚刚被谋杀的美丽女记者怎样说过他？回应也是有的，例如孙志刚案之后的政府作为，只是这样的回应太少太不可测，更远远比不上江南案面前蒋经国的回应罢了。

克坚上述两段话主要关涉意识形态。
克坚说：“谁也不能无视邓小平的猫论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改变，无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对经济精英的劝诱力，也不能无视胡温取消农业税对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的劝诱力。”“中共的左派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三个代表等理论的提出彻底摧毁了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基础。由此而来的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中共的统治哲学”。

如果意识形态是指统治者为维护统治提出的一套说词，那么，中共过去的意识形态就是似有若无的，把马恩列斯毛一锅烩、党国官僚特权与为人民服务的道德高调一脸变，当然是混乱的；如果意识形态仅仅指谎言部分，那么，对意识形态就只剩下一个戳穿的任务，但是，怎么能够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欺骗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呢？如果意识形态只是利益辩护词、实话实说的利益诉求，那么，除了在多党竞争社会的一些政党那里能够（不必然）看到外，在别的地方都还没有。我这里是在说，重要的是，在真正的民主宪政社会，作为利益博弈方有其意识形态，但国家、政府必须是天平而非尺蠖，必须兼顾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因而至少对内并无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言。这样，执政党这个概念就有很大的迷惑——党赢得大选，但却不能用党的利益原则、党的意志来代表国家、政府的利益原则、意志，在中共看来，这执的哪门子政呢？中共在“权家统治、通控”的意义上使用执政党一词，没有超出打江山坐江山，通赢通吃、统揽包办，党（改朝换代的核心团伙）的利益、意志至高无上的巢臼。所以，我认为，例如今日的欧美澳加，作为非党私物的国家是没有意识形态的。秦晖先生抓住政府的权力与责任，有拨开意识形态迷雾、搁置无谓争执的好处，有节约思考、直入实质的明澈，既有指向现实的批判性，又有面向未来的建设性。不论人们如何命名、展开自己的政治思考，一落实就都得回到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的关系上来。

我在最后一种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中国共产党的说词低于现代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前意识形态的。中共从来没有意识形态，更没有人文精神、社会理想、科学真理的追求，有的多是颠三倒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说词。

克坚说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已死，以“三个代表”为标志的新意识形态已立。什么叫死了？当然不是指文本，文本上是死的活的、正的邪的、人话鬼话都有。文本上“三个代表”与其他说词也未必有什么冲突。但“三个代表”仍然是彻头彻尾的前意识形态说词，是低于现代政党意识形态的祟言佞语，因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而至多只能表达某一阶级、某一阶层的最大利益。至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既然陈良宇们有了明确的理解与执行，就足以见到其邪恶了。难怪拆迁、征地、企业改制等等运动都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前矛，原来掠夺也可以挂“先进生产力”的招牌。这不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而是流氓无赖痞子匪盗主义。克坚虽然没有直接对“三个代表”的明确评价，但克坚是看好既有利益格局之利益竞逐，将演进出民主宪政来的战略前景的。如果人们能够稍稍离开美文般的史论，便不难看到，英国、美国的“阳光”（论者借用西方学者的用语，与法、俄“闪电”相对待）道路，同样是荆棘丛生、洒满鲜血，不乏电闪雷鸣的道路。中国当下的利益格局已经是权痞暴富集团，用民众的生命、健康、血泪融成的，我的研究表明：1989年之后的非正常死亡至少有1700万人！（拙作《当今中国的非正常死亡》发表后未见任何转载）这根本与博弈论没有任何关系了。

的确，后毛时代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把毛泽东时代的一些说词、做法弄死了。该死的死了不足惜，例如斯大林主义早被苏东巨变弄死了。弄死了老的坏不等于有了新的好，例如把毛泽东时代的义务教育、合作医疗弄死了，农民们更惨了！弄死了很多国有、集体企业——它们至少比“化公为私”要多一些“社会主义”吧，工人们生活得更苦了！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不死，就可怕了！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反对超经济剥削思想是不该死的，至今在欧美也没有死，在中国倒被共产党弄死了；该死的一党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阶级政党理论不适合苏共、中共）没有死，毛前毛后一个样。

如果克坚说的已成明日黄花的“中共左派”果真死了——例如邓力群为了一党专政、为了不断加码的抚摸安慰笼络收买，不再向以暴富集团吞噬共产党为目标的“三个代表”叫板了，那只是共产党体制内人士的品德大数律使然，正如包括有些自由民主愿望的人士在内的各类体制内精英，也都不出这一品德大数律一样。因此，如果说“中共左派”死了甚至必须死，“中国左派”却注定要生发、壮大出来。这一点我是有极大的乐观期待的。除非不超出黑箱政治，或者发生不知寿命如何的极右方向的剧变，否则，暴富集团注定面对不得现在远未成型（主要原因是很多伪左派与很多伪自由派一样，总想着入局分羹而真正独立的品格——这一千年大病，依然是今天体制内外知识界、文化人们的大丑陋）的“中国左派”。

记得中共十六大刚刚开过的2002年冬天，克坚等一行数人来寒舍闲聊，我说到：现在的中国才真的需要讲讲马克思主义呢！考虑到照搬苏联这一层，可以说真正道义性的马克思思想中共一天也没有让它存活过。李锐老先生今年刚刚纠正了“秦始皇加马克思”的说法，换成了科学、准确的“斯大林加秦始皇”。如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附加周正毅加孔子”！附加者的作用不无实用主义，也就是“三个代表”与老说词“机会主义串联”的作用。克坚说的中共左派已成明日黄花，不完全是事实——其实它将永远伴生于一党专政。写到这里，我真的忽然想到了秦晖先生关于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的睿智观察。

不过，我依然认可一般不会凭假想说话的克坚，所作出的陈述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它所陈述的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共政治局已经并将继续自觉统一于，被舆论判定为权痞暴富集团定海神针的“三个代表”。

如果仅仅从字眼上选择，坦率说，我会毫不犹豫地弃“三个代表”如弊屣，而给予“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不坏的看待。我这样说，自忖与精英们机会主义的猫论思维、劝诱效应关系不大，当然也与沉默的大多数没什么关系。至于实际政治行为上的比较，我当然有着继续观察的兴趣，而不会受到一些政治个案的影响。

基于江泽民时代就是权痞暴富集团形成的时代这一事实，我已经不止一次说到：江泽民是何清涟所说的“中国陷阱”的代名词；是秦晖所说的“化公为私”运动的总代表；是杨帆先生研究指出的60万亿腐败成果的第一责任人。我这样讲当然首先是一种道义谴责，但我当然苦于没有激进变革派可以加入，也当然没有丝毫谴责沉默群众的意思。作为中国人，反对“最偏激的权痞暴富集团”应当是一件很普通也很需要坚持的事情；反之，则至少不是道德上值得称道的。我相信作为有着新型政治家抱负的人士更应当与“三个代表”保持距离。撇开不可抛开的严肃人士评价不说，在高（智晟）、郭（飞熊）、陈（树庆）、张（建红）等人被捕、林（牧）、何（家栋）、鲁（海南大学学者鲁萌女士）、陈（演员陈述的好起码是陈良宇、周正毅们无法相比的）相继去世的日子里，我甚至更愿意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