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2017年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博士在经受了长期持续的政治迫害和文字狱之后与世长辞。学识广博，才华超群，激情洋溢，能量过人的刘晓波把自己年仅61岁的宝贵生命和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争取自由、捍卫人权与人的尊严、实现民主宪政的伟大事业。刘晓波不仅是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旗手和民主运动的主将，也是当今世界坚守普世价值和道义良知，抗击极权主义和专制强权的杰出精神领袖。
刘晓波英年早逝，世界各地的良知人士无不痛心疾首，悲愤填膺，纷纷用各种形式纪念他，追思他，感恩他，铭记他，为他和家人衷心祈祷！作为他的同道和战友，更有义务认真梳理刘晓波的精神、思想和政治遗产，以便把刘晓波的理想和道义薪火相传，含弘光大。故此，笔者不揣浅薄，提出几点陋见，供大家参考。
一、对自由主义理念的传承与坚守精神
刘晓波一生最珍视的价值是自由，最憎恶的是桎梏自由的专制制度。从他青年时期接受与信奉自由主义思想之后，就从不动摇地高擎自由主义的大旗，坚守与传承自由主义的理念，英勇地捍卫自由主义学说，坚持不懈地进行自由主义的言说与实践。
何谓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当今文明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和根本义理，是对抗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的有力武器。李慎之先生尝言：“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可以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1）
自由主义在其三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过洛克、孟德斯鸠、休谟、斯密、拜伦、雪莱、柏克、洪堡、贡斯当、托克维尔、康德、约翰·穆勒（又译作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阿克顿、潘恩、杰斐逊、哈耶克、卡尔·波普尔等先贤的阐发，逐步获得了四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政治自由主义，基本主张是建立宪政政府，实行代议制民主，实行法治，保障人权；第二，经济自由主义，核心内涵是保护私有财产，实行市场经济，主张国家尽可能地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与控制；第三，社会自由主义，关注社会正义，关注弱者的基本生存条件和权利保障；第四，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应该享有做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2）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如个人自由、个人尊严、言论自由、信仰宽容、人民主权、普遍人权、法治、政府透明公开、限制政府权力、保护私有产权、基本的平等、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地方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主流文明。
李慎之先生明确指出：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而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它传入中国的时间才不过一百来年。第一个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的是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他翻译了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中译《群己权界论》），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一八九五年，面对甲午战败后岌岌可危的中国，总结鸦片战争以降的历史经验，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明确提出：西方富强而中国贫弱的关键就在“自由不自由异耳”。（3）
在严复之后，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于一九0二年五月发表《论自由》，指出“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在《新民说》中进而指出“自由之义，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于一九一七年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把北大改造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使北大成为在中国引进和发扬自由主义的基地。因此，严复、梁启超、蔡元培三位先贤堪称中国自由主义的奠基人，是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严、梁、蔡之后，在中国扛起自由主义大旗的是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胡适先生毕生都在为自由鼓与呼，包括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政治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他还和同道一起把“自由主义”从书本搬到了现实中，形成了一场持久的社会运动。他以怀疑精神，推动理性觉醒，形成独立人格；以报刊为舆论平台，倡导自由、容忍、多元的价值谱系；通过个人影响力反对政治独裁，倡导民主宪政的理念。而他所有的努力，都处于20世纪上半叶自由民主低潮、专制主义时髦的时代。尤其是他的一些朋友们都开始为各种专制独裁鼓吹时，他依旧坚贞不屈地恪守着自由主义的理想。在胡适周边，形成了一个个具备现代知识分子特征的新团体，包括努力社、新月社、独立评论社、自由中国社。在每一个圈子中，他都是当然的主角。胡适借此帮助中国刚刚形成的知识分子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传统——自由主义传统。因此，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史上，胡适成为公认的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4）
一九四九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随着中共以非法的暴力革命方式夺取政权，胡适、蒋梦麟、蒋廷黻、傅斯年、梁实秋、殷海光、雷震等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迁居台湾，“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劢及童冠贤、顾孟余、晏阳初、钱穆等诸多博学贤明的国士流亡海外，自此，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花果飘零，满目疮痍。在共产极权持续不断的政治打压下，留在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一漏网，均受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打压，或被罗织罪名关押囚禁，或遭戴帽迫害与强制改造，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即陷入沉沦，归于空寂。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自由主义思潮才开始重新萌动，到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悄然登场，遂成为抵制专制主义和极权统治的思想利器。（5）
从七六年“四五”运动到七十年代末民主墙，再到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运动和八九民主运动，中国大陆产生了一批新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三代传人，造成自由主义思潮的复兴，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观念导向。我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当推胡平、陈子明、刘晓波。（6）
胡平（1947年8月18日出生，现居纽约）于1975年7月完成了《论言论自由》，1979年2月完成第四稿，发表在民主墙时期北京的一家民办刊物《沃土》特刊上。第五稿完成于1980年初，在1980年11月北京大学竞选期间曾抄成大字报张贴并以油印形式作为竞选文件而广泛流传于北京大学；之后，该油印本辗转传到海外，香港《七十年代》（即后来的《九十年代》）在1981年第3、4、5、6期连载。1986年，这篇文章第一次以铅印形式在大陆公诸于世，刊登在武汉的《青年论坛》1986年7月号和9月号上。一时被四处传抄，风靡校园，对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复兴贡献很大。此后迄今，胡平先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只因去国日久，加之当局刻意封杀，使其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受到限制。
陈子明（1952年1月—2014年10月21日）是“四五”运动、民主墙、思想解放运动和八九民运的几朝元老，一生几度坐牢，勤于著述，撰写和编著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论述政治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理论和中国民主运动史料方面的文章，最后汇编为煌煌12卷文集和多部著作（包括《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三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上下集；《宪政的萌芽——1980年竞选运动》（上）（下）卷；《中国宪政运动史读本》（上）（下）卷；《中国改革的末路》等）。可惜由于当局的极力遮蔽，使陈子明的著作在中国大陆无法出版，公开的文论只能以笔名发表，幸逢网络时代降临，才使子明先生的文章思想得以流传。
刘晓波（1955年12月28日—2017年7月13日）较上述二人年轻，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大学生，之后分别于1984年、198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艺学硕士、博士学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出版了《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形而上学的迷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赤身裸体 走向上帝》（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选择的批判》注明是“内部发行”，后三本书都是刚出版即被查禁，《赤身裸体，走向上帝》还未上市就被收回销毁。这几本书的发表标志着刘晓波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青年转变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余英时先生指出：“晓波在思想成长最初阶段已完全认同自由的价值。但在第二、第三两个阶段中，他则不断地致力于自由的深化和扩张。从他最早（一九八四年）发表的《论艺术直觉》和《论庄子》两文来看，他是在文学和艺术的领域中寻求自由。这正是为甚么他特别注意到庄子的缘由。因为，一方面，《庄子》这部书恰好体现了最纯净的自由精神。自严复至萧公权，凡是深入西方思想的现代学人，都对《庄子》有这样的理解，如《逍遥游》可以看作是自由的至境，而《在宥》则是‘最彻底之自由思想’。另一方面，如所周知，《庄子》也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最重要的源头。但是晓波很快地便将自由推向文化和思想的广大世界，一九八六年轰动一时的《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即其明证。不但如此，他在字面上斥责的虽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专制制度，但事实上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剑锋遥指‘党天下’的统治。这可以说，在扩充的过程中已将自由深化了。”（7）
刘晓波在《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后记中写道：“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阐发自己思想的天赋权利；平等意味着尊重他人的发言权。俯视众生的是神，仰视权威的是奴隶，唯有自由、平等的对话才是充分人性的。在学术上，我有权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无权剥夺你说出这种观点的自由。应该以生命为代价去捍卫每个人说出自己的真实心理的权利。换言之，敢于并能够做一个自由的思考者的人就必须尊重他人的自由。”刘晓波言出践行，以生命为代价争取和捍卫个人权利与自由，使自己的生命历程放射出无比绚烂的光芒。
刘晓波在《审美与人的自由》论文中，更是以诗化的语言激情澎湃地论述了美是自由的象征，审美是自由的运动。通过美与审美，人的本质得到全面肯定，人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生命得到彻底解放。“只有在审美中，人类才能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视功名富贵如浮云，彻底摆脱各种功利欲求对人的束缚，自由地来往于一个纯净的精神世界中。”《审美与人的自由》可以视为美学的自由主义宣言。
如果说在一九八九年以前刘晓波还是一个学院派自由主义者，那么，经历过八九民主运动的刘晓波就迅速成长为主张人权、民主、法治、宪政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在他起草的“四君子绝食宣言”中写道：“全社会应该逐步地放弃旁观者和单纯的同情态度，建立公民意识。公民意识首先是政治权利平等的意识，每个公民都应该有自信：自己的政治权利与总理是平等的。其次，公民意识不只是正义感和同情心，更是理性化的参与意识，也就是政治责任感。每个人不只是同情与支持，而且要直接参与民主建设。最后，公民意识是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性。社会政治合理合法，有每个人的功劳：而社会政治不合理不合法。也有每个人的责任。自觉地参与社会政治和自觉地承担责任，是每个公民的天职。”
八九民运以后，刘晓波撰写了上千篇时政文章，特别是其代表性著作《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和他参与起草和发起的《零八宪章》，深刻地阐释了政治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观和基本理念，对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运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旗手。
他在《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中写道：“私有产权是自由宪政基础。私有产权之所以神圣，乃在于：1、私有产权，不仅是基本人权之一：个人拥有财物的权利，它不可剥夺，其界限也不可移动。2、私有产权还是基础性人权，与其它人权高度相关。它是个人自主地谋求自身幸福的最大资本，并为其它人权的确立和保护提供基础。……3、对私有产权的宪法保护是宪政民主的最基本制度安排之一，关乎一整套经济、政治和法律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关乎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制度安排，以立宪方式来尊重和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使个人得以独立自主地谋求幸福，使个人拥有自我保护的法定权利来对抗政府的强制，无数分立的个人产权可以对政府权力形成有效制约。”他还在该书中提出了以争取民权（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法定权利）为核心的9点政治诉求：1、经济改革；2、司法改革；3、行政改革；4、媒体改革；5、人大改革；6、选举改革；7、财政和税收改革；8、军队改革；9、教育改革。并且痛批“民主缓行论”。（8）
刘晓波参与起草和发起的《零八宪章》进一步指出：“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并具体地提出了多条落实自由原则的政治诉求（参见《零八宪章》第7-14条）。
刘晓波因参与起草和发起《零八宪章》被捕受审，在法庭上，他大义凛然地宣读《我的最后陈述》：“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 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刘晓波身处囹圄，面对构陷，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在祖国结束文字狱，实现言论自由和不同价值、思想、信仰、政见的自由表达，充分展现出大义凛然，舍生取义，义薄云天的大海般胸怀。
当代中国，对自由主义复兴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人数众多，（9）然而，若论及知行合一与社会影响力，则无人能出刘晓波之右。所以说，刘晓波是中国大陆第三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旗手。
二、知行合一、勇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刘晓波高擎的自由主义大旗自始至终都是反犬儒化的自由主义。在极权主义和专制政治的高压统治下，中国社会盛行不问世事，明哲保身的犬儒主义，而在刘晓波身上却充溢着知行合一，不惧风险，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大无畏精神。
刘晓波在文章中写道：以“心学”和“知行一体”而著名的哲人王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可惜，中国知识人大都处在‘知而不行’的‘未知’状态。在分工日趋详尽的当代世界，知识份子的知行一体，就是不被任何外在权威所左右，诚实地说出你的知。而身处被制度性的恐怖和谎言所恫吓所遮蔽的当代中国，知识份子的知行一体，就是以直面恐怖的良知勇气，诚实地说出你的知。这是知识份子的天职。”（10）“面对愈演愈烈的分散的群众反抗运动，我们呼唤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各界社会精英们的良知和理性，现在已经到了不仅在言论上更要在行动上挺身而出的时刻了。”（11）“在不许自由的地方，如果要实现自由理想，只有用行动践行它；在泯灭真理的地方，如果相信真理不灭，就要用行动见证它。”（12）
刘晓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89年4月，当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时，刘晓波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但他毅然从纽约回到北京，主动投身到这场震撼世界的伟大的民主运动中，并始终坚守在运动第一线，成为运动中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代表之一。六四大屠杀之后，当一些人纷纷选择出国避难甚至放弃民主运动的时候，他却选择肩负起道义与政治的双重责任，忍辱负重，继续坚持留守在国内进行抗争。此后的28年里，他不断地进出监狱，一多半时间在监禁中度过。在监狱外的岁月里，他一方面奋笔疾书，为自由民主人权大声疾呼；另一方面又不畏艰险地战斗在争取自由民主的社会运动的最前线，几乎无役不与，从不退缩。
1991年出狱不久，刘晓波就来到六四难属丁子霖老师家里。丁老师在回忆文章中记述：“那天他听蒋简述了连儿参加学运、遇难前后的情况后，就扭身告退出外，半个小时后，他手捧一束鲜花来到连儿灵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我们彼此都沉浸难以扼制的悲痛之中。隔了一天，他又来到我们家里，在连儿灵前朗诵了他连夜创作的《给十七岁》。声音呜咽，不忍卒读。他为这首诗写了一个题记：“你不听母亲的含泪劝告，从家中厕所小窗跳出；你擎着旗帜倒下时，仅十七岁。我却活下来，已经三十六岁。面对你的亡灵，活下来就是犯罪，给你写诗更是一种耻辱。活人必须闭嘴，听坟墓诉说。给你写诗，我不配。你的十七岁超越所有的语言和人工的造物。”（13）此后，刘晓波一直冒着极大风险全力以赴地帮助六四难属和天安门母亲群体进行维权抗争，撰写了大量文章为六四难属和天安门母亲运动在国际上争取支持，并带头发起和推进为“天安门母亲”群体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行动。刘晓波去世后，丁子霖老师抱病代表天安门母亲群体表达哀悼: “晓波，您虽然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生命，但您拥有的人间大爱是世上任谁都无法比拟的。在我们的心目中，您是永生的。”
1995年2月20日，刘晓波起草并与包遵信、王若水、陈子明、徐文立等12人联署发表《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提出了近期改革的7项目标与远期改革的5项目标。刘晓波还和包遵信先生共同发起要求陈子明保外就医的公开信，动员了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包括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汤一介、乐黛云，北京师范大学的童庆炳、何兹全、王富仁等人签名联署。1995年5月，刘晓波又和陈小平共同起草《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并与包遵信、王丹、王之虹、刘念春、江棋生等14人发起联署。而他本人在正式发表前就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单独关押在北京郊区，直到1996年2月才被释放。
1996年8月，刘晓波到广州与著名异议人士王希哲会见，讨论了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商定向国民党和共产党提出《对当前我国若干重大国是的意见》，在两党签署和平协议《双十协定》51周年的10月10日发表，也称《双十宣言》，包括两岸统一的政治基础问题、西藏问题、关于健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四项。在该宣言正式发表的前两天，刘晓波再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随后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处劳动教养三年，关押在大连市劳动教养所，直到1999年10月劳教期满才获释。
刘晓波在“我与互联网”一文中自陈：1999年10月7日，我结束了三年的牢狱回到家中，家中已经有了一台电脑，是朋友送给我妻子的。我一回来，电脑很快就变成了我的写作工具。从此，晓波就以电脑和网络为工具，以极快的速度写作和发表了上千篇传播普世价值和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时政评论，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14）
进入新世纪以来，刘晓波一直站在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的最前列，从声援新青年学会四君子到营救不锈钢老鼠、杜导斌等文字狱的受害者，从声援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到抗议孙志刚之死，从抗议当局封网到呼吁废除“煽动颠覆罪”，从抗议汕尾血案，抗议关闭“世纪中国网”，到抗议当局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和人权律师高智晟、滕彪的政治迫害，到参与发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签名活动，晓波无不奋笔疾书，并参与和发起了许多封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公开信和呼吁书。
刘晓波秉持自由至上，人权至上的理念，多年来，他针对中共当局打压台湾民主、剥夺香港自由、侵犯西藏、新疆人权等方面的问题撰写了上百篇评论文章。二零零八年三月西藏镇压事件发生后，刘晓波与王力雄等人共同发表了处理西藏局势的十二点意见。这是国内民间人士对西藏问题的第一次联合声明，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日，达赖喇嘛尊者发表声明：“得知同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刘晓波在服长刑期间逝世，令我沉痛不已。我为他的妻子刘霞与其他家庭成员祈祷，并表示诚挚慰问。虽然他已不在人世，但我们可以透过发扬他长期体现的宗旨，来向他致意。这也将帮助促成一个更加和谐、稳定与繁荣的中国。”尊者还强调指出：“我相信，刘晓波在自由事业中长期付出的不懈努力，很快将取得成果。”（15）新疆维吾尔族人Mehmet Emin HAZRET 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刘晓波是维吾尔族的知心朋友。他在2000年11月发表的《自治的权利》一篇文章中要求中国的宪法和自治法应保障维吾尔族和藏族有权利拥有真正的自治。”（16）
2000年7月，刘晓波参与创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后改名为独立中文笔会）。2003年11月当选第二届笔会会长；2005年11月2日再次当选连任第三届笔会会长；2007年10月笔会换届，刘晓波继续担任理事直到2008年12月再次被捕。在刘晓波担任笔会会长的四年间，独立中文笔会获得了长足发展，会员人数大幅增长，国内会员人数开始超过海外会员，笔会在国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要求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的呼声空前高涨。同时，这也成为中共当局忌惮他，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晓波不仅始终关怀、倾心投入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而且具有世界公民的人道情怀。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次日，刘晓波和友人一道发起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表达对美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及对国际恐怖主义反人类暴行的强烈谴责。公开信在网上开放联署，共征集到673人签名。
对伊拉克在独裁者萨达姆的统治下屠杀平民，践踏人权，剥夺人民自由的暴行，刘晓波给予了严正的谴责。对伊拉克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刘晓波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美英为代表的民主国家出兵帮助伊拉克人民推翻萨达姆政权，刘晓波公开表示赞赏和支持。他在文章中写道：“冷战后，由美国领导的几大局部战争，就是现代文明的道义规则如何约束战争行为的最好实例：在战时尽量减少平民伤亡，在战后尽量做到文明重建，最终让当地人民享有和平、自由和民主……从 911后美国及其盟国的言行中，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自由的力量，更加坚定了自由必胜的信念。正是对自由的信念使我相信：美英联军决不会屈从于流氓的恫吓和要挟，自由世界也决不会败于独裁残余及恐怖主义，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伊拉克必将诞生。”（刘晓波：《美英自由联盟必胜》，2004年4月11日）
正因为如此，刘晓波的逝世，不仅得到中国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沉痛哀悼和深切追思，而且获得国际人权组织和正义人士的高度评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专门发表声明对刘晓波逝世表达深切哀悼！声明指出，中国的人权运动乃至全世界已失去了一位标志性的杰出人物，刘晓波将其毕生贡献给了和平、持续性地捍卫和推进人权事业，其本人更因维护这一信仰而被监禁坐牢。国际特赦组织专门表示，刘晓波是捍卫人权的巨人，他的逝世将给中国及世界留下永恒的遗产。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赛迪表示，“我们为失去一位捍卫人权的巨人感到悲痛。刘晓波知识渊博，坚持原则，幽默风趣，富有人道精神。”“刘晓波虽然去世了，但是他所代表的一切都将留下来。我们现在对他最好的悼念，就是继续为中国人权而斗争，珍惜他所留下的重大遗产。正是因为刘晓波，中国和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士受到感召，虽然面对打压，却勇敢地站出来为自由和正义而斗争。”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谴责北京当局囚禁刘晓波至死的行径，凸显其政权的残暴。“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指出：“刘晓波为中国人权与民主奋斗的理念必将长存。各国政府应向北京发出明确信息：纵然壮志未酬，刘晓波以自己生命浇灌的理念终将在他身后开花结果。”一直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表示：“刘晓波在中国吹响的人权和民主的号角代表了人类最美好的希望。”“刘晓波的勇气、他的文章和他对民主自由的陈述将会永存，我们也会确保这些能流传下去。”
三、对中国宪政道路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
经历了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之后，刘晓波一直在思考面对中共推行的极权统治和暴力文化，选择切实可行的方式动员民间力量合力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探索尽可能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实现民主转型、建立宪政国家的路径。为此，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撰写了许多篇论述宪政民主思想和中国民主转型道路的文章和著作，集中体现在2005年出版的《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中。他在书中全面探讨了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有利条件：民权与官权的相对涨落，产权的改革，人权意识的觉醒，工潮的兴起，基层民主自治实践，民间网路言论维权运动，新闻改革的民间动力和体制内异见的崛起；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关系。他认为：1848年至1949年，中国经历了整整百年的现代化努力，经历曲折、教训多多，但最终还是误入歧途，且是误入了最大的歧途──选择了苏联模式的共产极权。随着毛泽东的自然死亡，中国重新开始了又一次现代化努力：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一直奉行着邓小平开创的跛足改革。到本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化，虽不能说已经进入了正途，然而，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确达到百年未遇之良机，国际大势的明朗和国内民间的觉醒，正在共同推动着歧途知返的进程。
刘晓波在书中指出：“当共产极权体制在整体上崩溃之后，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已经明确：个人自由权利成为最爱尊重的价值，宪政民主也就必然成为最受尊重的制度。”“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强制的厌恶，在根本上并不是来自理论和设计，也不是来自所谓‘文化素质’或‘知识积累’，而是来自人性的本能欲求和自发行动，来自多元化的个人经验的渐进累积。理论至多起到唤醒被压抑被遮蔽的本能的作用，人工设计常常起到适得其反的强制压迫。然而，追求自由权利的本能欲求一旦觉醒，就会导致难以抑制的自发行动，并通过渐进累积和成功示范而逐步变成普及性的社会常识，任何强制力量都无法灭绝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人是命定要自由的，此乃上帝所赐的最好礼物，而追求自由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天职’。”“当中国民间的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觉醒之时，推动中国变革的根本希望就不在官府而在民间。觉醒之后的国人，只有坚持体制外立场和持之以恒发出独立的声音，必将逐渐凝聚成组织化的民间压力。这才是催生民间的自发建设性力量的根本动力，也是使体制内部发生有益变化的最佳压力，……。”（17）
为了汇集众人的智慧深入探索中国的民主转型道路与促成建立宪政民主政体的目标，2006年10月，刘晓波和我与蔡楚先生一起在美国注册了《民主中国》网刊（18）。晓波亲自担任网刊主编，为《民主中国》确定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10字办刊宗旨，亲自负责刊物的工作计划和对外联系工作，组建了精干的编委会和高水平的顾问团队，联系和邀请了大批学者、政论作家和民运人士为刊物撰稿。创刊迄今，《民主中国》先后开展了纪念八九“六四”、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中国民主转型路径探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民主转型与培育公民社会、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活动，首发了6000多篇文稿。全方位、多视角地研讨与中国民主转型相关的各种问题和难点，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同时，《民主中国》网刊还获授权编译了多篇来自其他国家长期研究世界各地民主转型案例和经验教训的学者的论文，作为中国民主转型的借鉴与参考。《民主中国》网刊的作者中约有90%左右来自中国大陆，10%左右来自世界各地。所有这些工作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结束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政体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和丰厚的经验积累。
刘晓波还在2005年前后和我及其他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酝酿、讨论为民间民主力量起草一份建立最大共识的政治纲领，以便把分散在各地民间民主力量、人权捍卫者和自由派人士凝聚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这个纲领性文件就是2008年12月9日公开发表的《零八宪章》。
刘晓波全程参与了《零八宪章》的酝酿、筹划、起草、讨论、修改、征求意见、最后定稿、征集联署签名的整个过程。由于晓波当时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和《民主中国》网刊主编，事务性的工作非常多，所以，朋友们推选我负责起草初稿（暂命名为《政治文本》），何永勤（笔名温克坚）、王治晶（笔名王德邦）协助；包遵信先生进行统筹、指导；晓波负责联系各方人士，征集意见，对文本进行修订。初稿分为总纲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四个部分。因我对经济问题缺乏深入研究，故请经济学专业出身的何永勤负责起草涉及经济的部分；涉及政治学方面的内容较多，我碰到吃不太准的问题就请教刘军宁博士，得到许多帮助；王治晶协助我召集了多次网上线下的文本研讨活动，搜集反馈了不少修改意见和建议；江棋生先生也是最早参与者之一，为文本的修改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并被吸纳到文本中。结尾的最后一段文字在初稿中是没有的，在后期讨论中由赵常青起草添加。选举专家姚立法则在联络各地志士，征集联署签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一开始，参与者就一致同意起草一份像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并参照《世界人权宣言》）那样高屋建瓴、条目分明的政纲性文件，既能为当下的中国民主运动提供原则性指导，又能为未来的民主中国立宪建国提供根本性的旨要。
文本起草参考了世界各地民主转型和人权保障的大量重要文献，第一稿早在2005年年底就写出来了，共计60余条目，1万多字。讨论中，包遵信、刘晓波和一些朋友提出，篇幅过大，条目太多，不够精炼，有的提法需要斟酌。采纳晓波、包先生和其他参与者提出的意见，我又对文本初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仅2006年就修改了七、八稿，将文字压缩到4000多字，35条。当时，估计能征集到100人联署，曾考虑在2006年岁末发表，因部分参与者认为时机未宜而搁置。2007年，我们又为文本的修改举行过若干次研讨会，其中一次是当年6月在北京延庆下营村丁子霖老师的乡下农家小院举行的，参加者有刘晓波、包遵信、丁子霖、蒋培坤、江棋生、莫少平、杨建利、张祖桦、六四难属赵先生等。（19）
在文本研讨过程中，参与者对认同普世价值和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的诉求具有高度共识，只是对联邦制、极权主义、土地制度、法轮功和民间宗教信仰等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和意见；此外，就是对一些具体条文和文字表述各陈己见，多有建议。每次研讨会后都会吸收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对文本进行修改。这样，在07年中又对文本做了多次修改，条目内容有增有减，但条目总数压缩为20几条。2007年年底又曾考虑是否公开发表，部分参与者仍然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并提出应扩大参与者的范围，动员体制内有一定社会声望的民主派人士、工商界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参加联署，所以就进到2008年。
在征集联署签名的过程中，刘晓波付出了极大努力，他和我一起拜访过茅于轼、鲍彤、江平等德高望重的体制内外的贤达人士。此外，他个人还拿着文本打印件先后私下会见了70多人，一个一个耐心地解说，征集修改意见和联署签名。他还委托外地友人登门拜访当地的社会贤达，征集联署。加上其他参与者的协力推介，这才征得遍布全国各地的303名首批联署人，比起初筹划的100名发起人多出两倍。
2008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墙”诞生30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我们一致决定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之际发表这个文本，命名为《零八宪章》。最终定稿是刘晓波完成的，他在原稿的基础上根据大家的建议进行了认真细致地修订，力求确当、精炼、典雅，这才成就了19条4024字的《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发起者的立意是：第一、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及未来的发展目标，提出公民社会的总体性的愿景和建议；第二、鲜明地表达中国公民社会对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共和、宪政这些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的坚定认同与努力追求的基本原则立场；第三、对待专制统治不能总是停留在道德批判与义愤声讨的水平上，需要提出理性和建设性的改变现状的具体目标和原则主张，供人们在实践中加以参照；第四、对于如何妥善解决社会政治转型中的疑难问题，尽可能降低转型的代价与成本，实现转型正义与社会和解，提出可供参考的思路；第五、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预先为未来的自由民主中国提出立宪原则，指出一个大体的方向和轮廓，供各界有识之士深入思考和讨论，以期早日达成共识，形成预案；宪章虽然不是宪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宪章中阐释的宪政、民主、共和、法治、保障人权和联邦制的原则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的制宪原则与立法原则；第六、在宪章共识的基础上逐步集结社会力量，形成持续不懈的公民运动，直至最终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20）
在《零八宪章》的起草、讨论、修改、成型的过程，许许多多的各界人士参与其中，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如于浩成、李普、杜光、张显扬、张思之、流沙河、沙叶新、孙文广、冯正虎、张先玲、徐珏、戴晴、莫少平、陈子明、高瑜、张伦、李晓蓉、杨建利、蔡楚、童屹、贺卫方、张大军、徐友渔、崔卫平、郝建、艾晓明、梁晓燕、徐晓、胡发云、张博树、张旭昆、叶航、沈敏骅、李公明、李大同、栗宪庭、张鸣、夏业良、吴思、滕彪、浦志强、李柏光、张星水、马纲权、陈永苗、马少方、李海、杨海、李金芳、刘晓峰、赵达功、蒋亶文、刘荻、庄道鹤、昝爱宗、王怡、余杰、冉云飞、余世存、王俊秀、古川、薛野、赵晖、野渡、刘逸明、傅国涌、张闳、王晓渔、苏元真、周鸿陵、冯刚、陈林、周明、凌沧洲、铁流、陈奉孝、张津郡、李剑虹、张善光、李德铭、刘建安、周明初、赵诚、陈西、李元龙、申有连、廖双元、吴玉琴、卢雪松、郭玉闪、朱久虎、金光鸿、高超群、郑旭光、曾金燕、杜义龙、张辉、朱健国、张耀杰、吴报建、杨光、俞梅荪、王光泽、吴祚来、高兟、高强、唐荆陵、黎小龙、荆楚、李彪、郭艳、杨宽兴、王玉文、杨中义、武辛源、杜和平、黎雄兵、黄晓敏、郑恩宠、宋先科、王京龙、刘正有、马萧、万延海、余樟法、陈启勇、刘贤斌、陈卫、欧阳懿、邓焕武、贺伟华、李东卓、田永德、智效民、李昌玉、李智英、余以为、陈青林、曾伯炎、马亚莲、车宏年、李建强、李仁兵、兰志学、刘巍、郭永丰、袁新亭、谢福林、野火、邹巍、田奇庄、邓太清、李喜阁、侯文豹、唐吉田、张鉴康（实际参与者远不止上列名单，没有提到的请原谅并致歉！）从这个意义上讲，《零八宪章》是群体智识的结晶，是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国人长期思索与研讨的成果。诚如徐友渔先生所言：“它可以说是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的集体作品，是他们在六四屠杀之后面对历史交上的一份答卷，也折射了晓波个人的努力、转向和提高。”（21）
截止2017年7月16日，《零八宪章》签名整理小组共发布了三十六批签名联署，参加《零八宪章》签名的总人数达到13520人，且参加签名的人数仍在不断增加。只要中国一天不实现民主宪政，签名联署就将持续进行，直到中国加入民主国家行列为止。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正在经历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学家唐德刚提出：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从封建制转变为郡县制，建立皇权专制大一统的政权，是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这一秦汉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鸦片战争”时期（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就逐渐维持不下去了——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中国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地球人都知道，第二次大转型的核心是制度变革，从专制转为民主，从人治转为法治，从专政转为宪政。唐先生把这次大转型命名为“历史三峡”，预言“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一八四〇年开始，我们能在二〇四〇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22）
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历史条件下，以毕生的精力和生命的代价上下求索着怎样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怎样使人权和人的尊严得到有效保障，怎样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怎样使中国走上现代文明之路。鲍彤先生指出：“刘晓波找到了一条阻力最小，理由最充分的道路，他的最终目标是没有人胆敢公开提出反对的。如果中国真的走上了民主的道路，那么，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且全世界将会得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对人类共同的文明发展可以起绝大的积极作用。”（23）
刘晓波百折不挠追求自由的精神；知行合一、坐言起行，争取民主、捍卫人权与人的尊严的精神；对中国宪政道路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是他身后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刘晓波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争取自由民主的伟大事业，他将与大海同在，滋润中华大地，泽被世界文明。自由之火，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不知其尽。
宋石男挽联曰：
君去时赤县遍地风雨，抑或天亦有情，欲留此自由精魂？金石之志，椅空常鸣，不与俱尽，绵绵神理；
情归处神州满目疮痍，纵使人间无道，能杀尽民主志士？宪章所思，海内永传，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2017年7月初稿，11月订稿
注释：
（1）（3）参见李慎之：《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序，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2）参见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4）参见李伟：“胡适与自由主义——被四面夹击的胡适”，三联生活周刊 2012年第21期；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新星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5）参见包遵信：“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谱系”，载独立中文笔会网刊。
（6）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的生长史，还有一个代表人物必须提及，就是顾准先生。顾准（1915年7月1日—1974年12月3日），字哲云，上海人，中国当代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自述》等；译著有：约瑟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琼·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顾准坚持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原则，晚年反思理想主义乌托邦及其造成的灾难，批评计划经济体制，主张实行市场经济。李慎之曾说，顾准是拆下自己的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不幸的是，顾准的著作和传记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本人已被迫害惨死二十多年以后才得以陆续出版，在本世纪初年才广为人知。
（7）余英时：“刘晓波的精神旅程”；来源：民主中国网刊。
（8）（11）（17）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劳改基金会2005年出版。
（9）参见荣剑：《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来源：网络。
（10）刘晓波：《中国民间反对派的贫困——“六四”13周年祭》；来源：博讯.刘晓波文集。
（12）刘晓波：《自由是起而行的果实——有感于茅于轼的声明》；来源：博讯.刘晓波文集。
（13）丁子霖 蒋培坤：“我们与晓波的相知、相识和相交”；来源：民主中国网刊。
（14）刘晓波：“我与互联网”；来源：民主中国网刊。
（15）达赖喇嘛悼刘晓波：他为自由事业付出的不懈努力终将取得成果；西藏之声2017年7月14日报道。
（16）维吾尔族人Mehmet Emin HAZRET：“刘晓波没死，十三亿中国人的良心死了”，2017年7月23日博讯。
（18）参见蔡楚：“我所知道的刘晓波”；来源：民主中国网刊。
（19）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零八宪章》（珍藏本）收录了这次聚会参加者的照片，但把日期错写为2006年6月）。
（20）参见张祖桦：“从宪章共识到宪章运动——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零八宪章》月刊第6期。
（21）徐友渔：“刘晓波与零八宪章”；纵览中国网刊2017年7月16日。
（22）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9月第1版。
（23）鲍彤：“刘晓波和他的政治主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2017年7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