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颖声援香港占中
故事整理人：马萧
受 访 人：韩颖
受访时间：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９日
受访人简介 韩颖：女，出生於１９７３年，北京海淀人。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日，因参与声援香港“真普选”的公民行动，被指控“寻衅滋事”罪，遭到当局刑事拘留，11月6日被逮捕。在羁押八个月之后，於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９日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获得释放。
马萧：请谈一谈您所感受到的看守所内的在押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以及在押人的总体精神状态。
韩颖：在监室里，人与人之间也是分了派系的，每个人都有她们各自的交际小圈子，这种小圈子的形成，可能是出于同乡关系，可能是出于相同或相近的案情，或者性格相近等等。但这种小圈子大多是出于自我保护、不受他人攻击和欺负的需要日久天长慢慢累积起来的。在看守所里，羁押的人流动性大，而且很混杂，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所以在监室里，相互谩骂、打架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即使是女监，这种现象也是层出不穷，而且往往都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引发的。这也跟看守所制造的恐怖气氛、高压手段有关系，在这种互相监督、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人们没有安全感，一点小事情就有可能引发激烈冲突。
比如，监室有一次因发饭而差点发生大规模的群架事件，不过后来狱警过来制止了。那一次正好是一个月一次吃炖牛肉的机会。大家把饭盒放在一块，由狱警安排的打饭组在押人专门进行分配。本来，这种炖牛肉量就很少，而且汤多肉少，打饭组的人在分配炖牛肉时，有些人就被多打了一点牛肉，有些人分配到的牛肉少了一些，就有人抱怨他们分配不公平，渐渐地，整个监室的人都议论纷纷，有人站在打饭组的人一边，有人站在抱怨的人一边，因为各自的立场和派系不同，这样就加剧了大家的冲突情绪，最后，发展到相互之间进行人身攻击的地步。
后来，冲突最厉害的两个在押人就在值班狱警面前相互举报、告密，相互咬，但这一次最终还是没有打起架来。
有一位在押人，和我一样，也是因为“寻衅滋事”被抓进来的，她是一位访民，可能因为在上访过程中受到过很多挫折，性格有些孤僻，言辞也有些激进。她进来后，从来不服从看守所那些故意整人的规则，比如，她认为自己没有犯罪，认为是警察的恶意构陷、报复，她要求一个人睡一张床，但监室内所有在押人都睡在一个通铺上，她的诉求不可能得到满足，于是，她就干脆睡在地板上，她也从来不值班，诸如此类。实际上，她并不是和其他在押人故意过不去，而是不满警察把她抓进来，故意找警察的茬，但是，她却在无形中挑战了看守所所有在押人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得罪了监室的人。有一次，在“放风”时，她拒绝去风场，结果，狱警发话，命令几个在押人连拉带拽地将她拖到了放风场。她就和那个为首拖她的人在风场里打起来，最后，双方都受了伤，因为看守所规定在押人是不允计打架的，她们两个人都被戴上手铐、脚镣，戴了十多天才解除惩罚。
戴上械具后，吃饭、睡觉、洗澡、上厕所、乃至叠被子，械具都是不解除的。因此，狱警也会授意一些在押人专门去照顾她们的饮食起居。在看守所，总是会有这样的人，专门特意去巴结、讨好狱警，凡是被惩罚的对象生活不能自理的，比如，吃饭时，这些人就负责给他们打饭，帮她们叠被子，上厕所帮她们擦屁股，等等。在受惩罚期间，会有专门的在押人负责看守，而这些看守，基本上就是狱警授意安排的。像这些专门巴结、讨好狱警的在押人，可能得到的好处是，狱警在他们的羁押档案内写下好的的评语，对于那些在羁押期间表现好的在押人，可能在法院审判考虑量刑尺度，或者在监狱服刑期间考虑减刑，或许会有一些帮助吧，失去自由的人哪怕是一个稻草也不肯放手。
在押人在看守所的精神生活是非常贫乏的，一方面，所有人都生活在那么小的一个空间里，没有任何私密空间；另一方面，看守所也不会提供精神层面的东西。监室里也有专门放置书籍的地方，但是藏书很少，不足十本，几本言情小说，一两本武侠小说，还有少量的法律书籍，这些书都已经翻得很破烂，并且都是被放置在那里很长时间的，看守所不会定期更换这些书籍，就这么摆放在那里，你爱看不看。而且，看守所也不允许在押人家人往里面寄送书籍，这一点也跟他们的宣传完全相反，说一套做一套是他们永远的规则。
在监室唯一获取外面信息的来源就是《新闻联播》；每间监室都放了一台电视，电视机的开关是由值班狱警在监室外控制的，永远只有一个收看频道，就是“中央一套”，在押人不能随意换台或控制收看时间。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半是电视时间，到时间电视就自动打开了，你不看都不行，而且《新闻联播》是所有在押人都必须收看的，《新闻联播》时段，所有在押人都必须“坐板”，规规矩矩坐在板上看“新闻联播”，这个板叫“新闻板”，直到“新闻”结束之后，在押人才可以稍稍放松一下。
没有任何规定说在押人不允许给外界写信，但是在押人在看守所向外界写信时，写信的纸笔却是由狱警来提供的，你想写信，永远要取决于警察的心情，不是你想写他就会给你提供纸和笔。只有狱警提供了笔和信笺，你才有机会写信。有时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个写信的机会，但是你永远也无法确定狱警会不会把你的信件投寄出去。像我这种情况，看守所故意不让我和外界接触，是永远也无法寄送只言片语出看守所的，而外面也不可能有只言片语传到我的耳朵里来。
即使那些平时有机会写信寄信的在押人，写信的内容也是有严格限制的，比如，不能牵涉到任何跟案件内容和进展有关的消息；信件内容不能有任何人联系方式和联系地址的消息；不能出现电话号码或信箱，当然，肯定不能透露看守所的真实生活状况，不能披露在看守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至于酷刑或刑讯逼供，这些内容更是被禁止的，而且，收信人除了直系亲属外，在押人不能写信给其他的朋友，等等。
信写完后，必须交给狱警去审查信的内容，只有审查合格之后，狱警才会给你寄送信件，如果出现违规的内容，狱警就会要求你重写一遍，如果你再通不过审查，狱警就会因此取消你写信的资格。
即使如此，给亲人写信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权利，虽然，法律规定在押人有通信权，但前提是你在看守所必须表现好，被羁押期间服从狱警的命令，至于何谓“表现好”，这就完全取决于狱警的随意解释，对于那些敢和狱警顶嘴的在押人，不管他的诉求合不合理，都是很难得到这种写信机会的。
在丰台区看守所，我被羁押了八个月，直到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９日才被释放，并且是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
马萧：请谈一谈您对“取保候审”制度的看法。
韩颖：这实际上是任意羁押的一个变种，在劳动教养制度被取消之后，警察实际上大大扩大了“刑事拘留”的适用范围，并且任意延长羁押期限，哪怕当事人重新自由以后，还要背负着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尾巴，在一年之内还不能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所以，这种刑罚制度实际上是把任意羁押这种不人道行为给予合法化了。正因为警察迫害制度的这种表面正当性，所以当事人无法投诉警察的滥权行为，而且还必须时刻恐惧警察的报复，因为他们随时可以将当事人重新“收监”。
在“取保候审”期间，我被要求在一年之内不能离开警察的监控视线，不能踏出北京城一步，更不用说离境旅行了。而且要求我的手机不能处于关机状态，以便警察在２４小时随时都能联系上我，并且必须随叫随到。在一年之内，我必须小心翼翼地生活，警察是这样“训诫”我的：你出去之后，违法的事情不能做，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不要和危险人物接触。我当时就想，这不是废话吗？即使在平时，违法的事情都不能做啊，何况是在“取保候审”期间，于是，我就问警察：哪些事情属于违法的事情？哪些地方是不该去的地方？哪些人属于危险人物？但警察却不明确地说明，实际上他们正是用这种模棱两可的、含混的、难以确定的语言来界定法律解释，而哪些事情属于违法，哪些地方不能去，哪些人是危险人物，这完全取决于警察的判断而不是真正的法律界定。比如，如果哪天我开车经过天安门广场，而我不知道天安门广场是不是我可以路过，但警察却可以借此将我重新逮捕，因为他们可能认为我不能去天安门广场，哪怕是路过也不允许；再比如，昨天我见了一位朋友，我们在一起共同谈了某个牌子的护肤品，那是我俩都喜欢的一款牌子，但这位朋友今天被逮捕了，那我就有可能因为昨天和她接触而重新被逮捕；还有，警察要求我手机２４小时不能关机，但如果我的手机恰好没电了，处于无法接通状态，而我此时正在家中午睡，没有干任何事情，哪怕是家务活都撂在那里没有管，但警察会不会以联系不上我为由而将我重新逮捕，哪怕我没有从事任何让警察感到有压力的事情？总之，这些都是警察在合法地执行“公务”，而这些荒唐的事情却可能真实的介入到我的生活环境之中。
马萧：请谈一谈你在被羁押期间在看守所内的所见所闻。
韩颖：这一次被羁押的经历，我并没有产生太大的恐惧或恐慌心理，但是却始终有一种焦虑感，即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彷徨心理，在看守所，大家都希望能够快一点知道自己有一个确定的结果，而这个漫长而又煎熬的等待过程比恐惧还要更令人难以忍受。
整整八个月时间，我每天都是感觉是在无意义中度过，每一天都仿佛是在虚度自己的生命，在里面，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什么事情也不能做，每一天都在重复昨天的生活，因此，我们都特别渴望有新的人被送进来，因为这些新进来的人多多少少都会带进来一些关于外面世界的新的消息，哪怕是检察院的人送来一个什么告知书、延期书，都令人期待。整个生活都是极为枯燥、乏味的，除了每天晚上的“新闻联播”是“新”的，能看到一些不同的面孔，监室里其他任何东西都不会有什么变化，整个儿死水一潭，所以有时候，我甚至希望能够从“新闻联播”中获得消息的心理预期，使平时被我厌恶的“新闻联播”都变得有价值起来。
监室里的人每天都期待有事情发生，哪怕是打架、谩骂这种事情，都让大家有一种时间重新被激活的感觉，感觉自己的生命脉搏还在跳动。哪怕是打架或冲突，它毕竟也是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故事，总比每一天就这么安安静静地流逝过去要有意义。只要遇上有事情发生，大家就感觉这一天的时间过得很快，发生的事情也可以激发大家的兴致，会在大家的头脑中或私下里的议论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在看守所，各种各样的人都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真实的江湖，有诈骗的、有涉黄的、有吸毒贩毒的、有非法行医的、有职务侵占的、有贪污的，等等，不一而足，而在这些人中很多并不是因为真正的犯罪行为被送进来的，很多案件甚至荒唐透顶，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位老太太，她６０多岁，曾经是河北石家庄一家医院的副主任医生，退休后自己准备到北京开一家私人诊所。她找到一个门面，正在办理营业执照，还没有正式挂牌营业行医。她说她被抓进来，可能和一个人的举报有关，这个人想承包她这家诊所的牙科，但她不愿意和他合作，就拒绝了他，而他可能因此怀恨在心，向警察报举她有“非法行医”的行为，很快，她就被逮捕了。
这桩案件的荒唐之处在于，她的诊所实际上并没有正式营业，甚至都没有挂牌，而她此时正在医治一位患重症的女孩，这位小女孩的家人带她治了很多家医院，但一直治不好她的病，于是，这位老太太同情这位小女孩，就为她免费治病。警察逮捕她时正是以她为这位小女孩治病的理由，说不管你是收钱还是免费的，只要治了病你就是“非法行医”了。为此，这位小女孩还专门找到派出所的警察要求他们不要抓这位老太太，但警察置之不理，义正词严地说只要违法了就必须要抓。这位小女孩就是证人，警察的说辞是：你虽然有医师证，但必须要有营业执照，如果没有营业执照而给病人治病，就属于“非法行医”。后来，这位老太太被判处八个月监禁，下到北京市“三看”去服余刑。
还有一个故事涉及到警察内部的勾心斗角，有一个在押人，三十多岁，她是因“行贿”被送进来的。有一次，她和丈夫在玩牌的过程中和牌友发生打架行为，对方伤得很重，后来有人报了警，她丈夫曾经坐过牢，有前科，害怕再坐牢，于是就给办案的警察行贿，想私了了这件事情，据她说，他们当时花了二十多万，而收钱的警察也确实把事情给压下来了，对方对处理结果可能也比较满意，没有继续追究她丈夫的刑事责任，而警方自然不会继续往下追究，等于这件事情已经通过双方协商的方式解决了。
过了差不多一年以后，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将这个案件的档案在电脑文件里销号了，但这位警察却没有想到有人一直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这种销毁档案的行为属于违规操作行为，于是，他的一位同事就将此事捅到了上级部门，说他从事违规操作，而此时正好是“反腐败”运动最火爆的时候，上面有人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当作典型案件来严查。
结果，那位办案警察遭到逮捕，并且牵出了很多与此案有关的办案人员，而她和她丈夫也因此被抓，不过，不是因为打架伤人的“故意伤害罪”，而是因为“行贿罪”。后来，她被判处一年三个月监禁，而她的丈夫被判两年九个月监禁。
在里面听多了故事就知道，警察的队伍是很复杂的，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们滥用权力的故事数不胜数。以前，我还觉得警察当中可能会有好人，现在我觉得真是好人的话，在警察队伍中一天都干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