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小舟:狮城民主化浪潮间接冲击中共专制统治

9月9日晚,新加坡工人党选举造势大会人潮汹涌。(杨柏贤摄)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中共维系其一党专制之腐败暴政的方法有三:一曰暴力威慑、武力镇压;二曰欺世愚民;三曰利益收买。中共暴政的欺世愚民之术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理论法”愚民术,一是“举例法”愚民术。前者即以各种专制邪说为主的大杂烩,如马列邪说,皇权专制愚民术,绝不兑现、自相矛盾的民主宣传,中共历届头目及其狗头军师炮制的个性化的基于荒谬逻辑和歪理邪说的像共产主义一样无法成真或与民无关的空中楼阁——诸如毛式专政理论、骗子屠夫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之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习近平的中国梦和依法治国。而后者的操作方式,则主要是以当前的政治体制相同或相近、在人均收入等方面强于大陆的国家为例进行愚民,令大陆媒体、御用文人、五毛犬儒以各种方式造势、粉饰,明示或暗示此国的今天就是中共国的明天,从而使大陆民众安于一党专制和独裁统治。若对中共口中的“标杆国家”的实情缺少详尽了解、懒于思索分析,则会以为“举例法”比“理论法”更具可信性、实用性,然而事实是,因自私至极、损民利己、心口不一、言行分离是中共暴政的本性,所以,貌似可靠一点的“举例法”,实际上被中共暴政填充了更多的伪劣私货,比“理论法”更具欺骗性。
 
有两个国家在中共暴政的“举例法”愚民术中出现频率最高、出现次数最多,这两个国家分别是苏联和新加坡。苏联是毛共时代的“举例法”愚民术中的最佳国家。邓小平盘踞最高统治宝座之后,意识到威权统治的新加坡既可适度借鉴,又可用于愚民。于是,在毛魔统治时期被骂作“美帝国主义走狗”的新加坡,逐渐取代了苏联在中共愚民工程和统治真经之中的位置。苏联解体之后,毛共曾大肆宣扬的“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于后邓时代的中共既得利益团伙而言几如谶语,中共暴政惶惶不可终日。彼时彼刻,令中共头目极感欣慰的是,世界上还有一个新加坡,一个一党执政、家族专制、高度垄断、严刑峻法、愚民有方、华人为主、经济西化、民众富裕的新加坡。处于李光耀权威阴影之中和李氏家族统治之下、被所谓的“亚洲(儒家)价值观”统摄的新加坡,在苏联解体之后,基本占据了苏联在中共愚民工程、统治真经之中的位置,成为中共暴政的救命稻草,专制有理的最佳证明,愚民欺世的绝好范例。在(后)邓时代中共头目们点名要学习的国家中,新加坡出现次数最多、出现频率最高。
 
骗子屠夫邓小平在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之后,提出“改革开放”。后来,李光耀说,想必是邓小平看到以前被中国视为南蛮之地的新加坡发展得比大陆还要好才会确定改革开放政策、提出改革大方向——从逻辑上说,李光耀这么说自然有理,但是,他显然没有全面、明确地道出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之后所产生的念头——如果“发展得好”是唯一的学习理由,那么,当时世界上可供中共学习的国家多了,为何邓小平偏偏对新加坡情有独钟?显然,那次新加坡之行使滑头至极的邓小平茅塞顿开:原来,专制独裁还可以这样搞,中共一党专制似乎还有活路。国民收入世界领先,实现了高度经济垄断的“淡马锡模式”,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独大,李光耀的独裁地位历经数十年依旧稳如泰山,家族专制占比很大,东方传统专制愚民文化似乎能量无尽……这些,绝对令饱览毛共败象恶态、深忧一党专制未来的邓小平不胜艳羡。1990年,对“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和民众抗争维权忌惮入骨、惊魂未定的屠夫民贼邓小平,深感对新加坡专制独裁统治术学习不足,遂于“南巡”之后对新加坡大加称赞:“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不言而喻。(参见:禹明坤《中国的“新加坡热”现象》)
 
邓小平等中共头目为了最大限度地取用新加坡的威权专制之术、为了借新加坡进行愚民,力倡“学习新加坡”。自1992年开始,大陆体制内人员掀起一股“向新加坡学习”的热潮。大批中共官员纷纷至狮城参观学习,很多中共市级官员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受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遂获“海外党校”之称。2001年,江泽民在苏州工业园区会见李光耀时,称要“继续向新加坡学习”。中共十七大之后,中共再度掀起了“向新加坡学习”的热潮,大批中共官员赴新学习(参见:禹明坤《中国的“新加坡热”现象》)。2008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率400余人的政府考察团,对新加坡进行了为期4天的考察,考察团规模之大、考察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参见:朱明国《我们应向新加坡学习什么?》)。2009年11月,胡锦涛在访问新加坡之际称要“继续与新方合作学习”。在中共诸头目的推动下,新加坡的愚民之术、专制之道被广泛引入大陆并被变本加厉地推行,如,罔顾道德担当的流氓实用主义统治术,保持对民众的专制高压态势,精细化的维稳模式,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淡马锡模式”中的有助于加强经济垄断、巩固专制独裁但无助于民众获益的部分,高薪“养廉”,等等。除了这些,中共还对新加坡的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力推行的儒家愚民术颇为欣赏,孜孜取用,如,新加坡大学关于核心价值观教育、东方(儒家)价值观教育的很多做法被大陆的不少高校借鉴、推广,以图加强奴化教育、更好地对大陆高校学生进行洗脑,新加坡政府1991年炮制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成为大陆某些高校的重要教学资料,新加坡教育体系的四大计划中的三点——灌输核心价值观、培养国家认同、加强历史认识,被中共某些高校的马列党棍完善发展、推而广之(参见:孙建青《当代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问题研究》)。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既得利益团伙继续力推新加坡,以图继续发挥“新加坡模式”的愚民效果、学习新加坡的某些专制新方,从而加强独裁统治。威权专制的新加坡对极权独裁的中共政权影响之大,使很多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深怀忧虑。李光耀则投桃报李,对中共诸头目频频示好,公开力挺邓屠夫对“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和屠城之举;将独夫民贼习近平捧为“曼德拉级别的人物”;向中共诸头目面授专制独裁统治之机宜;以巨额投资方式为中共暴政输血……。
 
由于新加坡在(后)邓时代成为大陆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一些大陆学者对新加坡进行了理性缜密的分析研究,对新加坡在发展经济、民生建设、反腐倡廉、外交策略等方面的优势作了客观介绍,为中共当局和大陆诸弊开出药方,然而,皆被束之高阁。何也?因为,对中共而言,在邓小平时代便已基于维系、巩固极权专制统治之目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新加坡的借鉴,此后,威权专制的新加坡对于中共统治的最大意义,是愚民,而非借鉴。因为,中共当局智囊如云,中共头目亦非白痴,不可能不知道威权专制的新加坡的真正优势在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港口经济优势,李光耀是相当部分的新加坡国民心目中的“克里斯玛”型人物,李氏家族势力根深蒂固一手遮天政经通吃,因国小人少、只有中央政府无地方政府而便于威权传递和一刀切,低度的民主政治(亦有学者称之为选举型威权政治、半民主制、软权威主义等),“居者有其屋”、受益群体极广的政府组屋制度(公共住房制度),以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包括总理在内的所有政府官员不配司机不分住房、人民行动党一直保持着相对廉洁之风、英语大范围普及、国内矛盾较少、极度弱势但终非花瓶的反对党、因英国殖民统治残留的先进法治和西化基础、总理直接负责的反腐体系和收效非凡的廉政成绩……凡此种种,中共或无法模拟,或画虎类犬,或不愿模拟。曾节明指出:“中共连新加坡式的假宪政也不能学,一旦学了,就会开真民主的口子。”——所以说,新加坡对中共暴政的意义只有主次两点:主为愚民,次为借鉴——由于新加坡在历史文化、统治方式等方面毕竟与大陆有相似相通之处,中共一直将新加坡视为维系专制、强化独裁的救命稻草之一,不断地从新加坡摄取专制真经、愚民新方;为了便于愚民、有效愚民,中共对新加坡的实际情况进行剪裁、歪曲,炮制出“新加坡模式”之类的愚民工程,努力开掘所谓的“新加坡模式”的愚民资源。
 
就在新加坡因有所谓的“西方民主制度与东方‘儒家价值观’和谐相处、自由市场与权威主义体制‘天然合璧’”(参见:禹明坤《中国的“新加坡热”现象》)之类特点而被中共当局用于愚民、为中共当局不胜艳羡之际,新加坡的部分民众和新加坡反对党在世界民主化浪潮影响下,在权利意识、参政激情和公正理想的推动下,一直在顽强、坚韧地冲击一党执政的重重羁绊,不断挣脱李氏家族专制统治的镣铐和威权政治的牢笼,使中共炮制的所谓的“新加坡模式”渐趋坍塌、愚民作用不断减弱。在2011年5月7日被称为“新加坡政治分水岭”的国会选举中,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大跌,而反对派则创纪录地拿下了87席国会席位中的7席,新加坡人民党、新加坡民主党、新加坡工人党的得票率皆创新高,并使“退而不休”的李光耀离开内阁(参见:陈季冰《未到盖棺定论时 李光耀和新加坡模式》)。
 
李光耀去世之后,新加坡威权统治元气大伤,中共炮制的所谓的“新加坡模式”遭受重创,但是,李光耀去世并不等于新加坡威权统治的终结和“新加坡模式”的彻底坍塌。就“新加坡模式”的愚民作用而言,其最惑人处在于新加坡的专制统治和经济发达,因此,“新加坡模式”最终失效之日,只能是新加坡的民主政治现出迅猛发展之势时。虽然目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依旧具有新加坡任何反对党所无法比及的优势,并继续以老一套卑劣手法打压、限制反对党,使其困境重重、选民减少,虽然人民行动党在2015年国会大选中获胜、得以蝉联执政,但是,很多专制政权在行将末路之际往往都有不同程度的回光返照,光明冲破黑暗之势无可阻挡。在本次选举中,长期盘踞新加坡统治宝座的人民行动党受到新加坡反对党猛烈挑战,新加坡最大的反对党工人党保住了重镇后港单人选区、阿裕尼集选区6个国会议席,举办了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选民大会,充分彰显了行将崛起之势和新加坡民众逐渐走出强人政治阴影之际的蓬勃朝气,令人深刻感受到新加坡民主潮流愈发激荡之气象。据博讯转载香港《苹果日报》之《李光耀光环已褪色 新加坡民心思变 反对党先胜》报道,新加坡工人党造势大会人潮汹涌,情绪高涨,逾3万人逼爆球场,支持者狂呼Worker's Party,而人民行动党主场仅近2000人参与,在气势上彻底败给反对党。新加坡多党竞争态势初现,多元政治气象渐成。曾被新加坡当局加以诽谤罪、入狱、破产等隐性政治迫害的徐顺全,此次亦领导新加坡民主党投入到与人民行动党争锋的竞选浪潮中。著名人权律师郑恩宠先生就此点评道:“曾经被李光耀打成诽谤罪的徐顺全博士,在15年后参加竞选。这是步台湾民主转型的路。”
 
从长远来看,李光耀去世不可避免地成为人民行动党由盛趋衰的重大转折,已经导致且必将继续导致新加坡的威权统治能量逐渐衰减,为一直处于李光耀巨大身形压迫之下的新加坡反对党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新加坡反对党若能乘势猛进,在今后几年时间之内,其影响力、动员力、凝聚力、向心力必有不同程度之上升。在世界民主化浪潮和新加坡民主化浪潮的双重冲击之下,真正的民主政治曙光已在新加坡依稀浮现。大陆著名宪政理论家、政论家张千帆先生在《如何评价“中国模式”与印度民主》一文中称“新加坡的政治转型已经不远”。
 
新加坡民主化浪潮的汹涌激荡,对中共暴政炮制的所谓的“新加坡模式”和愚民工程摧拆之猛,对中共暴政的独裁信心、专制意志打击之大,定不逊于苏联解体——恰如李光耀所言,“新加坡没有能力改变中国,但有能力影响中国”——南洋之狮已经怒吼、在向专制说不,东亚睡狮还会沉睡很久吗?民主化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规律所使,孰可阻挡?中共暴政的愚民工程坍塌之声,依稀可闻;誓言保党的独夫民贼败亡之像,隐然可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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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小舟:狮城民主化浪潮间接冲击中共专制统治

9月9日晚,新加坡工人党选举造势大会人潮汹涌。(杨柏贤摄)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中共维系其一党专制之腐败暴政的方法有三:一曰暴力威慑、武力镇压;二曰欺世愚民;三曰利益收买。中共暴政的欺世愚民之术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理论法”愚民术,一是“举例法”愚民术。前者即以各种专制邪说为主的大杂烩,如马列邪说,皇权专制愚民术,绝不兑现、自相矛盾的民主宣传,中共历届头目及其狗头军师炮制的个性化的基于荒谬逻辑和歪理邪说的像共产主义一样无法成真或与民无关的空中楼阁——诸如毛式专政理论、骗子屠夫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之类、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习近平的中国梦和依法治国。而后者的操作方式,则主要是以当前的政治体制相同或相近、在人均收入等方面强于大陆的国家为例进行愚民,令大陆媒体、御用文人、五毛犬儒以各种方式造势、粉饰,明示或暗示此国的今天就是中共国的明天,从而使大陆民众安于一党专制和独裁统治。若对中共口中的“标杆国家”的实情缺少详尽了解、懒于思索分析,则会以为“举例法”比“理论法”更具可信性、实用性,然而事实是,因自私至极、损民利己、心口不一、言行分离是中共暴政的本性,所以,貌似可靠一点的“举例法”,实际上被中共暴政填充了更多的伪劣私货,比“理论法”更具欺骗性。
 
有两个国家在中共暴政的“举例法”愚民术中出现频率最高、出现次数最多,这两个国家分别是苏联和新加坡。苏联是毛共时代的“举例法”愚民术中的最佳国家。邓小平盘踞最高统治宝座之后,意识到威权统治的新加坡既可适度借鉴,又可用于愚民。于是,在毛魔统治时期被骂作“美帝国主义走狗”的新加坡,逐渐取代了苏联在中共愚民工程和统治真经之中的位置。苏联解体之后,毛共曾大肆宣扬的“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于后邓时代的中共既得利益团伙而言几如谶语,中共暴政惶惶不可终日。彼时彼刻,令中共头目极感欣慰的是,世界上还有一个新加坡,一个一党执政、家族专制、高度垄断、严刑峻法、愚民有方、华人为主、经济西化、民众富裕的新加坡。处于李光耀权威阴影之中和李氏家族统治之下、被所谓的“亚洲(儒家)价值观”统摄的新加坡,在苏联解体之后,基本占据了苏联在中共愚民工程、统治真经之中的位置,成为中共暴政的救命稻草,专制有理的最佳证明,愚民欺世的绝好范例。在(后)邓时代中共头目们点名要学习的国家中,新加坡出现次数最多、出现频率最高。
 
骗子屠夫邓小平在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之后,提出“改革开放”。后来,李光耀说,想必是邓小平看到以前被中国视为南蛮之地的新加坡发展得比大陆还要好才会确定改革开放政策、提出改革大方向——从逻辑上说,李光耀这么说自然有理,但是,他显然没有全面、明确地道出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之后所产生的念头——如果“发展得好”是唯一的学习理由,那么,当时世界上可供中共学习的国家多了,为何邓小平偏偏对新加坡情有独钟?显然,那次新加坡之行使滑头至极的邓小平茅塞顿开:原来,专制独裁还可以这样搞,中共一党专制似乎还有活路。国民收入世界领先,实现了高度经济垄断的“淡马锡模式”,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独大,李光耀的独裁地位历经数十年依旧稳如泰山,家族专制占比很大,东方传统专制愚民文化似乎能量无尽……这些,绝对令饱览毛共败象恶态、深忧一党专制未来的邓小平不胜艳羡。1990年,对“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和民众抗争维权忌惮入骨、惊魂未定的屠夫民贼邓小平,深感对新加坡专制独裁统治术学习不足,遂于“南巡”之后对新加坡大加称赞:“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不言而喻。(参见:禹明坤《中国的“新加坡热”现象》)
 
邓小平等中共头目为了最大限度地取用新加坡的威权专制之术、为了借新加坡进行愚民,力倡“学习新加坡”。自1992年开始,大陆体制内人员掀起一股“向新加坡学习”的热潮。大批中共官员纷纷至狮城参观学习,很多中共市级官员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受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遂获“海外党校”之称。2001年,江泽民在苏州工业园区会见李光耀时,称要“继续向新加坡学习”。中共十七大之后,中共再度掀起了“向新加坡学习”的热潮,大批中共官员赴新学习(参见:禹明坤《中国的“新加坡热”现象》)。2008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率400余人的政府考察团,对新加坡进行了为期4天的考察,考察团规模之大、考察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参见:朱明国《我们应向新加坡学习什么?》)。2009年11月,胡锦涛在访问新加坡之际称要“继续与新方合作学习”。在中共诸头目的推动下,新加坡的愚民之术、专制之道被广泛引入大陆并被变本加厉地推行,如,罔顾道德担当的流氓实用主义统治术,保持对民众的专制高压态势,精细化的维稳模式,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淡马锡模式”中的有助于加强经济垄断、巩固专制独裁但无助于民众获益的部分,高薪“养廉”,等等。除了这些,中共还对新加坡的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大力推行的儒家愚民术颇为欣赏,孜孜取用,如,新加坡大学关于核心价值观教育、东方(儒家)价值观教育的很多做法被大陆的不少高校借鉴、推广,以图加强奴化教育、更好地对大陆高校学生进行洗脑,新加坡政府1991年炮制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成为大陆某些高校的重要教学资料,新加坡教育体系的四大计划中的三点——灌输核心价值观、培养国家认同、加强历史认识,被中共某些高校的马列党棍完善发展、推而广之(参见:孙建青《当代中国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问题研究》)。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既得利益团伙继续力推新加坡,以图继续发挥“新加坡模式”的愚民效果、学习新加坡的某些专制新方,从而加强独裁统治。威权专制的新加坡对极权独裁的中共政权影响之大,使很多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深怀忧虑。李光耀则投桃报李,对中共诸头目频频示好,公开力挺邓屠夫对“八九爱国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和屠城之举;将独夫民贼习近平捧为“曼德拉级别的人物”;向中共诸头目面授专制独裁统治之机宜;以巨额投资方式为中共暴政输血……。
 
由于新加坡在(后)邓时代成为大陆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一些大陆学者对新加坡进行了理性缜密的分析研究,对新加坡在发展经济、民生建设、反腐倡廉、外交策略等方面的优势作了客观介绍,为中共当局和大陆诸弊开出药方,然而,皆被束之高阁。何也?因为,对中共而言,在邓小平时代便已基于维系、巩固极权专制统治之目的而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新加坡的借鉴,此后,威权专制的新加坡对于中共统治的最大意义,是愚民,而非借鉴。因为,中共当局智囊如云,中共头目亦非白痴,不可能不知道威权专制的新加坡的真正优势在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港口经济优势,李光耀是相当部分的新加坡国民心目中的“克里斯玛”型人物,李氏家族势力根深蒂固一手遮天政经通吃,因国小人少、只有中央政府无地方政府而便于威权传递和一刀切,低度的民主政治(亦有学者称之为选举型威权政治、半民主制、软权威主义等),“居者有其屋”、受益群体极广的政府组屋制度(公共住房制度),以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包括总理在内的所有政府官员不配司机不分住房、人民行动党一直保持着相对廉洁之风、英语大范围普及、国内矛盾较少、极度弱势但终非花瓶的反对党、因英国殖民统治残留的先进法治和西化基础、总理直接负责的反腐体系和收效非凡的廉政成绩……凡此种种,中共或无法模拟,或画虎类犬,或不愿模拟。曾节明指出:“中共连新加坡式的假宪政也不能学,一旦学了,就会开真民主的口子。”——所以说,新加坡对中共暴政的意义只有主次两点:主为愚民,次为借鉴——由于新加坡在历史文化、统治方式等方面毕竟与大陆有相似相通之处,中共一直将新加坡视为维系专制、强化独裁的救命稻草之一,不断地从新加坡摄取专制真经、愚民新方;为了便于愚民、有效愚民,中共对新加坡的实际情况进行剪裁、歪曲,炮制出“新加坡模式”之类的愚民工程,努力开掘所谓的“新加坡模式”的愚民资源。
 
就在新加坡因有所谓的“西方民主制度与东方‘儒家价值观’和谐相处、自由市场与权威主义体制‘天然合璧’”(参见:禹明坤《中国的“新加坡热”现象》)之类特点而被中共当局用于愚民、为中共当局不胜艳羡之际,新加坡的部分民众和新加坡反对党在世界民主化浪潮影响下,在权利意识、参政激情和公正理想的推动下,一直在顽强、坚韧地冲击一党执政的重重羁绊,不断挣脱李氏家族专制统治的镣铐和威权政治的牢笼,使中共炮制的所谓的“新加坡模式”渐趋坍塌、愚民作用不断减弱。在2011年5月7日被称为“新加坡政治分水岭”的国会选举中,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大跌,而反对派则创纪录地拿下了87席国会席位中的7席,新加坡人民党、新加坡民主党、新加坡工人党的得票率皆创新高,并使“退而不休”的李光耀离开内阁(参见:陈季冰《未到盖棺定论时 李光耀和新加坡模式》)。
 
李光耀去世之后,新加坡威权统治元气大伤,中共炮制的所谓的“新加坡模式”遭受重创,但是,李光耀去世并不等于新加坡威权统治的终结和“新加坡模式”的彻底坍塌。就“新加坡模式”的愚民作用而言,其最惑人处在于新加坡的专制统治和经济发达,因此,“新加坡模式”最终失效之日,只能是新加坡的民主政治现出迅猛发展之势时。虽然目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依旧具有新加坡任何反对党所无法比及的优势,并继续以老一套卑劣手法打压、限制反对党,使其困境重重、选民减少,虽然人民行动党在2015年国会大选中获胜、得以蝉联执政,但是,很多专制政权在行将末路之际往往都有不同程度的回光返照,光明冲破黑暗之势无可阻挡。在本次选举中,长期盘踞新加坡统治宝座的人民行动党受到新加坡反对党猛烈挑战,新加坡最大的反对党工人党保住了重镇后港单人选区、阿裕尼集选区6个国会议席,举办了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选民大会,充分彰显了行将崛起之势和新加坡民众逐渐走出强人政治阴影之际的蓬勃朝气,令人深刻感受到新加坡民主潮流愈发激荡之气象。据博讯转载香港《苹果日报》之《李光耀光环已褪色 新加坡民心思变 反对党先胜》报道,新加坡工人党造势大会人潮汹涌,情绪高涨,逾3万人逼爆球场,支持者狂呼Worker's Party,而人民行动党主场仅近2000人参与,在气势上彻底败给反对党。新加坡多党竞争态势初现,多元政治气象渐成。曾被新加坡当局加以诽谤罪、入狱、破产等隐性政治迫害的徐顺全,此次亦领导新加坡民主党投入到与人民行动党争锋的竞选浪潮中。著名人权律师郑恩宠先生就此点评道:“曾经被李光耀打成诽谤罪的徐顺全博士,在15年后参加竞选。这是步台湾民主转型的路。”
 
从长远来看,李光耀去世不可避免地成为人民行动党由盛趋衰的重大转折,已经导致且必将继续导致新加坡的威权统治能量逐渐衰减,为一直处于李光耀巨大身形压迫之下的新加坡反对党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新加坡反对党若能乘势猛进,在今后几年时间之内,其影响力、动员力、凝聚力、向心力必有不同程度之上升。在世界民主化浪潮和新加坡民主化浪潮的双重冲击之下,真正的民主政治曙光已在新加坡依稀浮现。大陆著名宪政理论家、政论家张千帆先生在《如何评价“中国模式”与印度民主》一文中称“新加坡的政治转型已经不远”。
 
新加坡民主化浪潮的汹涌激荡,对中共暴政炮制的所谓的“新加坡模式”和愚民工程摧拆之猛,对中共暴政的独裁信心、专制意志打击之大,定不逊于苏联解体——恰如李光耀所言,“新加坡没有能力改变中国,但有能力影响中国”——南洋之狮已经怒吼、在向专制说不,东亚睡狮还会沉睡很久吗?民主化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规律所使,孰可阻挡?中共暴政的愚民工程坍塌之声,依稀可闻;誓言保党的独夫民贼败亡之像,隐然可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