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在政府报告中一段关于限制政府官员权力的话在网络得到了广泛呼应，他说：“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在解释这段话的时候，李克强要求“各级政府都要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有力推进机制，给企业松绑，为创业提供便利，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还要求“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要简化程序，明确时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李克强清楚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在现有制度下，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政府无疑是强势的一方。虽然国家计划机关通过计划来管控经济的方式在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过程中被迫削弱。但是，这并不意味著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真正消失。它仍然通过控制的国有企业垄断中国得重要经济资源，通过各级政府的行政权力来限制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活动。
这种制度在市场开放初期并不能完全扼杀民营企业的生命力，因为长期的僵化计划体制使得许多领域在发展上形成空白，国有企业的官员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填补这些空白，这种状况在客观上为民营企业的初始发展提供了机会。随著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空间的扩张，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利用行政权力和垄断权力在市场“寻租”的动机不断增强，为私有企业活力的进一步释放制造了巨大障碍。
在三十多年的粗放式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的各种内生行矛盾不断发展，尤其是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严重的环境污染、低下的经济效率、苍白的创新能力等，已经形成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巨大障碍。过去在高速增长的时候，政府可以采用拖延矛盾的方式寻求短期利益。现在则到了矛盾交叉爆发的地步，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增长势头不断减弱，导致国家财政和就业出现困难。
李克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政府给企业简政放权的，李克强和他身后的习近平显然是希望通过此举来止住增速下滑的势头，稳住中国经济。简政放权的确是解脱捆绑民营经济的枷锁的关键，而民营经济的解放则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近年来，习李不断强调这一点没有错。但是单单指出政府权力过大只是表面现像，中国的执政者不愿意点破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没有胆量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
政府权力过大、掌权的官员任性都是表面现像，根子在哪里？根子在执政党、在党的最高领导层。政府权力大是因为执政党的权力没有约束，政府官员是党任命的，他们“有权任性”是因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有权任性”。各级政府官员们只需要在上级面前不任性便可。而处在金字塔顶层的官员便没有了这一层约束，他们是可以尽情任性的。自己任性而教育下层官员不任性，在道德上没有说服力，也无法形成有法律约束了的制度。
除非改变党在政府之上、党在法律之上、党在社会之上、党的领袖在一切之上的现存政治制度，中国的简政放权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当形势需要的时候，执政党可能会提出简政放权作为权宜之计；但是这个制度的内生力量一定会在放弃了一定的权力之后在另一个地方变相的将失去的权力再找回来。而党的最高领导人不肯放弃绝对的权力，不愿意让民主的力量对自己形成制度性约束，所以他们最终会与基层官员达成妥协，通过允许他们“任性用权”来维护自己最终的“权力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