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论，马克思作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预言。二十世纪的历史表明，马克思预设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没有获得成功，而对马克思主义换了血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却在西欧各国纷纷崛起。历史向我们发问：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预言还“科学”吗？为这种社会主义论证的两个理论：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论还“正确”吗？本文就此进行了一些探讨与说明。
对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若干问题，我一一作了分析评论。它们是“阶级斗争论”（“阶级斗争‘不扩大化’和‘扩大化’都是错误的”），“劳动价值论”（“两种价值论与资本家的价值定位”），“消灭私有制论”（“所有制与当代中国——公有制、私有制的价值重评”），以及“无产阶级专政论”（“无产阶级专政：逻辑起点、理论追问与实践走向”）。作为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论，至今没有撰文作出评论。历史唯物论作为一种论证工具，是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提供理论依据的。但是，二十世纪的世界史证明，不是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基础上生长了某些社会主义元素。资本主义好比是一棵大树，现在，在这棵大树上嫁接了社会主义枝叶（东方马列式的社会主义亦应该如此，但其路径曲折、漫长得多）。这是人类文明的新曙光。由此而引起我们反思的是，历史唯物论存在什么问题呢？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还“科学”吗？
前篇 对历史唯物论的修正和补充
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原本阐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对唯物史观作了如下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恩选集》第二卷，第82-83页）
可以将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阐述概括出以下要点：
第一，经济是社会变革、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
第二，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逻辑关系；
第三，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
第四，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区别在于：凡是把经济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的是唯物史观；那种把思想、精神看成也是历史发展的重要的或决定的力量，便是唯心史观。
恩格斯的修正：经济的绝对性中加入了相对性
尽管我们把马克思上述对唯物史观的阐述称为经典性的阐述，但实际上，每一种理论在提出之时不可能是十分完善的，它需要在各种批评中加以补充和修正。
1890年9月（马克思已去世7年），恩格斯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77页）
恩格斯的修正是明显的。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而言的。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各种性质的宪法和法律，哲学和宗教的观点等等，经济的决定作用就是在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下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如果把历史看成仅仅是由经济这个因素促使其演变的，那么，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恩格斯在信中还进一步说明：“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人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78页）
这里，恩格斯对历史观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人的意志在历史中的作用。这就突破了唯物史观的框架。因为所谓唯物史观，只承认物、经济，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否认人的意志、思想观念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或决定作用。因为，承认或主张人的意志、人的思想观念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就是历史唯心论吗！但是，恩格斯明白地说，历史事变总是由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彼此激荡的结果。所以，影响历史进程的除了物还有人，除了经济还有人的思想。
后来，即1894年1月，恩格斯在给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又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马恩选集》第四卷，第506页）就是说，上层建筑的各部分对经济基础，对历史发展也产生着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
波普尔：历史有规律吗？
针对唯物史观，波普尔（1902-1994）著有《历史主义贫困论》（1957）一书。波普尔所指的“历史主义”是指历史的行程遵循着客观的必然性规律的一种学说。波普尔不认为历史的行程是遵循客观的必然性规律，因此他是反对历史主义的，也即是反对唯物史观的。
波普尔认为，自然界的演变过程和人类无关，如宇宙间星球的运动，生物的进化，地壳的变动等。因此，任何科学如果发现了自然界某一领域的客观的必然规律，人们就可以据之预言未来，如天文学可以预告日月食，地质学可以预告地震等。而人类历史的历程和人类密切相关。历史活动就是人的活动，历史事件是因人的活动而发生的。历史过程无不受到人的主体的影响。人类的历史即使存在客观规律，由于无不受到主体意志的影响而引起改变，因此历史是没有客观规律的，也因此，历史是无法预言的。所谓预言，或多或少渗入预言者的主观期望，所以波普尔认为，预言改变着被预言事物的本身。因为预言本身就参与并影响着历史的过程，所以真正的预言是不可能的。历史只能进行解释，这种解释是多元的，非决定论的。
波普尔反对历史主义的另一个理由是，真理必须能够经受正反两方面的检验，尤其是反面的检验，波普尔称之为“证伪”。波普尔强调，凡是不可能以证伪方法进行检验，就不可能成为真理。真理是颠扑不破的，证伪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去颠破它；只有用尽了一切办法都颠扑它而不破，它才有资格称为真理。
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也可叫做“经济的历史主义”，这种主义的错误在于“相信历史的预言乃是研究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马克思认为历史运动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且“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同时这个规律又是可以检验的，马克思本人就曾“用<法兰西第二共和>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但是波普尔认为历史是随着人的认识可以作出不同解释的，所以没有客观规律；更为重要的，历史主义所设想的那些乌托邦预言，如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人类必定实现没有阶级、没有国家、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都是不可检验的，因而不能认为是真理。所以将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社会科学不如说是一种社会伦理学，即社会说教，是中世纪神学史观的别名。
波普尔提出了“证伪”说，继而认为马克思根据历史主义所作出的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预言，是不能得以“证伪”的，因而否认历史主义的科学性，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次重大挑战。波普尔还进一步指出，根据历史主义，根据决定论，所引出的结论也好，预言也罢，必然是乌托邦，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且还是人们为之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幻想。对波普尔的这一理论，是对还是错，国内外学术界至今未见明确的回音。两种对立的理论，如果一种是对的，意味着另一种就是错的。如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对的，那么你就要拿出能推翻波普尔理论的学术论文来。
张显扬：历史的选择性
张显扬（1936—2013），著有《趋势与选择：历史决定论批判》（2003）长文，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批评。
张显扬就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历史变动中的原因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这个决定论提出了质疑。他说，为了反对“唯心论”从思想上去寻求历史变动的终极原因，马克思在解释历史变动时，抽掉了人的思想、意志对于历史变动中的能动作用，而把目光专注于经济方面，宣布经济是历史变动的终极原因。
张显扬指出，历史领域中的因果联系与自然界的因果联系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在自然界，因果联系是直接的没有中介的：结果直接决定于原因，原因直接产生结果。”“社会历史领域与此不同：没有人的思想、意志和行动，任何前件（原因）都不会自动地产生后件（结果），这里的因果联系是通过人的中介、人的活动实现的。”
在大致相同的社会条件下（即原因，包括经济原因），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为什么？张显扬认为，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有主客观原因，总有人和物两方面的原因，但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那里，只有客观的原因，只有物的原因，把人的主观的思想、意志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都抽掉了，就只能都归结为经济这个终极原因。历史主体是人，是人的活动的记录。但在唯物史观中，人的作用不见了。人的思想、意志和他们的行动在历史变动中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历史决定论中的这个“决定”，“就是抹煞人在历史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把人仅仅当作经济必然性的玩偶。”
虽然马克思并不否认历史舞台上人的活动踪影，但人们的活动毕竟是受经济状况支配的，只能在经济必然性设定的轨道上唱歌跳舞，因而只能加速或延缓社会在既定方向上的发展。张显扬则认为：“人的真正的能动性，决不仅仅加速或延缓社会在既定方向上的发展，而是在社会发展的转折关头或者说关键时刻，可以选择发展的方向。”特别当社会的发展处于十字路口的时刻，此时如果有伟大的历史人物对社会的发展方向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对历史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具有无可估量的积极意义；如果作出错误的选择，就会产生不堪设想的灾难性后果。回顾中国的近代史乃至现代史，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曾经历了多次选择，中国人在这种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中渡过了刻骨铭心的岁月。所以张显扬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们不断地作出选择的历史。没有选择，就没有历史。选择，这是人在历史过程中真正的能动性的表现。”
张显扬将这种历史观称为“历史选择论”。他说，人类的历史过程始终存在着“趋势与选择”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历史就是这两个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前人在种种发展趋势中作出选择之后，经过努力、劳作和辛苦，造成种种新的趋势；当代人就在这种种新的趋势中作出新的选择，然后又是努力、劳作和辛苦……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地把历史推向前进。当然，这个过程，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不同的利益群体会有不同的选择，矛盾和斗争不可避免。究竟哪一种趋势能够成为发展之优势，取决种种主客观条件，此外，随机因素也起着相当的作用。
张显扬说，他提出的“历史选择论”现在还算不上是完备的理论，他只是希望“恢复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希望历史理论不再见物不见人，而是见物更见人。他说，恩格斯晚年在《费尔巴哈论》中对历史唯物论作了新的概括，说历史唯物论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恩格斯提出了这个命题，表明他对唯物史观有了新的认识，但他来不及将之发挥成新的理论了。
先进文化引航历史
从恩格斯到波普尔，再到张显扬，都在恢复人的思想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的认识。但是，人的思想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文化亦有先进与落后之别。两种思想、两种文化都要争夺阵地，企图左右历史的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对于思想之正确与错误，文化的先进与落后难以分辨与确定，乃至往往受错误思想与落后文化的长期禁锢。只有待历史行程经历一番正反的检验，那种能引航历史前进的文化才确认为是先进的文化而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可以说，人类的进步史是先进文化引航的历史。
西欧社会转入近代以来，历史发展出现了大提升，大跳跃。经济繁荣，科学昌明；人从专制主义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以天赋人权为基石的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纷纷脱颖而出。为什么？因为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产生出了一种崭新的先进文化。正是在这种文化的引航下，西欧社会才出现了一次跳跃式的进步。在那里，人类的幼年时代结束了，人类进入了青壮年时代。
当先进的西方文化来到亚洲之后，由于中日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模式，两国的发展就此拉开了差距。
日本吸纳西方文化，实行全方位的开放。自明治天皇结束德川幕府两百六十年的“闭关锁国”、实行维新改革以来，脱亚入欧，转身向西，推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领域全方位除旧布新，国家迅速走向现代化。日本的这一西方化的文化选择，顷刻间使其成为亚洲的第一强国。
面对西方文化，中国则坚守“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半西化政策，不仅被当时的也是以后的中国统治者认为是最好的国策。当时的洋务派就认为，在坚守政治体制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学习、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才是中西合璧、优势互补的正确选择。在他们看来，日本的明治维新，彻底西方化的选择，乃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丢弃，得不偿失。但是，历史已多次证明，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政策其结果使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长期处于踯躅不前（有时甚至倒退）的状态。
要不要全面地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依然是当今中国需要解决而没有解决的大问题。今天的中国，除了还没有卸掉“文化民族主义”的包袱之外，还背负着一个更为沉重的文化包袱，那就是共产极权主义。这个文化包袱使中国通向西方化的通道更阻隔万水千山。然而不打通这个通道，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终究是个梦想而已。
可以说，中国的问题，从近代到当代，始终存在着一个文化选择的问题。
唯物史观排斥并批判用思想、文化对历史行程的解释。然而，近代西欧社会的巨变，以及中日两国现代化走向的不同路径、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历史差距，我们怎么用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去解释它呢？
看来，思想、文化对历史的发展在很多时候也打上深深的烙印。错误的思想、落后的文化，使历史发展进入岔道，误入迷途。正确的思想、先进的文使历史获得发展的正确方向，把人类引向光明的前景。
唯物史观不能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权。所谓“唯心史观”同样享有对历史的解释权。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在对历史的解释中是互补的，不应当互相排斥，两者的联合才能建立起科学的历史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信仰圈内，唯心论是作为与唯物论相对立的哲学流派，长期受到批判和歧视，将之打入错误甚至是反动的思想囚笼，使人们观察和分析复杂的历史、社会问题时，往往陷入偏误，不能得到客观、正确的解答。
自恩格斯以来，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断地在进行着修正、补充与批评。
唯物史观忽略了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忽略了人的能动性、忽略了人的思想、意志与愿望（所谓“人心所向”）、忽略了人们创造的文化与科学技术、忽略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对于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唯物史观的这些缺陷，说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如说它所揭示的这一规律连一半也没有。如果我们把经济的、政治的、科学技术的、思想文化的，以及种种偶然性事件都看作是对历史发展起作用的因素，那么，历史发展的进程与前景是极其不确定的，是不可预先下一个既定的结论的。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目的恰恰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是必然要被历史所否定的，代替它的是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下面的论述将要证明，这种先验主义的预言如何遭到历史的嘲弄。
（未完待续）
对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若干问题，我一一作了分析评论。它们是“阶级斗争论”（“阶级斗争‘不扩大化’和‘扩大化’都是错误的”），“劳动价值论”（“两种价值论与资本家的价值定位”），“消灭私有制论”（“所有制与当代中国——公有制、私有制的价值重评”），以及“无产阶级专政论”（“无产阶级专政：逻辑起点、理论追问与实践走向”）。作为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论，至今没有撰文作出评论。历史唯物论作为一种论证工具，是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提供理论依据的。但是，二十世纪的世界史证明，不是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基础上生长了某些社会主义元素。资本主义好比是一棵大树，现在，在这棵大树上嫁接了社会主义枝叶（东方马列式的社会主义亦应该如此，但其路径曲折、漫长得多）。这是人类文明的新曙光。由此而引起我们反思的是，历史唯物论存在什么问题呢？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还“科学”吗？
前篇 对历史唯物论的修正和补充
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原本阐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对唯物史观作了如下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恩选集》第二卷，第82-83页）
可以将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阐述概括出以下要点：
第一，经济是社会变革、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
第二，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逻辑关系；
第三，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
第四，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区别在于：凡是把经济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的是唯物史观；那种把思想、精神看成也是历史发展的重要的或决定的力量，便是唯心史观。
恩格斯的修正：经济的绝对性中加入了相对性
尽管我们把马克思上述对唯物史观的阐述称为经典性的阐述，但实际上，每一种理论在提出之时不可能是十分完善的，它需要在各种批评中加以补充和修正。
1890年9月（马克思已去世7年），恩格斯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77页）
恩格斯的修正是明显的。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而言的。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各种性质的宪法和法律，哲学和宗教的观点等等，经济的决定作用就是在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下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如果把历史看成仅仅是由经济这个因素促使其演变的，那么，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恩格斯在信中还进一步说明：“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人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78页）
这里，恩格斯对历史观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人的意志在历史中的作用。这就突破了唯物史观的框架。因为所谓唯物史观，只承认物、经济，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否认人的意志、思想观念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或决定作用。因为，承认或主张人的意志、人的思想观念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就是历史唯心论吗！但是，恩格斯明白地说，历史事变总是由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彼此激荡的结果。所以，影响历史进程的除了物还有人，除了经济还有人的思想。
后来，即1894年1月，恩格斯在给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又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马恩选集》第四卷，第506页）就是说，上层建筑的各部分对经济基础，对历史发展也产生着积极的、或消极的作用。
波普尔：历史有规律吗？
针对唯物史观，波普尔（1902-1994）著有《历史主义贫困论》（1957）一书。波普尔所指的“历史主义”是指历史的行程遵循着客观的必然性规律的一种学说。波普尔不认为历史的行程是遵循客观的必然性规律，因此他是反对历史主义的，也即是反对唯物史观的。
波普尔认为，自然界的演变过程和人类无关，如宇宙间星球的运动，生物的进化，地壳的变动等。因此，任何科学如果发现了自然界某一领域的客观的必然规律，人们就可以据之预言未来，如天文学可以预告日月食，地质学可以预告地震等。而人类历史的历程和人类密切相关。历史活动就是人的活动，历史事件是因人的活动而发生的。历史过程无不受到人的主体的影响。人类的历史即使存在客观规律，由于无不受到主体意志的影响而引起改变，因此历史是没有客观规律的，也因此，历史是无法预言的。所谓预言，或多或少渗入预言者的主观期望，所以波普尔认为，预言改变着被预言事物的本身。因为预言本身就参与并影响着历史的过程，所以真正的预言是不可能的。历史只能进行解释，这种解释是多元的，非决定论的。
波普尔反对历史主义的另一个理由是，真理必须能够经受正反两方面的检验，尤其是反面的检验，波普尔称之为“证伪”。波普尔强调，凡是不可能以证伪方法进行检验，就不可能成为真理。真理是颠扑不破的，证伪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去颠破它；只有用尽了一切办法都颠扑它而不破，它才有资格称为真理。
在波普尔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也可叫做“经济的历史主义”，这种主义的错误在于“相信历史的预言乃是研究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马克思认为历史运动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且“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同时这个规律又是可以检验的，马克思本人就曾“用<法兰西第二共和>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但是波普尔认为历史是随着人的认识可以作出不同解释的，所以没有客观规律；更为重要的，历史主义所设想的那些乌托邦预言，如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人类必定实现没有阶级、没有国家、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都是不可检验的，因而不能认为是真理。所以将马克思主义称之为社会科学不如说是一种社会伦理学，即社会说教，是中世纪神学史观的别名。
波普尔提出了“证伪”说，继而认为马克思根据历史主义所作出的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预言，是不能得以“证伪”的，因而否认历史主义的科学性，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次重大挑战。波普尔还进一步指出，根据历史主义，根据决定论，所引出的结论也好，预言也罢，必然是乌托邦，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且还是人们为之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幻想。对波普尔的这一理论，是对还是错，国内外学术界至今未见明确的回音。两种对立的理论，如果一种是对的，意味着另一种就是错的。如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对的，那么你就要拿出能推翻波普尔理论的学术论文来。
张显扬：历史的选择性
张显扬（1936—2013），著有《趋势与选择：历史决定论批判》（2003）长文，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批评。
张显扬就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历史变动中的原因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这个决定论提出了质疑。他说，为了反对“唯心论”从思想上去寻求历史变动的终极原因，马克思在解释历史变动时，抽掉了人的思想、意志对于历史变动中的能动作用，而把目光专注于经济方面，宣布经济是历史变动的终极原因。
张显扬指出，历史领域中的因果联系与自然界的因果联系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在自然界，因果联系是直接的没有中介的：结果直接决定于原因，原因直接产生结果。”“社会历史领域与此不同：没有人的思想、意志和行动，任何前件（原因）都不会自动地产生后件（结果），这里的因果联系是通过人的中介、人的活动实现的。”
在大致相同的社会条件下（即原因，包括经济原因），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为什么？张显扬认为，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有主客观原因，总有人和物两方面的原因，但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那里，只有客观的原因，只有物的原因，把人的主观的思想、意志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都抽掉了，就只能都归结为经济这个终极原因。历史主体是人，是人的活动的记录。但在唯物史观中，人的作用不见了。人的思想、意志和他们的行动在历史变动中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历史决定论中的这个“决定”，“就是抹煞人在历史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把人仅仅当作经济必然性的玩偶。”
虽然马克思并不否认历史舞台上人的活动踪影，但人们的活动毕竟是受经济状况支配的，只能在经济必然性设定的轨道上唱歌跳舞，因而只能加速或延缓社会在既定方向上的发展。张显扬则认为：“人的真正的能动性，决不仅仅加速或延缓社会在既定方向上的发展，而是在社会发展的转折关头或者说关键时刻，可以选择发展的方向。”特别当社会的发展处于十字路口的时刻，此时如果有伟大的历史人物对社会的发展方向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对历史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具有无可估量的积极意义；如果作出错误的选择，就会产生不堪设想的灾难性后果。回顾中国的近代史乃至现代史，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曾经历了多次选择，中国人在这种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中渡过了刻骨铭心的岁月。所以张显扬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们不断地作出选择的历史。没有选择，就没有历史。选择，这是人在历史过程中真正的能动性的表现。”
张显扬将这种历史观称为“历史选择论”。他说，人类的历史过程始终存在着“趋势与选择”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历史就是这两个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前人在种种发展趋势中作出选择之后，经过努力、劳作和辛苦，造成种种新的趋势；当代人就在这种种新的趋势中作出新的选择，然后又是努力、劳作和辛苦……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地把历史推向前进。当然，这个过程，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不同的利益群体会有不同的选择，矛盾和斗争不可避免。究竟哪一种趋势能够成为发展之优势，取决种种主客观条件，此外，随机因素也起着相当的作用。
张显扬说，他提出的“历史选择论”现在还算不上是完备的理论，他只是希望“恢复人在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希望历史理论不再见物不见人，而是见物更见人。他说，恩格斯晚年在《费尔巴哈论》中对历史唯物论作了新的概括，说历史唯物论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恩格斯提出了这个命题，表明他对唯物史观有了新的认识，但他来不及将之发挥成新的理论了。
先进文化引航历史
从恩格斯到波普尔，再到张显扬，都在恢复人的思想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的认识。但是，人的思想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文化亦有先进与落后之别。两种思想、两种文化都要争夺阵地，企图左右历史的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对于思想之正确与错误，文化的先进与落后难以分辨与确定，乃至往往受错误思想与落后文化的长期禁锢。只有待历史行程经历一番正反的检验，那种能引航历史前进的文化才确认为是先进的文化而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可以说，人类的进步史是先进文化引航的历史。
西欧社会转入近代以来，历史发展出现了大提升，大跳跃。经济繁荣，科学昌明；人从专制主义的羁绊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以天赋人权为基石的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纷纷脱颖而出。为什么？因为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产生出了一种崭新的先进文化。正是在这种文化的引航下，西欧社会才出现了一次跳跃式的进步。在那里，人类的幼年时代结束了，人类进入了青壮年时代。
当先进的西方文化来到亚洲之后，由于中日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模式，两国的发展就此拉开了差距。
日本吸纳西方文化，实行全方位的开放。自明治天皇结束德川幕府两百六十年的“闭关锁国”、实行维新改革以来，脱亚入欧，转身向西，推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领域全方位除旧布新，国家迅速走向现代化。日本的这一西方化的文化选择，顷刻间使其成为亚洲的第一强国。
面对西方文化，中国则坚守“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半西化政策，不仅被当时的也是以后的中国统治者认为是最好的国策。当时的洋务派就认为，在坚守政治体制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学习、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才是中西合璧、优势互补的正确选择。在他们看来，日本的明治维新，彻底西方化的选择，乃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丢弃，得不偿失。但是，历史已多次证明，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政策其结果使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长期处于踯躅不前（有时甚至倒退）的状态。
要不要全面地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依然是当今中国需要解决而没有解决的大问题。今天的中国，除了还没有卸掉“文化民族主义”的包袱之外，还背负着一个更为沉重的文化包袱，那就是共产极权主义。这个文化包袱使中国通向西方化的通道更阻隔万水千山。然而不打通这个通道，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终究是个梦想而已。
可以说，中国的问题，从近代到当代，始终存在着一个文化选择的问题。
唯物史观排斥并批判用思想、文化对历史行程的解释。然而，近代西欧社会的巨变，以及中日两国现代化走向的不同路径、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历史差距，我们怎么用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去解释它呢？
看来，思想、文化对历史的发展在很多时候也打上深深的烙印。错误的思想、落后的文化，使历史发展进入岔道，误入迷途。正确的思想、先进的文使历史获得发展的正确方向，把人类引向光明的前景。
唯物史观不能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权。所谓“唯心史观”同样享有对历史的解释权。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在对历史的解释中是互补的，不应当互相排斥，两者的联合才能建立起科学的历史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信仰圈内，唯心论是作为与唯物论相对立的哲学流派，长期受到批判和歧视，将之打入错误甚至是反动的思想囚笼，使人们观察和分析复杂的历史、社会问题时，往往陷入偏误，不能得到客观、正确的解答。
自恩格斯以来，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断地在进行着修正、补充与批评。
唯物史观忽略了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忽略了人的能动性、忽略了人的思想、意志与愿望（所谓“人心所向”）、忽略了人们创造的文化与科学技术、忽略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对于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唯物史观的这些缺陷，说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如说它所揭示的这一规律连一半也没有。如果我们把经济的、政治的、科学技术的、思想文化的，以及种种偶然性事件都看作是对历史发展起作用的因素，那么，历史发展的进程与前景是极其不确定的，是不可预先下一个既定的结论的。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目的恰恰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是必然要被历史所否定的，代替它的是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下面的论述将要证明，这种先验主义的预言如何遭到历史的嘲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