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包遵信先生走了。

对我们夫妇来说，失去的不仅是挚友，而且是亲人——我们的包包。

知识界的朋友，无论老少，都愿意叫你“小老包”。1988年夏天，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请王元化先生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元化先生来北京主持答辩会，空闲的时间就让我陪他去见北京的友人。聊天中，每次谈起你，元化先生总是脱口而出：“那个小老包”。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上海见友人朱学勤，他谈起过你的上海之行，也是一口一个“小老包”；戴晴女士在悼念你的文章中说：“在朋友中间，多称他‘小老包’——不为身量瘦小，而为他的风格、他的做派：只知道做事，从不端架子；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摆谱’。”所以，戴晴女士献给你的是“小老包大包公” 的挽联。

六四后，外在的限制让你居家的时间多了起来，大概是为了补偿自己给家人带来的痛苦，你自觉变成了“家庭主夫”，每晚都亲自下厨，为下班归来的妻子和儿女端出可口的饭菜。即便你晚上在外面有饭局，你也要先为家人准备好晚饭后再出门赴约。正如你的女儿包瑗在《祭父文》中所说：“爸爸，不管您以前在外面的形象多么风光，但我最最珍惜的还是你在家里做爸爸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是女儿第一次享受，让女儿感到无比幸福。然而，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十五年。”

除了为家人尽力，你也负责照顾家里的小狗“泡泡”，每天都带着“泡泡”出外散步。我们聚餐时，你也总要提起“泡泡”，脸上洋溢着父亲般的微笑。记不清是那次的聚会上，大家谈兴颇高，相互大开玩笑，你不断提起“泡泡”，一脸幸福。刘霞拿你开玩笑，随口说出一段顺口溜。别的句子都忘记了，唯有“包包带着泡泡”一句记得清晰。当时，你听到这个没大没小的称呼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容灿烂，如同得到奖赏的孩子。此后，与你最亲近的朋友，开始叫你“包包”。

“包包，我们爱你”，这是我和妻子送给你的挽联。

二

包包，从你第一次发病到你的离去，是长达三年的死亡过程。

2004年2月11号，你的脑出血第一次发作，急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脑干大出血，陷于深度昏迷，无法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后来又被切开喉管，生命垂危。医生告诉亲属，这样的病情，能活过来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即便过得了鬼门关，大脑也遭到重创，变成植物人的比例极高。

但是，你这个身材矮小的“小老包”，体内蕴含着巨大的生之能量，经过紧急抢救和半个月的重症监护，奇迹出现了：你没有撒手人寰，也没有变成植物人，除了走路有些缓慢吃力、说话明显减少之外，你的思维和记忆依然正常。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的笑容依然酣畅，记忆力没有衰退，还记得发病前我们约定的聚会，只是说话的语速大不如前。你说，从地狱过了一下，又出来了，就是不让我错过约定的聚会。刘霞说，那个聚会不会取消，直到包包出院。那天，唯一让我感到异样的是，你被割开的喉管还敞开着，上面盖着一块纱布，只要你高声说话或语速加快，纱布就会起伏。有时，纱布甚至会被涌向喉管的气流吹得飞起来。以前，我真的不知道，人的喉管被割开后，还能说话、大笑，还能活得乐观。

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你的身体逐渐恢复。2004年4月22号，你从协和医院转到北京南城的一家康复中心——博爱医院，主要是为了恢复四肢的活动技能。经过一个多月的康复训练，你基本恢复了自主行动能力，6月11号回到家中。但是，脑干大出血的重创埋下祸根，随时可能再次发作，每次发作，生命的抵抗力就大幅度降低一次，很可能事不过三。

果然，2007年9月3号，你的脑部再次淤血，第二次住进协和医院，虽然不像第一次那么严重，但现在想来，那是死亡向你发出的信号。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躺在病床上，虽然精神不错，谈锋也健，但身体不听使唤，半个身子行动困难，医生说有偏瘫的可能。我看着医生给你按摩和针灸，主要是为了恢复肢体的活动功能。但不管医生怎么说，你依然乐观，说这次是轻微脑淤血，估计很快就能下地走路，半个月后就能出院。你说你特别想外孙哈哈，想得睡不着，恨不得马上出院，回家抱抱哈哈。所以，你一能下地走几步，就非要出院。10月22号，你对家人说，如果再不接你出院，你就一直坐在板凳上。家人拗不过你的犟脾气，只好接你回家。

包包，你太自信了，丝毫没有察觉到死神之手悄悄伸出。你这次出院回家，谁也想不到，你在家里只睡了一个晚上。你想抱外孙哈哈，但已力不从心；你坐在沙发上，两次不可控制地滑到地上；晚上睡觉前，家人在你床边放好尿壶，再三叮嘱你千万不要自己上厕所。10月23日早6点多，你不听家人警告，自己下地上厕所，从厕所出来时，突然发病，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四肢僵硬，已经没有了心跳和脉搏，急送到离家最近的方庄东方医院。医生说：恢复的希望极为渺茫，即便做开颅手术，也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不开颅挺不过今晚。

为了这百分之一的希望，师母做出开颅的决定。我赶到医院时，你刚刚进了手术室。手术从下午三点持续到晚八点，整个手术过程中，你一直毫无知觉，开颅居然都没有麻醉。然而，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手术后，你仍然没有自主呼吸，没有血压，只靠仪器和药物维持的心跳，事实上已经死亡。

10月27日，北京开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风降温，北风带着冷雨，刮面，刺骨。

10月28日，虽然雨停了，但天气阴冷，整个北京雾蒙蒙。

下午2点多，接到师母电话，说你恐怕挺不了多久。祖桦开车接我，直奔医院。我俩赶到医院时，显扬老师已经到了。

我走进你的病房，站在你的病榻前，凝视弥留之际的你，眼部淤血，脸部变形，全不是我熟悉的包包。

包包，以前，我自以为与你很近、很近，甚至把你视为亲人，但在你生前，我从未如此地接近你。我第一次伸手，颤抖着抚摸你的双脚和双手；第一次俯下身，与你脸贴脸；第一次把耳朵贴在你的胸前，试图感受你最后时刻的心跳。但你的手脚冰凉、面颊冰凉、胸口冰凉，身体已经没有了任何热度，脚趾和手指已经僵硬。

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死亡是肉体生命的极限，是无法回避的未来。所以，死亡也变成人类精神必须面对的难题，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非常关注死亡这一人类大限，甚至把死亡提升为生命的形而上学，以满足追求无限的人类精神。避死而生，固然是懦弱；但向死而生，也未必多么勇敢。无论是思想家们如何阐释死亡的意义，也无论死得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当死亡变得清晰且伸手可及之时，死亡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真想对师母和医生说：拔掉那些插进你体内的管子吧，撤掉仅仅能够维持微弱心跳的药物和仪器吧。

然而，当我和祖桦站在你病榻前，生命的奇迹似乎再次出现，监视仪器上的心跳指数突然上升，由20次上升到56次，早已没有的血压指数也突然出现，高压60，低压30。你的女儿包瑗说：“我爸肯定有感应，他知道你们就在他的身边守护着，正在拚尽最后的生命力。真是不可思议，你们来看他，说不定还能让我爸挺过今晚。现在也没什么事了，你们先回去吧！”

难道奇迹会再次出现？难道这是真的吗？我相信，是真的！即便我面对冰冷僵硬的包包，我仍然不相信这就是死亡，而宁愿幻想你的皮肤充满活力。
 
快到晚六点时，祖桦开车载我离开了医院。

我俩刚刚走出不远，手机响了，熟悉的铃声变得刺耳，不祥之兆压迫着心脏，我的心紧缩一下。我马上接听，是师母的声音：“你们站在病床边上，老包好像起死回生了。你们刚走，老包也走了。六点正。”

恰在此刻，下起小雨，凄冷的雨滴抽打着车窗。

我的心绞痛，双眼湿了，用哽咽的声音向祖桦复述着师母的电话，我看到祖桦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在颤抖，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我哭着说：“为什么是我们刚走？为什么我们不呆在包包身边？”

2007年10月28日晚6点，包包，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你走了。天也哭。

包包，我留不住你。我也是凡胎，抗拒不了疾病对生命的蚕食，化解不了精神抑郁对灵魂的腐蚀；纵使我与你的交情是炉火、是冬日阳光，也融化不了你内心深处那块冰，让你在心灵的寒冷中离去。

我的耳边想起了某位诗人的诗句：这是终结，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三

八十年代，你致力于思想启蒙，在我研究生还没毕业的时候，你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最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了。在以呼唤改革开放为主潮的思想启蒙中，这套丛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启蒙，用“振聋发聩”来形容也决不过分。虽然，我没有直接得到过你的指点，但我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受惠之一，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对西方现代观念的引进和推介；二是对中国传统的反省和批判，既有对传统帝制的直接批判，又有对49年之後的新传统的沉痛反省。所以，即便在没有见过你之前，也一直把你视为“启蒙之师”。

包包，最初与你相识，源于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公共话题，但我们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当时，我以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和主张全盘西化进入公共视野，我对新时期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对西方文化的高度赞赏，在文学界和文化界引发出热烈的争论。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诸位导师中，大概只有你对我的反传统有基本认同。由此，我们最早在电话上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后来我去过你在新源里的家，面对面地讨论文化热中的反传统问题。即便在讨论中你我之间有某些局部的分歧，但彼此之间仍能保持理性争论和彼此尊重，特别是你的宽厚和谦逊，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
 
与你接近，是在八九运动中。你是参与运动全过程的极少数著名知识分子之一。早在八九年三月，我还在美国，就知道你参与了知识界的签名活动；1989年4月26日，我从美国回来参与八九运动，也总能听到你的名字。“5•13大绝食”当晚，北大三角地帖出了知识界联名的大字报《我们不能再沉默了》，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你的名字赫然排在前面。5月14日晚，我在广场上看到你和戴晴、苏晓康、李泽厚等十二人前来斡旋，由戴晴宣读了你们的《紧急呼吁》，在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和学生组织的同时，也呼吁学生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5•17知识界大游行，我看见你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但我不同意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5•17宣言”，至今仍然认为那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在运动前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你的直接接触不多，因为我更多的时间在广场上，与绝食的学生们在一起。直到我离开广场参加了几次联席会议，我们才有了面对面的机会。在社科院政治学所开会，在中国文化书院平房开会，我们都为局势的演化和学生们如何收场而焦虑，直到6月2日我前往天安门广场绝食前，我们还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6•2绝食”开始后，冷清的广场又开始人头攒动，王军涛等人随之策划了接力绝食。按照计划，第一批接替我们绝食的三人中，就有你的名字。

六四后，你我同作为“六四黑手”被开除公职，同作为囚徒被关进秦城监狱，在同一天走上法庭，被控以同样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出狱后，你我同作为“敌对分子”或“敏感分子”，受到当局的常年监控和人身骚扰，同样处在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的三无状态，但是，恐怖吓不倒，“三无”难不倒，我们一起参与了六四后的民间反对运动。

当然，我们对六四悲剧的看法有分歧，我在1993年发表过反思八九运动的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击倒》，而你针锋相对地写出《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鼓舞》。我们对当下时政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我俩对江泽民政权没有任何期待，但在中共十六大换届后，如何看待胡温政权，我俩则有不小的分歧。你对胡温政权抱有善意的期待，而我对胡温政权则不抱期待。你认为，没有六四包袱且出身团派的胡锦涛肯定强于江泽民，温家宝当年曾陪同赵紫阳前往广场，对六四问题也不会死守既定方针。我认为，胡温任内不会解决六四问题，也不会有实质性的“胡温新政”，曾经被海内外热炒的“胡温新政”，不过是外界的善意期待所吹起的舆论泡沫。

为此，我俩争吵过多次，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其他朋友不想加入，我俩的争论一停下来，就会出现短暂的冷场。我想不通的是，你早就看透了中共的本质，否则的话，你不会那么决绝地与之决裂，并一直坚持在反抗独裁的第一线。后来，我慢慢体会出，随着身体的衰老，你有种时不我待的焦虑，那种等不到政治开局一天的预感，使你对中共新生代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无论我们之间有过多少分歧，也割不断我们共同命运的纽带——由思想启蒙、八九激情和六四亡灵铸成的血脉！

八十年代，前往你家拜访的知识界人士骆绎不绝；九十年代，前来你家拜访的，体制内的知识人越来越少，而体制外的异见人士越来越多。你在主流知识界的边缘化却成就你在民间反对派中的地位。如果说，你的人格、理念、才华和声望，在六四前使你成为思想启蒙的领军人物之一，那么，你的骨气、不屈、坚韧和勇敢，在六四后使你变成民间反对活动的中坚人物之一。1992年11月你出狱后，很快就参加了反专制和争人权的民间活动，我们的合作也日益频繁，共同发起过多次签名活动，你的家也成为讨论、起草和定稿的地方。为六四正名，为政治犯呼吁，为反腐败建言，为社会宽容呐喊，为废除收容遣送和劳教制度上书，……你几乎参与了九十年代所有重要的民间签名信。在九十年代中期的签名信高潮中，你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不仅起草签名信文本，对其他人起草的文本提出具体的建议，而且凭借你在知识界的广泛联系，四处奔走，动员出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加入签名。你还与多个民间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参与组织民间的政治改革的研讨会。

新世纪以来，你仍然坚守在民间维权行列中，从声援新青年学会四君子到营救不锈钢老鼠、杜导斌等文字狱的受害者，从支持天安门母亲到抗议孙志刚之死，从抗议当局封网到呼吁废除“煽动颠覆罪”，你参与了多封有影响有成效的签名信。虽然，2004年的第一次重病，使你的民间活动减少，但几次重要的民间签名活动，你仍然义不容辞地参与，抗议汕尾血案，抗议关闭“世纪中国网”，抗议当局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和维权律师高智晟的政治迫害，直到2007年8月，你还参与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签名活动。

至今还记得，当我向你征集签名时，你在电话中对我说：“在中国办奥运，对官方是捞取大政绩的爱国秀，对民间是推动人权改善和政治进步的好机会。在奥运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候组织这样的公开信，向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民间的清晰声音，恰逢其时。公开信写得不错，具有建设性，我坚决支持。”

没想到，两个月后，你便撒手人寰。

四

记得在秦城监狱时，被抓的“黑手”都被关进203监区，每个人都是单人牢房，彼此之间很难见面。但黑手们之间仍然想办法相互联系，哪怕是冒着被加重惩处的风险，放风是黑手们最好的联系机会。秦城的放风是在特定的放风场内，每个U字形监区的中间都有两排露天放风间，四面是用灰砖砌成的围墙，是没有房顶的牢房，两排放风间中间有可以看到两边的通道，看守的武警在通道上来回巡视，居高临下，监视囚犯。但看守总有疏忽的时候，相邻的两个放风间可以选好时机互通信息。

在秦城，我曾经与刘苏里为邻，我俩用互相丢纸团的方法交换信息和想法。在关押黑手们的监区，我们可以申请到纸和笔，是让我们写材料或家信用的。我和苏里就在牢房里写好纸条，放风时，把字条团成纸团，乘看守不注意时抛向另一放风间。但还是有一天被看守发现了，两人分别受审且从此被分开放风。苏里之后，我的邻居变成了陈小平，我装作练习英语，大声说英语，陈小平心领神会，也高声说英语，就这样互通信息，最后的结果也是被分开。我的邻居又变成杨冠三，可以听到他在狭小的放风间内绕圈跑步。为了让他知道我是谁，我用树枝在一块水泥扳写下“刘晓波”，乘武警不注意时扔过去。冠三如法炮制，也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水泥板上回敬给我。出狱后，我和冠三第一次见面，他就大声对我说：“晓波你真行！我正跑步，一大块水泥从天而降，擦着我的头皮落地，摔成两半，我蹲下，把两半凑在一起，看来半天，才看出你的名字。多玄呀，共产党没要了我的命，你差点要了我的命。”

包包，放风时，我也隔着高墙从小孔中看见过你。秦城的放风场是没有盖的牢房，每个放风间十平米左右，用灰砖砌成。露天下常年的风吹雨林，使灰色砖墙接缝处的水泥变得疏松。我早就与左右两边的“邻居”联络过，知道那里关的是谁，但我一直不知道对面关的是谁，好奇心促使我要了解对面是谁。放风场的左右砖墙是两块砖的厚度，前后砖墙只有单砖的厚度。我找到了一处水泥已经很稀松的接缝，每天放风时，我就用比较结实的树棍连钻带抠，一点点地向墙的另一面挺进。经过几天的努力，我居然成功了，在灰墙接缝处捅除了一个小孔。我趴在小孔上看对面的放风间，看见了你的上半身。你背对着墙，站在那里活动腿脚。回到牢房，我给你写了个小纸条，介绍我自己的情况和询问你的情况，也想知道你对局势的看法。第二天放风，我先敲墙，然后把小纸条缠在树棍上，从小孔中送过去。你还真的看见了，将缠着小纸条的树棍抽走。我很高兴，盼望第二天放风时你的回音，但连等了几天，你那边毫无动静，让我非常失望，在心里埋怨你不够朋友。

我们出狱后，我几次当面问过你：为什么不给我回音？你只是笑笑说：过去的事，不说了。

包包，你真的不应该！

出狱后，你写出了《未完成的涅槃》，记录你所经历的八九和总结经验教训。在自序中，你点出了“未完成”的两层含义：首先，作为民主运动的“八九民运”并没有达到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预期目标，“六四”大屠杀带来的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标志着八九运动的失败。其次，作为八九运动主体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非但没有在运动中完成自身的飞跃，反而越来越陷于冷漠症和犬儒化。不管我俩对八九运动的看法有多少分歧，但我仍然敬佩你对八九运动的叙述之客观和把握之准确，特别是来自你的亲历的对中国知识界的反思和批判，那种铭心刻骨的体验，具有力透纸背的尖锐和深刻。我知道，你对六四后知识界的犬儒化非常失望，且抱有鲁迅式的“怒其不争”，有时会表现得极为激愤。有一段时间，在朋友的聚会上，一谈起现政权和知识界的现状，你就很投入，说到激动处，你常常站起来，瞪圆眼睛，点着名，一个一个地破口大骂。

我也能感到，在这种激愤的后面，不仅有你对刽子手和现政权的愤怒，有对八十年代同仁们的今日表现的极度失望、甚至蔑视，也有你自己被边缘化的失落感。是的，六四的枪声划开了两个时代，激情的八十年代和平庸的九十年代。白色恐怖下的沉寂之后，金钱的喧哗堂皇现身，放肆代替了责任，犬儒淘汰了良知，调侃代替了严肃，卡通代替了启蒙，艳俗代替了朴素，经济人代替了文化人，急功近利的厚黑变成了全社会的时尚，凶狠无情、不择手段的狼性被奉为图腾。许多你所熟悉的学者、教授、文化人，或跻身高级智囊，或混成明星学者，或变成商界富豪，而你这位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却陷于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的窘境。你擅长演讲、长于为文，喜欢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被邀前往外地演讲、开会是家常便饭，经常受到省一级党政官员的款待。你具有很强的学术组织能力，从《走向未来》丛书到《读书》杂志，从中国文化书院到《华夏丛书》，你都是主要的开创者和参与者。但六四后的十八年中，名字被禁，使你失去了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机会，完全断绝了与各级官员的交往，不在具有周游各地的方便，倾听你演讲时那种人头攒动的场面不复存在，你的文章也无法在大陆报刊上发表，更不用说请你作主编了。被迫失语使你的智慧难以发挥，写作才能也渐渐荒芜，除了一本六四回忆录《未完成的涅槃》和几篇文章之外，六四后十八年，你写的实在太少太少。

巨大的反差，黑白的颠倒，是笼罩你的挥之不去的阴影，有时免不了带来失落、孤单、压抑、甚至消沉。

我惋惜：你的才华和智慧，你在聊天时的思想闪光，你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广泛的人际交往，你在思想启蒙中担当的重要角色，你在整个八十年代亲历的人和事，你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不应该白白浪费，其中必有许多值得留给历史的东西。所以，我多次劝你坐下来写作，有时甚至对你发脾气。我还向你建议，你我都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化论战和思想启蒙，你不想写，就搞个长篇对话录。放一台录音机，我和你就八十年代对谈，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你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很开心。但是，这个对谈计划还未开始，2004年的那场大病突然袭来，你的身体大不如前，我也不好再开口催你。现在，你离去，带走了我们的对谈计划，也带走了你亲历的那段历史。

包包，你真的不应该！

五

秦城狱友先后出狱后，在你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秦城帮”，有黑手，有学生，也有其他身份的六四狱友。还有许多人，虽然没有进过监狱，但或因六四遭受其他方式的迫害，或因仰慕你的学问和人格，也变成经常来往的好友，加入了“秦城帮”。大家常在一起共事、议政、聚餐、打牌，不时地出去郊游。你是这些人中的长者，但大家相处时却没有长幼秩序。在饭桌上，你是喝酒的健将；在车上，你总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指路；在牌桌上，你是常败将军，但你就是不服气，有时让刘霞坐在你身边当出牌指导。听刘霞说，我在监狱时，有一次朋友聚餐后，大家兴致未尽，就到万寿路我家小屋里打牌。我家很小，支不开打牌的圆桌，大家就坐在地上玩。几个人中，你年龄最大，但你一向有股不服老的劲头，居然也和年轻人一样坐在地上，一直玩到凌晨三点才散。

包包，你好酒，且只喜欢白酒，尤其喜欢和朋友畅饮，五粮液是你的最爱；你嗜烟，却从不挑剔，不讲究牌子和档次。对我的不喝酒，你经常在饭桌上表示不满。有时，你会冲着我大声说：“不陪我喝酒，还算朋友？”有时，你会鄙视地说：“不喝酒，还算男人吗？”有时，你会沮丧地叹气：“跟你一起吃饭，什么都好，就是不喝酒，这饭吃的真没劲，没劲，没劲！”但那次大病后，你必须戒烟戒酒，这对你是好事，师母也曾给刘霞布置任务，在饭桌上帮她看着“包包”，决不让他喝酒抽烟。但彻底告别长期为伴的烟酒，也是苦事，特别是在朋友聚餐时，你更是屡屡叫苦：“没劲，没劲。”

记得，你在康复中心期间，我和妻子、另两位朋友去看你，发现你除了走路有些缓慢之外，其他方面与发病前已经没有太大区别。我们陪你到院子里，你腼腆地伸手向刘霞要烟抽，诉苦说憋坏了。刘霞无奈，只得满足你的要求，但只让你抽了半支，便强行从你的双唇之间夺走，你无奈地苦笑。你出院回家后，我们的第一次聚餐，你让刘霞给你倒了一小盅，放在面前，别人碰杯时，你也举杯，但忍住不喝，只是放在鼻孔下嗅嗅。别人抽烟时，你也要一支，在手中把玩。后来，你的身体逐渐恢复，时间一长，嘴馋难耐，在饭桌上反复要求烟酒，大家也只好让你解解馋，但只允许你抽半支烟、喝半盅酒。

你的毛笔字不错，好友开餐厅，需要你墨宝来装饰，他写了“义”“气”两个大字。你走后，凡是看到这两个大字的朋友，无一不说那就是你为人的写照。

包包，1996年10月，我再次入狱，被送到大连劳动教养院。我在有形牢狱中三年，妻子刘霞在外面的心狱中也是三年，每月一次从北京到大连探监，路途的辛苦、家居的孤寂和当局的骚扰，狱外的煎熬可想而知。也正在那三年中，给予刘霞最多关心和照顾恰恰是你，如同慈父关爱女儿。刘霞每月去大连探监，你每月都要约刘霞见面，不管她要做什么，你都奉陪。你很细心，每次和刘霞约好时间，见面的前一天晚上，你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只要预报第二天的天气不好，你就会打电话通知刘霞：“明天不是好天儿。丫头，改天吧。”

那时，刘霞还喝白酒，你俩一起吃饭，每人一个“小二儿”（三两装二锅头），很像父女同饮；刘霞嗜书，喜欢逛书店，每次都要买很多书，你不但奉陪，还抢着帮她拎沉甸甸的书。每次买完书，你俩都一起吃饭，吃完饭还要看着她上了出租车，你才放心地回家。甚至，刘霞去发廊，你也陪着，她在里面做头发，你坐在发廊门口等候，边抽烟边看书，直到刘霞做完头发。1999年10月我出狱，从大连回北京后的第一顿饭，就是你请客，在双榆树附近的一家鱼头火锅店。席间，你还开玩笑地说：三年了，总是和丫头一起吃饭，一人一瓶“小二儿”，痛快得很。以后再吃饭，多了个不喝酒的你，还真有点儿别扭。我笑答：那好办，只要你约刘霞吃饭，我一律不跟着凑热闹。

你与莫少平律师相识，也是通过刘霞。因为，莫少平不仅是我的辩护律师，也和刘霞成为朋友，免不了一起吃饭。莫律师与你一样，好酒且酒量大，白酒喝得差不多了，还要再喝点儿啤酒，才算圆满。刘霞也爱酒，但喝不过莫律师，所以，刘霞与莫律师一起吃饭时，经常拉上你救驾，让你与莫律师“拚酒”。一来二去，你和莫律师也成了好朋友，不仅是一拍即合的酒友，也是志同道合的同仁，你的为人和学识赢得了莫律师夫妇的敬重。莫律师夫妇同样是有情有义之人，只要朋友聚会或相约出游，莫律师总是问我：“包老师来吗？”

六

包包，我们的交往，是从远距离的相互欣赏，到近距离的相互信任，至心贴心的胜似亲人。你的才华和能力，令人激赏；你的倔犟和不屈，让人起敬；你的坦诚和忠厚，使人信任；但这些品质决不是让我和妻子刘霞亲近你的理由。之所以亲近你，最最重要的原因是你的关心和温暖，是你老顽童般的天真，是你父亲般的爱，甚至就是你的弱点。

你的追悼会上，那么多生前好友和不相识的人来为你送别，师母的极度悲痛，包瑗的深情呼唤，包晟的怒目警察，徐晓的精心布置，显扬先生的扶棺痛哭，浩成先生的切肤悼词，冠三眼中止不住的泪水，祖桦的严肃表情，少方从始至终的忙碌，小毕一边抹泪一边拍下记录现场的四百多张照片，……你的亲人和好友，为你悲，为你荣，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同样的哀思。

而我，一边为你筹办后事，一边不断地自我谴责。我非常后悔，在你的生前，不能像祖桦和小浦那样有求必应地对你，不能像冠三、苏里、少方那样与你痛饮，不能像甘琦、晓山、红红、亦武、忠忠那样让你开心……现在，你真的走了，一句遗言也没留下就走了。我常常想到的，居然是几次冲你发脾气，尽管你从不计较，但愧疚挥之不去。

包包，你走了。我的愧疚留不住你。我能做的，仅仅是，在你的遗体上铺满鲜花，在你的灵堂里挂满挽联，向你的遗像敬烟敬酒，继续你为之奋斗的未完成的涅槃。

包包，爱你！

包包，别走！

2007年11月25日于北京家中（《人与人权》2007年12月号）

 

一

包遵信先生走了。

对我们夫妇来说，失去的不仅是挚友，而且是亲人——我们的包包。

知识界的朋友，无论老少，都愿意叫你“小老包”。1988年夏天，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请王元化先生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元化先生来北京主持答辩会，空闲的时间就让我陪他去见北京的友人。聊天中，每次谈起你，元化先生总是脱口而出：“那个小老包”。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上海见友人朱学勤，他谈起过你的上海之行，也是一口一个“小老包”；戴晴女士在悼念你的文章中说：“在朋友中间，多称他‘小老包’——不为身量瘦小，而为他的风格、他的做派：只知道做事，从不端架子；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摆谱’。”所以，戴晴女士献给你的是“小老包大包公” 的挽联。

六四后，外在的限制让你居家的时间多了起来，大概是为了补偿自己给家人带来的痛苦，你自觉变成了“家庭主夫”，每晚都亲自下厨，为下班归来的妻子和儿女端出可口的饭菜。即便你晚上在外面有饭局，你也要先为家人准备好晚饭后再出门赴约。正如你的女儿包瑗在《祭父文》中所说：“爸爸，不管您以前在外面的形象多么风光，但我最最珍惜的还是你在家里做爸爸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是女儿第一次享受，让女儿感到无比幸福。然而，这样的日子只持续了十五年。”

除了为家人尽力，你也负责照顾家里的小狗“泡泡”，每天都带着“泡泡”出外散步。我们聚餐时，你也总要提起“泡泡”，脸上洋溢着父亲般的微笑。记不清是那次的聚会上，大家谈兴颇高，相互大开玩笑，你不断提起“泡泡”，一脸幸福。刘霞拿你开玩笑，随口说出一段顺口溜。别的句子都忘记了，唯有“包包带着泡泡”一句记得清晰。当时，你听到这个没大没小的称呼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容灿烂，如同得到奖赏的孩子。此后，与你最亲近的朋友，开始叫你“包包”。

“包包，我们爱你”，这是我和妻子送给你的挽联。

二

包包，从你第一次发病到你的离去，是长达三年的死亡过程。

2004年2月11号，你的脑出血第一次发作，急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脑干大出血，陷于深度昏迷，无法自主呼吸，只能靠呼吸机维持，后来又被切开喉管，生命垂危。医生告诉亲属，这样的病情，能活过来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即便过得了鬼门关，大脑也遭到重创，变成植物人的比例极高。

但是，你这个身材矮小的“小老包”，体内蕴含着巨大的生之能量，经过紧急抢救和半个月的重症监护，奇迹出现了：你没有撒手人寰，也没有变成植物人，除了走路有些缓慢吃力、说话明显减少之外，你的思维和记忆依然正常。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的笑容依然酣畅，记忆力没有衰退，还记得发病前我们约定的聚会，只是说话的语速大不如前。你说，从地狱过了一下，又出来了，就是不让我错过约定的聚会。刘霞说，那个聚会不会取消，直到包包出院。那天，唯一让我感到异样的是，你被割开的喉管还敞开着，上面盖着一块纱布，只要你高声说话或语速加快，纱布就会起伏。有时，纱布甚至会被涌向喉管的气流吹得飞起来。以前，我真的不知道，人的喉管被割开后，还能说话、大笑，还能活得乐观。

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你的身体逐渐恢复。2004年4月22号，你从协和医院转到北京南城的一家康复中心——博爱医院，主要是为了恢复四肢的活动技能。经过一个多月的康复训练，你基本恢复了自主行动能力，6月11号回到家中。但是，脑干大出血的重创埋下祸根，随时可能再次发作，每次发作，生命的抵抗力就大幅度降低一次，很可能事不过三。

果然，2007年9月3号，你的脑部再次淤血，第二次住进协和医院，虽然不像第一次那么严重，但现在想来，那是死亡向你发出的信号。我和妻子去医院看你。你躺在病床上，虽然精神不错，谈锋也健，但身体不听使唤，半个身子行动困难，医生说有偏瘫的可能。我看着医生给你按摩和针灸，主要是为了恢复肢体的活动功能。但不管医生怎么说，你依然乐观，说这次是轻微脑淤血，估计很快就能下地走路，半个月后就能出院。你说你特别想外孙哈哈，想得睡不着，恨不得马上出院，回家抱抱哈哈。所以，你一能下地走几步，就非要出院。10月22号，你对家人说，如果再不接你出院，你就一直坐在板凳上。家人拗不过你的犟脾气，只好接你回家。

包包，你太自信了，丝毫没有察觉到死神之手悄悄伸出。你这次出院回家，谁也想不到，你在家里只睡了一个晚上。你想抱外孙哈哈，但已力不从心；你坐在沙发上，两次不可控制地滑到地上；晚上睡觉前，家人在你床边放好尿壶，再三叮嘱你千万不要自己上厕所。10月23日早6点多，你不听家人警告，自己下地上厕所，从厕所出来时，突然发病，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四肢僵硬，已经没有了心跳和脉搏，急送到离家最近的方庄东方医院。医生说：恢复的希望极为渺茫，即便做开颅手术，也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不开颅挺不过今晚。

为了这百分之一的希望，师母做出开颅的决定。我赶到医院时，你刚刚进了手术室。手术从下午三点持续到晚八点，整个手术过程中，你一直毫无知觉，开颅居然都没有麻醉。然而，奇迹没有再次出现。手术后，你仍然没有自主呼吸，没有血压，只靠仪器和药物维持的心跳，事实上已经死亡。

10月27日，北京开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风降温，北风带着冷雨，刮面，刺骨。

10月28日，虽然雨停了，但天气阴冷，整个北京雾蒙蒙。

下午2点多，接到师母电话，说你恐怕挺不了多久。祖桦开车接我，直奔医院。我俩赶到医院时，显扬老师已经到了。

我走进你的病房，站在你的病榻前，凝视弥留之际的你，眼部淤血，脸部变形，全不是我熟悉的包包。

包包，以前，我自以为与你很近、很近，甚至把你视为亲人，但在你生前，我从未如此地接近你。我第一次伸手，颤抖着抚摸你的双脚和双手；第一次俯下身，与你脸贴脸；第一次把耳朵贴在你的胸前，试图感受你最后时刻的心跳。但你的手脚冰凉、面颊冰凉、胸口冰凉，身体已经没有了任何热度，脚趾和手指已经僵硬。

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死亡是肉体生命的极限，是无法回避的未来。所以，死亡也变成人类精神必须面对的难题，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非常关注死亡这一人类大限，甚至把死亡提升为生命的形而上学，以满足追求无限的人类精神。避死而生，固然是懦弱；但向死而生，也未必多么勇敢。无论是思想家们如何阐释死亡的意义，也无论死得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当死亡变得清晰且伸手可及之时，死亡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真想对师母和医生说：拔掉那些插进你体内的管子吧，撤掉仅仅能够维持微弱心跳的药物和仪器吧。

然而，当我和祖桦站在你病榻前，生命的奇迹似乎再次出现，监视仪器上的心跳指数突然上升，由20次上升到56次，早已没有的血压指数也突然出现，高压60，低压30。你的女儿包瑗说：“我爸肯定有感应，他知道你们就在他的身边守护着，正在拚尽最后的生命力。真是不可思议，你们来看他，说不定还能让我爸挺过今晚。现在也没什么事了，你们先回去吧！”

难道奇迹会再次出现？难道这是真的吗？我相信，是真的！即便我面对冰冷僵硬的包包，我仍然不相信这就是死亡，而宁愿幻想你的皮肤充满活力。
 
快到晚六点时，祖桦开车载我离开了医院。

我俩刚刚走出不远，手机响了，熟悉的铃声变得刺耳，不祥之兆压迫着心脏，我的心紧缩一下。我马上接听，是师母的声音：“你们站在病床边上，老包好像起死回生了。你们刚走，老包也走了。六点正。”

恰在此刻，下起小雨，凄冷的雨滴抽打着车窗。

我的心绞痛，双眼湿了，用哽咽的声音向祖桦复述着师母的电话，我看到祖桦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在颤抖，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

我哭着说：“为什么是我们刚走？为什么我们不呆在包包身边？”

2007年10月28日晚6点，包包，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你走了。天也哭。

包包，我留不住你。我也是凡胎，抗拒不了疾病对生命的蚕食，化解不了精神抑郁对灵魂的腐蚀；纵使我与你的交情是炉火、是冬日阳光，也融化不了你内心深处那块冰，让你在心灵的寒冷中离去。

我的耳边想起了某位诗人的诗句：这是终结，是来自荒野的救赎。

三

八十年代，你致力于思想启蒙，在我研究生还没毕业的时候，你已经是八十年代初最有影响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了。在以呼唤改革开放为主潮的思想启蒙中，这套丛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冲击，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启蒙，用“振聋发聩”来形容也决不过分。虽然，我没有直接得到过你的指点，但我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受惠之一，给我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主题：一是对西方现代观念的引进和推介；二是对中国传统的反省和批判，既有对传统帝制的直接批判，又有对49年之後的新传统的沉痛反省。所以，即便在没有见过你之前，也一直把你视为“启蒙之师”。

包包，最初与你相识，源于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公共话题，但我们并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当时，我以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和主张全盘西化进入公共视野，我对新时期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对西方文化的高度赞赏，在文学界和文化界引发出热烈的争论。在中国文化书院的诸位导师中，大概只有你对我的反传统有基本认同。由此，我们最早在电话上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后来我去过你在新源里的家，面对面地讨论文化热中的反传统问题。即便在讨论中你我之间有某些局部的分歧，但彼此之间仍能保持理性争论和彼此尊重，特别是你的宽厚和谦逊，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
 
与你接近，是在八九运动中。你是参与运动全过程的极少数著名知识分子之一。早在八九年三月，我还在美国，就知道你参与了知识界的签名活动；1989年4月26日，我从美国回来参与八九运动，也总能听到你的名字。“5•13大绝食”当晚，北大三角地帖出了知识界联名的大字报《我们不能再沉默了》，号召知识分子参加声援绝食学生的大游行，你的名字赫然排在前面。5月14日晚，我在广场上看到你和戴晴、苏晓康、李泽厚等十二人前来斡旋，由戴晴宣读了你们的《紧急呼吁》，在充分肯定学生运动和学生组织的同时，也呼吁学生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5•17知识界大游行，我看见你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但我不同意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5•17宣言”，至今仍然认为那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在运动前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你的直接接触不多，因为我更多的时间在广场上，与绝食的学生们在一起。直到我离开广场参加了几次联席会议，我们才有了面对面的机会。在社科院政治学所开会，在中国文化书院平房开会，我们都为局势的演化和学生们如何收场而焦虑，直到6月2日我前往天安门广场绝食前，我们还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6•2绝食”开始后，冷清的广场又开始人头攒动，王军涛等人随之策划了接力绝食。按照计划，第一批接替我们绝食的三人中，就有你的名字。

六四后，你我同作为“六四黑手”被开除公职，同作为囚徒被关进秦城监狱，在同一天走上法庭，被控以同样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出狱后，你我同作为“敌对分子”或“敏感分子”，受到当局的常年监控和人身骚扰，同样处在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的三无状态，但是，恐怖吓不倒，“三无”难不倒，我们一起参与了六四后的民间反对运动。

当然，我们对六四悲剧的看法有分歧，我在1993年发表过反思八九运动的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击倒》，而你针锋相对地写出《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鼓舞》。我们对当下时政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我俩对江泽民政权没有任何期待，但在中共十六大换届后，如何看待胡温政权，我俩则有不小的分歧。你对胡温政权抱有善意的期待，而我对胡温政权则不抱期待。你认为，没有六四包袱且出身团派的胡锦涛肯定强于江泽民，温家宝当年曾陪同赵紫阳前往广场，对六四问题也不会死守既定方针。我认为，胡温任内不会解决六四问题，也不会有实质性的“胡温新政”，曾经被海内外热炒的“胡温新政”，不过是外界的善意期待所吹起的舆论泡沫。

为此，我俩争吵过多次，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其他朋友不想加入，我俩的争论一停下来，就会出现短暂的冷场。我想不通的是，你早就看透了中共的本质，否则的话，你不会那么决绝地与之决裂，并一直坚持在反抗独裁的第一线。后来，我慢慢体会出，随着身体的衰老，你有种时不我待的焦虑，那种等不到政治开局一天的预感，使你对中共新生代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无论我们之间有过多少分歧，也割不断我们共同命运的纽带——由思想启蒙、八九激情和六四亡灵铸成的血脉！

八十年代，前往你家拜访的知识界人士骆绎不绝；九十年代，前来你家拜访的，体制内的知识人越来越少，而体制外的异见人士越来越多。你在主流知识界的边缘化却成就你在民间反对派中的地位。如果说，你的人格、理念、才华和声望，在六四前使你成为思想启蒙的领军人物之一，那么，你的骨气、不屈、坚韧和勇敢，在六四后使你变成民间反对活动的中坚人物之一。1992年11月你出狱后，很快就参加了反专制和争人权的民间活动，我们的合作也日益频繁，共同发起过多次签名活动，你的家也成为讨论、起草和定稿的地方。为六四正名，为政治犯呼吁，为反腐败建言，为社会宽容呐喊，为废除收容遣送和劳教制度上书，……你几乎参与了九十年代所有重要的民间签名信。在九十年代中期的签名信高潮中，你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不仅起草签名信文本，对其他人起草的文本提出具体的建议，而且凭借你在知识界的广泛联系，四处奔走，动员出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加入签名。你还与多个民间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参与组织民间的政治改革的研讨会。

新世纪以来，你仍然坚守在民间维权行列中，从声援新青年学会四君子到营救不锈钢老鼠、杜导斌等文字狱的受害者，从支持天安门母亲到抗议孙志刚之死，从抗议当局封网到呼吁废除“煽动颠覆罪”，你参与了多封有影响有成效的签名信。虽然，2004年的第一次重病，使你的民间活动减少，但几次重要的民间签名活动，你仍然义不容辞地参与，抗议汕尾血案，抗议关闭“世纪中国网”，抗议当局对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和维权律师高智晟的政治迫害，直到2007年8月，你还参与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样的人权》签名活动。

至今还记得，当我向你征集签名时，你在电话中对我说：“在中国办奥运，对官方是捞取大政绩的爱国秀，对民间是推动人权改善和政治进步的好机会。在奥运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候组织这样的公开信，向当局和国际社会发出民间的清晰声音，恰逢其时。公开信写得不错，具有建设性，我坚决支持。”

没想到，两个月后，你便撒手人寰。

四

记得在秦城监狱时，被抓的“黑手”都被关进203监区，每个人都是单人牢房，彼此之间很难见面。但黑手们之间仍然想办法相互联系，哪怕是冒着被加重惩处的风险，放风是黑手们最好的联系机会。秦城的放风是在特定的放风场内，每个U字形监区的中间都有两排露天放风间，四面是用灰砖砌成的围墙，是没有房顶的牢房，两排放风间中间有可以看到两边的通道，看守的武警在通道上来回巡视，居高临下，监视囚犯。但看守总有疏忽的时候，相邻的两个放风间可以选好时机互通信息。

在秦城，我曾经与刘苏里为邻，我俩用互相丢纸团的方法交换信息和想法。在关押黑手们的监区，我们可以申请到纸和笔，是让我们写材料或家信用的。我和苏里就在牢房里写好纸条，放风时，把字条团成纸团，乘看守不注意时抛向另一放风间。但还是有一天被看守发现了，两人分别受审且从此被分开放风。苏里之后，我的邻居变成了陈小平，我装作练习英语，大声说英语，陈小平心领神会，也高声说英语，就这样互通信息，最后的结果也是被分开。我的邻居又变成杨冠三，可以听到他在狭小的放风间内绕圈跑步。为了让他知道我是谁，我用树枝在一块水泥扳写下“刘晓波”，乘武警不注意时扔过去。冠三如法炮制，也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水泥板上回敬给我。出狱后，我和冠三第一次见面，他就大声对我说：“晓波你真行！我正跑步，一大块水泥从天而降，擦着我的头皮落地，摔成两半，我蹲下，把两半凑在一起，看来半天，才看出你的名字。多玄呀，共产党没要了我的命，你差点要了我的命。”

包包，放风时，我也隔着高墙从小孔中看见过你。秦城的放风场是没有盖的牢房，每个放风间十平米左右，用灰砖砌成。露天下常年的风吹雨林，使灰色砖墙接缝处的水泥变得疏松。我早就与左右两边的“邻居”联络过，知道那里关的是谁，但我一直不知道对面关的是谁，好奇心促使我要了解对面是谁。放风场的左右砖墙是两块砖的厚度，前后砖墙只有单砖的厚度。我找到了一处水泥已经很稀松的接缝，每天放风时，我就用比较结实的树棍连钻带抠，一点点地向墙的另一面挺进。经过几天的努力，我居然成功了，在灰墙接缝处捅除了一个小孔。我趴在小孔上看对面的放风间，看见了你的上半身。你背对着墙，站在那里活动腿脚。回到牢房，我给你写了个小纸条，介绍我自己的情况和询问你的情况，也想知道你对局势的看法。第二天放风，我先敲墙，然后把小纸条缠在树棍上，从小孔中送过去。你还真的看见了，将缠着小纸条的树棍抽走。我很高兴，盼望第二天放风时你的回音，但连等了几天，你那边毫无动静，让我非常失望，在心里埋怨你不够朋友。

我们出狱后，我几次当面问过你：为什么不给我回音？你只是笑笑说：过去的事，不说了。

包包，你真的不应该！

出狱后，你写出了《未完成的涅槃》，记录你所经历的八九和总结经验教训。在自序中，你点出了“未完成”的两层含义：首先，作为民主运动的“八九民运”并没有达到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预期目标，“六四”大屠杀带来的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标志着八九运动的失败。其次，作为八九运动主体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非但没有在运动中完成自身的飞跃，反而越来越陷于冷漠症和犬儒化。不管我俩对八九运动的看法有多少分歧，但我仍然敬佩你对八九运动的叙述之客观和把握之准确，特别是来自你的亲历的对中国知识界的反思和批判，那种铭心刻骨的体验，具有力透纸背的尖锐和深刻。我知道，你对六四后知识界的犬儒化非常失望，且抱有鲁迅式的“怒其不争”，有时会表现得极为激愤。有一段时间，在朋友的聚会上，一谈起现政权和知识界的现状，你就很投入，说到激动处，你常常站起来，瞪圆眼睛，点着名，一个一个地破口大骂。

我也能感到，在这种激愤的后面，不仅有你对刽子手和现政权的愤怒，有对八十年代同仁们的今日表现的极度失望、甚至蔑视，也有你自己被边缘化的失落感。是的，六四的枪声划开了两个时代，激情的八十年代和平庸的九十年代。白色恐怖下的沉寂之后，金钱的喧哗堂皇现身，放肆代替了责任，犬儒淘汰了良知，调侃代替了严肃，卡通代替了启蒙，艳俗代替了朴素，经济人代替了文化人，急功近利的厚黑变成了全社会的时尚，凶狠无情、不择手段的狼性被奉为图腾。许多你所熟悉的学者、教授、文化人，或跻身高级智囊，或混成明星学者，或变成商界富豪，而你这位八十年代的风云人物却陷于无公职、无工资、无社保的窘境。你擅长演讲、长于为文，喜欢在公共场合高谈阔论，被邀前往外地演讲、开会是家常便饭，经常受到省一级党政官员的款待。你具有很强的学术组织能力，从《走向未来》丛书到《读书》杂志，从中国文化书院到《华夏丛书》，你都是主要的开创者和参与者。但六四后的十八年中，名字被禁，使你失去了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机会，完全断绝了与各级官员的交往，不在具有周游各地的方便，倾听你演讲时那种人头攒动的场面不复存在，你的文章也无法在大陆报刊上发表，更不用说请你作主编了。被迫失语使你的智慧难以发挥，写作才能也渐渐荒芜，除了一本六四回忆录《未完成的涅槃》和几篇文章之外，六四后十八年，你写的实在太少太少。

巨大的反差，黑白的颠倒，是笼罩你的挥之不去的阴影，有时免不了带来失落、孤单、压抑、甚至消沉。

我惋惜：你的才华和智慧，你在聊天时的思想闪光，你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广泛的人际交往，你在思想启蒙中担当的重要角色，你在整个八十年代亲历的人和事，你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不应该白白浪费，其中必有许多值得留给历史的东西。所以，我多次劝你坐下来写作，有时甚至对你发脾气。我还向你建议，你我都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化论战和思想启蒙，你不想写，就搞个长篇对话录。放一台录音机，我和你就八十年代对谈，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你好不容易答应了，让我很开心。但是，这个对谈计划还未开始，2004年的那场大病突然袭来，你的身体大不如前，我也不好再开口催你。现在，你离去，带走了我们的对谈计划，也带走了你亲历的那段历史。

包包，你真的不应该！

五

秦城狱友先后出狱后，在你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秦城帮”，有黑手，有学生，也有其他身份的六四狱友。还有许多人，虽然没有进过监狱，但或因六四遭受其他方式的迫害，或因仰慕你的学问和人格，也变成经常来往的好友，加入了“秦城帮”。大家常在一起共事、议政、聚餐、打牌，不时地出去郊游。你是这些人中的长者，但大家相处时却没有长幼秩序。在饭桌上，你是喝酒的健将；在车上，你总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指路；在牌桌上，你是常败将军，但你就是不服气，有时让刘霞坐在你身边当出牌指导。听刘霞说，我在监狱时，有一次朋友聚餐后，大家兴致未尽，就到万寿路我家小屋里打牌。我家很小，支不开打牌的圆桌，大家就坐在地上玩。几个人中，你年龄最大，但你一向有股不服老的劲头，居然也和年轻人一样坐在地上，一直玩到凌晨三点才散。

包包，你好酒，且只喜欢白酒，尤其喜欢和朋友畅饮，五粮液是你的最爱；你嗜烟，却从不挑剔，不讲究牌子和档次。对我的不喝酒，你经常在饭桌上表示不满。有时，你会冲着我大声说：“不陪我喝酒，还算朋友？”有时，你会鄙视地说：“不喝酒，还算男人吗？”有时，你会沮丧地叹气：“跟你一起吃饭，什么都好，就是不喝酒，这饭吃的真没劲，没劲，没劲！”但那次大病后，你必须戒烟戒酒，这对你是好事，师母也曾给刘霞布置任务，在饭桌上帮她看着“包包”，决不让他喝酒抽烟。但彻底告别长期为伴的烟酒，也是苦事，特别是在朋友聚餐时，你更是屡屡叫苦：“没劲，没劲。”

记得，你在康复中心期间，我和妻子、另两位朋友去看你，发现你除了走路有些缓慢之外，其他方面与发病前已经没有太大区别。我们陪你到院子里，你腼腆地伸手向刘霞要烟抽，诉苦说憋坏了。刘霞无奈，只得满足你的要求，但只让你抽了半支，便强行从你的双唇之间夺走，你无奈地苦笑。你出院回家后，我们的第一次聚餐，你让刘霞给你倒了一小盅，放在面前，别人碰杯时，你也举杯，但忍住不喝，只是放在鼻孔下嗅嗅。别人抽烟时，你也要一支，在手中把玩。后来，你的身体逐渐恢复，时间一长，嘴馋难耐，在饭桌上反复要求烟酒，大家也只好让你解解馋，但只允许你抽半支烟、喝半盅酒。

你的毛笔字不错，好友开餐厅，需要你墨宝来装饰，他写了“义”“气”两个大字。你走后，凡是看到这两个大字的朋友，无一不说那就是你为人的写照。

包包，1996年10月，我再次入狱，被送到大连劳动教养院。我在有形牢狱中三年，妻子刘霞在外面的心狱中也是三年，每月一次从北京到大连探监，路途的辛苦、家居的孤寂和当局的骚扰，狱外的煎熬可想而知。也正在那三年中，给予刘霞最多关心和照顾恰恰是你，如同慈父关爱女儿。刘霞每月去大连探监，你每月都要约刘霞见面，不管她要做什么，你都奉陪。你很细心，每次和刘霞约好时间，见面的前一天晚上，你一定要看天气预报。只要预报第二天的天气不好，你就会打电话通知刘霞：“明天不是好天儿。丫头，改天吧。”

那时，刘霞还喝白酒，你俩一起吃饭，每人一个“小二儿”（三两装二锅头），很像父女同饮；刘霞嗜书，喜欢逛书店，每次都要买很多书，你不但奉陪，还抢着帮她拎沉甸甸的书。每次买完书，你俩都一起吃饭，吃完饭还要看着她上了出租车，你才放心地回家。甚至，刘霞去发廊，你也陪着，她在里面做头发，你坐在发廊门口等候，边抽烟边看书，直到刘霞做完头发。1999年10月我出狱，从大连回北京后的第一顿饭，就是你请客，在双榆树附近的一家鱼头火锅店。席间，你还开玩笑地说：三年了，总是和丫头一起吃饭，一人一瓶“小二儿”，痛快得很。以后再吃饭，多了个不喝酒的你，还真有点儿别扭。我笑答：那好办，只要你约刘霞吃饭，我一律不跟着凑热闹。

你与莫少平律师相识，也是通过刘霞。因为，莫少平不仅是我的辩护律师，也和刘霞成为朋友，免不了一起吃饭。莫律师与你一样，好酒且酒量大，白酒喝得差不多了，还要再喝点儿啤酒，才算圆满。刘霞也爱酒，但喝不过莫律师，所以，刘霞与莫律师一起吃饭时，经常拉上你救驾，让你与莫律师“拚酒”。一来二去，你和莫律师也成了好朋友，不仅是一拍即合的酒友，也是志同道合的同仁，你的为人和学识赢得了莫律师夫妇的敬重。莫律师夫妇同样是有情有义之人，只要朋友聚会或相约出游，莫律师总是问我：“包老师来吗？”

六

包包，我们的交往，是从远距离的相互欣赏，到近距离的相互信任，至心贴心的胜似亲人。你的才华和能力，令人激赏；你的倔犟和不屈，让人起敬；你的坦诚和忠厚，使人信任；但这些品质决不是让我和妻子刘霞亲近你的理由。之所以亲近你，最最重要的原因是你的关心和温暖，是你老顽童般的天真，是你父亲般的爱，甚至就是你的弱点。

你的追悼会上，那么多生前好友和不相识的人来为你送别，师母的极度悲痛，包瑗的深情呼唤，包晟的怒目警察，徐晓的精心布置，显扬先生的扶棺痛哭，浩成先生的切肤悼词，冠三眼中止不住的泪水，祖桦的严肃表情，少方从始至终的忙碌，小毕一边抹泪一边拍下记录现场的四百多张照片，……你的亲人和好友，为你悲，为你荣，用各自的方式表达同样的哀思。

而我，一边为你筹办后事，一边不断地自我谴责。我非常后悔，在你的生前，不能像祖桦和小浦那样有求必应地对你，不能像冠三、苏里、少方那样与你痛饮，不能像甘琦、晓山、红红、亦武、忠忠那样让你开心……现在，你真的走了，一句遗言也没留下就走了。我常常想到的，居然是几次冲你发脾气，尽管你从不计较，但愧疚挥之不去。

包包，你走了。我的愧疚留不住你。我能做的，仅仅是，在你的遗体上铺满鲜花，在你的灵堂里挂满挽联，向你的遗像敬烟敬酒，继续你为之奋斗的未完成的涅槃。

包包，爱你！

包包，别走！

2007年11月25日于北京家中（《人与人权》2007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