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庆来电告知老包走了， 他说老包是一个天真的人，他说他为自己天真的缺失而愧疚。
何止是小庆一个人愧疚，我沉痛中也在愧疚，我想凡是了解老包的人都会愧疚，因为我们不能象他那样天真地活着，天真的死去。
我和老包相识于1986年，那时我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任职，与各大学和科研单位常有合作，结识很多志士仁人，也经常参加一些会议。80年代在胡、赵主政时期是改革开放后的黄金年代，思想活跃，价值多元，学术届和知识分子有了话语空间，各种会议也多了起来。我就是在一个什么会上与老包认识的。咋一看你绝对想不到他是位知名学者，矮矮的个头，黑黑的脸庞，近乎于拾荒者般的穿着和坦诚的性格使人与他没有距离。
他不修边幅且口无遮拦，凡事性情使然，讲起话像机关枪，几乎不给你留下回味的时间。他的强势让人不容置疑他讲的就是真理，他的真诚又使人不能怀疑他追求真理的执着。他哪像个50多岁的人，倒像个25岁的热血愤青。他是学历史的，他要“力求从深沉的历史文化视角，来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我真是喜欢上他，一来二去亦就成了朋友。老包是个古道热肠之人，别人的大事小事凡能帮助的他都在所不辞。研究所要找个店面安排一些家属就业，他知道后帮我租了雍和宫旁一个叫雍和斋卖工艺品的店面。因为在二环内交通方便，以后那里也成了朋友们的落脚点（“六四”后被公安局查封）。
八九民运期间，在各种场合都会看到他奔走呼号的身影，参与会议，上街游行，各界对话，广场动员……在形势危机，兵临城下险峻的日子，他和严家其等知识分子发表了《五一七宣言》，以制止军管戒严。他忘记了自身危险，他不计个人后果，他用天真的胸膛迎受着，他要诺其所言做站着死的勇士，一个真正的勇士……
“六·四”血案发生，我把军涛、老包、王丹和刘刚等人接到北京南郊大红门我的家中，大家在一起没有畏惧与沮丧，还书生地认为三个月后局势会好转，商量如何逃亡（早前我已做了些准备）。我把刘刚等人藏到房山窦店苏村（后在这个村遭到诫严部队查抄前我派人把刘刚转移到河北满城），6月7日晚送军涛、老包和王丹从永定门火车站乘车到哈尔滨。老包没带什么衣物，为了乔装，我把我的一件花格西服上衣给他穿上，几乎到了大腿，还给他扣上一顶帽子，滑稽得更不像一个有学问的人了。我们坐的是普快硬坐，满车都是逃京的学生，车走走停停，不时上来一些扛着大包小包的乘客。一路老包翻着从我家随手拿的两本书，好像是林语堂的。我想这时候他竟然还有闲情逸致，不免心中发笑。更可笑的是他去厕所，其坐位被坐在对面的人所占，为的是能迎面吹吹风。我并未介意，但他回来却要人家让出，且高声理论，引得全车人都在观注。我和军涛怕出意外都在相劝，但他却不以为然：这本来就是我的座位。好一个顽童！
我们原准备在哈尔滨藏下，看局势严峻此处不是久留之地。他说他的一个同学在九华山当旅游局长，可以到那里躲躲，还能在山青水秀的地方读读书。我们用假工作证（当时还可以不用身份证）乘飞机到上海，住到东方饭店。第二天我与他们分手回京到北大找邵江等人，并约好了联系方式，我找到人也到九华山会合。但这一别就是五年！
北大已是森严壁垒，学生领袖早已逃亡，人没找到我却被盯上，两辆奔驰两辆摩托，阵势不小。我甩脱跟踪逃到河北满城找到刘刚，准备送他到青海，在保定火车站他被捕而我饶幸逃脱。潜回北京打探消息，朋友们音讯全无，几经撵转逃到温州隐名埋姓帮人打工度日，一直惦念着朋友的安危，后陆续听到他们“落网”消息，担心他们的脑袋能否保住。91年初听说要开庭审判，我回京主持军涛、子明官司。见到一些朋友，老包的情况才得知一二。狱中他身体不好，经常吐血，甚是担忧，亦呼吁政府能出於人道保外就医，但结果是被判五年徒刑（没掉脑袋已是万幸）。
他出狱后我们见过面，聊起分手后的情况，我还笑他在火车上他与人理论坐位之事，他似乎早已忘记。在他的生活中，也许很多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天真他都不会在意，在意的是怎么活着，怎么去死。
多年忙於生意，朋友们分多聚少，但心中却一时一刻未能忘怀。今年5月一天，给祖桦兄打电话，他说正在去老包家的路上，我让他代我问候。也总以为人在北京，随时都可见面，但相见时难别亦难，人说走就走了。
人都是要死的，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活着。老包天真地来过，天真地去了，这对一个天真的人来说也不枉一生。
呜呼哀哉，包公千古！
2007年10月30日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