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名字可能有点怪，需先行解释解释。“替富人说话”语出茅于轼先生的风波大作《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用来代称围绕这篇大作所兴起的风浪。“第一次心动”是指重庆卫视办的那挡超男选秀节目。据说是看着其他电视台的“超女”、“快男”选秀节目办得风风火火，重庆卫视也不甘落后，以“第一次心动”为名号，选起帅哥来。但没曾想，选手评委玩得太过起劲，被广电总局断喝一声——停！立即成了“心跳猝死”的电视楷模。这还不说，还背上了“恶炒”之丑名，相关人员检讨、认错，忙个不停。

将一个事关民生疾苦、国家前途的文章、讨论与一个选秀搞笑节目相提并论，并非对茅先生不尊敬；在我眼里，茅先生与温铁军先生等同列，属知行合一的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如此这般，实在是两者的确有些相象。如若不信，且允许我以超女、超男选秀节目的标准一一对照。

第一，热闹。超女超男选秀节目之热闹自不待言。电视媒体发起，知名不知名的秀星（评委、选手）大肆表演、搞怪，天南海北的观众跟着起哄、嚷嚷，网络、报纸追风报导。虽然相信茅先生没有借媒体炒作之俗意，但突然间发酵起的热闹火红，也不太输超男超女之选秀。这不，茅先生了了两千多字的短文，迅速引起批评、谩骂、殊死捍卫之声；报纸、网络立即跟进，兴风作浪；名人墨客学者相互叫板，你来我往，读者网友闲人互顶互拍，你骂我还。那厢声讨者喋喋不休，这厢茅先生反唇相讥、大义凛然：我就要替富人说话！怎的？你以为现在还是文革时期不成？先前大家都团结在以茅先生为核心的风波中心，战斗不止；突然间又冒出薛涌先生与《南方都市报》、冯一刀先生的恩怨官司，隔洋叫阵，也颇为惊诧有趣。这还不算，好像又扯出了一个什么“博客中国”，又是声明、又是道歉。细一看原来是为了再布大阵，请来各路高手，网上论战。这次，不仅有了茅先生、薛先生、冯先生，还来了张先生、仲先生、胡先生等“4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虽然这样一来，同时出席的中央电视台、凤凰周刊等各路媒体，在确定以谁为核心上或许有点困难，但战到此时，其镜头前一干高手的强大阵容，早已把老柯、二车那几个无聊搞手，PK下去了。

热闹，热闹！

第二，没有逻辑或逻辑混乱。当然，世界上的热闹事情多了，未必都能相提并论。譬如，去年台湾闹“红衫军”，那规模、那场面，别说替富人说话风波无法与其相比，就是各种选秀节目也只能自叹不如。而且就是在娱乐性上，恐怕大陆这边都远不及对岸：罗大佑等众歌星同台助阵，百万民众自掏腰包上街游行嘉年华，这岂是几个选秀搞手、歌手和起哄的民众所能相比？但尽管如此，红衫军是堂堂正正、逻辑清楚的人民自己为自己说话的公民抗议示威运动：先是领导人涉嫌贪污，接着是司法消极作为，最后人民忍无可忍，自发起来上街游行。而替富人说话之辩的参与者，绝大多数可能都不乏正义追求、民生关怀、国家前途之忧思，但其根本上只能算是可怜的逻辑混乱、神志欠清的喧哗。

超女超男类选秀节目的热闹与评委、选手们的不讲逻辑的恶搞之密切关系，大家都知道，不用多说。不过那些台上台下的傻笑哭闹举动，虽无逻辑可言，但却是符合逻辑、功于算计的装疯卖傻，而“替富人说话” 风波之逻辑混乱，则可能是真假湖涂一锅煮了。

首先可以用茅先生的相关说法证明。甲，茅先生之所以要为富人说话，说是因为“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甚至是怕站错立场，而没有人敢于为富人说话。不太清楚茅先生所谓人的标准是什么，说话的形式又是指什么，但以我之孤陋寡闻，咱们这儿，替富人说话的不仅不少，而且说话的方式、机会也要比为穷人打抱不平的多得多。不是有张维引那样的帮衬经济学家在为富人、受苦受难的公务员喊冤叫屈吗？不是还有任志强等地产大亨，得势不饶人地说什么，中国房价很正常，就是要涨，今天要涨、明天要涨、永远要涨吗？这是公众头面人物，至于各地、各级有点名气或没有名气的人替富人说话的，那就海了。譬如早在十多年前我有幸能与某一国家贫困县的干部并肩战斗，聊天喝酒。就数次听到这样思想解放的新锐见解：到一个村子里，进去一看，村长、支书自己的房子都是矮趴趴的，这个村子的经济肯定不行。自己都先富不起来，还怎样带领村子里的人致富？这说明，十来年前邓大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就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了，实在用不着茅先生现在还来进行普及教诲。

至于说替富人或财富说话的方式那就更多了。请看看现在的电视、报纸、广播、网络上，成功人士的露脸机会有多多？谁把谁摸了一把，谁跟有一腿两腿三腿，谁又怀孕生崽了，谁的家产身价多少多少了。再说大大小小、哭哭啼啼、胡打乱闹、严肃认真的电视电影节目，不也大都展现的是富贵美丽的梦幻痛苦人生吗？还有那些各种各样的广告宣传，林林总总的漂亮商品，豪宅靓车，不也是铺天盖地、分分妙妙在轰炸、引导着我们梦向成功吗？其实这一切都算是小儿科。许多时候真正为富人全面地、各行各业、实实在在地既办事又说话的大佬是政府——当然是个别地方政府了。别的不说，就说全国各地都普遍个别存在的强制拆迁的现象。大家听说过的真正能打持久战、且最终获得较为合理补偿的“钉子户”有几个？那些常人觉得一清二楚但司法机关却总是搞不清楚的疑似房地产商、物业公司暴力拆迁、雇凶打杀的事情，又有多少？可真正得到立案侦破并绳之以法的又有几个？再反观那些为穷人说话的匿名网友、大小“知道分子”，或遮遮掩掩、吞吞吐吐的媒体，为穷人话说的方式、份量又有几何？

乙，茅先生说，工人农民创造财富，“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创造财富”。“因为是企业家把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以最有效的方法组合起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社会最需要的产品。这种组合要素的任务是企业家完成的，不是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且不说这话有贬低“工农知”的嫌疑，其实它不过是从某些有限的角度来看的理，怎么能够上升为普遍性的富人会富，穷人只会瞎出力而创造不出多少财富的道理呢？请问，茅教授是否想到过，如果没有工人农民的劳动，富人聪明的组织才能自己会变商品生银子吗？所谓富人组织的最低成本商品生成链，都是由聪明的富人自己打拼、营造出的吗？它们与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不合理性没有什么关系吗？与政府的有关的发展思路、政策设计、管理措施的积极配合没有关系吗？否则那就真难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美国、西方—第三世界，世界北方—南方，中国东部—西部、城市—农村那么方向明确的富穷分区和污染转移的地域差异？又为什么总会有大批的农民工、自然资源的反向流动的配合？

当然，持这样看法的人都是脑子进水了，被灌进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和准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说一千，道一万，还是穷人傻、贱、还不厚道：不去想法打造自己的最低成本商品生产链条，给自己当老板、挣银子，反而一个劲地向特区、城里跑，出牛马力、拿血汗钱、吃猪狗食，赶还赶不走。富人们为你们创造了出力挣钱的机会，你们不思感谢，还要老是不满、发牢骚，听任别人说你们衣食父母的坏话，也不出面制止。更有那韩国农民更傻、更变态，放着全球化送来的白花花的便宜大米不吃，非要撅起屁股在太阳底下自己种地。这还不算，还在世界上乱跑、乱喊，还跑到我们可爱的香港，自己不珍惜生命，剖腹、自焚，还破坏了合谐世界、合谐中国建设。太不象话了！

丙，有人说，茅先生穷人富人的二分、小瞧网上骂人的网友，正说明他搞不清社会现实，没有摆脱他所批判的“阶级斗争思维”。这话说得有一定道理，的确，当今的中国社会是不好做简单贫富二元划分的，而经常阅读“时评”的读者、参与国家、社会大事讨论的网友们，大多恐怕也不会是文化水平太低的人。至于说茅先生没有看到，社会上“仇富心态”那么强，那么多人置他替穷人办事的行为于不顾而是一个劲地开骂、声讨，其真正原因在于，当前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也不无道理。

不过，做人要厚道。茅先生的确长期是心存穷人，身体力行地去帮助他们，而且日常言论，大都也不错，就是这次说话也可能是因为报纸版面太少，所以发言的逻辑有些不是太清楚。即便如此也还不是混乱得不可救药。他不是把富人分成了好富人、坏富人，有权有势、耀武扬威的恶霸富人，含辛茹苦、委曲求全、任劳任怨，为自己、为穷人、为社会、为国家打拼的劳模富人吗？

甲乙丙丁地还还可以详论下去，但并不需要我在这里重复，书籍、媒体、网上相关文字扫几眼就可以找出大把。真正要命的问题是，“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开始的逻辑就不成立，而我们大家却又跟在一个不合逻辑的虚假问题上吵吵。这很像超男超女节目的生命支柱——胡问瞎答拉郞配。

茅先生所说的既替富人话说又为穷人做事，如果只是某一个人好助人为乐、打抱不平，无所谓，也不需要争，但问题是放到大的社会层面上来看，就成问题了。按正常的公民权利来说，每个人为自己说话、给自己办事，是天经地义之理，无需他人越俎代庖。那么为什么富人（噢是好富人）不能为自己说话呢？一个企业家要交苛捐杂税，受讲理不讲理的官员的欺负，上贡、请吃、陪娱乐，低三下四地做人，还要给黑社会交保护费、应付多变的政策。的确是做人难难于办企业！但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到法院去为自己讲理？是中国的企业家们都扣门舍不得花钱打官司，还是这官司不好打，打也未必打得赢，所以他们才要如此这般辛苦做人，还要引得学者们来替他们说话。只是不知学者们的话有多大作用。不是吗？有那么多人为穷人说话，天下还是有那么多穷人。穷人愚蠢自己不会为自己说话吗？他们受了委屈不知道寻求人民法院、人民警察、人民公仆为自己伸张正义吗？国外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农民，可以自己组织农会自己救助自己，难道就我们中国农民笨，不会自己组织起来给自己办事，偏要由茅先生、温铁君先生等公共知识分子，去发动、组织？人家孟加拉的尤纳斯搞小额贷款，没听说违法，还获得了诺贝尔奖，多风光。可茅先生搞同类事情多年，不仅规模、成效有效，至今还背着违法的罪名。先生您呼吁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无法给自己正名、讨回公道，怎么又有闲心分出精力，去替富人说话呢？如果说这可能是因为您也算是受气的小好富人，那么算是为自己人说话了，但为什么不到法院去用宪法所赋予的相关权利，去诉那些恶法违宪呢？如果先生您能这样做，而且的的确确做得通，相信不用你替那些受了委屈的富人们说话，他们自己就会学着你，找管用的地方说话了。

法律是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富人、穷人、准富人、半穷人，都不明白呢？不爱找法律说事，却偏偏爱忍气吞声，害得不少知道分子们去为他们喊冤叫屈。如果说个别法院被坏人把持了，或法官的眼睛不好使，看不清事理，那大家为什么不能学习红衫军，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呢？难道咱们的宪法没有写咱们有游行结社示威罢工的权利吗？海峡两岸同根同源，难道对岸的同胞可以理性诉求，百万之众上街井然有序，唯独陈胜、吴广、义和团的基因，就单单传给了大陆人民，使得我们就没有资格以各种合法的方式，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力吗？再说了，咱们的先人们，也未必天生愚昧、红眼病，自己不会挣钱，有话不好好说，动不动就揭竿而起，杀富济贫。怪只怪陈、吴二位，生得太早，或是我们的一些高论学者出身得太晚。如果他们早出生个千把年，给陈、吴二位好好上上革命危险、造反可恶的课，使他们认识到要有耐心等着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那么或许他们早早就“告别革命”了。而不会去搞什么剖鱼肚，塞布条的愚昧把戏。而会赶紧跑回咸阳，跟胡二世好好商量：说你不要再对我们不好了，如果你杀了我们，后来的大知道分子司马迁会替我们说话，记你一笔，让你遗臭万年。说不定二世皇上听后会翻然悔悟、龙颜大悦。放了陈、吴大哥不算，还可能即刻诏令天下，废除苛政、恶法，从此天下太平。这样，不要说以后的千年历史，不会有那么多的暴民效法，发动农民起义滥杀乱抢，就是千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的脑袋也不会被灌进阶级斗争的混水，动不动就想着闹革命、分别人的家产。千年圣世、全民同富，千年前就定于中国了！不过咱们的祖先并不比我们傻，只是忍耐日久、无处可诉，忍无可忍之际才揭竿而起的呀。

第三，立即叫停。不好意思，有点扯远了，言归正传。可能会有人说，从第一届超女海选起，国家就不断地对这类节目批评、指导，这次更是立即叫停“第一次心动”，而“替富人说话”争论到今天，又有谁来批评，立即叫停呀？这不正说明了两者性质的不同吗？

我没怎么看过什么超女超男选拔。先是因为孤陋寡闻，后来听到某些知道分子的欢呼，说是发现了什么真正的民主选举、言论自由的新形式，于是就跟风瞅了几眼。真正的自由没发现，倒是那些恶搞的确是够无聊的了。不过他们的想象力还是比不上那些为他们鼓掌叫好的自由爱好者，这样的东西是真正自由的表现？搞笑！这不，权力叫你停，你就得立即停。不服吗？如果不服，脱离国家广电总局自己去办个独立电视台，重整旗鼓，再恶搞他个天翻地覆啊？当然了，这行不通，想都不要想。正是因为此路不通，重庆卫视的哥们姐们才会立即响应，停止海选，并忙着推卸责任、认真检查、提高认识、下定决心绝不再犯。

但历史的经验和本人的弱点告诉我，人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做的检查，多半是唯心的，高压下的决心，更不能轻信。改革开放前的事情就不说了，就说二十多年前的一桩小事吧。有个叫徐敬亚的人，为先锋诗歌唱了几句赞歌，立马刊登赞歌的《当代思潮》被停刊，杂志负责人和徐先生也都做了深刻的检查。可是没过几年，他又纠集起一帮人搞什么现代诗大联展，早把自己的深刻检查抛到脑后去了。这倒不是徐先生没有骨气，不守信诺，出尔反尔。要换成我，也会立马像徐先生们那样，而不会去奢想什么到法院，起诉有关部门剥夺我的言论自由权。所以，现在别看茅先生们吵得欢，好像没人管他们。不是不管，而可能是还不想管、不屑管、不到管你的时候。如果想管，也会被立即叫停。或许茅先生勇敢，不会做什么检查，但相信网站、各家媒体则会立即稍息立正向左看齐，相关的讨论也会即刻灰飞烟灭。如果不服，就把你抓起来，看你还敢再诽谤、谣言惑众、危害社会、破坏安定团结！这可不是我造谣，有澎水诗案为证。虽说，后来因为有好多人给说话，中央领导也过问了，澎水的秦老师才无罪获释，但我却更相信县官不如现管，相信权力的力量要远大于言论声讨，否则怎么又会接二连三地又出现什么“山西稷山案”、“海南儋州二中山歌案”……

总之，正是存在“即刻叫停”随时随地发生的可能，才是让无聊的大众选秀节目与严肃问题的讨论亲密接触的深层原因。因为怕被立即叫停，所以自己该说的话，难张口，引得别人来隔山喊冤；自己该做的事，不好做，才由别人来隔海捉鳖、越俎代庖；该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对薄公堂的话不好说，又不能拿到街上请大家评理，就遮遮掩掩糊里糊涂地说，就变成了语无伦次、不知所云的各级表演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论严肃与无聊、穷人与富人、个体与群体、民众与团体等的命运都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一根本问题，用行动去争取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真正落实，而只是在一些虚假、错位的问题上争吵不休，那么我们每个人将永远面临着被随时叫停的危险。

文章本该结束了，为证明逻辑错位的争论并非是知识界的偶然之为，且再多啰嗦几句。前些年国企转制，听不到真正大多数的工厂主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发言，却有所谓的什么经济学家，在不知为什么人计算，是分花得来还是卖合算。这厢学者们围绕着这个假问题吵个不休，可那厢国企改制照样一把湖涂账地前进。后来又出了个什么郎咸平，刮起了一阵“朗旋风”。这次倒是好像使得国企股份制改制暂时叫停，但后来国企改制的结果如何，究竟工人、国家得了多少，富方丈们又得了多少，没人搞得清。但在几场学术讨论秀之后，大家倒是又多记住了几个学术明星的名字。不过我原来所生活、工作过的工厂，以及我们那个机械局，基本上都被房地产商给兼并了。还知道我的一个打小玩的朋友，竟然自不量力地去螳臂挡车，阻挡开发商进厂拆车间。结果是他不仅被陌生人莫名其妙地捅了一刀，然后又在组织的严肃帮助下，番然改过，带着未愈的刀伤去劝说那些继续抵抗的工人，停止闹事、支持改革。当然他由英雄变成工贼的故事，全国人民是不会知道的，我也不会湖湖涂涂地去为他说话；若能说他早自己去说了，他的口才要比我好得多。这正象我这些大学同仁一样，面对本科“迎评”，怕被立即叫停，又不愿忍气吞声或只在私下嘀咕，就去批评别的学校弄虚作假，但却不讲自己身边的故事，更不会披露自己又是如何积极配合的。

无怪乎我们这里出不了萨特、哈维尔式的公共知识分子，只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知道分子，过几把嘴瘾。就象本人现在这般。

二OO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稿

二OO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二稿

文章的名字可能有点怪，需先行解释解释。“替富人说话”语出茅于轼先生的风波大作《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用来代称围绕这篇大作所兴起的风浪。“第一次心动”是指重庆卫视办的那挡超男选秀节目。据说是看着其他电视台的“超女”、“快男”选秀节目办得风风火火，重庆卫视也不甘落后，以“第一次心动”为名号，选起帅哥来。但没曾想，选手评委玩得太过起劲，被广电总局断喝一声——停！立即成了“心跳猝死”的电视楷模。这还不说，还背上了“恶炒”之丑名，相关人员检讨、认错，忙个不停。

将一个事关民生疾苦、国家前途的文章、讨论与一个选秀搞笑节目相提并论，并非对茅先生不尊敬；在我眼里，茅先生与温铁军先生等同列，属知行合一的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如此这般，实在是两者的确有些相象。如若不信，且允许我以超女、超男选秀节目的标准一一对照。

第一，热闹。超女超男选秀节目之热闹自不待言。电视媒体发起，知名不知名的秀星（评委、选手）大肆表演、搞怪，天南海北的观众跟着起哄、嚷嚷，网络、报纸追风报导。虽然相信茅先生没有借媒体炒作之俗意，但突然间发酵起的热闹火红，也不太输超男超女之选秀。这不，茅先生了了两千多字的短文，迅速引起批评、谩骂、殊死捍卫之声；报纸、网络立即跟进，兴风作浪；名人墨客学者相互叫板，你来我往，读者网友闲人互顶互拍，你骂我还。那厢声讨者喋喋不休，这厢茅先生反唇相讥、大义凛然：我就要替富人说话！怎的？你以为现在还是文革时期不成？先前大家都团结在以茅先生为核心的风波中心，战斗不止；突然间又冒出薛涌先生与《南方都市报》、冯一刀先生的恩怨官司，隔洋叫阵，也颇为惊诧有趣。这还不算，好像又扯出了一个什么“博客中国”，又是声明、又是道歉。细一看原来是为了再布大阵，请来各路高手，网上论战。这次，不仅有了茅先生、薛先生、冯先生，还来了张先生、仲先生、胡先生等“4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虽然这样一来，同时出席的中央电视台、凤凰周刊等各路媒体，在确定以谁为核心上或许有点困难，但战到此时，其镜头前一干高手的强大阵容，早已把老柯、二车那几个无聊搞手，PK下去了。

热闹，热闹！

第二，没有逻辑或逻辑混乱。当然，世界上的热闹事情多了，未必都能相提并论。譬如，去年台湾闹“红衫军”，那规模、那场面，别说替富人说话风波无法与其相比，就是各种选秀节目也只能自叹不如。而且就是在娱乐性上，恐怕大陆这边都远不及对岸：罗大佑等众歌星同台助阵，百万民众自掏腰包上街游行嘉年华，这岂是几个选秀搞手、歌手和起哄的民众所能相比？但尽管如此，红衫军是堂堂正正、逻辑清楚的人民自己为自己说话的公民抗议示威运动：先是领导人涉嫌贪污，接着是司法消极作为，最后人民忍无可忍，自发起来上街游行。而替富人说话之辩的参与者，绝大多数可能都不乏正义追求、民生关怀、国家前途之忧思，但其根本上只能算是可怜的逻辑混乱、神志欠清的喧哗。

超女超男类选秀节目的热闹与评委、选手们的不讲逻辑的恶搞之密切关系，大家都知道，不用多说。不过那些台上台下的傻笑哭闹举动，虽无逻辑可言，但却是符合逻辑、功于算计的装疯卖傻，而“替富人说话” 风波之逻辑混乱，则可能是真假湖涂一锅煮了。

首先可以用茅先生的相关说法证明。甲，茅先生之所以要为富人说话，说是因为“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甚至是怕站错立场，而没有人敢于为富人说话。不太清楚茅先生所谓人的标准是什么，说话的形式又是指什么，但以我之孤陋寡闻，咱们这儿，替富人说话的不仅不少，而且说话的方式、机会也要比为穷人打抱不平的多得多。不是有张维引那样的帮衬经济学家在为富人、受苦受难的公务员喊冤叫屈吗？不是还有任志强等地产大亨，得势不饶人地说什么，中国房价很正常，就是要涨，今天要涨、明天要涨、永远要涨吗？这是公众头面人物，至于各地、各级有点名气或没有名气的人替富人说话的，那就海了。譬如早在十多年前我有幸能与某一国家贫困县的干部并肩战斗，聊天喝酒。就数次听到这样思想解放的新锐见解：到一个村子里，进去一看，村长、支书自己的房子都是矮趴趴的，这个村子的经济肯定不行。自己都先富不起来，还怎样带领村子里的人致富？这说明，十来年前邓大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就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了，实在用不着茅先生现在还来进行普及教诲。

至于说替富人或财富说话的方式那就更多了。请看看现在的电视、报纸、广播、网络上，成功人士的露脸机会有多多？谁把谁摸了一把，谁跟有一腿两腿三腿，谁又怀孕生崽了，谁的家产身价多少多少了。再说大大小小、哭哭啼啼、胡打乱闹、严肃认真的电视电影节目，不也大都展现的是富贵美丽的梦幻痛苦人生吗？还有那些各种各样的广告宣传，林林总总的漂亮商品，豪宅靓车，不也是铺天盖地、分分妙妙在轰炸、引导着我们梦向成功吗？其实这一切都算是小儿科。许多时候真正为富人全面地、各行各业、实实在在地既办事又说话的大佬是政府——当然是个别地方政府了。别的不说，就说全国各地都普遍个别存在的强制拆迁的现象。大家听说过的真正能打持久战、且最终获得较为合理补偿的“钉子户”有几个？那些常人觉得一清二楚但司法机关却总是搞不清楚的疑似房地产商、物业公司暴力拆迁、雇凶打杀的事情，又有多少？可真正得到立案侦破并绳之以法的又有几个？再反观那些为穷人说话的匿名网友、大小“知道分子”，或遮遮掩掩、吞吞吐吐的媒体，为穷人话说的方式、份量又有几何？

乙，茅先生说，工人农民创造财富，“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创造财富”。“因为是企业家把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以最有效的方法组合起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社会最需要的产品。这种组合要素的任务是企业家完成的，不是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且不说这话有贬低“工农知”的嫌疑，其实它不过是从某些有限的角度来看的理，怎么能够上升为普遍性的富人会富，穷人只会瞎出力而创造不出多少财富的道理呢？请问，茅教授是否想到过，如果没有工人农民的劳动，富人聪明的组织才能自己会变商品生银子吗？所谓富人组织的最低成本商品生成链，都是由聪明的富人自己打拼、营造出的吗？它们与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不合理性没有什么关系吗？与政府的有关的发展思路、政策设计、管理措施的积极配合没有关系吗？否则那就真难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美国、西方—第三世界，世界北方—南方，中国东部—西部、城市—农村那么方向明确的富穷分区和污染转移的地域差异？又为什么总会有大批的农民工、自然资源的反向流动的配合？

当然，持这样看法的人都是脑子进水了，被灌进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和准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说一千，道一万，还是穷人傻、贱、还不厚道：不去想法打造自己的最低成本商品生产链条，给自己当老板、挣银子，反而一个劲地向特区、城里跑，出牛马力、拿血汗钱、吃猪狗食，赶还赶不走。富人们为你们创造了出力挣钱的机会，你们不思感谢，还要老是不满、发牢骚，听任别人说你们衣食父母的坏话，也不出面制止。更有那韩国农民更傻、更变态，放着全球化送来的白花花的便宜大米不吃，非要撅起屁股在太阳底下自己种地。这还不算，还在世界上乱跑、乱喊，还跑到我们可爱的香港，自己不珍惜生命，剖腹、自焚，还破坏了合谐世界、合谐中国建设。太不象话了！

丙，有人说，茅先生穷人富人的二分、小瞧网上骂人的网友，正说明他搞不清社会现实，没有摆脱他所批判的“阶级斗争思维”。这话说得有一定道理，的确，当今的中国社会是不好做简单贫富二元划分的，而经常阅读“时评”的读者、参与国家、社会大事讨论的网友们，大多恐怕也不会是文化水平太低的人。至于说茅先生没有看到，社会上“仇富心态”那么强，那么多人置他替穷人办事的行为于不顾而是一个劲地开骂、声讨，其真正原因在于，当前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也不无道理。

不过，做人要厚道。茅先生的确长期是心存穷人，身体力行地去帮助他们，而且日常言论，大都也不错，就是这次说话也可能是因为报纸版面太少，所以发言的逻辑有些不是太清楚。即便如此也还不是混乱得不可救药。他不是把富人分成了好富人、坏富人，有权有势、耀武扬威的恶霸富人，含辛茹苦、委曲求全、任劳任怨，为自己、为穷人、为社会、为国家打拼的劳模富人吗？

甲乙丙丁地还还可以详论下去，但并不需要我在这里重复，书籍、媒体、网上相关文字扫几眼就可以找出大把。真正要命的问题是，“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一开始的逻辑就不成立，而我们大家却又跟在一个不合逻辑的虚假问题上吵吵。这很像超男超女节目的生命支柱——胡问瞎答拉郞配。

茅先生所说的既替富人话说又为穷人做事，如果只是某一个人好助人为乐、打抱不平，无所谓，也不需要争，但问题是放到大的社会层面上来看，就成问题了。按正常的公民权利来说，每个人为自己说话、给自己办事，是天经地义之理，无需他人越俎代庖。那么为什么富人（噢是好富人）不能为自己说话呢？一个企业家要交苛捐杂税，受讲理不讲理的官员的欺负，上贡、请吃、陪娱乐，低三下四地做人，还要给黑社会交保护费、应付多变的政策。的确是做人难难于办企业！但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到法院去为自己讲理？是中国的企业家们都扣门舍不得花钱打官司，还是这官司不好打，打也未必打得赢，所以他们才要如此这般辛苦做人，还要引得学者们来替他们说话。只是不知学者们的话有多大作用。不是吗？有那么多人为穷人说话，天下还是有那么多穷人。穷人愚蠢自己不会为自己说话吗？他们受了委屈不知道寻求人民法院、人民警察、人民公仆为自己伸张正义吗？国外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的农民，可以自己组织农会自己救助自己，难道就我们中国农民笨，不会自己组织起来给自己办事，偏要由茅先生、温铁君先生等公共知识分子，去发动、组织？人家孟加拉的尤纳斯搞小额贷款，没听说违法，还获得了诺贝尔奖，多风光。可茅先生搞同类事情多年，不仅规模、成效有效，至今还背着违法的罪名。先生您呼吁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无法给自己正名、讨回公道，怎么又有闲心分出精力，去替富人说话呢？如果说这可能是因为您也算是受气的小好富人，那么算是为自己人说话了，但为什么不到法院去用宪法所赋予的相关权利，去诉那些恶法违宪呢？如果先生您能这样做，而且的的确确做得通，相信不用你替那些受了委屈的富人们说话，他们自己就会学着你，找管用的地方说话了。

法律是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富人、穷人、准富人、半穷人，都不明白呢？不爱找法律说事，却偏偏爱忍气吞声，害得不少知道分子们去为他们喊冤叫屈。如果说个别法院被坏人把持了，或法官的眼睛不好使，看不清事理，那大家为什么不能学习红衫军，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呢？难道咱们的宪法没有写咱们有游行结社示威罢工的权利吗？海峡两岸同根同源，难道对岸的同胞可以理性诉求，百万之众上街井然有序，唯独陈胜、吴广、义和团的基因，就单单传给了大陆人民，使得我们就没有资格以各种合法的方式，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力吗？再说了，咱们的先人们，也未必天生愚昧、红眼病，自己不会挣钱，有话不好好说，动不动就揭竿而起，杀富济贫。怪只怪陈、吴二位，生得太早，或是我们的一些高论学者出身得太晚。如果他们早出生个千把年，给陈、吴二位好好上上革命危险、造反可恶的课，使他们认识到要有耐心等着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那么或许他们早早就“告别革命”了。而不会去搞什么剖鱼肚，塞布条的愚昧把戏。而会赶紧跑回咸阳，跟胡二世好好商量：说你不要再对我们不好了，如果你杀了我们，后来的大知道分子司马迁会替我们说话，记你一笔，让你遗臭万年。说不定二世皇上听后会翻然悔悟、龙颜大悦。放了陈、吴大哥不算，还可能即刻诏令天下，废除苛政、恶法，从此天下太平。这样，不要说以后的千年历史，不会有那么多的暴民效法，发动农民起义滥杀乱抢，就是千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的脑袋也不会被灌进阶级斗争的混水，动不动就想着闹革命、分别人的家产。千年圣世、全民同富，千年前就定于中国了！不过咱们的祖先并不比我们傻，只是忍耐日久、无处可诉，忍无可忍之际才揭竿而起的呀。

第三，立即叫停。不好意思，有点扯远了，言归正传。可能会有人说，从第一届超女海选起，国家就不断地对这类节目批评、指导，这次更是立即叫停“第一次心动”，而“替富人说话”争论到今天，又有谁来批评，立即叫停呀？这不正说明了两者性质的不同吗？

我没怎么看过什么超女超男选拔。先是因为孤陋寡闻，后来听到某些知道分子的欢呼，说是发现了什么真正的民主选举、言论自由的新形式，于是就跟风瞅了几眼。真正的自由没发现，倒是那些恶搞的确是够无聊的了。不过他们的想象力还是比不上那些为他们鼓掌叫好的自由爱好者，这样的东西是真正自由的表现？搞笑！这不，权力叫你停，你就得立即停。不服吗？如果不服，脱离国家广电总局自己去办个独立电视台，重整旗鼓，再恶搞他个天翻地覆啊？当然了，这行不通，想都不要想。正是因为此路不通，重庆卫视的哥们姐们才会立即响应，停止海选，并忙着推卸责任、认真检查、提高认识、下定决心绝不再犯。

但历史的经验和本人的弱点告诉我，人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做的检查，多半是唯心的，高压下的决心，更不能轻信。改革开放前的事情就不说了，就说二十多年前的一桩小事吧。有个叫徐敬亚的人，为先锋诗歌唱了几句赞歌，立马刊登赞歌的《当代思潮》被停刊，杂志负责人和徐先生也都做了深刻的检查。可是没过几年，他又纠集起一帮人搞什么现代诗大联展，早把自己的深刻检查抛到脑后去了。这倒不是徐先生没有骨气，不守信诺，出尔反尔。要换成我，也会立马像徐先生们那样，而不会去奢想什么到法院，起诉有关部门剥夺我的言论自由权。所以，现在别看茅先生们吵得欢，好像没人管他们。不是不管，而可能是还不想管、不屑管、不到管你的时候。如果想管，也会被立即叫停。或许茅先生勇敢，不会做什么检查，但相信网站、各家媒体则会立即稍息立正向左看齐，相关的讨论也会即刻灰飞烟灭。如果不服，就把你抓起来，看你还敢再诽谤、谣言惑众、危害社会、破坏安定团结！这可不是我造谣，有澎水诗案为证。虽说，后来因为有好多人给说话，中央领导也过问了，澎水的秦老师才无罪获释，但我却更相信县官不如现管，相信权力的力量要远大于言论声讨，否则怎么又会接二连三地又出现什么“山西稷山案”、“海南儋州二中山歌案”……

总之，正是存在“即刻叫停”随时随地发生的可能，才是让无聊的大众选秀节目与严肃问题的讨论亲密接触的深层原因。因为怕被立即叫停，所以自己该说的话，难张口，引得别人来隔山喊冤；自己该做的事，不好做，才由别人来隔海捉鳖、越俎代庖；该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对薄公堂的话不好说，又不能拿到街上请大家评理，就遮遮掩掩糊里糊涂地说，就变成了语无伦次、不知所云的各级表演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论严肃与无聊、穷人与富人、个体与群体、民众与团体等的命运都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一根本问题，用行动去争取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真正落实，而只是在一些虚假、错位的问题上争吵不休，那么我们每个人将永远面临着被随时叫停的危险。

文章本该结束了，为证明逻辑错位的争论并非是知识界的偶然之为，且再多啰嗦几句。前些年国企转制，听不到真正大多数的工厂主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发言，却有所谓的什么经济学家，在不知为什么人计算，是分花得来还是卖合算。这厢学者们围绕着这个假问题吵个不休，可那厢国企改制照样一把湖涂账地前进。后来又出了个什么郎咸平，刮起了一阵“朗旋风”。这次倒是好像使得国企股份制改制暂时叫停，但后来国企改制的结果如何，究竟工人、国家得了多少，富方丈们又得了多少，没人搞得清。但在几场学术讨论秀之后，大家倒是又多记住了几个学术明星的名字。不过我原来所生活、工作过的工厂，以及我们那个机械局，基本上都被房地产商给兼并了。还知道我的一个打小玩的朋友，竟然自不量力地去螳臂挡车，阻挡开发商进厂拆车间。结果是他不仅被陌生人莫名其妙地捅了一刀，然后又在组织的严肃帮助下，番然改过，带着未愈的刀伤去劝说那些继续抵抗的工人，停止闹事、支持改革。当然他由英雄变成工贼的故事，全国人民是不会知道的，我也不会湖湖涂涂地去为他说话；若能说他早自己去说了，他的口才要比我好得多。这正象我这些大学同仁一样，面对本科“迎评”，怕被立即叫停，又不愿忍气吞声或只在私下嘀咕，就去批评别的学校弄虚作假，但却不讲自己身边的故事，更不会披露自己又是如何积极配合的。

无怪乎我们这里出不了萨特、哈维尔式的公共知识分子，只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知道分子，过几把嘴瘾。就象本人现在这般。

二OO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稿

二OO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