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秩序是自治

 


城管每次在街头出现,就仿佛鬼子进村,搅得鸡飞狗跳。但城管真的撒手不管,街头又会被小商贩挤占,让人寸步难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走出两难,既保障小商贩自雇经营的权利,又保障行人自由通行的权利呢?


答案是有的,那就是北京革新西里居委会主任夏素明实验的模式——居委会出面与小商贩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小商贩自主经营,但必须严格自律,不影响社区秩序。实验的效果很好,小商贩和社区居民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这个模式姑不论是否值得推广,至少可以在革新西里坚持下去吧?但是不行,夏素明的实验最终还是夭折了。


商贩自治何以难于推行?显而易见,不是社区居民天生喜欢管制,不愿自治;也不是他们素质不高,不具备自治能力;商贩自治的障碍不在社区内部,而主要来自社区之外——城管部门不答应。


本来,社区是否可以摆摊属于民事范畴,可以让社区居民自我调整。明明是社区可以自己解决的问题,非要纳入城管部门管制的范围不可。而一旦成了城管部门的一亩三分地,你要再拿回来,城管部门自然不答应——全国城管人员的总数,怎么着也有好几十万吧。这好几十万人也要吃饭,也要穿衣呀。社区都自治了,不再需要城管了,这几十万人怎么办?难不成都喝西北风去?


同样的逻辑,在燃油税问题上也显得非常突出。燃油税制度好不好?当然好得很,既公平,又合理。但这么好的一个制度,就是干打雷不下雨。这里面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主管部门已经坦率承认的,假如用燃油税制度取代养路费制度,30万收费人员将何去何从?


为了不让城管人员闲着,社区只好出让自治的权利;为了不让收费人员闲着,纳税人只好出让公平税负的权利。按理说,公共部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能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某些部门之所以必须存在,并不是因为它们能提供什么服务。它们的生存在本身,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管制?奥妙就在这里。某些部门依赖管制而生存,人为制造管制需求、放大管制需求,就成了他们的职业本能。瘾君子断了鸦片就会跟你要死要活,于是你只好继续为他无偿供给鸦片;某些部门离开了管制就无事可做,于是我们只好用我们的权利为他们埋单。


为管制而管制,依赖管制而生存的部门,仿佛一个又一个的黑洞。它们不创造任何财富,反而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巨量的社会财富。这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根据专家的保守估计,企业负担的1/3,特别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负担的一半来自于非税收入。仅在2006年,全国非税收入就可能达到13000亿。如果2万元非税收入解决一个劳动力就业,则被非税收入扼杀的就业机会为6500万个。


自治为什么是一种最好的秩序?且不谈自治的社会学意义,单就经济学角度而言,自治也是一个最划算的选择。如果商贩自治得以全面推行,我们就可以少供养几十万城管人员;如果行业自治得以全面推行,相关职能部门的精简就不会是一个问题。如此,过高的行政成本就不难降下来,大大减轻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负担。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显然将给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创业空间。管制当然不可能一概取消,但毫无疑问,凡是人民能够自我管理的领域,公权力都不应该进入,都应该让人民自我管理,才会使管制成本最小化,社会才会轻装前进。


公共部门本质上属于服务业,只不过它提供的不是普通的服务,而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但服务业的总规律,即市场规律,对它仍然起作用。哪个部门不为公众所需,或总是质次价高乃至货不对板,它就应该被公众淘汰,就应该关门走人。总之,公共部门只是满足特定社会需求的工具。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公共部门独立化,以致它的生存本身成了目的,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国家废物”的主要症状,也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危险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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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秩序是自治

 


城管每次在街头出现,就仿佛鬼子进村,搅得鸡飞狗跳。但城管真的撒手不管,街头又会被小商贩挤占,让人寸步难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走出两难,既保障小商贩自雇经营的权利,又保障行人自由通行的权利呢?


答案是有的,那就是北京革新西里居委会主任夏素明实验的模式——居委会出面与小商贩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小商贩自主经营,但必须严格自律,不影响社区秩序。实验的效果很好,小商贩和社区居民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这个模式姑不论是否值得推广,至少可以在革新西里坚持下去吧?但是不行,夏素明的实验最终还是夭折了。


商贩自治何以难于推行?显而易见,不是社区居民天生喜欢管制,不愿自治;也不是他们素质不高,不具备自治能力;商贩自治的障碍不在社区内部,而主要来自社区之外——城管部门不答应。


本来,社区是否可以摆摊属于民事范畴,可以让社区居民自我调整。明明是社区可以自己解决的问题,非要纳入城管部门管制的范围不可。而一旦成了城管部门的一亩三分地,你要再拿回来,城管部门自然不答应——全国城管人员的总数,怎么着也有好几十万吧。这好几十万人也要吃饭,也要穿衣呀。社区都自治了,不再需要城管了,这几十万人怎么办?难不成都喝西北风去?


同样的逻辑,在燃油税问题上也显得非常突出。燃油税制度好不好?当然好得很,既公平,又合理。但这么好的一个制度,就是干打雷不下雨。这里面原因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主管部门已经坦率承认的,假如用燃油税制度取代养路费制度,30万收费人员将何去何从?


为了不让城管人员闲着,社区只好出让自治的权利;为了不让收费人员闲着,纳税人只好出让公平税负的权利。按理说,公共部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能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某些部门之所以必须存在,并不是因为它们能提供什么服务。它们的生存在本身,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管制?奥妙就在这里。某些部门依赖管制而生存,人为制造管制需求、放大管制需求,就成了他们的职业本能。瘾君子断了鸦片就会跟你要死要活,于是你只好继续为他无偿供给鸦片;某些部门离开了管制就无事可做,于是我们只好用我们的权利为他们埋单。


为管制而管制,依赖管制而生存的部门,仿佛一个又一个的黑洞。它们不创造任何财富,反而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巨量的社会财富。这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根据专家的保守估计,企业负担的1/3,特别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负担的一半来自于非税收入。仅在2006年,全国非税收入就可能达到13000亿。如果2万元非税收入解决一个劳动力就业,则被非税收入扼杀的就业机会为6500万个。


自治为什么是一种最好的秩序?且不谈自治的社会学意义,单就经济学角度而言,自治也是一个最划算的选择。如果商贩自治得以全面推行,我们就可以少供养几十万城管人员;如果行业自治得以全面推行,相关职能部门的精简就不会是一个问题。如此,过高的行政成本就不难降下来,大大减轻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负担。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显然将给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创业空间。管制当然不可能一概取消,但毫无疑问,凡是人民能够自我管理的领域,公权力都不应该进入,都应该让人民自我管理,才会使管制成本最小化,社会才会轻装前进。


公共部门本质上属于服务业,只不过它提供的不是普通的服务,而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但服务业的总规律,即市场规律,对它仍然起作用。哪个部门不为公众所需,或总是质次价高乃至货不对板,它就应该被公众淘汰,就应该关门走人。总之,公共部门只是满足特定社会需求的工具。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公共部门独立化,以致它的生存本身成了目的,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国家废物”的主要症状,也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危险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