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琳文章关于联合国工作改进的建议，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民主宣传工作做的不够，二是未能切实有效的促进各国的司法进步。笔者以为，徐琳是有的放矢。这里，笔者希望对徐琳文章从宏观上作点补充。

联合国乃二战末期同盟国打败了轴心国的产物，人所共知。

这是个极重要的事态，但不是创举。二战前的国际联盟，基本上是它的前身。若看大历史纵深，此种并不具备相当约束力的“高大上”组织，堪称源远流长。例如中国春秋战国五霸争雄时期，诸侯会盟，订立盟约，推举盟主，便不失为此套路之先驱。

此种把戏皆不能持久，在于它是强权产物，必受新兴强权反制，随着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心转移，联盟便又要推陈出新。当然推陈出新是形式，不是实质。源于时代没有条件没有能力去强权的中心化。

强权中心化与国际联盟，根本利益上是相违的。但强权时代的无论强势方或弱势方，文明演进皆不可以直线进行，所以大家明知联盟是在演戏，这戏仍然得演。它突出的表现是权术的发达，政治的丑恶。

二战后的联合国，并未跳出这个怪圈。不客气的讲，《联合国宪章》上的某些煌煌大言，无需当真。八十年的世界演变以及联合国乏善可成的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换言之，依得迄今为止的世界现状，对联合国报很大信心和希望者，只能说他们苦心可悯。

不过世界有了新变化，需要有新思维，也是不争的事实。此变化的突出表现乃是以暴力和传统民族文化即以旧价值观为基础的国家主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挑战，首推大资本权力不甘心臣服于国家主权。本来，资本权力凭自身之力并抗衡不了国家主权，因为没有掌握要你命的国家机器。它要战胜国家主权，必要另建一个国家主权，另组一套国家机器。可是这样一来，它便不再是资本权力，而成了换汤不换药的主权权力。在俗称的资本主义国家，二者取得了妥协和默契，多数时间内表现为合二为一。而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权力仍处于从属地位。然而无论什么国家，资本权力又迎来一大同盟力量，便是谁也抗拒不了，只能迎合的技术权能。这个技术权能依其天性一样要表现自己，于是，国家主权权力面对此二者就只有招架之力。

无疑，新形势新变化不但是对国家主权权力的挑战，也是对联合国本来就脆弱的威信的挑战。这样的前提下，联合国要想不被时代淘汰，尽可能保住不多的尊严，便必要从高高在上的世界事务指导者，变身为世界具体事物的勤恳服务员。诚然，八十年来联合国的官样文章上，他把自己定位为服务员，但强权时代的任何官样文章皆不可很当真。事实上，组成联合国权力中枢的五大常任理事国，哪一个会甘心做世界事物的服务员呢？

八十年前筹组的联合国，宗旨主要是维护以后世界的和平，当时的情况下无可指摘。他也做出了相当努力。例如世界警察的美国，依得另一大国的叙事，它简直恶行累累。那个大国却不提，当然也不敢提，没了或换了美国这个世界警察，这个世界会是怎样呢？无论如何，美国在世界各地广建军事基地是付费的，甚至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挽留，俄罗斯侵略吞并乌东四州，是同样性质吗？而红朝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是他连台港3000多万人心都搞不定，还说什么呢？固然，这不等于美国是天使。天使是人类的愿景，不是人间的现实。

由几个勾心斗角的强权国家组成的联合国权力中枢，决定了联合国一应重大行为都要看“董事会”的脸色行事，因为金主不给钱便寸步难行。所以苛求联合国所属机构鲜少业绩，不公允。但是，联合国众多官僚机构是否尽了力呢？依笔者看来也是让人失望的，其表现之一便是思维总是跟不上时代。从学理上看，它欣赏的是黑格尔的高大全风格，而不是罗素倡导的把复杂问题化解为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加以解决的方法。几十年来，以联合国庞大的机构和具有的财力，它满可以在具体问题上有几个切实行为，例如徐琳文章里提到的问题。

徐文的意义就在这里。

联合国的前景如何？时下吾等无从回答，只能揣测一二。盖因世界“西升”局面，又迎瓶颈，源于十九世纪以来经济上狂暴扩张期已过，地球上已无未知的大规模扩张点，从此有限的发展只能借助于技术手段转向“精细化”。已明显地满足不了一流文明地区的物质需求，陷入了由来已久的骑虎难下，任如何发展也跟不上欲求的扩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他不合人类似乎永恒的实为贪欲的寻乐心理，此为国家主权权力的依据。而主权权力不能去中心化，世界和平就仍得靠均势来维系。

“西升”受挫，受此鼓励的二三流文明国家不免幸灾乐祸，很自然地想起了“东升”。中国成了这方面的代表，且自以为依据充实。

从认识论上看，此情况似乎古已有之的社会主义卷土重来，实质是纳粹生存理论的复苏复兴。今日仍常见的意识形态互相攻击，多半是伪命题，例如红朝信奉什么呢？难道不就是那个四项原则中的坚持党的领导吗？使用大白话，便是只要世人认可这一条，它并不在乎叫什么主义。也许那帮子政治局大员还有人就什么主义说的点道道，但也是从大秦以来直到冷战时期的陈词滥调。那大量的厅局级省部级官员没有了金钱美女，人生于他们究竟有何意义？

然而这条路上，横亘在红朝乃至东西方一应专制权贵面前的从来不是瓶颈，而是无从逾越的天障。据说张高丽曾在彭帅面前感叹，人生无非尔尔，倒也不失为一种敬畏。这个星球文明很明显的退不回过去了，除非同归于尽，再从史前时代干起，但那能叫“东升”吗？此情况决定了日后的一二三流文明只能共存，共存时各国谋求稳步小发展，而不再是一两个权力中心放肆的无序大扩张。看来，全球化有望主权权力，大资本权力，新技术权能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客观上推出一个主权权力去中心化的新时代。意味着洲际（国家集团）权力和联合国权力增强，同时一应超大型国家解体。这似乎是个悖论，其实是网络时代既纵向扩权又横向分权的需要。也意味着只有民主，人权才能组织成这个网络的经与纬，保障三足鼎立的平衡。进一步说，民主的重要性已大大超越了二战丘吉尔时代对世界的要求，人权更是未来时代的不可或缺。

实际，几千年的陆权时代就不去说了。二战从物质条件讲是以机器生产和坚船利炮为标志的海权发威期，今天已进入了以互联网经济和大数据为标志的空权演化时期。单个的人空前的原子化，非人权不能使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如果文明的目的是人，那么人权或诚实文化才能拯救这个地球文明。因此，联合国作为全球协调、仲裁、服务机构，其意义亦将与日俱增。它能否胜任新角色，不排除有一个相当长的博弈磨合期。现在只有两点可以确定：一、这个人类文明不忍心自我毁灭是大概率。二、现存的各种理论及理论家太多太滥，也许只需要用一百年再回头看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无聊，浅薄，恶作剧，尤其几个专制国家的表演。
所以，徐琳文章虽内容不多，希望多干实事的启示意义不小。

徐琳文章关于联合国工作改进的建议，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民主宣传工作做的不够，二是未能切实有效的促进各国的司法进步。笔者以为，徐琳是有的放矢。这里，笔者希望对徐琳文章从宏观上作点补充。

联合国乃二战末期同盟国打败了轴心国的产物，人所共知。

这是个极重要的事态，但不是创举。二战前的国际联盟，基本上是它的前身。若看大历史纵深，此种并不具备相当约束力的“高大上”组织，堪称源远流长。例如中国春秋战国五霸争雄时期，诸侯会盟，订立盟约，推举盟主，便不失为此套路之先驱。

此种把戏皆不能持久，在于它是强权产物，必受新兴强权反制，随着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心转移，联盟便又要推陈出新。当然推陈出新是形式，不是实质。源于时代没有条件没有能力去强权的中心化。

强权中心化与国际联盟，根本利益上是相违的。但强权时代的无论强势方或弱势方，文明演进皆不可以直线进行，所以大家明知联盟是在演戏，这戏仍然得演。它突出的表现是权术的发达，政治的丑恶。

二战后的联合国，并未跳出这个怪圈。不客气的讲，《联合国宪章》上的某些煌煌大言，无需当真。八十年的世界演变以及联合国乏善可成的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换言之，依得迄今为止的世界现状，对联合国报很大信心和希望者，只能说他们苦心可悯。

不过世界有了新变化，需要有新思维，也是不争的事实。此变化的突出表现乃是以暴力和传统民族文化即以旧价值观为基础的国家主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挑战，首推大资本权力不甘心臣服于国家主权。本来，资本权力凭自身之力并抗衡不了国家主权，因为没有掌握要你命的国家机器。它要战胜国家主权，必要另建一个国家主权，另组一套国家机器。可是这样一来，它便不再是资本权力，而成了换汤不换药的主权权力。在俗称的资本主义国家，二者取得了妥协和默契，多数时间内表现为合二为一。而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权力仍处于从属地位。然而无论什么国家，资本权力又迎来一大同盟力量，便是谁也抗拒不了，只能迎合的技术权能。这个技术权能依其天性一样要表现自己，于是，国家主权权力面对此二者就只有招架之力。

无疑，新形势新变化不但是对国家主权权力的挑战，也是对联合国本来就脆弱的威信的挑战。这样的前提下，联合国要想不被时代淘汰，尽可能保住不多的尊严，便必要从高高在上的世界事务指导者，变身为世界具体事物的勤恳服务员。诚然，八十年来联合国的官样文章上，他把自己定位为服务员，但强权时代的任何官样文章皆不可很当真。事实上，组成联合国权力中枢的五大常任理事国，哪一个会甘心做世界事物的服务员呢？

八十年前筹组的联合国，宗旨主要是维护以后世界的和平，当时的情况下无可指摘。他也做出了相当努力。例如世界警察的美国，依得另一大国的叙事，它简直恶行累累。那个大国却不提，当然也不敢提，没了或换了美国这个世界警察，这个世界会是怎样呢？无论如何，美国在世界各地广建军事基地是付费的，甚至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挽留，俄罗斯侵略吞并乌东四州，是同样性质吗？而红朝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是他连台港3000多万人心都搞不定，还说什么呢？固然，这不等于美国是天使。天使是人类的愿景，不是人间的现实。

由几个勾心斗角的强权国家组成的联合国权力中枢，决定了联合国一应重大行为都要看“董事会”的脸色行事，因为金主不给钱便寸步难行。所以苛求联合国所属机构鲜少业绩，不公允。但是，联合国众多官僚机构是否尽了力呢？依笔者看来也是让人失望的，其表现之一便是思维总是跟不上时代。从学理上看，它欣赏的是黑格尔的高大全风格，而不是罗素倡导的把复杂问题化解为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加以解决的方法。几十年来，以联合国庞大的机构和具有的财力，它满可以在具体问题上有几个切实行为，例如徐琳文章里提到的问题。

徐文的意义就在这里。

联合国的前景如何？时下吾等无从回答，只能揣测一二。盖因世界“西升”局面，又迎瓶颈，源于十九世纪以来经济上狂暴扩张期已过，地球上已无未知的大规模扩张点，从此有限的发展只能借助于技术手段转向“精细化”。已明显地满足不了一流文明地区的物质需求，陷入了由来已久的骑虎难下，任如何发展也跟不上欲求的扩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他不合人类似乎永恒的实为贪欲的寻乐心理，此为国家主权权力的依据。而主权权力不能去中心化，世界和平就仍得靠均势来维系。

“西升”受挫，受此鼓励的二三流文明国家不免幸灾乐祸，很自然地想起了“东升”。中国成了这方面的代表，且自以为依据充实。

从认识论上看，此情况似乎古已有之的社会主义卷土重来，实质是纳粹生存理论的复苏复兴。今日仍常见的意识形态互相攻击，多半是伪命题，例如红朝信奉什么呢？难道不就是那个四项原则中的坚持党的领导吗？使用大白话，便是只要世人认可这一条，它并不在乎叫什么主义。也许那帮子政治局大员还有人就什么主义说的点道道，但也是从大秦以来直到冷战时期的陈词滥调。那大量的厅局级省部级官员没有了金钱美女，人生于他们究竟有何意义？

然而这条路上，横亘在红朝乃至东西方一应专制权贵面前的从来不是瓶颈，而是无从逾越的天障。据说张高丽曾在彭帅面前感叹，人生无非尔尔，倒也不失为一种敬畏。这个星球文明很明显的退不回过去了，除非同归于尽，再从史前时代干起，但那能叫“东升”吗？此情况决定了日后的一二三流文明只能共存，共存时各国谋求稳步小发展，而不再是一两个权力中心放肆的无序大扩张。看来，全球化有望主权权力，大资本权力，新技术权能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客观上推出一个主权权力去中心化的新时代。意味着洲际（国家集团）权力和联合国权力增强，同时一应超大型国家解体。这似乎是个悖论，其实是网络时代既纵向扩权又横向分权的需要。也意味着只有民主，人权才能组织成这个网络的经与纬，保障三足鼎立的平衡。进一步说，民主的重要性已大大超越了二战丘吉尔时代对世界的要求，人权更是未来时代的不可或缺。

实际，几千年的陆权时代就不去说了。二战从物质条件讲是以机器生产和坚船利炮为标志的海权发威期，今天已进入了以互联网经济和大数据为标志的空权演化时期。单个的人空前的原子化，非人权不能使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如果文明的目的是人，那么人权或诚实文化才能拯救这个地球文明。因此，联合国作为全球协调、仲裁、服务机构，其意义亦将与日俱增。它能否胜任新角色，不排除有一个相当长的博弈磨合期。现在只有两点可以确定：一、这个人类文明不忍心自我毁灭是大概率。二、现存的各种理论及理论家太多太滥，也许只需要用一百年再回头看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无聊，浅薄，恶作剧，尤其几个专制国家的表演。
所以，徐琳文章虽内容不多，希望多干实事的启示意义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