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看一看以毛为首的中共建立的这个政权给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毛和中共建政后，为了震摄民众以巩固毛和中共的统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和中共派出工作组依靠农村的地痞、懒汉、二流子(毛把这些人视为最值得依靠、最坚定的、最革命的农村无产阶级)发动农民瓜分地主富农、乡绅、国民政府党政军工作人员的财产、土地，甚至他们的妻女。挑动农民对他们的仇恨，对他们进行公开斗争、辱骂、施以酷刑直至处决。在这场运动中未经任何公正的法律审判被处决的地、富、反、坏份子就多达二百数十万人(仅由乡、村、土改工作组或一个斗争大会便可决定这些人的生死)，二千数百万人被划为以后牛马不如的下等贱民四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

为了制造恐怖以威慑民众，又在“土改”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內开展了长达数年之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主要针对城镇居民和机关干部中原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工作人员，也包括农村中“土改”时未被划成四类份子的原国民政府党政军工作人员)，和“肃反运动”(主要针对城市居民、党政军机关干部、知识份子)。

根据毛和中共颁发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又以反革命份子的名义处决了二百多万反革命份子(他们的家属、子弟也被冠以四类份子家属、子弟的帽子，沦为任人欺凌的贱民)。

在这期间笔者在长沙“楚怡小学”唸小学，每天早上在去学校的路上(息香街)，常会遇到从一所前国民政府官员的官邸里，被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押出来的一队队的犯人，他们的一只手被一条长繩彼此栓成一串，以防他们中途逃跑，另一只手拿着的洗脸盆里面放着洗漱用品，每次有数十人至一百多人不等。听大人们说，那所官邸成了临时拘留所，专门用于关押头天晚上从附近各处抓来的反革命份子，次日再送往监狱，经简单的讯问后即被处决或判以重刑。

一天，我们小学的教导主任李某被从李某老家所在的乡下来的几个手执梭标的农民协会的会员抓走，不几天就传来消息，李某被以恶霸地主的名义枪斃。

一九五二年我进长郡中学唸初中后，一天半夜在家里，在睡梦中忽然被一阵紧急而巨大的敲门声驚醒，房东陈老太起来开门后，立即冲进几个持枪的便衣，直奔二楼后面的房间，将租住在那里的一位姓胥的先生抓走。起先胥的太太还不太在意，因为她的先生只不过在国民政府做过一般的办事员，即使按照共产党的标准来衡量也没有任何劣跡，胥太太乐观地估计他先生被抓进去把事情讲清楚，用不了几天就会放出来。结果几天后派出所通知胥太太：胥先生因三青团骨干的罪名被处决。胥太太听后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此时胥太太刚生下的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还才滿月，因生儿子把原来的会计工作也辞掉了，胥太太带着刚满月的儿子无以为生，不久便搬走了，估计是投靠亲友去了。

到我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天上午上英文课时，等了许久还不见一向守时的英文老师郭维诚来上课，后来，一另位教英文的李又起老师来代课。课后才知道郭老师前一天夜晚被抓去了，郭老师从此便杳无音讯，不知所终。郭老师四川人，在念大学期间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中美联合航空队“飞虎队”，在芷江基地服役，担任翻译。抗战胜利后即复员退役，在长沙找了一份英语教师的工作，来到长郡中学担任英语教师。

不几天另一班上的五十多岁教语文的江老师也在夜晚被当局抓走，大约半个月后传来消息，江老师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枪决(江老师曾在国民政府期间在湖南某县当过县长，在其任上曾救过几位中共地下党员的性命，也没有什么劣跡，自以为对中共有功，在“肃反”运动中不会有事，不料也被中共当局处决)。

农村的“土改”、“清匪反霸”(即肃清国民党在农村的残余势力和宗族士绅的势力)和城市里的“镇反”、“肃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以及接着开展的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处决了五百多万人、数百万人被关进监狱、两千多万人被戴上“地富反坏”份子的帽子，这些人包括他们的亲属、子女在内都沦为任人欺压、奴役的下等“贱民”。

由于毛和中共在这些运动中提倡、胁迫同事之间、邻里之间、亲友之间甚至父母子女之间和夫妻之间互相检举揭发、交待问题、互相监督、彼此划清界限。导致全国百姓、干部笼罩在一片恐怖氛围之中，人人自危、互相提防、彼此猜疑，搞得全国百姓、干部除毛一人以外，从上到下都惶惶不可终日。通过这些运动毛和中共达到了震摄民众巩固他们的统治的目的。

在全国刚“解放”不久的一九五零年六月，毛为了秉承斯大林的旨意把美国的兵力和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亚洲来，以减轻美欧等国对苏联的压力，居然不顾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连年战乱造成的国弱民穷、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支持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发动了侵略南朝鲜的朝鲜战争。结果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参战，金日成的军队迅速溃败。此时，毛不顾中共其他主要领导人几乎一致的反对，坚持派军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战场，以挽救即将灭亡的金氏共产极权政权。面对联合国军的海空军优势和现代化武器装备，毛以其一贯蔑视个人生命的冷漠本性，仍然使用惨无人道的人海战术，导致志愿军战死战伤约一百万人(根据解宻的原苏联时代的档案资料的统计)，而美军仅戦死三万多人，朝鲜战争还使北朝鲜的领土比战前减少了一千五百平方英里，中国和北朝鲜还被联合国谴责为侵略者。这样的结果还被毛和中共吹嘘成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美国。

明明是毛和中共支持金日成侵略南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毛和中共以其颠倒黑白的惯技，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美国试图通过侵略北朝鲜继而要侵略中国的战争；把出兵朝鲜说成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欺骗国内百姓。又利用土改运动时农民从地主富农那里分得了土地和财产，毛和中共又提出“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诱迫农民参加志愿军到朝鲜为毛和中共充当人海战术的炮灰。

毛还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把大量“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原国民政府的官兵送到朝鲜，充当其人海战术的炮灰，借联合国军的力量为其消灭异己。

毛不顾中共大多数领导人的反对、不顾国内连年战乱给全国百姓带来的艰难处境，贸然决定入朝参战，其目的是为了秉承斯大林的旨意为扩大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充当打手和急先锋，以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从苏联购买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和军艦，并要狭苏联为毛和中共建立现代军事工业生产体系，为毛日后梦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领袖打下基础。至于为此付出百万中华儿女的宝贵生命，和更多中华儿女的伤残这样惨重的代价，对于生性冷漠、蔑视民众生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毛来说是完全不当一回事的。

至于把本来急需用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的生活的数以百亿计的宝贵资源白白地消耗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之中，毛就更不当一回事了。

“解放”后毛和中共为了巩固其极权统治加強对全国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的思想控制，掀起了一场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份子进行丑化、詆毁、批判，使知识份子尊严丧尽，就连那位民国时代著名的左翼文人、政治上拥护共产党、仅主张创作自由的胡风也不放过。胡风为了毛和中共的长治久安、为了繁荣“新时代”的文艺創作计，向毛进上“万言书”，不料招致毛的不满，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借以对文艺界知识份子进行打击、批判。文艺界知识份子被波及者达两千壹佰余人，九十二人被捕被判刑、七十八人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二十三人定为骨干。胡风入狱十年后才被正式判刑十四年，“文革”时又被判为无期徒刑。通过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毛和中共成功地震慑了全国的知识份子。全国知识份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不敢对毛和中共的所作所为再发异议。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暴发后，毛对已经被他和中共打压、批判、贬低、丑化到如此地步的中国知识份子仍不放心。毛和中共于一九五七年施展“阳谋”以帮助中共整风为名，鼓励、诱骗知识份子“大鸣大放”向中共提意见和建议。接着毛和中共一翻脸，发动“反右运动”，将敢于说真话、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不畏強权敢于向毛和中共提意见的知识份子一一打成向毛和中共发动猖狂进攻的“右派份子”。至此全国被打入另册的贱民由“四类份子”(地富反坏)晋升为“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在毛和以邓小平为组长的全国“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领导之下，将四百余万大学生、知识界和社会其他各界精英打成右派份子和内控右派份子。将他们或判刑投入监狱；或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就连毛和中共常用的“走过场”式的司法程序都不经过)就处以非法的“劳动教养”(简称“劳教”)；或放逐农村、农场、矿山、工厂从事非人的、长时间的、永无休止的笨重体力劳动。以损害他们的健康、摧残他们的意志、剝夺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破坏他们的家庭、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以此减少他们的影响力。被判刑的右派还被开除公职取消工资，被处“劳教”的右派也被开除公职取消工资，每月仅发二、三十元生活补助费。这使得右派份子和他们的家庭不仅在政治上沦为人们不敢或不屑与之交往的贱民，而且在经济上也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

只有少数右派或因有名气、有影响力；或因“罪行”较轻仍保留公职，但也降职、降薪作为所谓“反面教员”留在原单位从事一些诸如打扫卫生、搬运物品、炊事之类的杂务。这些人在单位上，每当有政治运动來临，便会被拉到大会、小会上批斗一番，受尽屈辱，他们苦涩地戏称自己为“职业运动员”。

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帝爱国运动”、“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反右”运动这几大运动(还应包括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搶救运动”)像一柄柄千钧重鎚无情而彻底地砸碎了一向崇尚富贵不能滛、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知识份子们在中国历史上挺立了四千年的脊梁骨。在这一柄柄千钧重鎚的不堪承受的沉重打击之下，只有极少数中国知识份子仍然坚挺着他们那宁折不弯的脊梁，向世人展示着中国知识份子威武不屈的英姿，其中有：张东蓀(被关进秦城监狱折磨至死)、储安平(失蹤，最近有资料证明储系被当局秘密杀害而非失踨)、方励之(“六.四”后被迫流亡美国后死于美国)、林昭(被关押，后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处决)、陳寅恪(“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等人。然而绝大多数被毛和中共击碎了脊梁骨的中国知识份子，都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陷入谨小慎微、苟且偷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境地。他们为改变自己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而不得的悲惨处境，而彼此互相争斗、互相检举揭发，甚至不惜往自己头上自泼脏水，以对毛和中共表示忠心、臣服。争当毛和中共的吹鼓手和御用工具，为毛和中共粉饰太平、掩盖开脱罪恶，诸如：郭沫若、费孝通、周谷城、吳晗、黄炎培、钱伟长、胡乔木、陈伯达、沈钧儒、史良、翦伯赞、趙朴初、雷洁琼……之流等即是其典型的代表。此外还有一些拥有一技之长，被毛和中共豢养为发展军工企业的工具的科技界知识份子如：李四光、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周光召、钱三強、华罗庚……之流。这些人不顾民众的困苦和死活，甘心情愿为毛和中共付出一生的精力，把自己本可用来造福国家和民众的知识和才华用来为毛和中共制造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等，白白地为毛和中共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和才华，至死也不能觉悟，其中有许多，不但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而毛把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潛艇……这些东西当作他实现其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领袖的必不可少的资本。

毛和中共为了加強对全国民众的控制，就是通过农业集体化、对粮油棉的统购统销，把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农民赖以生存的的生活资料粮棉油、副食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对城市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及粮油国家专营、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把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如此，为便于管理，毛和中共还建立了严格的户藉控制制度，人为地把民众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制造城乡多种待遇的差异，严格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任何人的外出或迁徙都必须经中共当局的批准并开具证明才能进行。

这样毛和中共不仅把个人和家庭生存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牢控在自己手中，就连人的生存空间也被他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掌之中。毛和中共完全剝夺了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又是个人的权利、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和人的尊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在这种体制之下，全国各阶层民众都被毛和中共变成了一个个没有思想、没有个人权利、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情感的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驯服工具。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变成了掌握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的毛和中共的附庸。

在这种体制之下，毛和中共为便于控制、利用和挑动民众之间彼此争斗，把全国民众人为地仿照奴隶、封建社会分成许多等级：党政军官员、党员、团员、国家干部、军人、工人、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贩、资本家、知识份子、起义投诚的国民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国民政府遺留在大陆的党政军团人员、“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农村分成党员、社队干部、贫雇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破产地主、富农、地主、恶霸地主，不论城市还是农村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都排在社会的最底层，排在倒数第二位的是五类份子的家属和子弟。

对每一阶层，毛和中共都给予他们相应的彼此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毛和中共巧妙而卑鄙地利用人的趋利和自私的本性，通过一场又一场接连不断的各种运动，挑动各阶层之间和同一阶层民众之间彼此争斗、彼此检举揭发、彼此争当毛和中共的驯服工具和奴仆，都试图得到毛和中共的赏赐爬到上一个阶层。

毛和中共通常通过“摘帽”(即摘掉头上所戴XX份子的帽子)、“农转非”(即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招工、提干、保送入学、入团、入党、提拔……等方式对那些在毛和中共挑起的各种运动和斗争中表现得最积极、最卑鄙、最无耻、最冷酷无情的积极份子进行奨赏。毛和中共就是用这种残酷、阴險的手段来震摄和控制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毛震摄、控制中共内部高级党政军官员的手段也是如此)。

毛和中共的政权刚一成立，毛就公然违背自己在延安对全国民众、民主党派和外国记者、政要许下的：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美国式的民主政权，实行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自由、繁荣富強的新中国的诺言。决心模仿列宁、斯大林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苏俄式的共产极权政权，以实现自己的帝王梦。

为了寻找靠山和巩固用暴力、恐怖和欺骗而夺取的政权，毛就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迫不及待地于当年十二月访问苏联，并与苏联簽订了卖国求荣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该条约附带的宻约中，毛和中共为了从苏联得到武器供应和发展军工企业的支持以及获得3亿美元的贷款，不惜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註：4]。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在中国大陆实现了他的帝王梦之后，并不满足，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三日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毛在一九五0年访苏期间，曾有失国体地、无耻地称斯大林为父亲；并高呼斯大林万岁！)遽然去世之后。毛在中共宣传机器、一帮无耻文人和毛的手下无耻而令人肉麻的吹捧之下“名令智昏”，产生了不仅要当中国的皇帝而且要当世界共产主义体系的伟大领袖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大救星的強烈愿望(在毛的头脑中所谓领袖、主席、总统、总书记……等，都不过是“皇帝”的代称而已)。为此毛还要把共产革命推向全世界，以实现其充当全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的疯狂梦想。因皇帝的名声太臭，毛自己和他的手下及毛的御用文人们把毛一心想当的统治全世界的皇帝这一称号称之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

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开始，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命归黄泉的卄三年内，毛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严重罪行大都缘于他要不计一切代价地去实现其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的强烈愿望。

经过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起，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为止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的不断打压之后，毛和中共不仅残杀了五百多万被他们认为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乡绅、“土匪”)、反革命、敌伪人员，被关押判刑的比这个数更多(其中有不少知识份子)。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又有四百多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份子”和“准右派分子”(即未正式戴“右派分子”帽子的内控右派，他们在政治上被当局与“右派分子”同等对待，仅在名义上、经济待遇上略有差别)。至此全国民众包括知识份子在内或是因被毛和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和強制灌输而被洗脑；或是被当局的暴力所震懾，已经基本上没有人敢公开对毛和中共的胡作非为说三道四了。

此时毛在他手下人和宣传机构、新闻媒体、无耻文人令人肉麻的无耻吹捧之下，被捧上了神坛。毛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往不胜、永远正确的英明领袖、伟大统帅和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可悲的是：尽管品格低下、行为卑劣、生性冷酷，但一向精明过人的毛，自己在众人的吹捧之下也丧夫了自知之明，自己也这么认为；不仅如此，此时毛已认为自己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大救星，而且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全世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的大救星(在毛心目中就是要当统治全世界的皇帝)。为了实现这一比他已经实现了的当中国的皇帝的梦想更加“伟大”的当全世界的皇帝的梦想。毛首先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和前苏联的赫鲁暁夫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争当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

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整体的经济、军事、科技方面的实力远远超过中国。历史造成的前苏联和它的领袖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和声望都要远超过中共和毛。为此，在众人无耻的吹捧之下，已经自认为自己英明、伟大、一贯正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毛，决心創造出人间奇跡以震惊世界。

这位发展、管理经济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毛对经济的认识仅止于：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样就什么都好办了）；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他在校读书时自然科学科目考试几乎从未及过格，打零分交白卷也是常事，毛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向人炫耀，和以此嘲笑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他的科技水平仅止于“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自去偿一口”)的“新中国”的土皇帝，想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在经济上、军事上(唯独没有要在民众的福祉上)超过前苏联、英国和美国(其他国家更不在话下)。并希望創造一种适合他实现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梦想的社会结构模式和社会管理模式。于是毛和中共在一九五八年公佈了脱离实际可能的“多、快、好、省地建没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

在毛的指使下，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全会上提出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超过美国。在当年六月卄一日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提出：“我们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在此后工农业生产产量“捷报”频传、各种“高产卫星”频放，全国一片竞相浮誇、吹牛的氛围之下，毛那早已发昏的头脑进一步发狂。毛和中共在当年八月十七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在一九六二年赶上美国，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和中共异想天开地提出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要在一九五七年535万吨/年的基础上翻一翻，达到1070万吨/年。同年九月八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再次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钢)，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

毛在以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林彪、柯庆施、李井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团的支持与鼓舞之下；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无耻御用文人令人肉麻的吹捧歌颂之下；在以科学家钱学森[註：５]为首的无耻御用科学家的鼓吹论证之下，毛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疯狂的“大跃进运动”。

全国各地竞相攀比，不断放出一个比一个高的高产卫星；一个比一个假的各行各业的“捷报”，诸如：夏粮产量比上年增产近70％、粮食总产超过美国、全国各省市研制出近二百种新型汽车，已达到世界汽车行业的先进水平、全国自行研制生产出六种型号的先进飞机……等等。

全国兴起大办水利的高潮，为完成和超额完成钢产量翻一翻，在全国又掀起了大炼钢铁的高潮，数以亿计的城乡民众丢下手里的工作和农活湧向水利工地兴修水利，和自造的冶煉钢铁的土高炉大煉钢铁，造成农业生产劳力奇缺，使得大量待收的粮食、油料作物和其他农产品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更多的由于人手不够(青壮年都去修水利、炼钢铁去了)而草草收割一下，粮食和其他农作物撒得到处都是(这是此后饿死几千万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修水利虽然造成粮食收不回、累死累伤数以万计的农民、由于缺乏远久规划不遵重水利专家的意见，修了许多毫无用处或无法使用的水利工程，不过客观地说也有一些那时修的水利工程，至今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仍在发挥作用。

而大炼钢铁则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全国各地不论农村的农民、城镇的居民、工厂的工人、机关的干部都要去建土高炉炼钢铁。由于炼钢铁用的焦炭产量很少，供正规的炼铁炼钢厂都不夠，所以产烟煤的地方，到处建土炼焦炉炼焦炭，搞得到处冒黑烟，到处一片烏烟瘴气。在不产烟煤的地方，就只好到山上砍伐森林燒成木炭來炼钢铁，成片的森林被砍伐；大办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又有大片大片的森林被砍伐，以致山上的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再加上大办农业上山去铲草皮沤制氹肥，又把那些因炼钢铁、办公社食堂被砍光了树木的山上残存的最后一点植被━地上的草皮也被一铲而光。原本一座座森林宻佈、花草丛生、郁郁葱葱的青山，变成了寸草不生泥石裸露的光山，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于山西、内蒙、宁夏、陕北、甘肃、青海、新疆等干旱少雨、气候寒冷、生长期短的地区來说，这种对生态环境的彻底破坏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这种生态災难不仅延续至今，而且还将继续祸及子孫后代。

笔者由于生长在城市，对当时大办水利没有亲身经历，但对大炼钢铁却有亲身经历，一九五八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即现在的中南工业大学)冶金系为大炼钢铁而新成立的钢铁冶金专科。进校后并不上课，而是去建炼钢厂，我们进校前已由冶金系师生和一些建筑工人建得差不多了，十几天后便建成投产。

学生们和一些社会上招来的闲散人员就成了钢厂的临时工人。我们被分成两班上午七点到晚上七点是白班；晚上七点到次日早上七点是夜班，不上班时除了睡几个小时的觉，还要上两节有关炼钢的课。这种基础课居然由一级教授程新民先生[註：６]讲授，其余的时间就是开批斗会、写大字报批斗专家教授，也批斗那些社会上招来的各种出身不好的工人。我们学生也要既写大字报、发言批斗专家教授和招来的出身不好的临时工人；同时又要向党交心，批判自已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我们学校的炼钢厂因为有冶金系，所以还是按比较正规的小钢厂修建的，拥有一座小型的化铁炉、一座l吨的小型转炉，主要冶炼当时国内紧缺的硅钢。由于专家教授都已被批透、批臭，不让他们主持钢厂的技术工作，钢厂的生产和技术工作都由几个调干生、转业军人、和党员学生负责，他们有的对炼钢一窍不通、有的一知半解。在一位出身好的马教授指导之下，炼出了第一炉钢，敲锣打鼓向党委报喜之后，就自认为炼钢并非难事，此后便不再向马教授请教了。

1958年10月21日上午9时许，因我头天上夜班，上午七点下班后正在距钢厂一里多远的学生六舍四楼的寝室睡觉。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正在考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爆发出如比巨大的响声？大约十几分钟之后，一位同寝室的学生(他那天上白班)流着满头鲜血(他头上脸上受的都是皮外伤，但因头上脸上都流滿了鲜血，样子很吓人)突然推开寝室门，带着惊恐的神色对我说：“钢厂爆炸了，你还在这里睡觉！”我连忙爬下床穿好衣鞋，迅速往钢厂方向跑去，想看看我能为受伤的同学、工友做点什么。不料跑到距纲厂还有近百米的距离时便被纠察队员挡住，不让靠近。我说我是钢厂的学生工人，想去参加伤员搶救。对方说不关你的事，你赶紧回宿舍去。我站在那里，远远地看见原来约一百米长的厂房的屋面，已被爆炸的气浪掀掉了三分之二，厂区地上一片狼藉，到处是残砖破瓦和东倒西歪被爆炸震倒的机器设备。我到现场附近时，已没有听到爆炸后必然发生的呼天喊地的哭叫声、呼救声。此时爆炸已发生有近半小时，因一般的重伤员已被抬到学院医务室紧急搶救、轻伤员自已跑到医务室进行包札处理，剩下几位特重伤员一边由医务室医生护士在现场进行临时处理；一边在等待城里面大医院的救护车来，以便拉到大医院进行搶救。在爆炸后将近一个小时才见两辆白色的救护车开來将几位特重伤员运去搶救。

学校依照当局对所有对其形象不利的事，一律向民众保宻的传统，在爆炸后的第一反应居然是由校党委迁头，由保卫科出面调集可靠的党员干部、教师、学生迅速组成纠察队，用繩索拉起一道封锁线封锁现场，以防止爆炸的消息向民间传播，被“阶级敌人”利用来攻击“三面红旗”。

据后来内部公佈，此次爆炸有二位学生因搶救无效死亡，重伤、致残卄余人、轻伤无以数计。如此重大的一次人为的、本可完全避免的、造成重大伤亡的安全事故在省、市内外居然从来也没有报导过。死者亲属的哀嚎声、伤者的呼喊声、致残者悲愤的呻吟声，全被“大跃进”的一片欢呼、歌颂声所淹没。

由于实在找不到任何此次爆炸系“阶级敌人”破坏造成的证据，后来有马教授(他是炼钢专家)参加的事故调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事故发生的前几天连续阴雨，倉促建成的钢厂四周没有完善的排水系统，导致化铁炉下面的土坑积水。爆炸那天早上，化铁炉因操作不当，造成化铁炉鼓风偏流，使炉内铁水温度下降，如铁水在化铁炉内凝结将造成整个化铁炉报废。现场技术负责人在未採取任何防爆措施的情况之下，贸然决定“打炉底”才造成了这次重大的事故。现场技术负责人考虑的是：如果一旦铁水凝固在化铁炉内，将造成化铁炉的报废，迅速打掉炉底，也就是打掉顶住化铁炉炉底的粗钢管使炉底打开，让炉内炽热的焦炭和铁水一下子泻到炉底下面的土坑里，就可以保住化铁炉，才不致影响钢厂的生产，继续为实现1070万吨钢/年作出贡献。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那些工农出身缺乏基本常识的党员“技术骨干”居然在炉底下面土坑里的积水都没有排掉的情况下，又没有向马教授请教，就自行决定“打炉底”，于是数以吨计的一千四、五百度的高温铁水和温度更高的炽热焦炭一瞬间下泻到土坑的积水里，积水一瞬间化成体积扩大一千贰佰肆拾多倍的炽热水蒸汽形成爆炸。一瞬间炽热的水蒸汽浪掀开了三分之二的厂房，炽热的水蒸汽和飞溅的高温铁水冲向现场的工人、学生，造成严重的烫伤、灼伤；掀开的屋面在空中形成大量残砖破瓦落下来砸在工人、学生们的头上、身上又造成许多伤害。

由此看出，如果当时在“打炉底”之前把土坑内的积水先排干，再垫上炉渣、或翻砂用的型砂(这两样东西钢厂内隨处都可找到)，这祥做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完全可以在化铁炉内铁水凝结之前完成，此时再“打炉底”，这场造成重大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夫的災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就是毛和中共宣扬的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在全国造成的种种巨大災难中的一个小小的“光辉”范例。

农村大炼钢铁的疯狂场面我无缘亲眼目睹，但城市里的大炼钢铁我有幸目睹过。大机关有车、有权、有钱可以到矿区拉铁矿石，到废品站拉废钢铁，到林区拉木炭甚至能到产煤区拉到焦炭。即使这样，对炼钢一窍不通的干部们，丢开自已的本职工作不顾，一天从早到晚轮翻在小高炉旁“奋战”，时常还要通霄达旦(因小高炉不能停，一停温度下降，要重新开炉，既费时、费工又费原料)，但炼出来的往往都是比他们投下去的废钢废铁质量还要差的完全没有什么用途的废品。炼出来的这些废品的产量经扩大许多倍之后，便被统计部门作为合格的钢产量住上报。

街道干部和城镇居民炼钢铁更为困难，他们权轻(仅对炼钢铁而言)、钱少，更没有运输车辆，顶多有几架靠人拉的板车(北方叫“架子车”)，他们的小高炉找不到炼钢铁的原料，只好到收废品的小贩那里收集废钢铁制品作原料，这远不能满足炼钢的需要。居委会的干部们就只好到居民的家里，带強制性的要居民们“自愿捐献”出家里除留一口煮饭用的铁锅、一把锅铲和一把菜刀之外所有“多余”的铁器。居民们被迫忍气吞声翻出家里所有的钢铁制品、用具，甚至连大门上的门扣环、箱子上的铁锁扣都被撬出来拿给他们去炼钢铁。居民们家里当时十分宝贵的“钢精”锅、“钢精”水壶(那时把铝制品称之为“钢精”)和其他“钢精”制品也要被迫“自愿捐献”出來，因居委会的小高炉没有鼓风机，就靠那种补锅用的手拉风箱来鼓风，小高炉的温度起不來，废钢铁熔化不了。不知经哪位高人指点，说在小高炉内加入铝或铝制品，铝在高温下燃烧可以产生三千多度的高温，可以提高炉内温度使炉内钢铁熔化。但那个时候居民们都十分贫困，居民们家里的“钢精”制品很少，所以居委会的小高炉常因温度不夠，投进去的是从居民家里被迫“自愿”捐献的各种钢铁制成品、“钢精”制成品，结果产出来的却是一堆既不象钢，也不象铁倒有点象炉渣一样的黑疙瘩。一堆这样的废物过磅后，又被扩大好多倍之后，便被当作合格的钢产量统计上报。象这种把成品当作原料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把这些成品炼成一堆废渣的愚不可及的、古今中外从未发生过的倒行逆施的蠢事，只有在以毛为首的中共的“英明”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

就是这些从遍佈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土高炉里炼出的、几乎没有任何用途的黑疙瘩被扩大许多倍之后，统计出來的所谓“钢产量”，再加上正规钢厂被虛报的钢产量。在一九五八年底毛和中共居然向全世界、全国宣称己提前多少天完成钢产量在一年的时间內翻一翻的“宏伟”目标，即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年的预定目标。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问，当时难道人们不知道这样做很荒唐吗？为什么还要“自愿捐献”家里的钢铁制品和“钢精”制品？其实当时许多人都知道这样做很荒唐，也不愿意把家里有用的钢铁制成品、“钢精”用品捐献去干这种蠢事。但是如果他们敢于指出“大炼钢铁”的荒唐、得不尝失；或试图抵制这一切；或试图拒绝“自愿捐献”自己家里那些有用的钢铁、“钢精”制成品，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马上就会被当局指责为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接着他们将遭到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斗，最后将被戴上“五类份子”的帽子轻的遣送农村劳动、送农场劳教，；重的判处徒刑，如不认“罪”甚至会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处决，还要祸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

就祘有敢于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好汉，他自己可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但他不能不顾及他周围数以十计的无辜的家属、亲友、同事、同学。他们都将因他而招来永无穷尽的不同程度的深重灾难。这就是当时的人们不敢、也不能出面抵制、指责“大跃进”中发生的种种违反常理的荒唐事的最主要原因。

从延安“整风运动”、“抢救运动”(这一点主要针对中共的各级领导阶层和抗日时期投奔延安的知识份子、青年学生而言)起，直到“解放”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为止。中共除毛之外，从上到下的几乎所有各级党政军干部直至普通党员、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社会精英直至平民百姓，都充分领教了毛的阴險狡诈、凶残狠毒、不择手段、无所顾忌和冷漠无情。“解放”后经毛和中共的欺骗宣传、舆论导向和灌输洗脑之后，仍能保持清醒头脑和独立见解者，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批判”、“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社食堂”、“大修水利”……等运动中所发生的种种违反常理的现象都心知肚明。其中良知未泯、品格较高者，大都噤若寒蝉、保持沉默以明哲保身；其中人品卑劣、良知丧尽者，则一意吹捧、推波助澜，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和驯服工具。至于那些被毛和中共的欺骗宣传、舆论导向和灌输洗脑搞得懵懵懂懂者则将毛和中共奉为神明，不问或不知是非曲直、对错与否，一味毛和中共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竟相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及毛和中共这架共产极权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毛和中共通过农业互助组、农业合作社有效地把农民的士地和生产工具控制在毛和中共的手里；通过对私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有效地把城市居民的工厂、企业、商店，手工业作坊……等生产资料控制在毛和中共的手里；毛和中共又通过对以粮油为主的几乎所有的、全体民众赖以生存的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有效地掌控了全体民众赖以活命的主要物资；毛和中共又通过对民众生活必需的粮食、食油、肉类、食糖、香烟、糖菓、点心、棉布、火柴、燃煤、煤油、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等几乎所有民众生存、生活所必须的物资实施“计划供应”，把所有一切民众赖以生存生活所需的一切资源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已手里。

毛和中共又通过严格的户口政策，強行把民众划分成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牢牢地控制在他所在的乡村、城市、街道。除毛和中共认可的升学、参军、招工、提干、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及工作调动之外，均不得隨便迁徙。这样毛和中共已把它治下的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空间、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所有资源牢牢地掌控在自已的手里，每一个人都成了毛和中共的附庸：没有自已想要的生存空间；没有自已的生产资料；没有自己的生活资料。

毛认为这样还不夠，毛为了实现自己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伟大领袖的梦想，为了找到一种牢固掌控每一个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模式，毛发现并“完善”了“人民公社”这种组织管理模式，并在全国大力推广。毛要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兵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他征服世界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战争的炮灰。于是处于颠狂状态的毛，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的“伟大”号召。全国各地从城镇的机关、企业、工厂、学校、街道直到到乡村纷纷组建民兵师，下辖团、营、连、排、班。
在一九五八年成立了各类民兵师达5175个，下辖民兵团44205个，民兵总数达到2.2亿人。笔者一九六0年在湖南大学化学系就读时，也曾被编入该校的防化民兵营，与同学们身披一件不透气的油布雨衣(当时塑料制品尚未流行、这是我们防化民兵唯一的“防化装备”)冒着烈日，大汗淋漓地肩扛一支不带子弹、早已退役的一九一七年美制老式步枪，在学校大操场接受贺龙元帅的检阅。
毛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毛一直希望通过发动一场世界大战，消灭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全世界建立共产极权政权，以实现他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的梦想。因此毛需要一大批没有思想、没有头脑、无条件盲目服从他的领导的臣民，为他要发动的世界共产革命战争充当炮灰(这就是为什么毛在后来明明知道办食堂、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重要原因时，仍然不顾农民死活顽固地坚持办食堂和人民公社的最主要的原因)。

毛扬言：“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这样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当时全国人口约六亿)。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毛当然自认为自己不在牺牲之列)，却換来一个大同世界(即以毛为领袖的共产极权统治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毛自认为自己必将成为这个“大同世界”的“伟大领袖”，他当然值得。但对于为实现他的世界帝王梦而无辜死去的四亿中国人，和全世界将为此而死去的十几亿人却太不值得了(当时全世界约有卄七亿人口)”。

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的毛，对一场核大战之后，全世界将处在“核冬季”阴影的笼罩之下，由于大量放射性尘埃弥漫空中，遮天蔽日，使气温骤降，到处一片黑暗，数月不见天日，所有的空气、水、食物、土地……都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几乎所有的动植物都将死亡，人类也没有人能幸免(包括毛本人在内)。对这些毛一无所知，所以毛指望：“死掉四亿(中国)人，还剩两亿人口，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毛还希望在中国打核大战：“由我(毛自己)来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迫使美国向中国战场投入主力军队……(然后)请苏联向中国战场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队一举歼灭在中国战场。”无知、狂妄、冷漠的毛为实现自己统治世界的世界帝王梦，竟然不惜牺牲四亿中国人和十几亿各国民众的宝贵生命，其凶狠残暴、冷酷无情、无知狂妄、漠视数以十亿计的人的生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卑劣本性实在令人发指，在这方面连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都难以望其项背。

２０１６年６月４日完成于望春轩

[註：４]详一九五二年二月中国外长周恩来与前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簽定的《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
[註：5] 钱是一个品行卑劣的小人，在反右时为自己脱身和向中共献媚，不惜无中生有向中共举报同为科学家的钱伟长有政治野心，再加上钱伟长反右期间提出的教授治教专家治校的意见与中共的做法相左，致使钱伟长被以邓小平为首的“反右领导小组”划为右派分子。钱学森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在粮食亩产已由超千斤、几千斤、超万斤、几万斤时，居然违背科学常识和做人的基本良知，公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从科学上论证粮食亩产几万斤是完全可能的，为浮誇风推波澜，致使后來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把稻谷产量浮誇到130435斤/亩的惊人而荒谬的地步。钱学森从美国回国后即被毛和中共豢养來为毛和中共称霸世界研制火箭、导弹和人造卫星。钱学森置国家极度贫困、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活活饿死的现状于不顾，把自已本可用于造福民众的全部知识和精力都用于为毛试图称霸世界实现其“世界帝王梦”研制火箭、导弹和人造卫星。晚年还宣扬“人体特异功能”。回顾钱学森的一生不仅品格卑劣而且从未运用他的知识、才华为改善中国民众的处境做过任何有益的事。这样一个人死后居然被当局吹捧为科学界为人处事的楷模，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註：6]程先生曾留学德、美二国获得过两个博士学位，原为清华大学冶金系系主任，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隨请华大学冶金系一起來到新成立的“中南矿冶学院”，担任冶金系系主任，一九五七年被当局划为右派，是我国著名的冶金专家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湖南省仅有的两名一级教授之一

再來看一看以毛为首的中共建立的这个政权给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毛和中共建政后，为了震摄民众以巩固毛和中共的统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和中共派出工作组依靠农村的地痞、懒汉、二流子(毛把这些人视为最值得依靠、最坚定的、最革命的农村无产阶级)发动农民瓜分地主富农、乡绅、国民政府党政军工作人员的财产、土地，甚至他们的妻女。挑动农民对他们的仇恨，对他们进行公开斗争、辱骂、施以酷刑直至处决。在这场运动中未经任何公正的法律审判被处决的地、富、反、坏份子就多达二百数十万人(仅由乡、村、土改工作组或一个斗争大会便可决定这些人的生死)，二千数百万人被划为以后牛马不如的下等贱民四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

为了制造恐怖以威慑民众，又在“土改”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內开展了长达数年之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主要针对城镇居民和机关干部中原国民政府的党政军工作人员，也包括农村中“土改”时未被划成四类份子的原国民政府党政军工作人员)，和“肃反运动”(主要针对城市居民、党政军机关干部、知识份子)。

根据毛和中共颁发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又以反革命份子的名义处决了二百多万反革命份子(他们的家属、子弟也被冠以四类份子家属、子弟的帽子，沦为任人欺凌的贱民)。

在这期间笔者在长沙“楚怡小学”唸小学，每天早上在去学校的路上(息香街)，常会遇到从一所前国民政府官员的官邸里，被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押出来的一队队的犯人，他们的一只手被一条长繩彼此栓成一串，以防他们中途逃跑，另一只手拿着的洗脸盆里面放着洗漱用品，每次有数十人至一百多人不等。听大人们说，那所官邸成了临时拘留所，专门用于关押头天晚上从附近各处抓来的反革命份子，次日再送往监狱，经简单的讯问后即被处决或判以重刑。

一天，我们小学的教导主任李某被从李某老家所在的乡下来的几个手执梭标的农民协会的会员抓走，不几天就传来消息，李某被以恶霸地主的名义枪斃。

一九五二年我进长郡中学唸初中后，一天半夜在家里，在睡梦中忽然被一阵紧急而巨大的敲门声驚醒，房东陈老太起来开门后，立即冲进几个持枪的便衣，直奔二楼后面的房间，将租住在那里的一位姓胥的先生抓走。起先胥的太太还不太在意，因为她的先生只不过在国民政府做过一般的办事员，即使按照共产党的标准来衡量也没有任何劣跡，胥太太乐观地估计他先生被抓进去把事情讲清楚，用不了几天就会放出来。结果几天后派出所通知胥太太：胥先生因三青团骨干的罪名被处决。胥太太听后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此时胥太太刚生下的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还才滿月，因生儿子把原来的会计工作也辞掉了，胥太太带着刚满月的儿子无以为生，不久便搬走了，估计是投靠亲友去了。

到我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天上午上英文课时，等了许久还不见一向守时的英文老师郭维诚来上课，后来，一另位教英文的李又起老师来代课。课后才知道郭老师前一天夜晚被抓去了，郭老师从此便杳无音讯，不知所终。郭老师四川人，在念大学期间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中美联合航空队“飞虎队”，在芷江基地服役，担任翻译。抗战胜利后即复员退役，在长沙找了一份英语教师的工作，来到长郡中学担任英语教师。

不几天另一班上的五十多岁教语文的江老师也在夜晚被当局抓走，大约半个月后传来消息，江老师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枪决(江老师曾在国民政府期间在湖南某县当过县长，在其任上曾救过几位中共地下党员的性命，也没有什么劣跡，自以为对中共有功，在“肃反”运动中不会有事，不料也被中共当局处决)。

农村的“土改”、“清匪反霸”(即肃清国民党在农村的残余势力和宗族士绅的势力)和城市里的“镇反”、“肃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以及接着开展的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处决了五百多万人、数百万人被关进监狱、两千多万人被戴上“地富反坏”份子的帽子，这些人包括他们的亲属、子女在内都沦为任人欺压、奴役的下等“贱民”。

由于毛和中共在这些运动中提倡、胁迫同事之间、邻里之间、亲友之间甚至父母子女之间和夫妻之间互相检举揭发、交待问题、互相监督、彼此划清界限。导致全国百姓、干部笼罩在一片恐怖氛围之中，人人自危、互相提防、彼此猜疑，搞得全国百姓、干部除毛一人以外，从上到下都惶惶不可终日。通过这些运动毛和中共达到了震摄民众巩固他们的统治的目的。

在全国刚“解放”不久的一九五零年六月，毛为了秉承斯大林的旨意把美国的兵力和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亚洲来，以减轻美欧等国对苏联的压力，居然不顾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连年战乱造成的国弱民穷、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支持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发动了侵略南朝鲜的朝鲜战争。结果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参战，金日成的军队迅速溃败。此时，毛不顾中共其他主要领导人几乎一致的反对，坚持派军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战场，以挽救即将灭亡的金氏共产极权政权。面对联合国军的海空军优势和现代化武器装备，毛以其一贯蔑视个人生命的冷漠本性，仍然使用惨无人道的人海战术，导致志愿军战死战伤约一百万人(根据解宻的原苏联时代的档案资料的统计)，而美军仅戦死三万多人，朝鲜战争还使北朝鲜的领土比战前减少了一千五百平方英里，中国和北朝鲜还被联合国谴责为侵略者。这样的结果还被毛和中共吹嘘成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美国。

明明是毛和中共支持金日成侵略南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毛和中共以其颠倒黑白的惯技，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美国试图通过侵略北朝鲜继而要侵略中国的战争；把出兵朝鲜说成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欺骗国内百姓。又利用土改运动时农民从地主富农那里分得了土地和财产，毛和中共又提出“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诱迫农民参加志愿军到朝鲜为毛和中共充当人海战术的炮灰。

毛还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把大量“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原国民政府的官兵送到朝鲜，充当其人海战术的炮灰，借联合国军的力量为其消灭异己。

毛不顾中共大多数领导人的反对、不顾国内连年战乱给全国百姓带来的艰难处境，贸然决定入朝参战，其目的是为了秉承斯大林的旨意为扩大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充当打手和急先锋，以换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从苏联购买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和军艦，并要狭苏联为毛和中共建立现代军事工业生产体系，为毛日后梦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领袖打下基础。至于为此付出百万中华儿女的宝贵生命，和更多中华儿女的伤残这样惨重的代价，对于生性冷漠、蔑视民众生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毛来说是完全不当一回事的。

至于把本来急需用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的生活的数以百亿计的宝贵资源白白地消耗在“抗美援朝”的战火之中，毛就更不当一回事了。

“解放”后毛和中共为了巩固其极权统治加強对全国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的思想控制，掀起了一场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份子进行丑化、詆毁、批判，使知识份子尊严丧尽，就连那位民国时代著名的左翼文人、政治上拥护共产党、仅主张创作自由的胡风也不放过。胡风为了毛和中共的长治久安、为了繁荣“新时代”的文艺創作计，向毛进上“万言书”，不料招致毛的不满，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借以对文艺界知识份子进行打击、批判。文艺界知识份子被波及者达两千壹佰余人，九十二人被捕被判刑、七十八人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二十三人定为骨干。胡风入狱十年后才被正式判刑十四年，“文革”时又被判为无期徒刑。通过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毛和中共成功地震慑了全国的知识份子。全国知识份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不敢对毛和中共的所作所为再发异议。

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事件”暴发后，毛对已经被他和中共打压、批判、贬低、丑化到如此地步的中国知识份子仍不放心。毛和中共于一九五七年施展“阳谋”以帮助中共整风为名，鼓励、诱骗知识份子“大鸣大放”向中共提意见和建议。接着毛和中共一翻脸，发动“反右运动”，将敢于说真话、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不畏強权敢于向毛和中共提意见的知识份子一一打成向毛和中共发动猖狂进攻的“右派份子”。至此全国被打入另册的贱民由“四类份子”(地富反坏)晋升为“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在毛和以邓小平为组长的全国“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领导之下，将四百余万大学生、知识界和社会其他各界精英打成右派份子和内控右派份子。将他们或判刑投入监狱；或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就连毛和中共常用的“走过场”式的司法程序都不经过)就处以非法的“劳动教养”(简称“劳教”)；或放逐农村、农场、矿山、工厂从事非人的、长时间的、永无休止的笨重体力劳动。以损害他们的健康、摧残他们的意志、剝夺他们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精力、破坏他们的家庭、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以此减少他们的影响力。被判刑的右派还被开除公职取消工资，被处“劳教”的右派也被开除公职取消工资，每月仅发二、三十元生活补助费。这使得右派份子和他们的家庭不仅在政治上沦为人们不敢或不屑与之交往的贱民，而且在经济上也陷入极度的贫困之中。

只有少数右派或因有名气、有影响力；或因“罪行”较轻仍保留公职，但也降职、降薪作为所谓“反面教员”留在原单位从事一些诸如打扫卫生、搬运物品、炊事之类的杂务。这些人在单位上，每当有政治运动來临，便会被拉到大会、小会上批斗一番，受尽屈辱，他们苦涩地戏称自己为“职业运动员”。

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帝爱国运动”、“镇反运动”、“肃反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和“反右”运动这几大运动(还应包括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搶救运动”)像一柄柄千钧重鎚无情而彻底地砸碎了一向崇尚富贵不能滛、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中国知识份子们在中国历史上挺立了四千年的脊梁骨。在这一柄柄千钧重鎚的不堪承受的沉重打击之下，只有极少数中国知识份子仍然坚挺着他们那宁折不弯的脊梁，向世人展示着中国知识份子威武不屈的英姿，其中有：张东蓀(被关进秦城监狱折磨至死)、储安平(失蹤，最近有资料证明储系被当局秘密杀害而非失踨)、方励之(“六.四”后被迫流亡美国后死于美国)、林昭(被关押，后被当局以“反革命”罪处决)、陳寅恪(“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等人。然而绝大多数被毛和中共击碎了脊梁骨的中国知识份子，都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陷入谨小慎微、苟且偷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境地。他们为改变自己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而不得的悲惨处境，而彼此互相争斗、互相检举揭发，甚至不惜往自己头上自泼脏水，以对毛和中共表示忠心、臣服。争当毛和中共的吹鼓手和御用工具，为毛和中共粉饰太平、掩盖开脱罪恶，诸如：郭沫若、费孝通、周谷城、吳晗、黄炎培、钱伟长、胡乔木、陈伯达、沈钧儒、史良、翦伯赞、趙朴初、雷洁琼……之流等即是其典型的代表。此外还有一些拥有一技之长，被毛和中共豢养为发展军工企业的工具的科技界知识份子如：李四光、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周光召、钱三強、华罗庚……之流。这些人不顾民众的困苦和死活，甘心情愿为毛和中共付出一生的精力，把自己本可用来造福国家和民众的知识和才华用来为毛和中共制造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等，白白地为毛和中共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和才华，至死也不能觉悟，其中有许多，不但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而毛把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核潛艇……这些东西当作他实现其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领袖的必不可少的资本。

毛和中共为了加強对全国民众的控制，就是通过农业集体化、对粮油棉的统购统销，把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农民赖以生存的的生活资料粮棉油、副食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对城市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及粮油国家专营、定量供应、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供应，把城市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如此，为便于管理，毛和中共还建立了严格的户藉控制制度，人为地把民众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制造城乡多种待遇的差异，严格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任何人的外出或迁徙都必须经中共当局的批准并开具证明才能进行。

这样毛和中共不仅把个人和家庭生存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牢控在自己手中，就连人的生存空间也被他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掌之中。毛和中共完全剝夺了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又是个人的权利、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和人的尊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在这种体制之下，全国各阶层民众都被毛和中共变成了一个个没有思想、没有个人权利、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情感的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驯服工具。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变成了掌握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间的毛和中共的附庸。

在这种体制之下，毛和中共为便于控制、利用和挑动民众之间彼此争斗，把全国民众人为地仿照奴隶、封建社会分成许多等级：党政军官员、党员、团员、国家干部、军人、工人、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贩、资本家、知识份子、起义投诚的国民政府的党政军人员、国民政府遺留在大陆的党政军团人员、“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农村分成党员、社队干部、贫雇农、下中农、中农、上中农、破产地主、富农、地主、恶霸地主，不论城市还是农村五类份子(地富反坏右)都排在社会的最底层，排在倒数第二位的是五类份子的家属和子弟。

对每一阶层，毛和中共都给予他们相应的彼此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毛和中共巧妙而卑鄙地利用人的趋利和自私的本性，通过一场又一场接连不断的各种运动，挑动各阶层之间和同一阶层民众之间彼此争斗、彼此检举揭发、彼此争当毛和中共的驯服工具和奴仆，都试图得到毛和中共的赏赐爬到上一个阶层。

毛和中共通常通过“摘帽”(即摘掉头上所戴XX份子的帽子)、“农转非”(即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招工、提干、保送入学、入团、入党、提拔……等方式对那些在毛和中共挑起的各种运动和斗争中表现得最积极、最卑鄙、最无耻、最冷酷无情的积极份子进行奨赏。毛和中共就是用这种残酷、阴險的手段来震摄和控制全国各阶层民众的(毛震摄、控制中共内部高级党政军官员的手段也是如此)。

毛和中共的政权刚一成立，毛就公然违背自己在延安对全国民众、民主党派和外国记者、政要许下的：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美国式的民主政权，实行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自由、繁荣富強的新中国的诺言。决心模仿列宁、斯大林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苏俄式的共产极权政权，以实现自己的帝王梦。

为了寻找靠山和巩固用暴力、恐怖和欺骗而夺取的政权，毛就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迫不及待地于当年十二月访问苏联，并与苏联簽订了卖国求荣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该条约附带的宻约中，毛和中共为了从苏联得到武器供应和发展军工企业的支持以及获得3亿美元的贷款，不惜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註：4]。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在中国大陆实现了他的帝王梦之后，并不满足，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三日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毛在一九五0年访苏期间，曾有失国体地、无耻地称斯大林为父亲；并高呼斯大林万岁！)遽然去世之后。毛在中共宣传机器、一帮无耻文人和毛的手下无耻而令人肉麻的吹捧之下“名令智昏”，产生了不仅要当中国的皇帝而且要当世界共产主义体系的伟大领袖和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大救星的強烈愿望(在毛的头脑中所谓领袖、主席、总统、总书记……等，都不过是“皇帝”的代称而已)。为此毛还要把共产革命推向全世界，以实现其充当全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的疯狂梦想。因皇帝的名声太臭，毛自己和他的手下及毛的御用文人们把毛一心想当的统治全世界的皇帝这一称号称之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

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开始，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命归黄泉的卄三年内，毛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严重罪行大都缘于他要不计一切代价地去实现其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的强烈愿望。

经过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起，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为止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的不断打压之后，毛和中共不仅残杀了五百多万被他们认为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乡绅、“土匪”)、反革命、敌伪人员，被关押判刑的比这个数更多(其中有不少知识份子)。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又有四百多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份子”和“准右派分子”(即未正式戴“右派分子”帽子的内控右派，他们在政治上被当局与“右派分子”同等对待，仅在名义上、经济待遇上略有差别)。至此全国民众包括知识份子在内或是因被毛和中共当局的欺骗宣传和強制灌输而被洗脑；或是被当局的暴力所震懾，已经基本上没有人敢公开对毛和中共的胡作非为说三道四了。

此时毛在他手下人和宣传机构、新闻媒体、无耻文人令人肉麻的无耻吹捧之下，被捧上了神坛。毛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往不胜、永远正确的英明领袖、伟大统帅和全国人民的大救星。可悲的是：尽管品格低下、行为卑劣、生性冷酷，但一向精明过人的毛，自己在众人的吹捧之下也丧夫了自知之明，自己也这么认为；不仅如此，此时毛已认为自己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大救星，而且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和全世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的大救星(在毛心目中就是要当统治全世界的皇帝)。为了实现这一比他已经实现了的当中国的皇帝的梦想更加“伟大”的当全世界的皇帝的梦想。毛首先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和前苏联的赫鲁暁夫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争当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

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整体的经济、军事、科技方面的实力远远超过中国。历史造成的前苏联和它的领袖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和声望都要远超过中共和毛。为此，在众人无耻的吹捧之下，已经自认为自己英明、伟大、一贯正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毛，决心創造出人间奇跡以震惊世界。

这位发展、管理经济的知识几乎等于零（毛对经济的认识仅止于：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样就什么都好办了）；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他在校读书时自然科学科目考试几乎从未及过格，打零分交白卷也是常事，毛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向人炫耀，和以此嘲笑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他的科技水平仅止于“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自去偿一口”)的“新中国”的土皇帝，想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在经济上、军事上(唯独没有要在民众的福祉上)超过前苏联、英国和美国(其他国家更不在话下)。并希望創造一种适合他实现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梦想的社会结构模式和社会管理模式。于是毛和中共在一九五八年公佈了脱离实际可能的“多、快、好、省地建没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

在毛的指使下，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全会上提出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超过美国。在当年六月卄一日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提出：“我们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在此后工农业生产产量“捷报”频传、各种“高产卫星”频放，全国一片竞相浮誇、吹牛的氛围之下，毛那早已发昏的头脑进一步发狂。毛和中共在当年八月十七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在一九六二年赶上美国，向共产主义过渡。

毛和中共异想天开地提出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要在一九五七年535万吨/年的基础上翻一翻，达到1070万吨/年。同年九月八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再次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钢)，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

毛在以刘少奇、周恩來、邓小平、林彪、柯庆施、李井泉……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团的支持与鼓舞之下；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无耻御用文人令人肉麻的吹捧歌颂之下；在以科学家钱学森[註：５]为首的无耻御用科学家的鼓吹论证之下，毛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疯狂的“大跃进运动”。

全国各地竞相攀比，不断放出一个比一个高的高产卫星；一个比一个假的各行各业的“捷报”，诸如：夏粮产量比上年增产近70％、粮食总产超过美国、全国各省市研制出近二百种新型汽车，已达到世界汽车行业的先进水平、全国自行研制生产出六种型号的先进飞机……等等。

全国兴起大办水利的高潮，为完成和超额完成钢产量翻一翻，在全国又掀起了大炼钢铁的高潮，数以亿计的城乡民众丢下手里的工作和农活湧向水利工地兴修水利，和自造的冶煉钢铁的土高炉大煉钢铁，造成农业生产劳力奇缺，使得大量待收的粮食、油料作物和其他农产品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更多的由于人手不够(青壮年都去修水利、炼钢铁去了)而草草收割一下，粮食和其他农作物撒得到处都是(这是此后饿死几千万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修水利虽然造成粮食收不回、累死累伤数以万计的农民、由于缺乏远久规划不遵重水利专家的意见，修了许多毫无用处或无法使用的水利工程，不过客观地说也有一些那时修的水利工程，至今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仍在发挥作用。

而大炼钢铁则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全国各地不论农村的农民、城镇的居民、工厂的工人、机关的干部都要去建土高炉炼钢铁。由于炼钢铁用的焦炭产量很少，供正规的炼铁炼钢厂都不夠，所以产烟煤的地方，到处建土炼焦炉炼焦炭，搞得到处冒黑烟，到处一片烏烟瘴气。在不产烟煤的地方，就只好到山上砍伐森林燒成木炭來炼钢铁，成片的森林被砍伐；大办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又有大片大片的森林被砍伐，以致山上的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再加上大办农业上山去铲草皮沤制氹肥，又把那些因炼钢铁、办公社食堂被砍光了树木的山上残存的最后一点植被━地上的草皮也被一铲而光。原本一座座森林宻佈、花草丛生、郁郁葱葱的青山，变成了寸草不生泥石裸露的光山，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于山西、内蒙、宁夏、陕北、甘肃、青海、新疆等干旱少雨、气候寒冷、生长期短的地区來说，这种对生态环境的彻底破坏几乎是不可逆转的。这种生态災难不仅延续至今，而且还将继续祸及子孫后代。

笔者由于生长在城市，对当时大办水利没有亲身经历，但对大炼钢铁却有亲身经历，一九五八年我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南矿冶学院(即现在的中南工业大学)冶金系为大炼钢铁而新成立的钢铁冶金专科。进校后并不上课，而是去建炼钢厂，我们进校前已由冶金系师生和一些建筑工人建得差不多了，十几天后便建成投产。

学生们和一些社会上招来的闲散人员就成了钢厂的临时工人。我们被分成两班上午七点到晚上七点是白班；晚上七点到次日早上七点是夜班，不上班时除了睡几个小时的觉，还要上两节有关炼钢的课。这种基础课居然由一级教授程新民先生[註：６]讲授，其余的时间就是开批斗会、写大字报批斗专家教授，也批斗那些社会上招来的各种出身不好的工人。我们学生也要既写大字报、发言批斗专家教授和招来的出身不好的临时工人；同时又要向党交心，批判自已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我们学校的炼钢厂因为有冶金系，所以还是按比较正规的小钢厂修建的，拥有一座小型的化铁炉、一座l吨的小型转炉，主要冶炼当时国内紧缺的硅钢。由于专家教授都已被批透、批臭，不让他们主持钢厂的技术工作，钢厂的生产和技术工作都由几个调干生、转业军人、和党员学生负责，他们有的对炼钢一窍不通、有的一知半解。在一位出身好的马教授指导之下，炼出了第一炉钢，敲锣打鼓向党委报喜之后，就自认为炼钢并非难事，此后便不再向马教授请教了。

1958年10月21日上午9时许，因我头天上夜班，上午七点下班后正在距钢厂一里多远的学生六舍四楼的寝室睡觉。突然一声巨响，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正在考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爆发出如比巨大的响声？大约十几分钟之后，一位同寝室的学生(他那天上白班)流着满头鲜血(他头上脸上受的都是皮外伤，但因头上脸上都流滿了鲜血，样子很吓人)突然推开寝室门，带着惊恐的神色对我说：“钢厂爆炸了，你还在这里睡觉！”我连忙爬下床穿好衣鞋，迅速往钢厂方向跑去，想看看我能为受伤的同学、工友做点什么。不料跑到距纲厂还有近百米的距离时便被纠察队员挡住，不让靠近。我说我是钢厂的学生工人，想去参加伤员搶救。对方说不关你的事，你赶紧回宿舍去。我站在那里，远远地看见原来约一百米长的厂房的屋面，已被爆炸的气浪掀掉了三分之二，厂区地上一片狼藉，到处是残砖破瓦和东倒西歪被爆炸震倒的机器设备。我到现场附近时，已没有听到爆炸后必然发生的呼天喊地的哭叫声、呼救声。此时爆炸已发生有近半小时，因一般的重伤员已被抬到学院医务室紧急搶救、轻伤员自已跑到医务室进行包札处理，剩下几位特重伤员一边由医务室医生护士在现场进行临时处理；一边在等待城里面大医院的救护车来，以便拉到大医院进行搶救。在爆炸后将近一个小时才见两辆白色的救护车开來将几位特重伤员运去搶救。

学校依照当局对所有对其形象不利的事，一律向民众保宻的传统，在爆炸后的第一反应居然是由校党委迁头，由保卫科出面调集可靠的党员干部、教师、学生迅速组成纠察队，用繩索拉起一道封锁线封锁现场，以防止爆炸的消息向民间传播，被“阶级敌人”利用来攻击“三面红旗”。

据后来内部公佈，此次爆炸有二位学生因搶救无效死亡，重伤、致残卄余人、轻伤无以数计。如此重大的一次人为的、本可完全避免的、造成重大伤亡的安全事故在省、市内外居然从来也没有报导过。死者亲属的哀嚎声、伤者的呼喊声、致残者悲愤的呻吟声，全被“大跃进”的一片欢呼、歌颂声所淹没。

由于实在找不到任何此次爆炸系“阶级敌人”破坏造成的证据，后来有马教授(他是炼钢专家)参加的事故调查小组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事故发生的前几天连续阴雨，倉促建成的钢厂四周没有完善的排水系统，导致化铁炉下面的土坑积水。爆炸那天早上，化铁炉因操作不当，造成化铁炉鼓风偏流，使炉内铁水温度下降，如铁水在化铁炉内凝结将造成整个化铁炉报废。现场技术负责人在未採取任何防爆措施的情况之下，贸然决定“打炉底”才造成了这次重大的事故。现场技术负责人考虑的是：如果一旦铁水凝固在化铁炉内，将造成化铁炉的报废，迅速打掉炉底，也就是打掉顶住化铁炉炉底的粗钢管使炉底打开，让炉内炽热的焦炭和铁水一下子泻到炉底下面的土坑里，就可以保住化铁炉，才不致影响钢厂的生产，继续为实现1070万吨钢/年作出贡献。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那些工农出身缺乏基本常识的党员“技术骨干”居然在炉底下面土坑里的积水都没有排掉的情况下，又没有向马教授请教，就自行决定“打炉底”，于是数以吨计的一千四、五百度的高温铁水和温度更高的炽热焦炭一瞬间下泻到土坑的积水里，积水一瞬间化成体积扩大一千贰佰肆拾多倍的炽热水蒸汽形成爆炸。一瞬间炽热的水蒸汽浪掀开了三分之二的厂房，炽热的水蒸汽和飞溅的高温铁水冲向现场的工人、学生，造成严重的烫伤、灼伤；掀开的屋面在空中形成大量残砖破瓦落下来砸在工人、学生们的头上、身上又造成许多伤害。

由此看出，如果当时在“打炉底”之前把土坑内的积水先排干，再垫上炉渣、或翻砂用的型砂(这两样东西钢厂内隨处都可找到)，这祥做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完全可以在化铁炉内铁水凝结之前完成，此时再“打炉底”，这场造成重大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夫的災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就是毛和中共宣扬的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在全国造成的种种巨大災难中的一个小小的“光辉”范例。

农村大炼钢铁的疯狂场面我无缘亲眼目睹，但城市里的大炼钢铁我有幸目睹过。大机关有车、有权、有钱可以到矿区拉铁矿石，到废品站拉废钢铁，到林区拉木炭甚至能到产煤区拉到焦炭。即使这样，对炼钢一窍不通的干部们，丢开自已的本职工作不顾，一天从早到晚轮翻在小高炉旁“奋战”，时常还要通霄达旦(因小高炉不能停，一停温度下降，要重新开炉，既费时、费工又费原料)，但炼出来的往往都是比他们投下去的废钢废铁质量还要差的完全没有什么用途的废品。炼出来的这些废品的产量经扩大许多倍之后，便被统计部门作为合格的钢产量住上报。

街道干部和城镇居民炼钢铁更为困难，他们权轻(仅对炼钢铁而言)、钱少，更没有运输车辆，顶多有几架靠人拉的板车(北方叫“架子车”)，他们的小高炉找不到炼钢铁的原料，只好到收废品的小贩那里收集废钢铁制品作原料，这远不能满足炼钢的需要。居委会的干部们就只好到居民的家里，带強制性的要居民们“自愿捐献”出家里除留一口煮饭用的铁锅、一把锅铲和一把菜刀之外所有“多余”的铁器。居民们被迫忍气吞声翻出家里所有的钢铁制品、用具，甚至连大门上的门扣环、箱子上的铁锁扣都被撬出来拿给他们去炼钢铁。居民们家里当时十分宝贵的“钢精”锅、“钢精”水壶(那时把铝制品称之为“钢精”)和其他“钢精”制品也要被迫“自愿捐献”出來，因居委会的小高炉没有鼓风机，就靠那种补锅用的手拉风箱来鼓风，小高炉的温度起不來，废钢铁熔化不了。不知经哪位高人指点，说在小高炉内加入铝或铝制品，铝在高温下燃烧可以产生三千多度的高温，可以提高炉内温度使炉内钢铁熔化。但那个时候居民们都十分贫困，居民们家里的“钢精”制品很少，所以居委会的小高炉常因温度不夠，投进去的是从居民家里被迫“自愿”捐献的各种钢铁制成品、“钢精”制成品，结果产出来的却是一堆既不象钢，也不象铁倒有点象炉渣一样的黑疙瘩。一堆这样的废物过磅后，又被扩大好多倍之后，便被当作合格的钢产量统计上报。象这种把成品当作原料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把这些成品炼成一堆废渣的愚不可及的、古今中外从未发生过的倒行逆施的蠢事，只有在以毛为首的中共的“英明”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

就是这些从遍佈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土高炉里炼出的、几乎没有任何用途的黑疙瘩被扩大许多倍之后，统计出來的所谓“钢产量”，再加上正规钢厂被虛报的钢产量。在一九五八年底毛和中共居然向全世界、全国宣称己提前多少天完成钢产量在一年的时间內翻一翻的“宏伟”目标，即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年的预定目标。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问，当时难道人们不知道这样做很荒唐吗？为什么还要“自愿捐献”家里的钢铁制品和“钢精”制品？其实当时许多人都知道这样做很荒唐，也不愿意把家里有用的钢铁制成品、“钢精”用品捐献去干这种蠢事。但是如果他们敢于指出“大炼钢铁”的荒唐、得不尝失；或试图抵制这一切；或试图拒绝“自愿捐献”自己家里那些有用的钢铁、“钢精”制成品，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马上就会被当局指责为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反毛、反党、反社会主义。接着他们将遭到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的批斗，最后将被戴上“五类份子”的帽子轻的遣送农村劳动、送农场劳教，；重的判处徒刑，如不认“罪”甚至会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处决，还要祸及他们的家人和亲友。

就祘有敢于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好汉，他自己可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但他不能不顾及他周围数以十计的无辜的家属、亲友、同事、同学。他们都将因他而招来永无穷尽的不同程度的深重灾难。这就是当时的人们不敢、也不能出面抵制、指责“大跃进”中发生的种种违反常理的荒唐事的最主要原因。

从延安“整风运动”、“抢救运动”(这一点主要针对中共的各级领导阶层和抗日时期投奔延安的知识份子、青年学生而言)起，直到“解放”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为止。中共除毛之外，从上到下的几乎所有各级党政军干部直至普通党员、几乎所有的知识份子、社会精英直至平民百姓，都充分领教了毛的阴險狡诈、凶残狠毒、不择手段、无所顾忌和冷漠无情。“解放”后经毛和中共的欺骗宣传、舆论导向和灌输洗脑之后，仍能保持清醒头脑和独立见解者，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批判”、“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社食堂”、“大修水利”……等运动中所发生的种种违反常理的现象都心知肚明。其中良知未泯、品格较高者，大都噤若寒蝉、保持沉默以明哲保身；其中人品卑劣、良知丧尽者，则一意吹捧、推波助澜，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和驯服工具。至于那些被毛和中共的欺骗宣传、舆论导向和灌输洗脑搞得懵懵懂懂者则将毛和中共奉为神明，不问或不知是非曲直、对错与否，一味毛和中共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竟相争当毛和中共的奴才及毛和中共这架共产极权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毛和中共通过农业互助组、农业合作社有效地把农民的士地和生产工具控制在毛和中共的手里；通过对私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有效地把城市居民的工厂、企业、商店，手工业作坊……等生产资料控制在毛和中共的手里；毛和中共又通过对以粮油为主的几乎所有的、全体民众赖以生存的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有效地掌控了全体民众赖以活命的主要物资；毛和中共又通过对民众生活必需的粮食、食油、肉类、食糖、香烟、糖菓、点心、棉布、火柴、燃煤、煤油、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等几乎所有民众生存、生活所必须的物资实施“计划供应”，把所有一切民众赖以生存生活所需的一切资源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已手里。

毛和中共又通过严格的户口政策，強行把民众划分成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牢牢地控制在他所在的乡村、城市、街道。除毛和中共认可的升学、参军、招工、提干、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工作及工作调动之外，均不得隨便迁徙。这样毛和中共已把它治下的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空间、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所有资源牢牢地掌控在自已的手里，每一个人都成了毛和中共的附庸：没有自已想要的生存空间；没有自已的生产资料；没有自己的生活资料。

毛认为这样还不夠，毛为了实现自己充当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伟大领袖的梦想，为了找到一种牢固掌控每一个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模式，毛发现并“完善”了“人民公社”这种组织管理模式，并在全国大力推广。毛要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兵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他征服世界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战争的炮灰。于是处于颠狂状态的毛，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的“伟大”号召。全国各地从城镇的机关、企业、工厂、学校、街道直到到乡村纷纷组建民兵师，下辖团、营、连、排、班。
在一九五八年成立了各类民兵师达5175个，下辖民兵团44205个，民兵总数达到2.2亿人。笔者一九六0年在湖南大学化学系就读时，也曾被编入该校的防化民兵营，与同学们身披一件不透气的油布雨衣(当时塑料制品尚未流行、这是我们防化民兵唯一的“防化装备”)冒着烈日，大汗淋漓地肩扛一支不带子弹、早已退役的一九一七年美制老式步枪，在学校大操场接受贺龙元帅的检阅。
毛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毛一直希望通过发动一场世界大战，消灭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全世界建立共产极权政权，以实现他想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的梦想。因此毛需要一大批没有思想、没有头脑、无条件盲目服从他的领导的臣民，为他要发动的世界共产革命战争充当炮灰(这就是为什么毛在后来明明知道办食堂、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是导致数千万农民饿死的重要原因时，仍然不顾农民死活顽固地坚持办食堂和人民公社的最主要的原因)。

毛扬言：“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这样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当时全国人口约六亿)。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毛当然自认为自己不在牺牲之列)，却換来一个大同世界(即以毛为领袖的共产极权统治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毛自认为自己必将成为这个“大同世界”的“伟大领袖”，他当然值得。但对于为实现他的世界帝王梦而无辜死去的四亿中国人，和全世界将为此而死去的十几亿人却太不值得了(当时全世界约有卄七亿人口)”。

科学知识几乎等于零的毛，对一场核大战之后，全世界将处在“核冬季”阴影的笼罩之下，由于大量放射性尘埃弥漫空中，遮天蔽日，使气温骤降，到处一片黑暗，数月不见天日，所有的空气、水、食物、土地……都被放射性物质所污染、几乎所有的动植物都将死亡，人类也没有人能幸免(包括毛本人在内)。对这些毛一无所知，所以毛指望：“死掉四亿(中国)人，还剩两亿人口，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毛还希望在中国打核大战：“由我(毛自己)来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迫使美国向中国战场投入主力军队……(然后)请苏联向中国战场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队一举歼灭在中国战场。”无知、狂妄、冷漠的毛为实现自己统治世界的世界帝王梦，竟然不惜牺牲四亿中国人和十几亿各国民众的宝贵生命，其凶狠残暴、冷酷无情、无知狂妄、漠视数以十亿计的人的生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卑劣本性实在令人发指，在这方面连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都难以望其项背。

２０１６年６月４日完成于望春轩

[註：４]详一九五二年二月中国外长周恩来与前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簽定的《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
[註：5] 钱是一个品行卑劣的小人，在反右时为自己脱身和向中共献媚，不惜无中生有向中共举报同为科学家的钱伟长有政治野心，再加上钱伟长反右期间提出的教授治教专家治校的意见与中共的做法相左，致使钱伟长被以邓小平为首的“反右领导小组”划为右派分子。钱学森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在粮食亩产已由超千斤、几千斤、超万斤、几万斤时，居然违背科学常识和做人的基本良知，公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从科学上论证粮食亩产几万斤是完全可能的，为浮誇风推波澜，致使后來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把稻谷产量浮誇到130435斤/亩的惊人而荒谬的地步。钱学森从美国回国后即被毛和中共豢养來为毛和中共称霸世界研制火箭、导弹和人造卫星。钱学森置国家极度贫困、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活活饿死的现状于不顾，把自已本可用于造福民众的全部知识和精力都用于为毛试图称霸世界实现其“世界帝王梦”研制火箭、导弹和人造卫星。晚年还宣扬“人体特异功能”。回顾钱学森的一生不仅品格卑劣而且从未运用他的知识、才华为改善中国民众的处境做过任何有益的事。这样一个人死后居然被当局吹捧为科学界为人处事的楷模，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註：6]程先生曾留学德、美二国获得过两个博士学位，原为清华大学冶金系系主任，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隨请华大学冶金系一起來到新成立的“中南矿冶学院”，担任冶金系系主任，一九五七年被当局划为右派，是我国著名的冶金专家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湖南省仅有的两名一级教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