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达库斯瓦拉
资料照片：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罗斯福室通过视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2021年11月15日)白宫 — 乔·拜登(Joe Biden)总统上任之际，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达到了创纪录的低点。去年，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担任总统时期，盖洛普就美国领导力在60个国家和地区所做的民调显示，对美国领导力赞同率的中间值只有22%。美国的全球形象在拜登执政六个月后有了大幅回升。根据盖洛普8月间在46个国家和地区所做的民调，对美国领导力的赞同率中间值达到49%。
范德堡大学历史学者托马斯·施瓦茨(Thomas Schwartz)说，拜登出任总统之际，他的参照标准非常低。他说：“除了非常少数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外，多数外国领导人都不喜欢唐纳德·特朗普，于是乎，只要不是特朗普，立刻就有了优势。”
不过，施瓦茨说，单凭自己不是特朗普，拜登走不了太远。虽然拜登是从前任那里继承了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但是他灾难性的执行方式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和有关他执政能力的国内名声。
“恐怖主义加剧了，塔利班的接管导致制裁，这让阿富汗处在严峻的人道危机之中，而这有可能导致大规模饥荒，”威尔逊中心的南亚事务高级顾问迈克尔·库格尔曼(Michael Kugelman)说。“我认为美国仓促混乱的撤军被认为跟这些结果有关联。”
哈德逊研究所沃尔特·P·斯特恩杰出研究员肯尼斯·温斯坦(Kenneth Weinstein)说，仓皇撤军背叛了西方和其他盟友，包括阿富汗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女性，她们在塔利班统治下受苦最多。他还说，今后，美国总统请求盟友为了共同目标而做出牺牲时会更加困难了。
温斯坦认为，拜登政府对南部边界的处理方式是另一个失败。他说，随着危机加剧，美国已重归“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掺水版本，而拜登-哈里斯政府曾在2020年谴责这些政策是不人道的”。
美国回归了吗？
在前总统特朗普多年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之后，拜登释放了截然相反的讯息，宣布美国回归，重新将多边主义和外交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重新加入多边组织，重新返回退出的协议，并对抗疫和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有了更多的参与。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与美洲项目主任莱斯利·文贾穆里(Leslie Vinjamuri)说：“如果用全球参与来衡量成功，而且把2020年当作基线，那么，拜登总统执政第一年完全是矫正性的。”
在对美国之音提出的一个问题做出回应时，白宫新闻秘书詹·莎琪(Jen Psaki)列举了几项成就。她说，美国在一些全球最大的挑战中恢复了领导地位，包括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同时还恢复了联盟关系，化解了与欧洲国家的贸易纠纷并通过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和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而提升了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关系。
澳英美三边伙伴关系将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并在网络、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方面推动三国间的高科技合作。哈德逊研究所的温斯坦说：“如果我们能够在2042年的期限之前真正交付这些潜艇，这项协议有可能改变印太安全态势。”
然而，澳英美三边伙伴关系推出时让法国措手不及。这项协议取消了巴黎之前与澳大利亚签订的660亿美元的常规动力潜艇协议。这被普遍视为另一项外交政策失误，而且是拜登政府的讯息与政策之间脱节的一个例证。
美国企业研究所驻所学者达利博尔·罗和(Dalibor Rohac)认为，拜登政府对传统盟友没有显示出多少重视，空有言辞，却没有拿出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与特朗普时期出现的一些孤立主义有什么不同或改善之处。罗和还提到，拜登政府执政后，针对欧盟的旅行禁令和关税仍持续了数月，这也表明言辞和行动的脱节。
罗和说：“总统是否能够弥合言辞与行动之间的差距是他如今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与俄罗斯
特朗普政府时期，管控与北京的战略竞争是一个关键准则。当下，在拜登政府时期，这仍然是给美中关系做出定义的框架。
拜登11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视频通话，讨论“继续努力负责任地管控”美中关系，两国在贸易、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最近的军事实力方面的竞争有失控的危险。
陷入困难的美中关系最棘手的是台湾议题。民主自治的台湾岛被北京视为有待统一的省份。
“美国要求中国不要把对台湾的压力升级。中国要求美国不要莽撞并试探‘一个中国’政策的极限，”威尔逊中心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说。“对两国的指控都成立，双方都处在无法重新考虑自身政策的位置。”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没有消停。最近几个星期，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乌克兰边界附近陈兵数万。普京说，他希望防止北约东扩，这是拜登与普京12月视频峰会的焦点议题。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欧洲、俄罗斯与欧亚项目研究员安德鲁·洛森(Andrew Lohsen)说：“我们在此间看到的俄罗斯联邦的一些行为是要提醒美国，俄罗斯仍在，仍然有意要寻求它的利益，这些利益不能被忽视。”
俄罗斯在12月17日公布了向西方提交的范围广泛的新的安全倡议，包括让北约保证不仅不再进一步东扩，而且还要削减在乌克兰和东欧、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军事活动。提议还包括禁止向可以打击到对方领土的区域派遣美俄军舰和飞机。
美国进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马克西·伯格曼(Max Bergmann)说，俄罗斯希望华盛顿与莫斯科“坐下来划分世界，仿佛是在1921年，而不是2021年。”俄罗斯的严厉要求似乎肯定会被美国和盟国驳回。西方盟国坚持认为，莫斯科不能对北约联盟的扩展发号施令。
拜登政府表示将继续与莫斯科与北京进行高层对话，不仅为了避免冲突，而且寻求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比如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诸如伊朗等地区事务。
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文贾穆里说，到目前为止，拜登的威慑与外交接触双管齐下的策略还没有导致重大挫折或负面后果。“但是，要在一个力量出现转移而技术发生改变的背景下捍卫基于规则的秩序，而且是在首要大国奉行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体系的世界里这样做，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未来并不确定，”她说。
此外，范德堡大学的施瓦茨说，普京威胁乌克兰，习近平镇压香港民主，恐吓台湾而且被控对维吾尔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这些都助长了一种叙事，那就是：拜登政府过于软弱，面对咄咄逼人的对手，未能挺身坚决捍卫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他说：“伊朗仍然桀骜不驯，朝着获取核武器迈步，这加强了那种形象。”
其它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朝鲜。拜登政府似乎不急于达成协议，除非金正恩承诺逐步废除他的核武器项目。另一个问题是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不断发酵的紧张关系。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已经达成一年多了，拜登政府重新建立了被特朗普切断的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但是在推动更为广泛的中东和平方面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民主与专制
拜登政府将与对手的关系置于一种全球斗争的背景之下，在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划出了一道界线。
“我们将为我们的盟友挺身而出，反对强国通过强占领土、经济胁迫、技术剥削或散布谣言等方式压制弱国的企图，”拜登9月21日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说。“但我们不是在寻求——我再次强调——我们不是在寻求一场新的冷战，也不是在寻求一个分裂成僵化阵营的世界。”
而中国和俄罗斯恰恰指责华盛顿培养“冷战思维”。12月9日至10日，拜登主办了有一百多个参与方与会的民主峰会，中俄领导人都被排除在外。民主峰会的一个星期后，习近平与普京举行了他们俩人之间的视频会晤。
虽然一些活动人士盛赞民主峰会“加强民主并抵御威权主义”以及打击腐败与推动人权的目标，但是有些分析人士告诫说，不要走得太远。
韦尔斯利学院米尔德里德·莱恩·肯珀政治学教授斯塔西·戈达德(Stacie Goddard)认为，如果拜登把他的民主对专制的框架推广得过宽，那会失去在全球议题上的合作领域，比如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与俄罗斯磋商军备控制。她说：“这类全球议题确实需要某种跨意识形态合作。”
范德堡大学历史学者托马斯·施瓦茨(Thomas Schwartz)说，拜登出任总统之际，他的参照标准非常低。他说：“除了非常少数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外，多数外国领导人都不喜欢唐纳德·特朗普，于是乎，只要不是特朗普，立刻就有了优势。”
不过，施瓦茨说，单凭自己不是特朗普，拜登走不了太远。虽然拜登是从前任那里继承了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但是他灾难性的执行方式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和有关他执政能力的国内名声。
“恐怖主义加剧了，塔利班的接管导致制裁，这让阿富汗处在严峻的人道危机之中，而这有可能导致大规模饥荒，”威尔逊中心的南亚事务高级顾问迈克尔·库格尔曼(Michael Kugelman)说。“我认为美国仓促混乱的撤军被认为跟这些结果有关联。”
哈德逊研究所沃尔特·P·斯特恩杰出研究员肯尼斯·温斯坦(Kenneth Weinstein)说，仓皇撤军背叛了西方和其他盟友，包括阿富汗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女性，她们在塔利班统治下受苦最多。他还说，今后，美国总统请求盟友为了共同目标而做出牺牲时会更加困难了。
温斯坦认为，拜登政府对南部边界的处理方式是另一个失败。他说，随着危机加剧，美国已重归“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掺水版本，而拜登-哈里斯政府曾在2020年谴责这些政策是不人道的”。
美国回归了吗？
在前总统特朗普多年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之后，拜登释放了截然相反的讯息，宣布美国回归，重新将多边主义和外交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重新加入多边组织，重新返回退出的协议，并对抗疫和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有了更多的参与。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与美洲项目主任莱斯利·文贾穆里(Leslie Vinjamuri)说：“如果用全球参与来衡量成功，而且把2020年当作基线，那么，拜登总统执政第一年完全是矫正性的。”
在对美国之音提出的一个问题做出回应时，白宫新闻秘书詹·莎琪(Jen Psaki)列举了几项成就。她说，美国在一些全球最大的挑战中恢复了领导地位，包括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同时还恢复了联盟关系，化解了与欧洲国家的贸易纠纷并通过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和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而提升了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关系。
澳英美三边伙伴关系将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并在网络、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方面推动三国间的高科技合作。哈德逊研究所的温斯坦说：“如果我们能够在2042年的期限之前真正交付这些潜艇，这项协议有可能改变印太安全态势。”
然而，澳英美三边伙伴关系推出时让法国措手不及。这项协议取消了巴黎之前与澳大利亚签订的660亿美元的常规动力潜艇协议。这被普遍视为另一项外交政策失误，而且是拜登政府的讯息与政策之间脱节的一个例证。
美国企业研究所驻所学者达利博尔·罗和(Dalibor Rohac)认为，拜登政府对传统盟友没有显示出多少重视，空有言辞，却没有拿出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与特朗普时期出现的一些孤立主义有什么不同或改善之处。罗和还提到，拜登政府执政后，针对欧盟的旅行禁令和关税仍持续了数月，这也表明言辞和行动的脱节。
罗和说：“总统是否能够弥合言辞与行动之间的差距是他如今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与俄罗斯
特朗普政府时期，管控与北京的战略竞争是一个关键准则。当下，在拜登政府时期，这仍然是给美中关系做出定义的框架。
拜登11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视频通话，讨论“继续努力负责任地管控”美中关系，两国在贸易、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最近的军事实力方面的竞争有失控的危险。
陷入困难的美中关系最棘手的是台湾议题。民主自治的台湾岛被北京视为有待统一的省份。
“美国要求中国不要把对台湾的压力升级。中国要求美国不要莽撞并试探‘一个中国’政策的极限，”威尔逊中心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说。“对两国的指控都成立，双方都处在无法重新考虑自身政策的位置。”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没有消停。最近几个星期，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乌克兰边界附近陈兵数万。普京说，他希望防止北约东扩，这是拜登与普京12月视频峰会的焦点议题。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欧洲、俄罗斯与欧亚项目研究员安德鲁·洛森(Andrew Lohsen)说：“我们在此间看到的俄罗斯联邦的一些行为是要提醒美国，俄罗斯仍在，仍然有意要寻求它的利益，这些利益不能被忽视。”
俄罗斯在12月17日公布了向西方提交的范围广泛的新的安全倡议，包括让北约保证不仅不再进一步东扩，而且还要削减在乌克兰和东欧、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军事活动。提议还包括禁止向可以打击到对方领土的区域派遣美俄军舰和飞机。
美国进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马克西·伯格曼(Max Bergmann)说，俄罗斯希望华盛顿与莫斯科“坐下来划分世界，仿佛是在1921年，而不是2021年。”俄罗斯的严厉要求似乎肯定会被美国和盟国驳回。西方盟国坚持认为，莫斯科不能对北约联盟的扩展发号施令。
拜登政府表示将继续与莫斯科与北京进行高层对话，不仅为了避免冲突，而且寻求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比如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诸如伊朗等地区事务。
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文贾穆里说，到目前为止，拜登的威慑与外交接触双管齐下的策略还没有导致重大挫折或负面后果。“但是，要在一个力量出现转移而技术发生改变的背景下捍卫基于规则的秩序，而且是在首要大国奉行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体系的世界里这样做，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未来并不确定，”她说。
此外，范德堡大学的施瓦茨说，普京威胁乌克兰，习近平镇压香港民主，恐吓台湾而且被控对维吾尔人实行种族灭绝政策，这些都助长了一种叙事，那就是：拜登政府过于软弱，面对咄咄逼人的对手，未能挺身坚决捍卫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他说：“伊朗仍然桀骜不驯，朝着获取核武器迈步，这加强了那种形象。”
其它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朝鲜。拜登政府似乎不急于达成协议，除非金正恩承诺逐步废除他的核武器项目。另一个问题是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不断发酵的紧张关系。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已经达成一年多了，拜登政府重新建立了被特朗普切断的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但是在推动更为广泛的中东和平方面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民主与专制
拜登政府将与对手的关系置于一种全球斗争的背景之下，在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划出了一道界线。
“我们将为我们的盟友挺身而出，反对强国通过强占领土、经济胁迫、技术剥削或散布谣言等方式压制弱国的企图，”拜登9月21日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说。“但我们不是在寻求——我再次强调——我们不是在寻求一场新的冷战，也不是在寻求一个分裂成僵化阵营的世界。”
而中国和俄罗斯恰恰指责华盛顿培养“冷战思维”。12月9日至10日，拜登主办了有一百多个参与方与会的民主峰会，中俄领导人都被排除在外。民主峰会的一个星期后，习近平与普京举行了他们俩人之间的视频会晤。
虽然一些活动人士盛赞民主峰会“加强民主并抵御威权主义”以及打击腐败与推动人权的目标，但是有些分析人士告诫说，不要走得太远。
韦尔斯利学院米尔德里德·莱恩·肯珀政治学教授斯塔西·戈达德(Stacie Goddard)认为，如果拜登把他的民主对专制的框架推广得过宽，那会失去在全球议题上的合作领域，比如与中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与俄罗斯磋商军备控制。她说：“这类全球议题确实需要某种跨意识形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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