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未遂

 


拜访完老革命陈文高,已是2007年4月11日深夜,元谋之行接近尾声,紧绷的神经猛然松弛,站在黑漆漆的街头,我不禁伸了个分把钟的畅快懒腰。接着梦游似的截住一辆机动三轮,屁股卜卜冒烟地回旅舍睡觉。


次日依旧搭蒋老师的车,满面春风地返程,两个小时后即窜至马头山脖子间的一个坳口,我笑道:这大概是国民党最后一任元谋县长朱淮落网处吧。孙医生点头道:地势的确险要,插翅难飞啰。蒋老师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路边的农家乐用午餐,说不定还能吃上插翅难飞的土鸡。


于是停车。果然点杀了正宗的土鸡。在狼吞虎咽的间隙,我接到朱家孙女红英的电话,互道珍重之余,她提到家住昆明的堂爷爷朱家万,并答应为我们牵线搭桥,以便选择恰当的时机登门拜访,解开彼“永不还乡”的谜团。


大喜过望。孙医生又乘机锦上添花,称家住昆明的另一位老人“也值得拜访”。我习惯性地问:与土改有关系吗?孙医生答:大概有,老人的父亲做过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大厨师,这就注定了他一辈子的霉运。我仰天叹息两声,却吞了一大口从冷太阳那儿吹过的冷风,不禁咳起嗽来。


继续赶路,拢昆明北郊王家桥一带,依旧塞车近1小时。大约5点,孙医生在黄土坡车站附近下车,去联系我的下一个寻访对象。“真是过意不去啊,”我刚摇下窗玻璃冲外面客套,川流不息的车辆就扬起阵阵烟尘,紧接着,孙医生又如纸人一般在肺穿孔的夕照里支离破碎。


我跟随蒋老师,吃了喝了。天黑尽时,在一茶楼接孙医生电话,说已和基督教内之某某弟兄碰上头,正一起赶往老人的住宅;夜渐深时,再次接孙医生电话,说已从老人住宅出来,有好消息。我那个高兴劲儿啊,当即抽出洞箫,为蒋老师等人连吹两曲,感动得众茶客都称赞“老威的确多才多艺”。


至此,蒋老师也抖落了连日倦意,主动侃起家事。由于我采访过她远在重庆的农业教授父亲,知道她是蒋介石的远亲,所以兴致极浓。蒋老师道:多年没回过浙江萧山的老家,不晓得祖坟成啥样子,那边还有啥子亲戚。我道:嗯,你爸爸讲过,你们家是特大恶霸地主,在旧社会,与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家平分一个县的地界。蒋老师道:不是我们家,而是我们蒋姓家族。土改中,大大小小的地主划了好几十户,光算爷爷那辈的堂弟兄,就被枪毙了18个。还有几个为逃避打击,星夜窜到上海滩,不料城里风声同样紧张,连过去走动密切的亲戚也不敢收留。没办法,躲进胡同底不见光的旅店,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而乡下逮逃亡地主的几路人马,早就与城市革命群众一道,在大街小巷布下天罗地网。我明知故问下场如何?蒋老师道:还能如何?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最后除了上吊死,跳楼死,就是服砒霜死,反正都比抓回去枪毙舒服。我打了个寒战,眼前闪过一幅幅呲牙咧嘴的鬼脸。记得一本书里记载过,当时有经验的上海市民走路,都不敢靠街边,以免被突然跳楼的家伙给砸个正着。


蒋老师继续道:不知老威你有没有兴趣陪我回老家探亲?也许我爷爷那辈人还有剩下的呢。我道:是吗?那得多老?蒋老师道:起码八九十岁以上啰。如果地主没剩,或许还剩有参加过土改的贫雇农;如果啥子都没剩,还有他们的儿女,还有《地方志》和当时的报纸可查,我在那边的省、市、县三级图书馆都有熟人。我道:好好,你先联系着,等我把这本书弄完,就学当年的土改工作组,去你老家的村子蹲点。蒋老师笑了,果然摸出手机,拨通了好几个电话。我想,真是个急性子!可这落花流水般的苦差使何时到头呵?


4月13日上午9点,我到昆明火车站附近与孙医生碰面,三言两语后,方明白还得等候。“因为老人身体太差,而要回忆的东西又太苦,”孙医生谦卑地笑着。我点点头,觉得应该把这次寻访的序曲记录下来,就掏出了录音机。


老威:你们怎么认识的?


孙医生:有个妇女找我看病,诊断过程中我问她过去吃的药,于是她就摸出一个方子,我看了觉得不错,进而产生了拜访学习的兴趣。


老威:跟着就登门了?


孙医生:没有。老人的创伤太深,对陌生人很警惕。所以我们共同的病人从中斡旋几次,他都找借口拒绝。这次跟你去元谋采访,受到触动,就记起要了却的这桩心愿。


老威:也就是说,昨天你才首次见着老人?


孙医生:是啊。先打电话给远在西郊的中间人,1个多钟头后碰面,又商量好半天,我把你鼓吹得天花乱坠,硬说行,人家硬说不行。吃罢晚饭,再打电话给老人,磕磕绊绊的,嘴皮子都磨破了,总算松口。8点至9点,我们才接着坐公交车,从西郊折回市中心,找到五华区中医院宿舍,爬黑灯瞎火的筒子楼,大约7层。一个8旬老翁孤零零地住那么高,真叫人担忧。


老威:你们在路上耗掉了大把时间。


孙医生:你我5点分手的,见着老人已9点过。他姓施,跟《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同姓。他家里很简陋,我们在那儿呆了1个多钟头。


老威:摸清来龙去脉了?


孙医生:恍恍惚惚的。因为老人有头痛病、心脏病,间歇性发作,影响到情绪,时好时歹。腿脚也褪化了,步子在地上拖,所以下楼的次数很少。


老威:如此说来,他相当于在自己家里坐牢。


孙医生:人生的悲剧,上帝也无能为力啊。


老威:老人是基督徒?


孙医生:不是,但经常得到基督徒的帮助,对我们的主内弟兄很亲切。我和他在一块,虽然才1个多钟头,但几乎膝盖碰膝盖,彼此的呼吸交流着。我不是作家,尽管行医数年,与老人称得上同行,但面对埋在他内心,无人知晓,无人理解的伤痛,也只有祈祷。那是岁月造成的,毛泽东那批下地狱的恶魔造成的,不仅有永远抹不掉的伤痛,还有永远抹不掉的羞辱。我只有祈祷,愿老人好好的,稍微平静地渡过余下的时光;愿老人得到更多的关心和帮助,至少在临终前认识到这个世界是美的,善的,上帝的慈悲属于每一个人。


老威:你也算没长翅膀的天使嘛。


孙医生:他的思维倒活跃,跟长了翅膀似的;可胆子小,跟惊弓之鸟似的。我呀,见着悲观者就特别难过。


老威:比我们找过的那些老地主更悲观?


孙医生:已经积累成病态了。他还反过来告诫我,不要轻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妻室儿女。在解放初,他就是因为私下对一个最好的朋友开了两句玩笑,而被告密,险些连命都丢了。


老威:什么玩笑?


孙医生:他说在共产党手里当干部,还不如给帝国主义擦皮鞋工资高。


老威:这话的确反动。


孙医生:所以就打成特务,坐了多年牢,释放后还被革命群众管制。由于医术高明,五华区中医院将他弄进去,完全是命令式,病必须要看,厕所也必须要打扫,阴沟必须要掏,父亲为帝国主义弄菜的剥削经历也必须要交待。


老威:还有呢?


孙医生:哦,刚解放他还参军,是从部队将他揪出来的。


老威:还有呢?


孙医生:零零碎碎,记不住。我重点介绍了你。大概是孤单久了,加上当时气氛也融洽,老人就说自己考虑一下,看身体状况允不允许接受拜访。


老威:难为你了。


孙医生:总体讲,我还是比较乐观。老人平时9点半就熄灯睡觉,可昨晚我们告别之际,已10点半钟,他还依依不舍,拉着我们的手,颤巍巍地送到楼梯口,并一再叮嘱:市面不太平,走在路上当心强盗。


老威:除了年轻女孩子,你很容易跟人沟通嘛。


孙医生:所以我们等一会儿,再给老人打电话。


我点点头。接下来近1个小时,两人都隔着桌子,相对无话。


我弯腰从背包里挖出《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记实》复印本来看——这大约是世界上最早的反映中国土地改革的学术专著,作者韩丁,与史沫特莱同辈的美国左翼社会主义者,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解放区的大学里教英文。1948年作为中共高层特许的“观察员”,参加了山西潞城县张庄的土改试点,其间广泛采集资料和群众口述,写出了当地人民在中共领导下,砸碎封建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程。


这本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指示,由北京出版社在1980年翻译出版的几乎被世人遗忘的50余万字的大书,是我的好友芦苇主动为我复印的。他说:以现在的眼光看,尽管立场、观点、结论都不对,但人家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西方人,资料来源可靠,方法更无可挑剔。


芦苇是《霸王别姬》《活着》的编剧,也是电影界屈指可数的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他推荐的记录中共解放区早期试点的《翻身》,正好成为后来全国大规模“翻身”的范本。幸许这即是我今天写《最后的地主》所要回溯的源头?


我将在书中的档案部分引述这个源头。尽管共产主义把戏已被拆穿,历史车轮出乎意料地转回来,碾碎了韩丁先生激情万丈的终结预言:


这一系列的胜利,把土地改革纳入了全国范围的行动计划里,提到亿万人民的议事日程上来。溃散了的蒋介石残部被完全消灭或赶出大陆,只是时间问题了。到那时,从渤海湾到海南岛,在数以万计的村庄里,那些除了身上的破衣烂衫之外一无所有的农民们,就将开始建立贫农团,划定阶级成分,清算地主,逐步地走上像张庄这样无名的华北小村庄的弟兄们所开拓的道路——翻身的康庄大道。


电话铃响了。在贫困山区奔波数年,对“翻身的康庄大道”体会深刻的孙医生站起来,抓起话筒喂喂两声,然后接连3个“是吗”。我已猜出结局,却默不作声地等待。孙医生磨蹭了几分钟,才故作轻松地说: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为什么?


老人身体不好。昨晚就身体不好,今天仍旧身体不好,头晕,心跳加速,从7楼朝下看一眼,就害怕得呕吐。他说可能是回忆过去造成的。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不一定。没说死。就不一定。等你下次来吧。


生死无常。下次来?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而孙医生为了掩饰尴尬,从我手中抽去《翻身》,心不在焉地翻动着。我自觉失言,也随即强笑着改变话题:哦,《翻身》是最早的土改英文专著,作者韩丁,美国人,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们的朋友。据说他的女儿韩倞与新中国同生同长,17岁碰上文革,还组织过洋红卫兵呢。后来被撵出中国,再后来成了独立制片人。反思八九学潮的《天安门》和反思文革的《八九点钟的太阳》都是她拍的……


孙医生还在心不在焉地翻书。


我继续道:这也是两代人,始终关注中国,险些把命搭上的两代人。尽管从父到女,从《翻身》到《天安门》,共产王朝,还有他们自身的神话已灰飞烟灭……


孙医生抬起头来,轻声道:我们吃饭去好吗?


下午两点,我登上昆明至大理古城的长途客车。在此前和此后,我们闲聊着,告别着,却再也没提起本次未遂的疲惫的采访,以及任何采访的话题。


两三个月后的某一天,我在苍山脚下心血来潮,就给朱家孙女红英去电话,欲打探其“永不还乡”的堂爷爷朱家万的近况,不料手机里的回音是“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愣住了。真是世事难料。我感觉苍山上的一草一木都在嘎嘎哑笑。
魂儿在深渊飘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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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未遂

 


拜访完老革命陈文高,已是2007年4月11日深夜,元谋之行接近尾声,紧绷的神经猛然松弛,站在黑漆漆的街头,我不禁伸了个分把钟的畅快懒腰。接着梦游似的截住一辆机动三轮,屁股卜卜冒烟地回旅舍睡觉。


次日依旧搭蒋老师的车,满面春风地返程,两个小时后即窜至马头山脖子间的一个坳口,我笑道:这大概是国民党最后一任元谋县长朱淮落网处吧。孙医生点头道:地势的确险要,插翅难飞啰。蒋老师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路边的农家乐用午餐,说不定还能吃上插翅难飞的土鸡。


于是停车。果然点杀了正宗的土鸡。在狼吞虎咽的间隙,我接到朱家孙女红英的电话,互道珍重之余,她提到家住昆明的堂爷爷朱家万,并答应为我们牵线搭桥,以便选择恰当的时机登门拜访,解开彼“永不还乡”的谜团。


大喜过望。孙医生又乘机锦上添花,称家住昆明的另一位老人“也值得拜访”。我习惯性地问:与土改有关系吗?孙医生答:大概有,老人的父亲做过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大厨师,这就注定了他一辈子的霉运。我仰天叹息两声,却吞了一大口从冷太阳那儿吹过的冷风,不禁咳起嗽来。


继续赶路,拢昆明北郊王家桥一带,依旧塞车近1小时。大约5点,孙医生在黄土坡车站附近下车,去联系我的下一个寻访对象。“真是过意不去啊,”我刚摇下窗玻璃冲外面客套,川流不息的车辆就扬起阵阵烟尘,紧接着,孙医生又如纸人一般在肺穿孔的夕照里支离破碎。


我跟随蒋老师,吃了喝了。天黑尽时,在一茶楼接孙医生电话,说已和基督教内之某某弟兄碰上头,正一起赶往老人的住宅;夜渐深时,再次接孙医生电话,说已从老人住宅出来,有好消息。我那个高兴劲儿啊,当即抽出洞箫,为蒋老师等人连吹两曲,感动得众茶客都称赞“老威的确多才多艺”。


至此,蒋老师也抖落了连日倦意,主动侃起家事。由于我采访过她远在重庆的农业教授父亲,知道她是蒋介石的远亲,所以兴致极浓。蒋老师道:多年没回过浙江萧山的老家,不晓得祖坟成啥样子,那边还有啥子亲戚。我道:嗯,你爸爸讲过,你们家是特大恶霸地主,在旧社会,与姚文元父亲姚蓬子家平分一个县的地界。蒋老师道:不是我们家,而是我们蒋姓家族。土改中,大大小小的地主划了好几十户,光算爷爷那辈的堂弟兄,就被枪毙了18个。还有几个为逃避打击,星夜窜到上海滩,不料城里风声同样紧张,连过去走动密切的亲戚也不敢收留。没办法,躲进胡同底不见光的旅店,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而乡下逮逃亡地主的几路人马,早就与城市革命群众一道,在大街小巷布下天罗地网。我明知故问下场如何?蒋老师道:还能如何?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最后除了上吊死,跳楼死,就是服砒霜死,反正都比抓回去枪毙舒服。我打了个寒战,眼前闪过一幅幅呲牙咧嘴的鬼脸。记得一本书里记载过,当时有经验的上海市民走路,都不敢靠街边,以免被突然跳楼的家伙给砸个正着。


蒋老师继续道:不知老威你有没有兴趣陪我回老家探亲?也许我爷爷那辈人还有剩下的呢。我道:是吗?那得多老?蒋老师道:起码八九十岁以上啰。如果地主没剩,或许还剩有参加过土改的贫雇农;如果啥子都没剩,还有他们的儿女,还有《地方志》和当时的报纸可查,我在那边的省、市、县三级图书馆都有熟人。我道:好好,你先联系着,等我把这本书弄完,就学当年的土改工作组,去你老家的村子蹲点。蒋老师笑了,果然摸出手机,拨通了好几个电话。我想,真是个急性子!可这落花流水般的苦差使何时到头呵?


4月13日上午9点,我到昆明火车站附近与孙医生碰面,三言两语后,方明白还得等候。“因为老人身体太差,而要回忆的东西又太苦,”孙医生谦卑地笑着。我点点头,觉得应该把这次寻访的序曲记录下来,就掏出了录音机。


老威:你们怎么认识的?


孙医生:有个妇女找我看病,诊断过程中我问她过去吃的药,于是她就摸出一个方子,我看了觉得不错,进而产生了拜访学习的兴趣。


老威:跟着就登门了?


孙医生:没有。老人的创伤太深,对陌生人很警惕。所以我们共同的病人从中斡旋几次,他都找借口拒绝。这次跟你去元谋采访,受到触动,就记起要了却的这桩心愿。


老威:也就是说,昨天你才首次见着老人?


孙医生:是啊。先打电话给远在西郊的中间人,1个多钟头后碰面,又商量好半天,我把你鼓吹得天花乱坠,硬说行,人家硬说不行。吃罢晚饭,再打电话给老人,磕磕绊绊的,嘴皮子都磨破了,总算松口。8点至9点,我们才接着坐公交车,从西郊折回市中心,找到五华区中医院宿舍,爬黑灯瞎火的筒子楼,大约7层。一个8旬老翁孤零零地住那么高,真叫人担忧。


老威:你们在路上耗掉了大把时间。


孙医生:你我5点分手的,见着老人已9点过。他姓施,跟《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同姓。他家里很简陋,我们在那儿呆了1个多钟头。


老威:摸清来龙去脉了?


孙医生:恍恍惚惚的。因为老人有头痛病、心脏病,间歇性发作,影响到情绪,时好时歹。腿脚也褪化了,步子在地上拖,所以下楼的次数很少。


老威:如此说来,他相当于在自己家里坐牢。


孙医生:人生的悲剧,上帝也无能为力啊。


老威:老人是基督徒?


孙医生:不是,但经常得到基督徒的帮助,对我们的主内弟兄很亲切。我和他在一块,虽然才1个多钟头,但几乎膝盖碰膝盖,彼此的呼吸交流着。我不是作家,尽管行医数年,与老人称得上同行,但面对埋在他内心,无人知晓,无人理解的伤痛,也只有祈祷。那是岁月造成的,毛泽东那批下地狱的恶魔造成的,不仅有永远抹不掉的伤痛,还有永远抹不掉的羞辱。我只有祈祷,愿老人好好的,稍微平静地渡过余下的时光;愿老人得到更多的关心和帮助,至少在临终前认识到这个世界是美的,善的,上帝的慈悲属于每一个人。


老威:你也算没长翅膀的天使嘛。


孙医生:他的思维倒活跃,跟长了翅膀似的;可胆子小,跟惊弓之鸟似的。我呀,见着悲观者就特别难过。


老威:比我们找过的那些老地主更悲观?


孙医生:已经积累成病态了。他还反过来告诫我,不要轻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妻室儿女。在解放初,他就是因为私下对一个最好的朋友开了两句玩笑,而被告密,险些连命都丢了。


老威:什么玩笑?


孙医生:他说在共产党手里当干部,还不如给帝国主义擦皮鞋工资高。


老威:这话的确反动。


孙医生:所以就打成特务,坐了多年牢,释放后还被革命群众管制。由于医术高明,五华区中医院将他弄进去,完全是命令式,病必须要看,厕所也必须要打扫,阴沟必须要掏,父亲为帝国主义弄菜的剥削经历也必须要交待。


老威:还有呢?


孙医生:哦,刚解放他还参军,是从部队将他揪出来的。


老威:还有呢?


孙医生:零零碎碎,记不住。我重点介绍了你。大概是孤单久了,加上当时气氛也融洽,老人就说自己考虑一下,看身体状况允不允许接受拜访。


老威:难为你了。


孙医生:总体讲,我还是比较乐观。老人平时9点半就熄灯睡觉,可昨晚我们告别之际,已10点半钟,他还依依不舍,拉着我们的手,颤巍巍地送到楼梯口,并一再叮嘱:市面不太平,走在路上当心强盗。


老威:除了年轻女孩子,你很容易跟人沟通嘛。


孙医生:所以我们等一会儿,再给老人打电话。


我点点头。接下来近1个小时,两人都隔着桌子,相对无话。


我弯腰从背包里挖出《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记实》复印本来看——这大约是世界上最早的反映中国土地改革的学术专著,作者韩丁,与史沫特莱同辈的美国左翼社会主义者,上世纪四十年代曾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解放区的大学里教英文。1948年作为中共高层特许的“观察员”,参加了山西潞城县张庄的土改试点,其间广泛采集资料和群众口述,写出了当地人民在中共领导下,砸碎封建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程。


这本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指示,由北京出版社在1980年翻译出版的几乎被世人遗忘的50余万字的大书,是我的好友芦苇主动为我复印的。他说:以现在的眼光看,尽管立场、观点、结论都不对,但人家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西方人,资料来源可靠,方法更无可挑剔。


芦苇是《霸王别姬》《活着》的编剧,也是电影界屈指可数的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他推荐的记录中共解放区早期试点的《翻身》,正好成为后来全国大规模“翻身”的范本。幸许这即是我今天写《最后的地主》所要回溯的源头?


我将在书中的档案部分引述这个源头。尽管共产主义把戏已被拆穿,历史车轮出乎意料地转回来,碾碎了韩丁先生激情万丈的终结预言:


这一系列的胜利,把土地改革纳入了全国范围的行动计划里,提到亿万人民的议事日程上来。溃散了的蒋介石残部被完全消灭或赶出大陆,只是时间问题了。到那时,从渤海湾到海南岛,在数以万计的村庄里,那些除了身上的破衣烂衫之外一无所有的农民们,就将开始建立贫农团,划定阶级成分,清算地主,逐步地走上像张庄这样无名的华北小村庄的弟兄们所开拓的道路——翻身的康庄大道。


电话铃响了。在贫困山区奔波数年,对“翻身的康庄大道”体会深刻的孙医生站起来,抓起话筒喂喂两声,然后接连3个“是吗”。我已猜出结局,却默不作声地等待。孙医生磨蹭了几分钟,才故作轻松地说: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为什么?


老人身体不好。昨晚就身体不好,今天仍旧身体不好,头晕,心跳加速,从7楼朝下看一眼,就害怕得呕吐。他说可能是回忆过去造成的。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不一定。没说死。就不一定。等你下次来吧。


生死无常。下次来?我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而孙医生为了掩饰尴尬,从我手中抽去《翻身》,心不在焉地翻动着。我自觉失言,也随即强笑着改变话题:哦,《翻身》是最早的土改英文专著,作者韩丁,美国人,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们的朋友。据说他的女儿韩倞与新中国同生同长,17岁碰上文革,还组织过洋红卫兵呢。后来被撵出中国,再后来成了独立制片人。反思八九学潮的《天安门》和反思文革的《八九点钟的太阳》都是她拍的……


孙医生还在心不在焉地翻书。


我继续道:这也是两代人,始终关注中国,险些把命搭上的两代人。尽管从父到女,从《翻身》到《天安门》,共产王朝,还有他们自身的神话已灰飞烟灭……


孙医生抬起头来,轻声道:我们吃饭去好吗?


下午两点,我登上昆明至大理古城的长途客车。在此前和此后,我们闲聊着,告别着,却再也没提起本次未遂的疲惫的采访,以及任何采访的话题。


两三个月后的某一天,我在苍山脚下心血来潮,就给朱家孙女红英去电话,欲打探其“永不还乡”的堂爷爷朱家万的近况,不料手机里的回音是“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我愣住了。真是世事难料。我感觉苍山上的一草一木都在嘎嘎哑笑。
魂儿在深渊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