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诺贝尔文学奖来到中国，笔者本没有多少触动，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并非评判一名作家文学成就的标准，文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成就不因作家获多少奖项而论。但是笔者在文艺界的一些朋友，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有识之士，对此颇为触动，他们时常争论这个奖项到来的意义。不知不觉间，听了不少关于本年度诺文奖的争论，这些争论的观点中，不乏深刻明智且富有远见之论，亦多有情绪化之论，或无可奈何地假充大度。因此笔者很乐意将此整理出来，并以自己的名义发出。

我们今天所要论述的焦点，是政治压力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尽管评选委员会一再重申，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与政治无关。然而实质上，它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巨大影响，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奖项本身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从文学本身而言，象诺贝尔奖这样不授予已故人物的奖项，本身在权威性上就存在着一个巨大缺陷。因为文学成就，尤其是名家们的成就，往往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考验，有的甚至需要一个多世纪。一位作家在死后一百年，仍被视为名家，这样的作家才是真正的名家。这种说法并不武断，人类文学史有很多生前声明显赫，死后又被否认的作家。乔治。桑、缪赛、罗曼。罗兰，他们生前被视为是和雨果、巴尔扎克、拜伦具有同样地位的大家，而在死后很多年又被开除出名家之列。又譬如雨果，在他生前一度被认为是位杰出的诗人，而小说仅仅是其写诗的副产品，然而真正让雨果名垂千古的，却是他的小说，他的诗今天已经很少被人提及。

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仍旧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我们回顾诺文奖的历史，会发现一个规律：这个奖项的权威性具有逐渐增强，又随着冷战展开而逐渐衰落的走势。在这个奖项诞生的前二十多年，它的得主们在文学上的地位并不出众。这个奖项权威性的高峰期，是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这三十多年间。这三十年多来，诺奖得主中名家辈出：叶芝、高丝华绥、福克纳、艾略特、加缪、纪德、黑塞、托马斯。曼、海明威等一些列至今仍为人公认的名家们出现在这三十年来的得主名单中。但随着冷战逐渐展开，文学名家们出现在得主名单上的境况日渐稀少。东西方两大阵营都试图影响这个奖项，西方对苏联境内，带有异见倾向的作家获提名甚至获奖大加称赞，而苏联，则更加露骨地将诺奖政治化。在苏联境内，如果有对苏联持怀疑态度的作家获奖或获提名，会被攻击为“资产阶级的阴谋”，然后对相关作家施以迫害，逼迫他们放弃奖项（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反过来，若有苏共认可的作家得到提名甚至获奖，又会被当成国家的英雄一样被宣传，然后获得高官厚禄（肖洛霍夫）。

如果说西方社会对苏联异见作家们的称赞，是源于对他们勇气的敬意，以及对他们追求艺术的真实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的嘉许的话。那么苏联的所作所为，则完全表现出这个帝国的邪恶本性。瑞典和挪威地处斯堪地纳维亚半岛，处在苏联空军和导弹部队的打击范围之内。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其接班人，每逢诺奖令他们难堪的时候，就祭出政治化手段，向斯堪地纳维亚方面施加外加压力。而西方社会自然会有与之相跟进的外交手段，这些纠纷日积月累，逐渐成为笼盖在诺贝尔奖之上的一道政治阴影。

这些对诺奖强加的政治化举动，严重伤害了诺奖的权威性。到二十世纪后期，文学界有一种极端观点渐渐浮出水面，这种极端观点认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将不再是一位作家的荣耀，而是他的悲哀，因为获得诺奖等于宣告了他不过是个二、三流的角色。这种极端观点本身有可能流于偏颇，但它反应出诺贝尔文学奖权威性日渐丧失的事实。

我们姑且抛开两位得主在各自获奖领域内的贡献不谈，先看看两人得奖后，中国共产党当局对诺奖评选委员会，及挪威、瑞典方面的外交姿态。刘晓波先生获奖时，中共当局扬言此举将导致“中挪关系恶化”。而莫言获奖后，它对待瑞典方面的态度则截然相反。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共当局凭借着过去数十年来，从中国纳税人处搜刮来的大把钱财，对斯堪地纳维亚半岛方面施加的巨大压力，尽管我们很难得知其内幕和全貌。在极权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常识，这类获奖事件会被当作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来对待，然后再依靠举国体制，将这种政治姿态反馈到国际舞台上。

如果说过去，政治行为对诺文奖的伤害仍是潜伏的，并不直接外露。那么这一次，它彻头彻尾地被伤害了。因为在过去，无论是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还是肖洛霍夫的获奖，他们引发的争论仅仅在价值观领域。而他们的作品无论在东方或是西方，都历经时间考验而饱受赞扬（此处肖洛霍夫的作品指《静静的顿河》而非他的获奖作品《一个人的故事》）。以小说家自居的莫言，他的获奖理由居然是“人与幻觉的现实主义融合的民间故事”。包括莫言在内的中国“小说界”，极少有人懂得“小说”真正的涵义。小说（novel），在文学领域，是一种以表现人类内在生活为目的，以叙事作为主要手段的写作体裁，它不是简单地讲故事或者堆砌情节，简单的叙事并不构成小说，就象简单的押韵并不构成诗歌一样。这在世界文学界是一个入门级的常识，而在中国，却极少为人所知，原因是六十多年来关办文学对文学界的垄断。瑞典皇家文学院并不承认莫言的作品能够称得上“小说”，不认为他的作品具有构成“小说”的基本内涵，而仅仅将其定义为“民间故事”。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头一次将奖项颁给一个民间故事写手，而在历史传统上，这个奖项仅授予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传记及历史作家这类从事严肃写作的人。对奖项和文学而言，这是荒唐的，更是可悲的。因为在过去，尽管诺奖的权威性日益下降，获得诺奖对大部分作家而言，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而在莫言之后，对那些对写作持有严肃态度的作家来说，获得这个奖项只不过是让自己的名字与一位民间故事写手并列而已，这不仅是莫言之后诺文奖得主的悲哀，亦是在他之前，那些得主们的悲哀。荒唐的，更是可悲的。因为在过去，尽管诺奖的权威性日益下降，获得诺奖对大部分作家而言，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而在莫言之后，对那些对写作持有严肃态度的作家来说，获得这个奖项只不过是让自己的名字与一位民间故事写手并列而已，这不仅是莫言之后诺文奖得主的悲哀，亦是在他之前，那些得主们的悲哀。

对诺贝尔文学奖来到中国，笔者本没有多少触动，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并非评判一名作家文学成就的标准，文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的成就不因作家获多少奖项而论。但是笔者在文艺界的一些朋友，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有识之士，对此颇为触动，他们时常争论这个奖项到来的意义。不知不觉间，听了不少关于本年度诺文奖的争论，这些争论的观点中，不乏深刻明智且富有远见之论，亦多有情绪化之论，或无可奈何地假充大度。因此笔者很乐意将此整理出来，并以自己的名义发出。

我们今天所要论述的焦点，是政治压力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尽管评选委员会一再重申，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与政治无关。然而实质上，它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巨大影响，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奖项本身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从文学本身而言，象诺贝尔奖这样不授予已故人物的奖项，本身在权威性上就存在着一个巨大缺陷。因为文学成就，尤其是名家们的成就，往往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考验，有的甚至需要一个多世纪。一位作家在死后一百年，仍被视为名家，这样的作家才是真正的名家。这种说法并不武断，人类文学史有很多生前声明显赫，死后又被否认的作家。乔治。桑、缪赛、罗曼。罗兰，他们生前被视为是和雨果、巴尔扎克、拜伦具有同样地位的大家，而在死后很多年又被开除出名家之列。又譬如雨果，在他生前一度被认为是位杰出的诗人，而小说仅仅是其写诗的副产品，然而真正让雨果名垂千古的，却是他的小说，他的诗今天已经很少被人提及。

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仍旧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我们回顾诺文奖的历史，会发现一个规律：这个奖项的权威性具有逐渐增强，又随着冷战展开而逐渐衰落的走势。在这个奖项诞生的前二十多年，它的得主们在文学上的地位并不出众。这个奖项权威性的高峰期，是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这三十多年间。这三十年多来，诺奖得主中名家辈出：叶芝、高丝华绥、福克纳、艾略特、加缪、纪德、黑塞、托马斯。曼、海明威等一些列至今仍为人公认的名家们出现在这三十年来的得主名单中。但随着冷战逐渐展开，文学名家们出现在得主名单上的境况日渐稀少。东西方两大阵营都试图影响这个奖项，西方对苏联境内，带有异见倾向的作家获提名甚至获奖大加称赞，而苏联，则更加露骨地将诺奖政治化。在苏联境内，如果有对苏联持怀疑态度的作家获奖或获提名，会被攻击为“资产阶级的阴谋”，然后对相关作家施以迫害，逼迫他们放弃奖项（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反过来，若有苏共认可的作家得到提名甚至获奖，又会被当成国家的英雄一样被宣传，然后获得高官厚禄（肖洛霍夫）。

如果说西方社会对苏联异见作家们的称赞，是源于对他们勇气的敬意，以及对他们追求艺术的真实所需要付出的代价的嘉许的话。那么苏联的所作所为，则完全表现出这个帝国的邪恶本性。瑞典和挪威地处斯堪地纳维亚半岛，处在苏联空军和导弹部队的打击范围之内。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其接班人，每逢诺奖令他们难堪的时候，就祭出政治化手段，向斯堪地纳维亚方面施加外加压力。而西方社会自然会有与之相跟进的外交手段，这些纠纷日积月累，逐渐成为笼盖在诺贝尔奖之上的一道政治阴影。

这些对诺奖强加的政治化举动，严重伤害了诺奖的权威性。到二十世纪后期，文学界有一种极端观点渐渐浮出水面，这种极端观点认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将不再是一位作家的荣耀，而是他的悲哀，因为获得诺奖等于宣告了他不过是个二、三流的角色。这种极端观点本身有可能流于偏颇，但它反应出诺贝尔文学奖权威性日渐丧失的事实。

我们姑且抛开两位得主在各自获奖领域内的贡献不谈，先看看两人得奖后，中国共产党当局对诺奖评选委员会，及挪威、瑞典方面的外交姿态。刘晓波先生获奖时，中共当局扬言此举将导致“中挪关系恶化”。而莫言获奖后，它对待瑞典方面的态度则截然相反。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中共当局凭借着过去数十年来，从中国纳税人处搜刮来的大把钱财，对斯堪地纳维亚半岛方面施加的巨大压力，尽管我们很难得知其内幕和全貌。在极权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常识，这类获奖事件会被当作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来对待，然后再依靠举国体制，将这种政治姿态反馈到国际舞台上。

如果说过去，政治行为对诺文奖的伤害仍是潜伏的，并不直接外露。那么这一次，它彻头彻尾地被伤害了。因为在过去，无论是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还是肖洛霍夫的获奖，他们引发的争论仅仅在价值观领域。而他们的作品无论在东方或是西方，都历经时间考验而饱受赞扬（此处肖洛霍夫的作品指《静静的顿河》而非他的获奖作品《一个人的故事》）。以小说家自居的莫言，他的获奖理由居然是“人与幻觉的现实主义融合的民间故事”。包括莫言在内的中国“小说界”，极少有人懂得“小说”真正的涵义。小说（novel），在文学领域，是一种以表现人类内在生活为目的，以叙事作为主要手段的写作体裁，它不是简单地讲故事或者堆砌情节，简单的叙事并不构成小说，就象简单的押韵并不构成诗歌一样。这在世界文学界是一个入门级的常识，而在中国，却极少为人所知，原因是六十多年来关办文学对文学界的垄断。瑞典皇家文学院并不承认莫言的作品能够称得上“小说”，不认为他的作品具有构成“小说”的基本内涵，而仅仅将其定义为“民间故事”。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头一次将奖项颁给一个民间故事写手，而在历史传统上，这个奖项仅授予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传记及历史作家这类从事严肃写作的人。对奖项和文学而言，这是荒唐的，更是可悲的。因为在过去，尽管诺奖的权威性日益下降，获得诺奖对大部分作家而言，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而在莫言之后，对那些对写作持有严肃态度的作家来说，获得这个奖项只不过是让自己的名字与一位民间故事写手并列而已，这不仅是莫言之后诺文奖得主的悲哀，亦是在他之前，那些得主们的悲哀。荒唐的，更是可悲的。因为在过去，尽管诺奖的权威性日益下降，获得诺奖对大部分作家而言，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而在莫言之后，对那些对写作持有严肃态度的作家来说，获得这个奖项只不过是让自己的名字与一位民间故事写手并列而已，这不仅是莫言之后诺文奖得主的悲哀，亦是在他之前，那些得主们的悲哀。